生於1913年的杜重石又名杜先器，是四川廣安縣人。93歲高齡的耄耋老人杜重石是一位傳奇式的人物：他曾是川軍少將參議，川康“袍哥”大爺，支援過紅軍北上，參加了“八·一三”淞滬抗戰。他曾在延安抗大學習，兩次受毛主席接見，是中共“特別黨員”，賀龍的政治代表。他曾在民革中央任職，也曾被打成“右派”。他曾蹲過國民黨的監獄，也因“歷史反革命”被勞動改造。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獲得平反昭雪，如今是離休幹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杜重石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中國
- 出生日期：1913年
人物事跡,人物簡介,
人物事跡
代楊森聯絡中共 助紅軍北上抗日
父親杜奉堯是當地知名士紳，擁有不少田產。杜重石與鄧小平的弟弟鄧鏗是國中同學。18歲從廣安中學高中畢業後，他到上海入左翼文人許辛之等人開辦的新華藝術大學學習戲劇和繪畫。1933年，因父親杜奉堯與川軍20軍軍長楊森是同鄉和世交的關係，杜重石便到楊森手下的20軍司令部任秘書，同時還任廣安縣立第一中學的校長。
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由貴州入四川，在到達川北楊森的20軍防區時，杜重石親歷了楊森為了保持自己的實力，暗中與紅軍聯絡的經過，那時他已是少將參議，楊森的秘書。
那時，蔣介石在軍隊中大搞“清一色”派系，實現他中央軍將領必須是黃埔軍校出身、陸軍大學畢業的浙江人“清一色”隊伍。各地方部隊被稱為“雜牌軍”。楊森的20軍當時軍力單薄，處境比較困難。因此他暗中與中共聯絡，避免與紅軍正面作戰，以保證自己的實力不被削弱。為此，楊森曾密囑手下親信夏炯，派團長李麟昭去巴中得勝山與紅軍進行過一次談判。
之後，川北紅軍提出了第二次協商。楊森的20軍第五混合旅旅長夏炯和隨員杜重石一起代表楊森，在旅部所在地岳池縣公園與紅四方面軍代表、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紅四方面軍總政治委員陳昌浩及黃超深夜密談，最後達成協定：兩軍互不相犯，紅軍在攻打劉湘21軍時，20軍給予紅軍後勤方面的支援。為表示對這次談判的誠意，20軍承諾送給紅軍部分軍需物品和醫藥物資等。當時還由杜重石親自將兩支德國造的20響快慢機手槍送給陳昌浩和黃超。為了瞞過蔣介石派到20軍中的軍統耳目，相約在運送物資那天，士兵們虛張聲勢，製造假象，大叫“紅軍又來了……”。在朝天放一陣亂槍之後，佯裝發起衝鋒，讓運送物資的連隊趁機把物資放在陣地，讓紅軍取走。這是杜重石第一次與中共高層領導直接接觸。
“八·一三”赴滬抗戰
“後援會”南翔慰問
1937年日軍繼在北平挑起“七·七”蘆溝橋事變後，又於同年8月13日挑起了上海事變，迫使整箇中華大地掀起了全面抗戰的熱潮。楊森的20軍於1937年9月1日由貴州出發，一路跋涉，於10月12日抵近上海南翔前線。當時20軍的任務是防禦大場、蘊藻浜、陳家行一線，阻止日軍南進，南翔車站為指揮部所在地。
杜重石時任楊森的20軍駐上海辦事處處長，主要任務是把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給前線部隊的各種物資運往前線。在“七·七”蘆溝橋事變的前夕，杜重石就先行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福屐理路(今建國西路)口，租下了一幢花園洋房作辦事處日常辦公之用，同時籌辦刊物《前哨》。當時羅青是樓下的房客，後杜重石知道他是與沈鈞儒等七君子同時出獄的江蘇救國會籌辦人。當時《前哨》的出版，曾邀請沈鈞儒、章乃器等救國會七君子以及羅青撰稿。從與羅青的接觸中，杜又明白了抗日統一戰線的許多道理，把羅視作自己的良師益友，也知道他在1926年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杜當時也為郭沫若主編的《救亡日報》撰寫了宣傳抗日的小品《難民吟》、《訓子》等街頭劇，以示《前哨》主辦人的抗日立場。20軍在扼守南翔橋亭宅石橋的戰鬥中堅守陣地，英勇苦戰，付出了較大的傷亡代價。
當時上海各界支前後援會派郭沫若和各界愛國人士胡蘭畦、田漢、許幸之、胡苹等，由杜重石陪同坐火車於10月17日夜前往南翔慰勞20軍楊森部隊，中途因鐵軌被日機炸毀不得不折返。杜重石在乘坐運送物資的卡車赴南翔時，何香凝秘書胡蘭畦執意同往，欲親手將何香凝的慰問信交給楊森。後來，杜重石遵囑代楊森復函向何香凝致謝。
赴聖地延安考察
成中共特別黨員
1937年“八·一三”上海事變後，在中國共產黨的共同抗日號召下，迫於形勢，國共第二次合作達成。20軍完成了堅守上海防區的任務，奉調去安慶整編。杜重石在結束了上海辦事處事宜後，亦隨軍去了安慶。在上海時，夏炯亦與羅青有過接觸，羅青與他講了抗日形勢，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道理，深得夏炯欣賞，欲邀其協助20軍作部隊政治思想工作。1938年元旦羅青與杜重石、夏炯一同從上海到安慶，羅青建議20軍可派人到延安去親眼看看共產黨對全民抗戰的真實狀況，楊森同意了這一意見。夏炯主張通過羅青的關係派杜去延安，因杜在1933年秋曾與紅四方面軍有過接觸，故楊森讓杜代表自己前往延安考察。
1939年初夏，杜重石從安慶出發，由羅青陪同輾轉香港、廣州到了漢口八路軍辦事處，見到了辦事處主任吳玉章和李克農，第二天與李克農同車去延安，同車的還有二位印尼歸國華僑女青年和四川青年李俊明。在延安，杜耳聞目睹一派團結抗日的景象，社會秩序有條不紊，延安軍民生活雖然清苦，但都是在各自的崗位上努力工作，共產黨員更是以身作則，為民先鋒。共產黨的幹部與老百姓血肉相連，水乳交融。相比國統區完全是天壤之別。杜重石感悟到延安是中國的前途所在，在自己的腦海里建立起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初步信念。
到延安後一星期，曾在1934年見過面的陳昌浩來看望杜，相互回顧了當年的舊事。
在延安，杜重石由邊區政府交際科長金城帶領見了毛澤東主席。主席說，延安歡迎國民黨人來了解解放區人民生活和執行抗日統一戰線的真實情況。在毛主席那裡，杜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主席的智慧和膽識更加堅定了他“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信念。
杜重石向毛主席提出入抗大學習的要求，得到了主席的首肯。於是化名“杜平”入由方正平任大隊長的抗大三大隊七中隊學習。當時抗大的常務副校長是羅瑞卿，杜以自己與他是四川同鄉為由，有時主動與他搭話，在羅那裡了解了不少抗日統一戰線的道理。在抗大學習期間，杜被選為抗大同學會副主席，負責為抗大對內對外募集資金，曾動員同車到延安的二位印尼華僑女青年捐出首飾——一隻約2克拉的鑽戒和一根金項鍊，還給國統區的親友寄去了勸募信件。在抗大三大隊時，杜重石還編寫了《祖國》一劇組織演出，得到了領導和同學的好評。
在抗大，經杜重石本人申請，當時一姓李的指導員請示領導後讓他填寫了三張油印的入黨申請表格，取代號“王楊”的杜重石被吸收為中共“特別黨員”——這是在特殊年代、特殊環境條件下的特殊做法。
離開延安前夕，杜重石分別受到毛主席的再次會見和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陳雲以及從前方回延安參加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的朱德總司令的接見，還由朱德介紹認識了周恩來和潘漢年。他們對杜談到了抗日統一戰線，爭取抗日救亡最後勝利的意義等。杜當時提出：川康“袍哥”組織遍及城鄉，並與川康軍人渾然一體，有的還有相當的實力，是否可作統戰對象？毛主席指示：舊瓶裝新酒嘛，凡是對抗戰有利的都要爭取，團結到抗日統一戰線上來。陳雲還說，白區工作和戰場打仗一樣，要講戰術，要有掩蔽體和保護色。在杜提到以後與組織聯繫方法時，陳雲說，必要時會有人來接頭。分別時，朱總司令讓杜帶了一封親筆信給楊森，是用毛筆豎寫的，還在杜的筆記本上用鋼筆寫了“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八個字。
回川康開展統戰工作
入民盟創辦《大義》周刊
杜重石離延安輾轉西安回到成都，他利用川康地方的實力人物與蔣介石的矛盾，組成了“袍哥”團體“蜀德社”。中共地下黨成都市委副書記杜桴生也介紹四川、華西、齊魯等大學的一些學生作為“新酒”加入了這個“舊瓶”。1941年在“蜀德社”內曾傳閱毛澤東的油印本《新民主主義論》。
杜重石當時在川康開展統戰工作時的公開身份是楊森的20軍駐成都辦事處處長，川康綏靖主任公署少將參議及“蜀德社”的“袍哥”大爺。1944年9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後，杜重石由民盟中央委員沈志遠和民盟成都市分部主委范朴齋介紹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同年冬天，張瀾等發起創辦了《大義》周刊，杜重石任社長，宣傳川康“袍哥”的愛國主義思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前夕，杜重石在《大義》周刊發表文章抨擊蔣介石妄圖獨占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代表名額。後來在全國各民主黨派愛國人士的呼籲下，蔣介石不得不讓共產黨代表董必武出席了舊金山會議。日本投降後，《大義》周刊還反對蔣介石不準八路軍、新四軍對日軍受降，並發表了張友漁《日本的和平攻勢與無條件投降》等文章。
1946年秋，李公朴、聞一多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杜重石是成都舉行追悼大會的發起人之一，針對國民黨特務破壞大會的行徑，杜非常氣憤地撰寫了一副對聯：
怪！擁護三民主義，竟遭毒手，應留者未留，何弗思國中人群，要誓死爭回民主。
妙!維持法西斯政權，定下陰謀，該殺的不殺，試環顧海外局勢，應狠心拋卻獨裁。
不久，杜重石被以“袍哥流氓，包庇煙賭”之“罪名”逮捕，《大義》周刊亦被查封。後在愛國民主人士的全力營救下，杜被取保釋放。
1948年春，杜重石在香港加入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48年5月，杜由香港經上海飛抵成都，驅車雅安，在完成李濟深交辦的事務後回港。在得知李濟深已回響毛主席在西柏坡的“五一”號召前往北平，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杜即赴北平參加學習共同綱領。期間，杜重石接民革中央組織部長朱學范通知，得知自己被選為民革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為全國解放再入川康
獲平反昭雪重獲新生
杜重石歡欣鼓舞迎來了新中國的成立，一心想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作出貢獻。1949年12月，由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通知，杜奉周恩來總理之命，從北京去西安隨賀龍的第一野戰軍進軍成都，任賀龍的政治代表，以利用自己在川康的社會關係，負責川康地方部隊的聯絡工作，協助接收起義部隊，和平解放大西南。20軍的金堂起義就是通過杜與軍長、楊森之子楊漢烈聯絡後確定的。
在地下黨和民革川康分會的工作下，川康的劉文輝、鄧錫侯和潘文華都在大西南解放前夕舉行起義投入人民懷抱。
1986年6月3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來信詢問杜重石建國後的工作安排。他們在編輯《周恩來書信選集》時，見到1950年1月9日，周恩來總理在回復賀龍的一份電報中，同意對杜的工作安排，並說，來電中將杜重石譯成杜瑞石是譯電之誤，說明周恩來總理對杜重石的印象是很深的。
原來，在一野挺進成都沒幾天，杜重石就收到民革地下組織送來的60餘卷有關國民黨在成都的各機關、工廠、倉庫等和軍政人員潛伏特務的名單清冊，因而受到賀龍的誇獎。賀龍表示，川西行署成立，杜可搞民政工作，還說要請示周總理同意——這說明周總理的復電事出有因。其實早在1939年，杜重石離開延安後先到重慶，此時西康省主席劉文輝亦在重慶，杜和朱蘊山、鄧初民以及在重慶大學任教的羅隆基與劉文輝請周恩來在和成銀行總經理吳晉航的辦公室討論了太平洋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關係問題。
但是，就在成都解放，準備成立川西行署時，黨內個別人錯誤地以國民黨特務誣害他“袍哥流氓包庇煙賭”的“罪名”再次強加於杜重石。他1950年夏隻身回到北京，而“特別黨員”身份也在日後的斗轉星移中“消失”，“民革中央執行委員”亦變成了下屬的一個“團結委員”。
性格一貫倔強的杜重石決心跳出政治圈子，自尋出路到上海謀生。當時杜與原民革浙江省分會成員徐天任的同鄉、好友潘純志籌資開辦群力木行。1956年公私合營後被安排到日暉港木材公司，月薪43元，以維持六口之家。之後，調到上海市商業一局幹部業餘學校任語文老師。1957年被打成“右派”，連那個“團結委員”也被抹掉。1958年因“右派”、“歷史反革命”被判刑勞改，1976年回滬。1980年2月終獲平反，享受離休幹部待遇。
杜重石曾任民革長寧區委副主委，連任三屆區政協委員，為國家的民主法制建設，兩岸的和平統一盡力工作，在晚年翻開了新生活的一頁。
人物簡介
93歲高齡的耄耋老人杜重石是一位傳奇式的人物：他曾是川軍少將參議，川康“袍哥”大爺，支援過紅軍北上，參加了“八·一三”淞滬抗戰。他曾在延安抗大學習，兩次受毛主席接見，是中共“特別黨員”，賀龍的政治代表。他曾在民革中央任職，也曾被打成“右派”。他曾蹲過國民黨的監獄，也因“歷史反革命”被勞動改造。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獲得平反昭雪，如今是離休幹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