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杜安東
- 性別：男
人物事跡,人物榮譽,
人物事跡
2019年8月11日，星期日。山東省濟寧市魚台縣清河鎮杜屯村，颱風剛剛過境，天空飄著淅淅瀝瀝的小雨。
那曲市雙湖縣中心國小教師杜安東，提著蘋果、桃子、餅乾和香燭，來到自家田地里的一處墓碑前，“撲通”跪倒在地：
“娘啊，我來看您了。這一年學校很好，班裡的孩子們很爭氣，吉宗考上了遼陽一中，白瑪卓嘎去了珠海四中，來旺卓瑪也被內地西藏班錄取了。他們將來都會有出息的，您放心吧……下次回家，我再來看您。”
風，吹過田野。樹葉搖曳著發出“沙沙”聲，仿佛傳來母親的聲音：“好好工作，注意身體。”
3天后，杜安東和妻子曹曉花從濟寧市出發，跨越4500多公里、翻上5000米高原，前往他們共同執教的那曲市雙湖縣中心國小。
從2008年工作，杜安東和曹曉花在全國海拔最高縣——那曲市雙湖縣紮根基層11年。他們在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教書育人，播撒民族團結種子，“舍小家、顧大家”……譜寫了一曲新時代基層教師“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讚歌。
“學好漢語文，才能更加熱愛這個國家”
那曲市，海拔4450米。從這裡出發，一路向西北，窗外只剩下光禿禿的山丘，高低起伏的高山草甸，還有一望無垠的湖泊。整整行車一天后，在一處仿佛被風颳出的平原上，終於有了人間煙火。
雙湖縣平均海拔5000多米，每年冬季長達8個月，含氧量只有內地40%，被稱為“人類生理極限的試驗場”。坐落於縣城的雙湖縣中心國小，是附近四個鄉鎮裡不多的一所完小，方圓100多公里的範圍內的孩子大都在這裡讀書。
8月19日上午9時，晴空萬里。雙湖縣中心國小操場上，鮮艷的五星紅旗在莊嚴的國歌聲中冉冉升起，全校438名學生迎來了新學期。
“上學期期末考試中，我帶的五年級（3）班漢語課平均分是82.3分。這個成績創造了雙湖縣教育局有成績統計以來的最高分數。”杜安東說。
十年耕耘，終見收穫。然而，杜安東不會忘記，2009年剛到學校時，他所帶班級學生的漢語平均分只有7.8分。在百分制的滿分中，這意味著學生們幾乎已經放棄了對漢語文的學習。
旦增扎西是杜安東從二年級開始帶的學生。他有很多優點：尊敬師長、團結同學、熱愛勞動、愛護公物……但，他的缺點也很明顯，漢語文考試成績經常不到20分，還是班上出了名的小搗蛋。
上課鈴剛響不久，旦增扎西就坐不住了。他把紙巾撕下一角，捏成一個小紙團，又從兜里取出一根用過的筆芯，將紙團塞進去當“子彈”，再把紙團從筆芯里用力吹出去……一次吹得不遠，再試第二次；一個人不好玩兒，再叫上兩個同學比賽。被老師沒收了“作案工具”，他很快又想出新的玩法。
“旦增扎西很聰明，只是心思沒有花在學習上，幫他查找學習中的問題，成績一定可以提上去。”杜安東說。
低年級的學生漢語水平普遍較低，大都只會說“是”和“不是”，而杜安東又不懂藏語，教學工作極難開展。他絞盡腦汁，一會兒用手比劃，一會兒又請學習好的同學幫忙翻譯。課後，杜安東又陪旦增扎西一起踢足球，讓孩子釋放愛玩的天性，當學生們喜歡上了老師，才會喜歡上學習。
兩年後，旦增扎西的成績有了進步，每次考試成績都在及格線附近。杜安東仔細分析了旦增扎西試卷上的錯題，發現“作業本”寫成了“作業木”、“青稞”寫成了“青棵”……離正確答案，總是差一點點。
杜安東把旦增扎西叫到身邊，一筆一划教他重新寫過，又鼓勵全班同學“無論考了多少分，只要學習有進步，老師就有獎勵”。
學校的孩子們大都吃不到水果，也很愛吃零食。為調動他們的學習積極性，杜安東和曹曉花商量，每月從工資里拿出部分錢，買孩子們愛吃的。
“有時作業寫得工整，就會獎勵一個蘋果；有時上課積極發言，就會獎勵一顆糖……”旦增扎西說。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獎勵，讓他更加喜歡上了杜安東的課；下課後，還經常追著杜安東問問題。
上國小六年級時，旦增扎西的漢語文成績已經具備80多分的水平，藏語、數學也不錯，很有希望考進內地西藏班。但是，杜安東又找到了新的問題：他的成績還不夠穩定，幾次考試忽高忽低，學習積極性也不高。
杜安東留心他的學習時間分配後發現，旦增扎西花在藏語、數學學科上的精力很多，在漢語文上的時間卻相對較少，經常先把其他學科的功課做完後，再抽出時間學習漢語文。原來，在旦增扎西心中還有一個疑問：“學習漢語文，到底有什麼用。”
雙湖縣是那曲市最偏遠的一個縣，靠近藏北無人區。學生們在家裡說藏語，在縣裡購買東西用藏語，就連他們的父母、親戚之間交談也用藏語……學生們缺少學習語言的環境，也難怪無法理解學習漢語文的作用。如果不把這個問題給學生們講清楚，他們就沒有學習漢語文的主動性。
一天，學校舉行完升旗儀式，杜安東在教室里問全班同學：“你們剛才唱了國歌，知道歌詞是什麼意思，又是怎么來的嗎。”同學們七嘴八舌，答案五花八門。杜安東從近代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說起，是《義勇軍進行曲》激勵著中國人民奮發圖強，最終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
全班同學聽得入了迷，杜安東說：“《義勇軍進行曲》只有一種語言，那就是漢語文。學好漢語文，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才能更加熱愛這個國家。”他接著告訴同學們：“藏文是藏民族文化的瑰寶，我們固然要學習。而身為一個中國人，還必須掌握好這個國家的通用語言，做中華文化的守護者和傳播者。”
正當學生們對學習漢語文有了些啟發，杜安東和曹曉花又邀請往屆考入內地西藏班的學生回學校，跟班裡的學生們交流在內地的學習、生活情況。
“內地的老師都用漢語文上課，他們的博學程度和講授的知識，是我以前在雙湖聽都沒聽說過的；內地同學來自不同的民族，大家在一起說國語才能結為好朋友，遇到困難互相幫助……”17歲的卓瑪央吉曾是曹曉花班上的學生，在北京西藏中學讀高二。
一席話，讓全班同學眼中燃起了學習漢語文的熱情。
雙湖縣中心國小有一間圖書閱覽室，但學習資料不足，已經不能滿足學生們對漢語文課外讀物的需求。在開學的時候，杜安東、曹曉花找到幾個朋友一起，發出了這樣一則微信朋友圈：
“雙湖縣中心國小的孩子特別開朗、聰明、愛學習，他們的夢想和內地的孩子一樣，想當老師、醫生、軍人……但漢語是他們比較大的障礙，讀書是開闊眼界，提高漢語最直接的方式。大家有沒有閒置的讀物，可以寄過來，留在學校裡面，供孩子們讀。”
訊息發出後，大大小小的包裹從四川、安徽、山東等地寄來，杜安東和曹曉花每拆開一個包裹，就像推開一扇雙湖孩子認識外面世界的門。他們把圖書分發到學生手裡，結合著黨和國家給西藏孩子的特殊政策，教育學生講黨恩愛核心；結合著英雄人物故事，教育學生講團結愛祖國；結合著西藏生活越來越美好，教育學生講貢獻愛家園；結合著青少年兒童的健康成長，教育學生講文明愛生活。
2014年，那曲地區“優秀教師”；2016年，雙湖縣“優秀教師”；2018年，雙湖縣“優秀學科組長”……杜安東和曹曉花獲得的每一張獎狀的背後，記不清向多少名學生傳授了知識，塑造了多少名學生的心靈，讓多少名學生走出了雙湖。
“我們雙湖的孩子，上國中前大都沒有離開過縣裡，眼中只有這片高原、羊群和幾間房子，是老師告訴我，山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是老師鼓勵我，要努力學習才能改變命運。”就要高考了，卓瑪央吉的理想是報考師範類院校，將來回到西藏，做一名像杜安東和曹曉花這樣的教師。
由於教學成績優異，杜安東被推舉為學校漢語文教研組組長。教研組一共有6、7名不同民族的老師，他組織老師們相互評課、交流教案、批改作業，查找教學中還存在的問題：漢族老師容易把課講得太深奧，孩子們不愛聽；藏族老師教案寫作不夠規範，上課隨意性大……
發現這些問題，還遠遠不夠，關鍵是要讓老師們接受，在教學中加以改進。杜安東從不當場指出聽到的問題，而是利用課後聊天的機會，把自己的教學經驗與老師們分享，注意交流的語言、語氣，還有他們聽到意見後的感受。
“我剛走上講台時，很想把知識儘快傳授給學生，但效果並不理想。藏族學生和漢族學生思維方式有差異，不能照搬內地的經驗。是杜老師讓我嘗試著換位思考，多用學生熟悉的事物作比喻，讓他們循序漸進地理解。”2017年到雙湖縣中心國小工作的年輕教師陳春說。
一切為了孩子，為了孩子的一切。在全校教師的共同努力下，雙湖縣中心國小的整體教學質量穩步提升。在內地西藏國中班的招生考試中，雙湖縣中心國小學生奪得了那曲市西部四縣總分排名第一名。
“要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
2008年夏天，杜安東和曹曉花從新疆大學畢業後，回到山東老家工作。一個偶然機遇，他們參加了西藏的公招教師考試，一起被分配到那曲市雙湖縣中心國小。
“西藏是少數民族自治區，你們去那裡工作，能適應當地的生活習慣嗎；怎么樣與當地人交朋友；能不能適應高海拔氣候。”杜安東的家人中，沒人到過西藏，更不了解那曲，很擔心他們將來的工作和生活。
杜安東告訴家人，自己讀大學的新疆也是少數民族地區，大學期間不但沒有遇到學習和生活上的障礙，而且結交了不少各民族的朋友。他又買了一張地圖，用紅筆在上面標註了自己工作的地方：“你們看，這裡是崑崙山，這邊是橫斷山脈……我要在雙湖縣教書，讓這裡孩子考到內地的學校，讓他們走出高原。”
但杜安東和曹曉花明白，在新疆讀大學只有短短的四年，而到西藏工作計畫幾十年——能不能搞好民族團結，是他們教書育人的前提。
剛到那曲市雙湖縣中心國小報到時，他們是全校僅有的兩名漢族教師；曹曉花班裡的幾名學生上課愛嬉笑打鬧，不管怎么招呼都不遵守課堂紀律，氣得她直流淚；身邊沒有一個親戚，學校和家裡大大小小的事兒都要身體力行……
“怎么樣才能夠打開學生們的心扉；怎么樣才能夠獲得同事、家長們的信任。杜安東默默地問自己。
在西藏漢語文國小五年級下學期的課本中，有一課講到了漢藏民族融合。杜安東就跟學生們講述文成公主進藏的故事：文成公主從京城出發，帶上青稞、豌豆、油菜、小麥、蕎麥等種子和各種耕種技術進藏；西藏從那時候起有了五穀，老百姓學會了耕種和其他技藝，西藏和內地的來往更加緊密了。
話音剛落，就有學生舉手提問：“杜老師，什麼是豌豆；杜老師，油菜長什麼樣子。”“杜老師，你說西藏有了這些菜，為什麼我們雙湖看不到。
孩子們天真無邪的提問，一下子問到了杜安東的心坎兒里。
“不能只跟孩子們說雙湖生活苦、雙湖條件差，還要讓孩子們看到希望，要讓他們明白雙湖和全國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杜安東說。在高寒低氧的雙湖縣，綠色是最稀缺的顏色。但無論怎么樣，杜安東也要試一試。
早上，一場小雨後，雙湖縣碧空萬里。
杜安東和曹曉花在自家院子裡，挪出一塊空地，從外面搬了些泥土，再用磚頭圍成一片小小的菜地。這些年來，杜安東每次從老家返藏，都會像文成公主那樣帶些種子，西紅柿、小蔥、黃瓜、油菜……他都試著撒下這些“民族團結的種子”。
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種菜，是何等困難：有的種子從來沒有發過芽，西紅柿長了5個月都還是青的，所有菜一到冬季就枯萎了……然而，他們夫妻倆從來不介意有多少收成，天天鬆土、拔草，隔三差五施一次肥。
杜安東和曹曉花的周轉房與教學樓間，只隔著一條路。每學期夫妻倆要帶5、6個班的學生。課間和周末，經常有學生到他們家串門。久而久之，這裡就成了孩子們的“第二課堂”。
一陣急促的下課鈴後，雙湖縣中心國小校園變得熱鬧起來。
家門外，門縫裡探出幾隻小腦袋，大大的眼睛、紅紅的臉蛋、潔白的牙齒，臉上還掛著汗珠。“杜老師、曹老師，我們可以進來嗎。”小心翼翼地問，躡手躡腳地走進屋，然後嘻嘻哈哈地圍到院子裡的蔬菜前。
“我在書本上看過黃瓜的照片，還從來沒見過長在土裡的。”五年級（3）班的次仁旺久說。五年級（1）班的吉扎接過話說，這棵黃瓜他看上很久了，還幫忙澆過水，所以等這棵黃瓜長大了，一定是他的。
由於路途遙遠，雙湖縣中心國小的438名學生中，有一半以上寄宿在學校，一個學期才能回一次家。出於學生安全考慮，即使周末放假，學校也不允許學生私自外出。這片幾十畝地的校園，就是這些孩子的童年。
“老師，老師，這周放什麼電影。”快到周末，杜安東和曹曉花老師班上的學生就按捺不住激動——大約每隔一周，夫妻倆就會組織班裡的學生看電影，最先是在家裡用電腦播放，後來學校購置了投影機，就改在教室里。
雙湖的冬季氣溫，常常低到零下20多度。即便是一年級的學生，也要自己換洗衣服，一雙雙小手被凍得通紅，還沒力氣把衣服擰乾。
“我們這么大的時候，父母都在身邊，是絕對不會讓我們自己動手洗衣服的。”曹曉花不忍心，就把衣服拿過來洗。看到有孩子衣服破了，她就把他們帶回家裡，想辦法補補；到學生寢室時，她特別留意宿舍棉被夠不夠，把手伸進被子，看看暖不暖。
六年級的女生洛桑卓瑪很活潑，下課後喜歡追著曹曉花玩。一天，她對著曹曉花叫“乾媽，乾媽。”曹曉花有些受寵若驚。剛開始，她不讓學生這樣叫，因為“媽媽”是一個偉大的稱呼，她覺得自己還沒有資格。
“我不管，我不管，你就是我的乾媽。”洛桑卓瑪說。
曹曉花拿她沒辦法。雙湖的孩子學習條件艱苦，又很少跟父母交流，學校老師就像是他們的父母。漸漸地，“乾媽”的稱呼在學校傳開了，扎西旺姆、維色拉姆、央金拉姆……曹曉花的乾兒子、干女兒一天比一天多。
無論下課後，還是周末，班裡的學生見到杜安東和曹曉花，都興奮地撲到他們懷裡。2017年，曹曉花回山東休產假期間，學生天天追著杜安東問“曹老師去哪兒了，什麼時候回來。”暑假期間，六年級學生洛桑卓瑪在他們的車窗上，用手指划過塵土寫下：“我的乾媽，回來吧，我想你了。”
雙湖縣地處藏北牧區，每到開學和農忙季節，就會有家長到班裡領走自己孩子。從教11年來，杜安東記不清跟多少名家長做過勸學工作。
“我的孩子會點藏語和數學就夠了，其他東西學了也沒用，反正將來也是放羊。”卓嘎的母親一邊說，一邊讓卓嘎收拾書包。杜安東趕緊把她請到辦公室，拿出杯子倒上水，細細地給她講道理，孩子不能一輩子放羊，要有知識才能走出雙湖，才有孩子自己的人生。
這頭剛送走卓嘎的母親，那頭仁青的父親又來了，情緒還有點激動：“我的孩子，我自己知道該怎么教育，不要你們老師管。”他嘟囔著，家裡等著孩子回去撿牛糞、剪羊毛。杜安東一邊安撫著他的情緒，一邊帶著他到教室參觀孩子們的學習情況，又拿出考上內地西藏班學生的例子與中途輟學的學生作對比，一點點讓家長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
“把孩子交給我，您就放心吧，我一定讓他們學到知識，將來有出息的。”杜安東說。
每次從家長手中“搶孩子”時，杜安東都斬釘截鐵。他深感，一名基層教師肩上的責任，為了雙湖孩子的未來，不敢有絲毫鬆懈和退縮。他明白，要從根本上改變雙湖縣落後的教育面貌，必須做通家長的思想工作，和家長們“打成一片”。
8月23日，開學還沒幾天，杜安東發現班裡的旦增扎西漢語文成績差了不少，還有些厭學情緒。他不得其解，決定來一次家訪。
一頂白色帳篷里，一個爐子、一張桌子、兩張藏式卡墊……在距離學校10多公里的雙湖縣多瑪鄉，這是旦增扎西家裡僅有的幾件家具。父母都沒讀過書，無法指導孩子完成假期作業；旦增扎西又是家裡的獨生子，寒暑假要幫忙放羊，既沒法保障學習時間，又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樣到拉薩或內地開闊視野。
了解完情況後，杜安東打開了話匣子。他先誇獎旦增扎西家裡羊肥牛壯，是因為掌握了在草原上生存的“學問”；接著，話鋒轉到將來孩子走到內地，也必須要具備內地的“學問”。實行的15年義務教育免費“三包”政策，就是為掌握這些“學問”鋪路的。
“旦增扎西就要小升初了，需要家長和學校老師的緊密配合，才能不耽誤孩子的將來。”杜安東說。他一邊說服了家長減輕孩子的家務負擔，一邊又讓孩子放學後到自己家裡補習功課。
杜安東和曹曉花像對待自己親生孩子一樣對待藏族學生，得到了學生家長、學校同事等各族民眾的高度認可。
學生家長次仁頓珠說：“杜老師和曹老師很愛學生，為學生們付出了很多，我們家長非常高興，都不知道該怎么感謝。等這些孩子們將來長大後，一定會記得他們有過這樣好的漢族老師、漢族‘父母’。”
許多學生家長不會說漢語，見到杜安東和曹曉花只能激動地握著他們的手，嘴裡反覆說著：“嘎衣給更（漢族老師），啞咕嘟（好）。啞咕嘟（好）。”
雙湖縣中心國小黨支部書記鄧增曲加說：“他們夫妻倆有不錯的學歷，在內地也能找到不錯的工作。但他們捨不得雙湖的孩子，默默奉獻在教育崗位上，播撒民族團結種子，讓民族團結之花盛開在了雪域之巔。”
“條件再艱苦的地方，也要有人堅守”
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高反讓人頭疼得厲害，走幾步路就氣喘吁吁，晚上經常睡不著覺；
嚴冬時節，物資奇缺，一連幾個月都只能到吃土豆、白菜和蘿蔔，物價還是內地的好幾倍；
沒有自來水，只能花錢買3元一桶的桶裝水，水還不能馬上用，要等沙子、草根沉澱一晚後，才夠勉強用一天；
……
這，就是雙湖縣的艱苦條件，但杜安東和曹曉花從來沒有在電話里對家人提起。“不報憂，是不想讓家人擔心。尤其是我母親，怕她受刺激。”杜安東說。
早在杜安東讀國小時，母親就檢查出患有心臟病。2009年夏天，杜安東在電話里聽出母親精神不好。但他知道，母親為了省錢，不到病得不行，是捨不得去醫院的。終於等到了學校放寒假，杜安東一回到老家，就把母親接到山東省濟寧市附屬醫院檢查。檢查結果，是肺癌晚期。
起初，母親還能走動，杜安東就騙她只是感冒，帶著她到市里、縣裡想去的地方轉轉；後來，母親的身體一天比一天痛，連離開家門都很困難。
2010年3月，眼看就要開學了，母親叫父親準備了杜安東要帶回西藏的罐頭、花椒、乾菜，又叫姐姐買了他最愛吃的飯菜。一家人坐在桌前，聊起莊家的收成好，母親特別開心，“將來賺到錢，就給三個孩子每人蓋棟大房子”，又對杜安東說“你安心去工作吧，別老是擔心我”。
4月18日中午，杜安東接到母親打來學校的電話：“兒子，我快要不行了，我只想再看你一眼。”放下電話，杜安東急忙往家裡趕。
從那曲市雙湖縣回杜安東的老家需要四天，第一天才走到那曲市班戈縣，他就從家人口中得知母親已經去世了。
“娘走的時候，安不安祥，有沒有留下遺憾。她辛辛苦苦把我養這么大，我從來沒回報過她什麼，害得她連兒子最後一面也沒見到……”在這之前，他還感覺到母親一定會等著他。這一刻，他的希望破滅了。
按照當地習俗，把母親安葬在自家地里後，杜安東一個人在房裡發獃：他不知道該怎樣面對親人們給他的壓力，更不知道要不要繼續回西藏工作。然而，就在幾天后的一天早上，父親又代替母親準備了他要帶回西藏的罐頭、花椒、乾菜，姐姐又買了一桌子好菜。這，跟他上次離家時一模一樣。
“你母親生前很理解你的工作，臨終前嘴裡一直念著，要你‘不要傷心，好好工作’。既然你選擇了這條路，就應該回到雙湖，去教育好那些孩子們，家裡的事兒不用擔心。”父親說。
杜安東熱淚盈眶，拜祭過母親後，又重新踏上了回藏的路。此後的近10年間，每次回家和離家，杜安東都要去拜祭母親，跟她聊聊工作上取得的成績、雙湖學生們的進步、妻子和兩個兒子的近況。
2010年，杜安東和曹曉花生下大兒子杜俊昊，寄養在山東老家，由杜安東的父親一手帶大。杜俊宇後，交由杜安東的妹妹幫忙照顧。
杜俊昊剛上國小時，杜安東只能打電話與兒子聯繫，了解他的學習情況。杜安東的父親不識字，不能指導作業。別的小孩放學回家後1個小時就把作業寫完了，而杜俊昊從下午4點寫到晚上9點，作業本上還有大片空白。
那年回老家，杜安東發現兒子非但成績不好，還養成了一堆壞毛病：喜歡說謊，把老師布置的試卷和作業藏起來；學會了模仿大人的筆跡，在試卷上代簽字。一氣之下，杜安東和曹曉花第一次狠狠打了兒子一頓。
“爸、媽，班裡的同學都有父母在身邊關心，而我卻沒人管。班裡有幾個同學欺負我，笑我是個野孩子。”兒子邊哭邊說。杜安東和曹曉花意識到，這些壞毛病的養成，豈能都是兒子的錯，也是自己沒有盡到做父母責任。他們一家三口抱在一起，痛哭流涕……
“他們的父母在西藏，就注定了與其他同齡孩子不一樣。我們做家長的，沒能陪伴他們成長，只能彌補一點是一點。”杜安東說。在杜安東和曹曉花的周轉房裡，沒有電視、沒有沙發、沒有書櫃，只有一張簡易的木板床，這兩年才添置了一台洗衣機。他們每月省吃儉用，剩下的錢都寄回了老家。
與兩個兒子相隔千里，杜安東就把他們成長的照片用A4紙列印出來，貼在了臥室的牆壁上。許多年過去，牆壁上貼滿了兩個兒子的照片。
2016年，初夏。杜安東像往常一樣，在校園裡散步。
剛剛走進家門，杜安東感到心跳突然加速，緊接著是一陣錐心的劇痛，便失去了知覺……也許過了幾分鐘，也許更長，醒來時，他發現自己躺在家裡的水泥地上。當時，曹曉花不在家裡，他緩了一會兒，才自己爬起來。
這，已經不是杜安東第一次暈倒了。2013年初，他就時常感到心絞痛，“像是一根針扎在胸口上，有時幾分鐘扎一下，有時幾秒鐘就有一次。”杜安東靠著吃藥，暫時把病情壓了下去。
從到雙湖工作的第一天起，杜安東就知道高海拔環境對身體造成的傷害。雙湖縣的人均壽命只有58歲，比整個西藏的人均壽命還少了近10歲。在這裡工作、生活的人大都患有多血症、心臟病、高血壓、痛風等各類高原性疾病。
“醫生建議我儘快離開高海拔地區，否則隨時有猝死的危險。”2015年，雙湖縣教體局組織教師體檢，醫院出具診斷的結果為“室性心律伴有心律失常”。體檢結果反饋給雙湖縣中心國小的領導，“你們學校有個老師，身體快不行了，想辦法讓他調走吧”。就這樣，杜安東的病情漸漸在同事間傳開了：
“從學校的角度，我希望你為雙湖的孩子留下；從朋友的角度，我更希望你能考慮自己的身體。”學校黨支部書記鄧增曲加說。
“你們兩口子在雙湖這么多年，已經是很大貢獻了。班裡的孩子不用擔心，我會安排其他老師頂上。”老校長珠旺加布說。
“無論乾什麼工作，命是最重要的，趕緊調吧。”年輕教師次仁久美說。
……
在這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想往低海拔地區調動的人很多，而真正有機會調離的人卻不多。領導、同事一番掏心窩子的話，都是為他著想，令他非常感動。
上課鈴再次響起，杜安東站上講台，這也許是他給雙湖孩子上的“最後一課”。他努力控制住情緒，仔細看清楚班裡每個學生的模樣，跟每個學生都說說話：“扎西旺姆，最近學習有什麼困難”“羅布，上課要專心一點”“吉宗，還要老師幫你些什麼”……
2016年10月的一天，杜安東帶著學校、醫院開具的“不適宜高海拔工作”材料，來到了那曲市教體局。他原以為，辦理工作調動怎么也得一個月，這次只是問問情況。沒想到的是，局裡已經原則上同意了他的調動，還問他有沒有意向調動的地方。
杜安東猶豫了，腦子裡又想起了雙湖的那些孩子們，“我再想想……還是不調了。”
過了兩天，珠旺加布驚訝地看見，杜安東沒有調走——在一個陽光明媚的午後，他又回來了，又拿起課本，走上了講台。那一刻，珠旺加布既忍不住想罵他幾句，心底又滿是欣喜和敬意。
“條件再艱苦的地方，也要有人堅守。”杜安東說。他在家裡裝了氧氣瓶，不舒服時就吸吸氧；他每年都定期體驗，按醫生吩咐注意保健；學校特別照顧，儘量不安排他乾體力活兒；教職工食堂建成後，他也不用每天搬水做飯了……
隨著杜安東身體的好轉，他們夫妻倆更加堅定要留在雙湖工作。
“雙湖縣是一個極高海拔且深度貧困的地區，教育是孩子們為數不多的出路。杜安東、曹曉花夫妻堅守講台十餘年，像對待自己親生孩子一樣對待藏族學生，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優秀學生，讓老百姓對雙湖的教育看到了希望。”雙湖縣教育局局長巴桑說。
“杜安東、曹曉花夫妻克服了語言障礙、文化差異、對故鄉的思念等重重困難，紮根基層一乾就是十餘年，是雙湖縣幹部職工的代表。他們為雙湖作出的貢獻和身上具有的精神，充分體現出了長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實基礎的西藏工作原則，是我們雙湖幹部職工學習的榜樣。”雙湖縣委副書記、縣長張建華說。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看著這裡的孩子一天天成長，將來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杜安東說。當一名教師是他從小就有的初心，無論是在雙湖或是在其他地方，他都只是履行了一名普通教師的使命而已，從未覺得自己身上有什麼不平凡的事跡。
……
午後，烏雲壓過天空，大風吹起地上的沙石，高原上就要有一場驟雨。
杜安東招呼著操場上的孩子趕緊回到屋內，孩子們一個個蹦蹦跳跳地跑向他，就像雛鳥找到了自己的巢。杜安東摟著孩子們，望著窗外，不一會兒，天空就要放晴了。
人物榮譽
榮登2019年10月“中國好人榜”。
連續多年被評為市、縣和學校“骨幹教師”、“優秀教師”、“教學能手”等榮譽稱號。
2020年2月，西藏自治區脫貧攻堅專項獎勵記大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