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耀，字輝先，又名李虎，1902年11月5日出生於湖北省石首縣石華堰吳王廟的一個農民家庭。1932年7月，李良耀在“肅反”中被誣為“改組派”遭到逮捕。9月1日，被殺害於洪湖瞿家灣附近的青龍台。建國後，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人物生平
李良耀，字輝先，又名李虎，1902年11月5日出生於湖北省石首縣石華堰吳王廟的一個農民家庭。父親李必貴，除經營70餘畝土地外，還兼營釀酒生意，因不通文墨，來往賬目，全憑口算心記，吃盡了沒有文化的苦頭。因此，他寄希望於李良耀，決心省吃儉用也要送子入學讀書，以振興家業，光耀門庭。
李良耀6歲入塾，習讀經史。課餘，他尤愛聽老人講七俠五義的故事，愛看《說岳》、《水滸傳》等一類古典小說，對精忠報國的岳飛和劫富濟貧的梁山泊好漢非常崇敬，希望自己將來長大成人後，也能像他們一樣做一個改天換地的英雄。
1915年，李良耀以優異的成績考入石首縣立高等國小。在校期間，刻苦攻讀各門功課，課餘找來各種書刊，一邊閱讀，一邊思考。臨近高小畢業的那年，19歲的李良耀在父母的操持下，和華容縣一農家女喬全英結了婚，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擔。婚後，夫妻感情雖好，但他仍感到十分苦悶，不甘心庸庸碌碌的生活一輩子，他要讀書，要尋求救國救民之道。
其間，在武漢中華大學任教的李沅蘅回到家鄉石首。他見遠房侄兒李良耀勤奮好學，志向遠大，於是再三勸說李良耀的父母，表示願帶李良耀赴漢求學，繼續深造。父母對兒子外出雖然很擔心，但又經不起李沅蘅的勸說，只好答應下來。這樣，李良耀才得以擺脫家庭的羈絆，滿懷壯志地跨入人生的征途。
1921年夏，李良耀隨李沅蘅來到武漢，考入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此時的武昌高師，學校風氣已煥然一新。在這裡，他開始接受新思潮的薰陶，更加勤奮地學習，更加積極地追求革命真理。
李沅蘅十分器重李良耀的才華，經常抽出時間指導他閱讀《嚮導》、《新青年》等進步書刊和馬列著作，並提出問題和他商討。在李沅蘅的悉心指導下，李良耀刻苦學習這些新的學說，吸吮精神營養。通過學習，長期在他腦海里的一些疑問漸漸地得到了解答，逐步樹立起對共產主義的信仰。
1922年1月，武昌高師成立了學生自治會。李良耀參加了這一組織，並為衝破學校當局的禁閉政策，實行學生自治，作出了不懈地努力。2月，武漢地區發生了轟動一時的湖北女師學潮。為了推動學潮，李良耀和武昌高師學生自治會，積極奔走於武漢各校，聯絡各校力量，支持女師學生為爭取女子解放所進行的正義鬥爭。武昌高師校長譚錫恩，本來對學生要求自治就很反感，現在看到學生公開衝出校門，到社會上鼓動鬧事，更是惱羞成怒，竟請來軍警鎮壓學生，並無理勒令13名進步學生退學，使矛盾更加激化。在該校教務長耿丹、進步教授李漢俊等的支持下，李良耀積極參加了學生自治會發起的驅譚運動。最後迫使譚錫恩辭去了校長職務，學生的正義鬥爭取得了勝利。
同年秋，李良耀在李沅蘅家中，經惲代英介紹加入了共產黨。從此，他便在黨的直接領導下，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戰鬥。
李良耀入黨後，革命積極性更加高漲，鬥爭更加堅決。他從湖北女師學潮和驅譚運動的勝利中，看到了組織起來的力量。為了建立起各校間的聯繫，他和中華大學學生李兆龍組織串聯在漢學習的石首同鄉60餘人，成立了“石首旅省同鄉會”，並使之逐漸成為研究馬列主義、探討救國之道的民眾團體。
1925年9月，李良耀的父親病逝。他回家奔喪，在為父親治喪期間，也不忘做宣傳發動民眾的工作，介紹武漢的革命形勢，講解窮人起來鬧革命的道理。他針對人們反映出的種種思想，啟發他們說：“我們窮人為什麼長年勞累不得溫飽?這不是大家所說的‘八字’不好，命里注定，也不是什麼風水不好，這是世道不好。官吏腐化，豺狼橫行，苛捐雜稅，地租盤剝，莊稼即使收成再好，種田人到頭來也所得無幾。窮人要想有地種，過上好日子，只有跟著共產黨，組織起來鬧革命。天下窮人多得很，只要人心齊，還怕鬥不過那些官僚、地主和欺壓我們的人。”李良耀的話，像一陣春風，吹散了貧苦農民心中的疑雲；又像一把火，照亮了他們的希望之路。
李良耀返回武漢後，把家鄉的所見所聞向“同鄉會”的同學作了詳細的介紹。他說：“家鄉人民所受的災難，真是苦不堪言。但他們的思想，仍在沉睡之中。有志青年，應以喚醒民眾為己任。”為了培養骨幹，為今後的革命作好組織上的準備，經過長期的觀察和考驗，他在“石首旅省同鄉會”中，先後發展了王子英、馮世華、徐國珍等進步學生加入共產黨，他們後來都成為石首農民革命運動的火種。
1926年春，李良耀受黨的派遣，回家鄉從事革命工作。他同胥成軒、李恆久等一批進步學生由武漢回石首後，分別以各自的家鄉九佛崗、石華堰、小河口、調弦口等地為據點，串聯發動貧苦農民，建立了秘密農民協會，並領導農協會員開展抗租鬥爭。
不久，李良耀前往江北新廠鎮，和地下黨員、新廠國小國文教員、原荊南中學學生余巨遠、稅收員趙聯章接上了組織關係，並以新廠國小英語教員的身份作掩護，和他們一道在新廠一帶秘密發展黨的組織，動員農民參加政治和經濟鬥爭。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先後發展黨員11人，建立了三個秘密黨小組。1926年5月，在李良耀的提議下，三個黨小組的11名黨員，在新廠國小秘密聚會，正式建立了以李浩然為支部書記的石首縣第一個黨支部。
同年7月，為迎接北伐軍進軍湖北，李良耀辭去了新廠國小英語教員的職務，專事農運工作。他走村串鄉，積極籌建共產黨組織，開展農民革命運動。在鬥爭中，他先後發展農運積極分子屈陽春、吳仙洲等人加入共產黨，並用無產階級理論武裝他們，使他們從草莽英雄，成為自覺獻身共產主義的戰士。
10月，北伐軍占領石首。李良耀到處奔走，一面積極為北伐軍籌集軍糧，一面利用北伐軍占領石首的有利時機，在工人農民中大力發展黨員，建立黨的組織，並以共產黨員為核心力量，組建工會、農民協會。在北伐勝利形勢的影響下，黨的組織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新廠、小河口、馮家潭、九佛崗、調弦口、來家鋪、東山、焦山河等地均建立了黨的支部或黨小組，黨員發展到200餘人。農民運動也蓬勃興起，全縣大部分區、鄉都建立了農民協會，並公開打出了自己的旗號。
為加強黨對蓬勃興起的農民運動的領導，首屆中共石首縣委於11月初在繡鄉林鎮成立，李良耀當選為縣委書記。月底，李良耀擔任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石首縣黨部常委兼農運部長。
在縣黨部成立的同時，李良耀在繡鄉林主持召開了全縣農民協會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石首縣農民協會。會議選舉李良耀為縣農民協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根據大會的決議，同時成立了以胥成軒為指揮長的縣農民自衛軍總隊部。會議期間，李良耀引導代表們討論了農民運動的性質、政策和任務，並向大會發出號召，要求會後迅速建立、健全區、鄉農民協會，儘快組建地區、鄉農民自衛軍，成立婦女會、兒童團等組織，廣泛發動民眾開展剿土匪，打土豪，分浮財，減租減息的鬥爭，鞏固和發展革命勝利的成果。此後，石首縣的農民運動開展得更加轟轟烈烈。到1927年5月，全縣七個區、108個鄉均成立了農民協會，農協會員發展到8萬餘人。區、鄉農民自衛軍也全部組建完畢，共有農民自衛軍1萬餘人，步槍數百支。
在農民運動的高潮中，各區、鄉農協為了鎮壓地主的反抗，保衛貧苦農民已取得的權利，分別處置了一批民憤極大的反動分子，並在全縣範圍內捕捉了50餘個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送交國民黨縣黨部，要求懲處。
國民黨石首縣黨部書記長孫增，口頭高喊革命，暗中卻以種種藉口對在押的土豪劣紳遲遲不予懲處，李良耀代表民眾要求，多次出面交涉，孫增等國民黨右派仍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藉故推諉。這使李良耀清醒地認識到，要懲處這批土豪劣紳，不能依賴國民黨縣黨部。於是，他通知縣城附近的區、鄉農民協會，組織農民進城示威遊行，要求縣黨部立即處決在押的土豪劣紳。
1927年4月上旬，在李良耀的統一部署下，5000多農協會員，手持梭鏢、馬九。從四面八方湧向縣城，前往縣黨部請願。孫增出面勸說，請願的民眾堅持縣黨部不答應嚴懲在押的土豪劣紳，決不回去。無奈，孫增只好請李良耀出面調解。李良耀向孫增嚴正指出：“縣黨部對在押的土豪劣紳遲遲不予懲處，已使全縣農民大失所望，如果再不答應民眾的要求，那就離國民革命的宗旨越來越遠，被激怒而又有組織的民眾，決不會等閒視之。”在李良耀的據理力爭下，在請願民眾的怒吼聲中，孫增被迫答應了民眾的正當要求。
4月中旬，縣農協和縣黨部聯合召開了萬餘民眾參加的公審土豪劣紳大會。李良耀在公審大會上，歷數了袁生彪等人霸田占地，欺壓百姓，反抗革命，危害地方的罪狀，宣判了袁生彪、畢東凡、畢成新等八名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的死刑，由縣農民自衛軍執行槍決。對那些尚未構成死罪的土豪劣紳，分別處以沒收財產、遊街示眾、罰款等懲罰，使土豪劣紳威風掃地。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後，四川軍閥楊森的部隊開赴石首，瘋狂地屠殺共產黨員和工農民眾。在敵軍、豪紳和土匪的聯合進攻下，石首黨的組織和民眾團體幾乎全被破壞和解散，工農自衛武裝被解除，大批共產黨員和農運骨幹倒在血泊之中，白色恐怖籠罩著整個石首。李良耀和吳仙洲等倖存的戰友一起，撤到小河口的黑魚溝、董家台和楊波坦一帶，重新聚集力量，巧妙地和敵人周旋。他們挖取了大革命時期埋藏的四支長槍，組建了一支10餘人的農民武裝，在極端艱難的環境裡，堅持鬥爭。
8月中旬，李良耀參加了劉植五在公安召開的秘密會議，聽取了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和省委秋收起義計畫的傳達。月底，他由公安返回石首後，立即在小河口的董家台召開黨員大會，貫徹公安會議精神。
在討論起義方案時，李良耀分析了全縣情況，認為塔市驛一帶民眾基礎好，李竹玉組織的塔市驛團防成立時間不長，戰鬥力不強，是起義易於取勝的有利條件；同時該鎮位於湘鄂兩省交界處，起義發動後，可與湖南華容的秋收起義相呼應，擴大影響。因此，他向大會提議，秋暴首先從塔市驛開始以帶動全縣的秋暴鬥爭。這個提議獲得大會通過。會議還決定恢復石首縣委，作為起義的指揮機關，李良耀仍為縣委書記，屈陽春、吳仙洲、李恆久、馮世華等為委員。
會後，縣委積極著手秋暴的準備工作。按照縣委的分工，李良耀、屈陽春等人，分頭到新廠、柴碼頭、小河口、桃花山等地，武裝工農，組織暴動。
1927年9月中旬，根據鄂西特委的指示，李良耀集中吳仙洲領導的農民自衛隊和300多起義農民，乘著夜幕，由河口向塔市驛挺進。天將拂曉，起義農軍像潮水般地湧進了塔市驛團防局。除李竹玉乘著混亂逃走外，其他十多個團防隊員全部當了俘虜，繳獲長槍11支，取得了首次暴動的勝利。
在塔市驛暴動勝利的影響下，新廠、柴碼頭、桃花山等地的農民，也相繼發動了起義，懲處土豪劣紳數十人，奪取了鄉村政權。
9月底，省總工會特派員李兆龍，受省委的派遣回到石首。李良耀得到訊息後，隨即前往聯繫，並介紹他與華容的黨組織接上了關係。為了加強對石首、公安、監利、華容、南縣、安鄉、江陵七縣秋暴鬥爭的領導，互相配合，互相聲援，奪取秋暴鬥爭的勝利，李良耀和李兆龍一道，積極籌建成立以石首為中心的七縣中心縣委。10月，石首中心縣委在小河口的董家台成立，李兆龍任書記，劉革非任組織部長，李良耀任宣傳部長，陳子平任秘書。
在石首中心縣委的領導和統一部署下，李良耀不分白天黑夜，到處奔走，廣泛發動民眾，發展黨員，恢復和發展各地的黨組織，秘密組建農協會，初步形成了農民武裝割據的局面。
12月底，石首中心縣委在小河口召開會議，根據省委的指示精神，擬定了荊江兩岸大暴動的計畫，並將吳仙洲的農民游擊隊改編為農民革命軍。
1928年1月22日晚(大年三十)，經過積極準備之後，李良耀帶領起義農民，配合吳仙洲的農民革命軍先後攻打了調弦口的團防局，襲擊了江北土匪李家末、張佑堂、劉似茂部，殺死劣紳鄒鼎玉，把頭洪老九及土匪數十人，揭開了年關暴動的序幕。
正在年關暴動的緊要關頭，周逸群、賀龍等人於1月下旬到達監利縣境，在石首中心縣委的要求下，周、賀決定暫緩去湘鄂邊，留下來參與領導荊江兩岸的年關鬥爭。
2月初，周逸群、賀龍來到石首桃花山，參加了李兆龍、李良耀在桃花山陡嶺子召開的石首基層黨組織負責人的農協骨幹會議，具體部署石首的年關暴動。
陡嶺子會議後，李良耀首先在東山、石化堰發動農民千餘人進行暴動，殺死豪紳地主劉再義等人。接著，他和李兆龍率領石首工農革命軍，攻占了石首重鎮調弦口、高基廟、九佛崗。
2月18日，工農革命軍在攻打監利時遭受挫折，但李良耀在年關鬥爭中所表現出的宣傳才能和組織能力，為周逸群、賀龍所賞識。因此，在石首焦山河召開的聯席會議上，周、賀決定把人槍交給石首中心縣委，按黨中央原來的計畫前往湘鄂邊活動，同時提出要求李良耀同往。李良耀以大局為重，欣然同意了湘西北特委的的要求，隨周逸群、賀龍、賀錦齋等人前往湘鄂邊，發動武裝鬥爭，開闢革命根據地。
1928年2月下旬，李良耀隨同周逸群、賀龍、賀錦齋、盧冬生等一行離開石首，前往湘西，從事湘鄂邊革命武裝的創建工作。3月上旬，他們歷經艱險，輾轉到達賀龍的家鄉——桑植縣洪家關。
第二天，李良耀帶著一幫人，爬山涉水，到樵子灣、涼水口、龍潭溝、倉關峪等十幾個村子，訪貧問苦，發動民眾。他向民眾宣傳革命道理，把農民受壓迫，受剝削的痛苦，編成歌謠，教給兒童和青少年唱：“農民，聯合起來啊!黑地又昏天，壓迫數千年。耐勞苦，忍饑寒，生產供人間。手胼復足胝，終歲不空閒。歷盡難中難，才到打穀關。四六、三七租課付齊，衣食不周全。想來好傷悲，農民真吃虧。要吃飯、要穿衣，大家打主意。快快來團結，加入農協會。建立蘇維埃，實行分土地。剷除封建，打倒禮教，才得享安逸。”歌謠通過兒童和青少年之口，在貧苦農民中傳唱著，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同時，賀龍利用親屬和舊的隸屬關係，得到了10多支土著武裝的支援。到3月下旬，隊伍迅速發展至3000來人，700餘支槍。根據中央的決定，成立了工農革命軍，賀龍任軍長。
此時，新軍閥間的“寧漢戰爭”剛剛結束，湖南政局比較混亂，湘敵尚無力顧及和加強對湘西等偏僻地區的控制。賀龍乘桑植敵人防務空虛之際，即率工農革命軍攻占了桑植縣城，建立了縣革命政權，組織了以李良耀為書記的中共桑植縣委。
李良耀進城後，即著手革命的宣傳和黨的組織建設工作。他親自起草和抄寫《工農革命軍布告》，令人四處張貼，大造革命輿論。在他起草的布告中，以極其簡明和通俗的語言，歷數了“蔣汪合流，出賣革命，三民主義，一紙空文。勾結洋人，庇護豪紳，壓迫工農，殘害百姓”以及“軍閥混戰，籌餉拉，苛捐雜稅，民不聊生”的罪行；明確指出“唯共產黨，追求光明，國民革命，後繼有人，打倒買辦，打倒豪紳，平均土地，解放人民”；勉勵工農革命軍戰士，“諸軍努力，依靠工農，武裝鬥爭，革命成功”；宣傳“我軍宗旨，護國為民，軍風民紀，備極嚴明，所到之處，秋毫無侵。採買物品，概予現金。如有強迫，詐虜姦淫，一經查覺，立正法典”；最後“告爾商民，各業營生，鄭重申明，安諸無驚”。廣大人民民眾看到布告後，人心振奮，秩序井然，桑植城鄉，一片歡騰。
工農革命軍的建立及其活動，大大鼓舞了廣大革命民眾，震驚了敵人，敵人急調第四十三軍龍毓仁旅及湘西軍閥陳渠珍部兩個團，於4月初突襲桑植城和洪家關。革命軍迎敵於梨樹埡一線，未能擊退敵軍，桑植及洪家關失守。接著，在苦竹坪激戰失利，隊伍大部散失，周逸群被敵阻隔，隻身返回鄂西石首。李良耀隨賀龍退往桑鶴交界的紅土坪一帶，收集失散部隊，重整隊伍。賀龍在紅土坪總結這次受挫折的教訓，決定主要負責人分頭活動，派賀錦齋、王炳南回桑植收集失散部隊，派李良耀前往鶴峰，尋找鶴峰地下黨組織，以便使革命的武裝鬥爭和黨領導下的民眾鬥爭結合起來。
4月底，李良耀歷盡艱險，在鶴峯縣城與徐錫如領導的鶴峰黨組織取得了聯繫。接著，他帶徐錫如、范松之來到紅土坪，向賀龍匯報了黨在鶴峰的組織和活動情況，並聽取了賀龍對今後鶴峰工作的意見。根據賀龍的意見，李良耀重返鶴峰，協助鶴峰黨組織進一步開展活動，發展黨員，開展農民運動，同時做好鄔陽關“神兵”的工作，壯大革命武裝。從此，工農革命軍的活動，得到了地方黨組織的協助和民眾團體的支援，為以後紅四軍的發展和開闢以鶴峰、桑植為中心的湘鄂邊革命根據地，創造了有利條件。
6月初，李良耀返回部隊，在桑植的小埠頭參加了伏擊龍毓仁旅後衛的戰鬥。接著，又隨軍再占洪家關。7月初，洪家關再次失守，革命軍旋即向桑植縣的遊樂、長瑞等鄉轉移。最後，輾轉到桑鶴邊界的七郎坪休整。
此時，賀龍根據湘西特委代表傳達的湖南省委和湘西特委的決定，成立了以賀龍為書記，賀錦齋、陳協平、張一鳴、李良耀為委員的湘西前敵委員會，管轄紅軍及其所在地的縣委或特支。
湘西前委成立後，李良耀積極向前委建議，應利用部隊休整的機會，抓緊進行整訓工作，以提高部隊的政治素質和戰鬥力。前委通過了李良耀提交的整訓方案。在整訓的基礎上，前委正式將部隊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
1928年11月下旬，前委率領四軍在宣恩、鹹豐、利川、建始和鶴峰一帶游擊期間，受鄂西特委委託，領導紅軍所在鄂西地方黨的工作，遂將湘西前委改為湘鄂西前委。前委書記仍為賀龍，李良耀、張一鳴、汪毅夫和陳協平分別主持組織、宣傳、農運和經濟方面的工作。前委還吸收楊維藩、羅統一為委員。
李良耀自分管前委的組織工作後，一面積極協助賀龍抓好部隊的思想和組織建設，一面配合部隊作戰，抓好根據地的開闢和地方政權建設。1929年1月8日晨，紅四軍攻下鶴峰城，李良耀留在鶴峰，幫助籌建工農民主政權。1月13日，鶴峯縣蘇維埃政府宣告成立。2月中旬，紅四軍再占鶴峯縣城，成立了黨的縣委，李良耀以前委的名義，指導縣委開展蘇維埃建設和土地革命的宣傳；積極發展黨員，建立黨的基層組織；組織農民協會，成立農民自衛武裝，在極短的時間內，黨“可以號召的民眾(編入小組的)達4000餘人”。
1929年5月，紅四軍在多次擊敗敵人的聯合“堵剿”後，為鞏固和擴大割據區域，旋即向桑植縣境進擊，於6月中旬再克桑植縣城，組成了以李良耀為書記的桑植臨時縣委，以汪毅夫為主席的縣蘇維埃和以陳昌厚為主席的縣農民協會。不久，又成立了以羅思維為主席的桑植縣工人聯合會。在前委的具體指導下，李良耀進城後，即抓緊根據地的開闢工作。他派出大批幹部下鄉組織農民協會，成立農民自衛軍，建立鄉村紅色政權，開展打土豪、救濟貧苦民眾等活動。為了廣泛發動民眾，動員婦女也起來革命，他編寫了《工農歌》和《放腳哥》。經過一段時間的宣傳發動。區蘇維埃、區農協和區工會相繼建立，蘇區人民歡欣鼓舞，不少青年踴躍參加紅軍，革命氣氛極為熱烈。
為了鞏固和擴大蘇區，前委率四軍主力於8月6日向大庸、慈利游擊。主力游擊之前，前委即成立了留守委員會，由縣委的李良耀，縣蘇維埃政府的汪毅夫和軍隊的谷海雲三個負責，並留下第五團和第二旅(後由二團換防)保衛後方。
在四軍游擊庸、慈期間，李良耀挑起了保衛和建設桑植蘇區的重擔。他派出大批幹部到農村進行土地改革試點，在試點中進一步發展工會、農協會、婦女會、兒童團等組織。有組織的工人達千餘，農民近4萬，黨員發展70餘人，還組織了一支200餘人、槍的工農赤衛隊，革命政權不斷得到鞏固和發展。
1929年9月底，李良耀隨紅四軍按計畫撤離桑植北上，與強敵周旋於來鳳、五峰、長陽、巴東、鶴峰、恩施一帶，直至1930年7月，紅四軍和紅六軍勝利會師公安。在兩年多的時間裡，李良耀跟隨賀龍轉戰湘鄂邊，為創建一支堅強的紅軍隊伍，建立以桑植、鶴峰為中心的湘鄂邊革命根據地，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1930年7月，紅四、紅六兩軍在公安南坪勝利會師。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紅四軍改稱紅二軍，二、六兩軍合編為紅二軍團，由賀龍任總指揮，周逸群任總政委，柳克明任政治部主任，孫德清為參謀長。李良耀受命任二軍團軍部秘書長，負責起草文告和處理軍部事宜。
紅二軍團成立後，洪湖蘇區更加鞏固和擴大。為了適應革命鬥爭發展的需要，1930年10月間，在監利縣城召開了湘鄂西第二次工農兵貧民代表大會，把原來的鄂西五縣聯縣政府改為湘鄂西蘇維埃縣政府，選舉產生了新的領導機構。李良耀作為軍隊的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並被選為湘鄂西蘇維埃聯縣政府執行委員會委員，同時擔任文化部長職務。自此，他離開部隊，致力於蘇區的文化教育工作。他在負責蘇區的文教工作中，始終按照湘鄂西第二次工農兵貧民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文化教育決議案》的內容，健全各級文化委員會，建立與各學校的直接聯繫，培養文化教育工作人員，負責教材編寫工作，在各縣設立師範學校、列寧學校以及夜校、圖書館。
在李良耀的積極努力下，蘇區的文化教育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各縣普遍設立了列寧國小，吸收適齡兒童入學，實行免費教育。有些縣還辦了高級國小。至1931年3月，僅江陵、石首、華容和沔陽四縣的統計，列寧國小即有292所，學生達12000人，列寧書店、逸群書店、圖書館、貧民夜校、識字組、俱樂部、通俗講習所和讀報組等，也先後在蘇區內建立和開辦，以多種形式廣泛地向民眾進行革命教育，掃除文盲，不少婦女也參加了婦女夜校的學習。
為了辦好蘇區各中心市鎮的俱樂部，李良耀經常不辭勞苦地往返於調弦口、瞿家灣、朱河、峰口等地，親自抓這幾處的俱樂部設施建設和民眾文化娛樂活動的開展，以此來帶動各地俱樂部的工作。俱樂部常利用開晚會，宣傳黨和政府的政策法令，介紹紅軍英勇作戰的事跡；組織化裝講演社及演劇團，演出新劇和皮影子戲，讚頌共產黨、紅軍和蘇維埃，宣傳婦女解放，謳歌革命鬥爭的勝利未來的理想；收集和編寫革命歌搖，組織教唱，讓革命的歌謠在蘇區勞動人民中廣泛流傳。各中心市鎮俱樂部的設立和民眾文化娛樂活動的開展，使整個蘇區充滿著新的思想感情和蓬勃的革命朝氣，呈現出蘇區人民高昂上進的精神面貌。
1931年5月，周逸群因受“左”傾路線的排斥、打擊，前往開闢洞庭特區時，犧牲於岳陽賈家涼亭。6月中旬，夏曦為了進一步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召開了有各縣縣委書記參加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擴大會議，宣告成立湘鄂西省臨時省委；同時還成立了省革命軍事委員會及其主席團，夏曦任主席，賀龍、萬濤為委員。李良耀調省軍委會政治部任副部長。這期間，李良耀對夏曦在軍事上的瞎指揮，在土地分配上的“左”傾錯誤，逐漸產生了不滿情緒，更加懷念周逸群同志，於是，他滿懷深情地寫了一篇悼念周逸群的文章，追述周逸群為創建湘鄂西黨、紅軍和革命根據地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悼念文章在謝覺哉主編的《工農日報》上發表後，立即引起了夏曦的反感，從此，李良耀便開始受到排斥、打擊。
1931年12月11日，湘鄂西第三次工農兵貧民代表大會在洪湖蘇區召開，正式成立了湘鄂西省蘇維埃政府。李良耀調任省工農監察委員會秘書。不久，又調省軍委參謀部人事動員科任科長。李良耀雖然遭到“左”傾領導的排斥、打擊，工作一變再變，但他仍以革命利益為重，對黨忠心耿耿，不分職務高低，總是竭盡全力地完成黨交給的各項工作任務。
1932年1月22日，在湘鄂西省第四次黨代表大會上，李良耀和絕大多數代表在討論夏曦所作的政治報告時，積極支持萬濤、潘家辰等人的意見，對夏曦到湘鄂西蘇區半年多的工作，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同年7月，李良耀在“肅反”中被誣為“改組派”遭到逮捕。9月1日，被殺害於洪湖瞿家灣附近的青龍台。建國後，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