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李仰松
- 畢業院校：北京大學
- 學位/學歷：本科
- 專業方向：考古學
研究方向,學術活動,學術論著,主要貢獻,完善考古學,
研究方向
長期從事民族考古學、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教學與研究，是我國民族考古學的創始人之一。
學術活動
曾主持或參與了雲南西盟佤族社會歷史調查、新石器時代王灣遺址發掘、西安半坡遺址發掘等工作。
學術論著
編著有《原始社會史與民族志》、《民族考古學論文集》、《洛陽王灣》等書。
主要貢獻
李仰松先生早在50年代即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民族考古學研究工作，自從那時開始，數十年來，在民族考古的百花園裡辛勤耕耘，取得了一系列豐碩成果，為中國民族考古學的形成與發展，作出了顯著貢獻。
李仰松先生是新中國成立後入校的第一批大學生，學生時代曾直接受業於裴文中、啟功、夏鼐、郭寶鈞、張政烺、林耀華、唐蘭等考古學、歷史學和民族學界的一代學術巨匠，為日後的學術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54年夏季，李仰松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因其各方面表現優秀而留校，任林耀華先生所開《新石器時代考古》和《原始社會史與民族志》兩門課程的助教。林耀華先生是民族學界的學術權威，或許正是受他及其他先生們的影響，致使李仰松先生日後對民族學和考古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最終對民族考古學情有獨鐘。
如果不是因下面將要講述的一次重要的機遇，李仰松先生或許還不會迅速地走向民族考古的學術道路。然而，如同一位哲學家所言，人生雖長，但關鍵的時候往往只有幾步，學者的學術之旅常常也是如此。
仰韶文化陶器的研究
說起李仰松先生是如何走上民族考古學研究之路的，他總是念念不忘我國著名民族學家林耀華先生，林先生積極主張將民族志材料用於原始社會的研究之中，但苦於當時中國的民族志材料極為有限，許多問題無法得到圓滿的解釋。早在李仰松先生念大學期間，課堂上有老師在講授陶器起源時，機械地套用恩格斯關於陶器起源的一段話：“可以證明在許多地方，或者甚至在一切地方，陶器都是由於用粘土塗在編制或木製的容器上而發生的，目的在使其能耐火。因此，不久之後。人們便發現成型的粘土，不要內部的容器，也可以用於這個目的。”這些論述只是在考古學尚不發達時進行的推測，但當時我國有些學者不僅完全接受了這些觀點，還因當時我國已發現的考古學文化當中以仰韶文化為最早，便認為仰韶文化陶器上的籃紋也是這樣做成的。在課堂上，聽到當時某教師的這種講解，再看看製作技術相當成熟的仰韶文化陶器，李仰松先生心裡疑雲叢生.就此問題他專門向林耀華先生請教，林先生鼓勵李仰松到中國境內的後進民族地區進行實地考察，觀察他們是如何製作陶器及其紋飾的，以期對仰韶文化陶器的製作過程有所啟發。是啊，陶器不會告訴人們自身的製作過程，僅靠考古學自身的“死”材料是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的，事實證明，正是林耀華先生的一席話無意中竟成為李仰松先生學術道路的重要轉折點。
機遇常常偏愛有準備的頭腦，也就在李仰松先生正想深入少數民族地區來一番實地考察時，這一機遇悄悄地來臨了。
1956年，適逢國家民委組織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活動開始，早就想到民族地區看個究竟的李仰松先生自然不會放過這一時機。經林耀華先生推薦，李仰松先生幸運地如願以償，從而成為李仰松先生從實地調查材料出發，從事民族考古研究的開端。
佤族制陶術的研究
如上所述，參加民族調查，李仰松先生是有備而來。在他的腦海里裝滿了各種各樣的問題。他需要到一個保存原始因素最多的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調查，才能滿足他想解決的若干疑難問題。於是他挑選了尚保存有原始野蠻的獵首習俗的雲南佤族地區作為調查對象。
來到佤族地區首先引起李仰松先生注意的自然是佤族的制陶術。李先生步行兩天來到西盟優族自治縣靠近中緬邊界的一個名叫“科來”的寨子。這個村寨的制陶技術非常原始，無論是陶器的現狀、紋飾和火候等，均與考古發掘出土的新石器時代陶器有很多近似之處。
李仰松先生對該寨子的制陶術進行了詳細調查，從制陶工具及其用途、陶土來源、制陶步驟、燒陶過程、陶器種類與紋飾、價格和銷售地等各個環節，均進行了仔細觀查和記錄，後撰寫成《雲南省西盟佤族制陶情況》一文，經夏鼎先生推薦，立即在《考古通訊》1958年第2期公開發表，這篇文章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緊接著又寫成《我國古代陶器製作上的幾個問題》，明確指出過去有人提出的仰韶文化籃紋陶上的籃紋，是將編好的籃條印上去的說法不能成立。從此以後，我國考古學界再沒人信從仰韶文化的陶器籃紋是植物枝條遺留的臆說，仰韶文化陶器的紋飾系拍印而成，已成為毋庸置疑的鐵論。
釀酒起源的探討
李仰松先生在佤族地區的調查，還引起了他對我國釀酒起源的探討。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有人把釀酒的起始與階級社會的開始相聯繫，把釀酒作為階級社會出現的標誌，把我國釀酒起源的出現定在龍山時代，針對這一觀點，李仰松先生首先從考古材料出發，認為粟已成為仰韶文化人們的主要食糧，而它同時也是釀酒的主要原料之一，因此，認為仰韶文化時期已經具備了釀酒的條件。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外壁塗有草泥土痕跡的小口尖底瓶、漏斗狀陶器等是與釀酒有關的器物。再從釀酒技術分析，用穀物釀酒，酒麴是不可缺少的，而利用酒麴使穀物發酵作酒是最直接的方法。酒麴的形成是穀物澱粉的糖化，只要有了穀物，穀物發芽或口嚼穀物均可使穀物發酵，製成酒麴。利用酒麴使穀物發酵便可作出酒來。因此，酒的製作與社會上是否出現了多餘物資集中到酋長手中以及階級分化是否產生談不上有任何關係。李仰松先生還結合佤族、獨龍族等這些每年都缺糧的民族，在收穫之後即行大量釀酒，也證明了釀酒與多餘物資集中到少數人手中沒有任何關係。他認為“我國釀酒的起源，可能與農業同時或稍晚些時候就出現”。在李先生的觀點公布之後，不久便被學術界廣泛接受。
埋葬習俗的研究
李仰松先生在佤族地區進行調查時，他還特別觀察了保留有原始殘餘的佤族埋葬習俗，並結合我國新石器時代的墓葬現象對我國新石器時代的埋葬習俗進行了深入研究。他注意到:佤族的墓地有兩種，一種是各家埋葬在自己住宅的附近;另一種是埋在本村寨的公共墓地。公共墓地按寨人姓氏劃分，不同姓氏的人埋在不同的區域內。“凶死”的人不能埋人公共墓地。這些細心的觀察對於復原原始社會的埋葬制度，無疑具有啟發作用。
研究原始社會的工具
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10年當中，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李仰松先生的研究也被迫中斷。80年代以來，李先生的民族考古學研究不僅得以繼續進行，而且進一步拓寬了民族考古學的研究領域。
在史前遺址當中常常出土各種各樣的工具，這些工具究竟是怎樣製作和使用的，是考古學家常常遇見又難於解決的問題。為此，李仰松先生參照相關的民族志材料，對這些工具的形制、功用、定名等問題，都作了較為詳細的研究。在此基礎上，再按照我國各地原始文化生產工具的共性，將我國新石器時代的各地區劃分為不同的經濟文化類型:我國東北、內蒙和西北的廣大地區，主要屬於草原畜牧、漁獵和採集的經濟文化類型，農業的比重很小。中原黃河流域諸部落，屬於以農業為主，狩獵、捕魚為輔的經濟文化類型。黃河北部中上游地區，即內蒙古西部和甘青地區屬於占今多是半農半牧的經濟生活二我國南方、西南和東南沿海一帶的諸部落，以“火耕農業”和“相耕農業”為主，採集、狩獵和捕魚是他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副業生產。此外，氣候溫和、地勢平坦的蘇、浙沿海地區，自古以來，稻穀種植十分發達，而生活在我國南方的少數民族如苦聰人、獨龍族、佤族、僳僳族、怒族等還滯留在火耕農業階段，雖然這一划分方案，只是一個輪廓，但現在看來，其結論基本是正確的。
“軍事民主制”的研究
80年代李仰松先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之一便是他對我國古代軍事民主制的研究。“軍事民主制”一詞最早由美國民族學家摩爾根提出。按照恩格斯的解釋是“其所以稱為軍事民主制，是因為戰爭以及進行戰爭的組織現在已成為民族生活的正常職能”。軍事民主制所處的時代是原始社會末期，此時的政治制度一方面具有軍事特點，如部落有軍事首領和親兵群，另一方面還保留有原始社會的民主制度，如長老議事會、民眾大會等在經過軍事民主制之後，才產生了真正的國家。
中國古代是否存在軍事民主制呢？這是一個重大的學術問題。李仰松先生指出，從考古學材料來看，在龍山文化和齊家文化的多處遺址中均發現了青銅器和紅銅器，其中既有工具、兵器，又有日常用具和裝飾品;標誌著該階段的生產力水平有了新的發展:生產力的提高必然會促進社會財富的增加，這便為少數上層統治者利用特權，聚斂更多的財物提供了可能:考古發現證實了這種推測，在山西陶寺墓地和山東泗水尹家城墓地，都發現了高規格的大型墓葬，與同一墓地的小型墓葬形成鮮明的對比，說明當時社會上已出現貧富分化，氏族制度已經開始瓦解大型墓的隨葬品中往往既有軍事象徵的石鎖，又有與巫術有關的鼓、馨和卜骨等，說明這些大型墓葬的主人，既有軍事權，又握有宗教權，與李先生調查過的西盟佤族某些村寨的“窩朗”—酋長和巫師相似。此外，與軍事民主制相關的還有在龍山文化和齊家文化多處遺址中普遍見到的人殉墓葬李先生將考古材料和民族志材料綜合研究之後肯定了中國古代的確存在軍事民主制，他認為我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龍山文化、齊家文化和馬廠型文化的遺存，即反映了這個階段的情況。由於李先生的論述翔實，言之確鑿，極具說服力，這篇論文被評為北京大學首屆科學研究論文二等獎。
對壁畫的研究
旱在1956年在雲南省西盟地區進行佤族社會歷史調查時，佤族大房子的壁畫就曾引起過李先生的注意二後來又先後到甘肅嘉峪關和廣西左江地區考察岩畫，並寫成《廣西左江寧明花山崖壁111試探》一文，文中結合翌年西盟低族的社會調查材料，對比我國雲南、內蒙古、甘肅和新疆等地的崖畫資料，對廣西左江、寧明縣花山崖壁畫從崖畫的顏料、繪畫技術、繪畫過程和崖壁畫及其年代和社會性質等問題進行了認真探索。
為紀念西安半坡遺址發掘30周年撰寫的《仰韶文化嬰首、魚、蛙紋陶盆考釋》一文，將眾說紛紜的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人面魚紋圖案，解釋為由嬰首、魚、蛙及女陰所構成，其含義為祈求蕃衍子女，是與生育巫術有關的一組圖案。這篇文章，立論新穎，證據充分，對仰韶文化所出人面魚紋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從而榮獲第二屆北京大學學報優秀論文獎。
研究原始聚落形態
80年代另一項突出研究成果是運用民族考古學研究方法研究原始聚落形態。陝西臨撞姜寨遺址是一處比陝西西安半坡原始村落保存得還要完整的仰韶早期的聚落遺址，因而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重視.李先生獨闢蹊徑，將其與雲南西盟馬散佤族村落作對比研究，通過對各類房屋大小、室內放置物品和房屋功能的比較，認為姜寨遺址中的大型房屋絕大多數為氏族酋長住屋，中型房屋當是對偶家庭家族長的住室，小型房屋則是不穩定的居室，這些小型房屋的大量存在標誌著當時村落內部盛行對偶婚，也說明仰韶文化早期已屬於原始社會對偶婚制家庭階段。這些觀點，至今看來仍是十分精闢的。
完善考古學
20世紀90年代，李先生已到了花甲之年，他不顧年高，在民族考古研究的道路上仍在奮勇拼搏。這一時期他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一是對於以前研究過的問題，隨著新材料的不斷發現，將這些問題不斷加以深化和修改：其中如我國古代制陶術的研究，整合50年代對雲南西盟佤族，80年代對雲南麗江、獨龍江地區的納西族、僳僳族、獨龍族和90年代對海南五指山區黎族有關制陶的調查材料，參閱國內外製陶工藝的其他研究成果，並結合我國新石器時代出土的有關制陶原料、陶器紋飾、制陶工具、陶坯工藝、焙燒技術等方面的情況，對原始制陶工藝及演遞過程，在個案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系統總結，撰寫出《原始制陶工藝的研究》。它不僅是一篇古代制陶工藝的總結性論述文章，也是李先生運用民族考古學從事學術研究的又一具體演示。
再如李先生對穀物釀酒起源的研究，早在60年代初，他曾運用當時的考古材料，將我國穀物釀酒起始年代定在仰韶文化時期自70年代末，由於裴李崗文化等比仰韶文化更早的考占學文化的發現，在這些考古學文化中又發現不少與釀酒有關的考古新資料，李先生敢於打破自己原有的觀點，將考古發掘材料和民族志有關材料相類比。經過分析、多角度驗證和推理演繹從而得出穀物釀酒起源於新石器早期的結論。
生對岩畫的研究
李仰松先生對岩畫的研究，到了90年代也進入綜合研究階段，他先後寫出《內蒙古、寧夏岩畫生殖巫術析》，和《中國岩畫探秘》等文，對中國境內不同地區不同風格和傳統的岩畫從巨觀角度進行綜合研究，嘗試將民族考古學的方法運用於岩畫學研究，為岩畫學研究開闢出一條嶄新的途徑。
對民族考古學的理解
90年代李先生除開展民族考古學的專題研究之外，同時也致力於整個民族考古學研究體系和該學科方法論的完善，這便是他於90年代所主攻的另一條主要戰線。1998年李仰松先生的論文集—《民族考古學論文集》正式出版發行了。在這本著作的序言當中，李先生還就中國民族考古學的一般性問題，做了全面總結。
李先生認為：民族考古學是從新考古學發展來的一門分支學科。它是依考古學（指傳統考古學）所提出的問題，通過近現代民族群體的行為及其有關材料與考古物質遺存相類比、驗證、研究闡釋其文化內涵，以復原古代人類社會歷史面貌的一門學科。其研究方法是用“類比—假設—驗證”和演繹推理的方法進行多方位的探索。其中，類比是最為重要的環節。李先生總結出民族考古學可類比驗證的四點規範：
1，社會性質相同或同一社會發展階段；
2，生產、生活相同或相似的同類物質文化；
3，生產、生活相同或相似的同類精神文化；
4，生產、生活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功能（人類生存方式）。
李先生特彆強調，那些埋藏於地下的古代遺物、遺蹟與同樣或相似類比條件的民族志材料相互驗證，是最具說服力的。
李仰松先生的這些論述不僅是他基於自己長期從事民族考古學研究提煉出來的、具有方法論意義的系統總結，也標誌著他的民族考古學實踐、理論、方法論的完整體系已經形成，他的這些論述已經成為民族考古學研究領域的寶貴財富。
道德風範
李仰松先生在學術上的成就自然是難於在一篇小文中得以全面展現的，除了學術成就之外，李先生的道德風範，更令人敬佩不已。
李先生和藹可親、謙虛待人的處世風格是出了名的。無論同誰見面，他總是面帶微笑，使人如沐春風，不端一丁點名教授的架子。對待年輕人他總是積極鼓勵，只要學生有一點進步他都會大加讚賞。他常說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學術使命。年輕人可貴的是滿腔熱忱，他鼓勵年輕人要敢於超過前人，超越老師，只有這樣，學術才能不斷前進。
李先生的敬業精神還體現在他隨時隨地宣傳民族考古學是一門邊緣學科，每逢有人向他請教相關的學術問題，他總是孜孜不倦地解答，滿腔熱忱地提供幫助。教書育人是教師的天職，李先生十分注重培養學生刻苦努力的學習精神，要求研究生多讀、多寫、多看書、多思考，在民族地區調查時要努力做到眼勤、腿勤、手勤、腦勤。
李先生多年從事民族考古學研究，卻從不僅僅關注自己的研究課題，他無論走到哪裡，總能迅速地與當地少數民族民眾打成一片，對於少數民族的切身利益，真誠地掛在心上。1988年，他在雲南獨龍族調查時，對當地缺乏公路、交通不便的體會十分深刻。回到北京之後，及時與林耀華、楊塑等十餘名著名民族學家，聯名寫信向中央有關部門反映獨龍族地區的交通困境，為獨龍族居住區早日修築公路而奔走呼籲。中央有關部門接到李先生等人的信後，不僅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立了提案，而且撥款為獨龍族人民修建公路，從而結束了獨龍族人民世世代代沒有公路的歷史李仰松先生此舉使獨龍族人民深受感動，也贏得了同行們的廣泛讚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