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穆伯

朱穆伯（1895-1945），原名綬綸，亦名毅，貴州遵義新城棉線街人。中共貴州地下黨黨員，國立貴州大學中文系教授，曾先後執教於南開大學、貴陽省立一中、浙江大學，併兼任該校圖書館館長等。民國初年，朱穆伯考入北京大學，拜章太炎的門生黃侃為師，深得器重。畢業後，執教於天津南開大學。不久返黔，先後任義中學文史教師、貴陽省立一中教師、私立豫章中學董事及遵義高級中學籌建委員，後又到遵義師範學校和縣中學教書。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朱穆伯對國民黨政府的消極抗日極為不滿，曾到遵義體育場參加民眾大會。抗日戰爭爆發後，國立浙江大學遷入貴州遵義、湄潭辦學，經陳劍修教授推薦，朱穆伯入浙江大學任教，兼任圖書館館長。1944年秋，任國立貴州大學中文系教授。1938年，朱穆伯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經中共貴州省工委批准，成為一名特殊黨員，由省工委直接領導並開展活動。1945年暑假，朱穆伯由國立貴州大學返遵義度假，不幸染霍亂病，不治逝世，時年50歲。

（概述圖來源：）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朱穆伯
• 別名：原名綬綸，亦名毅
• 國籍：中國
• 出生日期：1895年
• 逝世日期：1945年
• 畢業院校：北京大學
• 出生地：貴州遵義新城棉線街
• 職稱：教授
• 性別：男

人物生平

朱穆伯（1895-1945），原名綬綸，亦名毅，貴州遵義新城棉線街人。19世紀20年代在北京大學讀書，老師是章太炎的門生黃侃，其孤高傲世的性格，博學精研的精神，頗受黃侃的影響。蔡元培先生辦北大的工作作風，經常對人津津樂道。蔡先生對於教授學者們，只要持之有理，言之有故，均表示歡迎，同意在北大講學授課，所以有胡適之、陳獨秀這樣一批從事新文化運動的人；也有精通英文，卻留著辮子，穿著長袍的復古派如辜鴻銘之流。朱穆伯受北大學風的薰陶，對於古今中外圖書，凡能得到的都要瀏覽，有的還要精讀。他也喜歡魯迅的作品，認為魯迅的小說和雜感之類，既受了西方和日本文學的影響，也是從《左傳》、《史記》這些著作里學到的高明手法。

在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初，朱穆伯曾在貴州大學和貴陽一中教歷史和倫理學。他教西洋史，全是用英文本。他在課堂上敢於評議時政，抨擊權貴，故有“朱大聖人”之稱。國民黨蔣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隊於1935年入貴陽時，朱穆伯已回到遵義。一般中學的校長怕他罵人，不聘他任教，一時生活困難，只得把部分藏書廉價出賣，換幾個錢維持生活。其實，當時中學裡的高年級學生還是很希望他去講課的，也希望其學生余正邦去講課。後來，由於校長聘了一位曾任國民黨貴州省黨部書記長的人作教務主任，自然不聘請朱、餘二人。因此，1935年秋天，為開除兩名學生爆發了罷課事件。由此可見，朱穆伯在青年學生中的影響是比較大的。1936年，朱、餘二人均在遵義師範任教。11月間，國民黨逮捕了幾個地下黨員和一些教師、學生，朱穆伯不顧一切，勇敢地奔走於各界人民之間。在一次集會上，他慷慨陳詞，要求釋放所有被捕青年。

抗日戰爭開始後第二年，遵義地下黨聯合民眾開辦“快讀書店”。書店從延安、重慶和桂林購進《資本論》、《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新華日報》和《解放》、《民眾》等書刊。朱穆伯都一一讀過，尤其是讀了毛澤東的《論新階段》、《論持久戰》等小冊子，投井下石，思想上發生了變化，曾一度想去延安學習。1938年，他向地下黨負責人楊天源、謝樹中懇切地陳述了對舊中國的認識和對共產黨、八路軍的希望，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經過貴州省工委負責人之一的鄧止戈批准，一個狂放不羈的學人，由此走進了無產階級先鋒隊的組織行列。朱到貴陽將此事告知田君亮先生，田問：“今後還要不要罵人?”朱回答說：“照常罵，一旦不罵那些傢伙了，會引起國民黨的懷疑。”據楊天源說：“組織上認為朱穆伯的狂士、名士風度，不必改變，要這樣，才能繼續和上層人物接觸，也不為人注意。”

國立浙江大學由杭州遷江西泰和，又遷廣西宜山，1939年，再遷到遵義和湄潭。竺可楨校長和史地系主任張其昀等在遵義尋找校址，約請朱穆伯協助。浙大文學院長梅光迪是北大老教授，其他教授如陳劍修等也是“北大人”，他們均推薦朱穆伯到浙大任教。先是去湄潭縣永興鎮浙大先修班，後又轉回遵義任浙大圖書館館長。他在永興鎮時，附近有放敞豬的，有一位不熟悉農村情況的人，說這是原始社會人畜共居的生活方式。朱穆伯認為這種說法有傷民眾的感情，批評了這位朋友歷史社會知識太差。他說，清乾隆下江南時，有“夕陽芳草照游豬”的詩句。這種“游豬”就是貴州人說的放敞豬。他還幽默地說：“這隻游豬游到這鄉下來了。”說得在座的人哄堂大笑。從此，這位朋友再也不亂開“黃腔”了。

1940年夏天的一個晚上，皓月當空，朱穆伯和一群青年在城外散步，其中有一個是從西安回來的地下黨叛徒，表面上偽裝革命。當大家走到一條新辟公路上時，這叛徒見到一副挖出的棺材，猛叫一聲，嚇得倒退幾步。朱穆伯冷笑著說：“青年人要敢於面對血淋淋的現實，怎么看到一副棺材就嚇成這樣?”這個叛徒知道是諷刺自己，從此懷恨在心，暗暗中傷“朱穆伯有問題。”1942年冬天，國民黨中統特務強迫一個學生到朱穆伯作客的人家去，請朱穆伯出去講句“要緊話”，妄圖加害於他。但朱穆伯巳提高警惕，大聲地說：“講什麼話，就在這裡講!”這個學生被吼走了。第二天，朱穆伯找到遵義專員高文伯，這位專員也是“北大人”，朱穆伯揭穿昨夜的陰謀，高表示“恐怕是出於誤會。”就這樣敷衍了事。憑藉他的聲望和地位，而遵義地下黨又是搞的單線聯繫，國民黨特務機關也就無可如何了。

抗日戰爭爆發後，朱穆伯在浙大圖書館任職期間，還兼任遵義縣中高中部的國文和英文課。1944年冬天，日本侵略軍打進黔南，國民黨在貴陽的黨、政、軍大員都主張一火燒毀這座城市。在貴陽的大學都紛紛外遷，貴州大學潘家洵教授到了遵義，以“北大人”關係邀請朱任貴州大學教授，朱欣然應邀。在貴大講《聲韻學》時，是以錢玄同在北大的講義為底本，參照諸家見解，編出《聲韻學十講》，這是朱穆伯一生中專心致志從事著作的開始。以他的博聞強記，學有所宗，正是他開花結果的黃金時代。1945年暑假，朱穆伯由國立貴州大學返遵義度假，不幸染霍亂病，不治逝世，時年50歲。

主要事跡

時政方面

在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初，朱穆伯曾在貴州大學和貴陽一中教歷史和倫理學。他教西洋史，全是用英文本。他在課堂上敢於評議時政，抨擊權貴，故有“朱大聖人”之稱。田先生和朱先生在一中教書時，有一天，省主席王家烈去視察學校，校長王從周在教務室擺起茶點，等教師下課後來聽王家烈講話。朱穆伯回貴州時，王家烈還沒有當上師長，是周西成、毛光翔先後離去後，才繼任省長兼二十五軍軍長職務的。朱穆伯進入教務室，走到王的面前，用手撫弄其頭及下頷，譏諷地說：“紹武(王的名號)，你來乾什麼?”王強作不介意地說：“穆伯，你還是當年那樣的老脾氣。”就這樣無可奈何地敷衍過去了。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朱穆伯對國民黨政府的消極抗日極為不滿。一次，到遵義體育場參加民眾大會，當眾痛斥當局“黨不擋，政不正，法不罰”。遵義當局對其無奈，反欲利用其在文化教育界的影響，拉其加入國民黨。貴州省黨部派原頗為其器重的學生當說客，朱穆伯說，“我不是沒同你們說過，君子不黨，鳥獸不可同群。你請我入國民黨，豈不是同我開玩笑！”說客饒舌加勸，朱穆伯罵道：“你小子侮辱我，再不滾蛋，我要用腳踹你了！”

1935年1月，紅軍長征進駐遵義。據張震將軍回憶，1月9日，共產黨人毛澤民與徐老（徐特立）一道“到遵義知名進步人士劉伯莊、朱穆伯、余選華等家做統戰工作。由於他們和紅軍指戰員深入宣傳黨的政策，遵義城鄉出現一片物價穩定、買賣公平、市場繁榮的景象”。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教育部長兼遵義縣革命委員會文教委員的徐特立負責黨的文化教育工作。他注意團結遵義著名學者朱穆伯和趙乃康等進步知識分子，耐心向他們解釋黨的文化教育政策，動員他們出面搶救被黔軍潰兵隨意踐踏的遵義圖書館的文物書籍。徐特立還向紅軍總政治部建議大量書寫張貼“保衛書籍”的紅軍標語，嚴禁損壞書籍和文物。紅軍把保護書籍的行動提升到“保衛”這樣的軍事層面的政策高度來執行實施，使得被譽為“天下第一府志”的《遵義府志》等一大批圖書在戰亂中得以完整的保存下來。

教育方面

朱穆伯師承章太炎、黃侃，深知基礎教育的重要，常教學生要高處著想，低處著手，循序漸進，要精讀名家名著，由博而約；寫詩作文，要有書卷氣，脫盡市井俗氣，書卷氣猶如人的浩然氣，浩氣無存，正氣不中；亦重品德教育，常說：“文人最重品德。沒有品德的人，就沒有高尚的靈魂，也就寫不出好的文章。”講《離騷》時，說：“我講《離騷》，是為願意聽的人講的，那些為作官而讀書的人，可以出去，我不打他的缺曠。”朱穆伯對音韻學、訓詁學、詩詞均有研究，十分自負，鄉人戲呼為“朱大聖人”。朱先生的七絕《贈弟子》一詩頗有代表性：“紛紛易過百年身，舉世幾人識道真。力去陳言奈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在貴陽一中執教時，與田君亮、李淑元、劉敬常等知名教師交情甚篤，常因討論學術問題而互不相讓，竟至撩衣揮拳，氣平後又復好如初。貴陽人戲稱為“四怪”。

歷史評價

“本世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期間，朱穆伯先生是遵義教育界相當突出的人物。由於他的文科知識廣博，感情豐富，談笑銳利，曾給遵義教育界以至社會上留下顯著的影響和印象。” （詹健倫 評）

“我對穆伯老師敢於揭露社會黑暗，嫉惡如仇的精神，甚為尊敬。” （杜龍源 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