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石山

杜石山，廣東興寧人，早年留學日本，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精通日語。抗戰爆發後，經曾政忠引薦，加入軍統，長期在軍統香港區工作，從事情報活動。1939年，杜石山提供了一份情報，說：“日本對華戰爭，當初且曾夸言三個月內，即可征服中國。而今師老無功，泥淖深陷，兵越深入，補給越艱。故目前陸海軍部及外務省，甚至在野黨派，均堅決反對擴大對華戰爭，力主積極謀和；亦有倡議脫離中國戰場，而改途南進者。不久或即有日本信使來港活動。”不久後，杜石山又報告說：“日本最大幫派黑龍會首領頭山滿，在閒院宮皇叔之扶掖下，已派其高足萱野長知來港，擬與我方有所洽談。”
兩份情報均經香港區報重慶，戴笠極為重視，立即到香港面授機宜。戴笠說：“日本亟圖脫離中國泥淖之用意，在於改圖南進。俟其南進得手後，再行返兵以謀我。屆時我將國亡無日，萬刼不復。否則，我如抗戰到底，日本因資源枯竭，亦非南進掠取資源，以維繫中國之戰局不可。是時日本即將與英美為敵，英美遂與我站在同一戰線，則最後勝利，必屬於我。故此時我與日本絕無和平可言。即使運行謀略，亦必須絕對保密，免致影響我與英、美、俄之關係。”在這裡，戴笠說得非常清楚，與日方的接觸，是“運行謀略”，而絕非真的與對方談和。

1939年3月4日，蔣介石致電杜石山稱：“歷次來電暨萱野翁前日來電，均已誦悉。中日事變誠為兩國之不幸，萱野翁不辭奔勞，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礎，必須建立於平等與互讓之基礎上，尤不能忽視盧溝橋事變前後之中國現實狀態。日本方面，究竟有無和平誠意，並其和平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實詢明，佇候詳復。”③杜石山收到此電後，即電邀萱野返港。3月10日，萱野返港，告訴杜石山，他回日後遍訪朝野要人，新上任的平沼首相、有田外相都了解蔣的“偉大”，頭山滿準備親自來華與蔣會晤。中日之間應當“平等言和，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狀態”，和平的基本原則為：甲、中日兩國同時發表和平宣言；乙、由中日兩國政府各派遣大員會議於約定地點，議明逐步退兵、接防之日期。丙、至於防共與經濟提攜問題，重在實事求是，以便互相遵守，而奠中日共存共榮之大計。④12日，萱野提出，雙方政府代表可在軍艦上見面。①3月16日，宋美齡到港指導談判。②17日，萱野、柳雲龍、杜石山商討條件，最初為九條，後經修改，定為七條：1.平等互讓。2.領土（完整）主權（獨立）。3.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狀態。4.撤兵。5.防共協定。6.經濟提攜。7.不追究維新政府、臨時政府人員的責任。關於滿洲，另議協定。③宋美齡對七條、九條都有意見，批評說：“此種條件，何能提出於國防會議耶！如能辦到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八字，便符政府累次宣言。此事當時時記住。蔣先生可以提出國防會議者，即可成功。”④18日，杜石山等將七條電告蔣介石。⑤杜石山在電文中勸蔣在汪精衛“所欲謀者未成熟之前”作出決定。⑥19日，蔣復電命繼續進行，同時稱，得“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八字便可，余請商量改刪。”⑦關於“防共協定”，宋美齡及蔣介石都表示，可以密約辦理。

3月29日，小川平吉到港參加談判，行前致函萱野，說明此行得到首相平沼、外相有田、陸相板垣及近衛、頭山滿等人支持，受命來華情況，要求蔣介石派遣“有權威之代表”到港談判。⑧小川到港後，命萱野轉交杜石山親筆函一件，內稱，日本政府尚未確認蔣介石有和平誠意，“最良之方法則為代表的要人之派遣”，又稱，日本要求國民政府改組，而國民政府認為不可能，他本人有一打破僵局的方案，但該案“內容極微妙，而須秘密，非親見蔣委員長或其心腹的要人不能盡其委曲”。①4月初，戴笠到港，向軍統局在港人員指示：“此時我與日本絕無和平可言”，“必須以熱衷和平姿態為餌，以遂行吾人之謀略，首要之圖，為阻滯汪偽組織，不使於短期內成立。”②同月2日，戴笠致電蔣介石云：中央於此次小川來港之機會，可否密派一絕對可靠而與小川認識，且在現政治上不甚重要之人員來港，與小川晤談，藉以刺探對和平之真實態度。如此事鈞座認為絕不可行，則生處可設法令杜石山置之不理。是否如何，謹乞鑒核示遵。③

杜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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