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庭光，1924年5月出生，1942年8月畢業於華中局黨校，1938年10月在江西南昌參加革命， 1982年5月至1985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所副所長，1983年3月至1987年12月任所長。
主要學術成果：《世界歷史名人譜》（古代卷） （近代卷） （現代卷）[主編] （人民出版社，1998） 、《外國歷史大事集》（各卷）[主編] （重慶出版社，1986－1989）、《朱庭光集》 [專著] / 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組織編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朱庭光
- 別名：原名：未央
- 籍貫：浙江省鄞縣
- 出生地：日本東京
- 出生日期：1924年5月26日
- 逝世日期：2005年11月18日
- 畢業院校：華中局黨校
朱庭光（1924—2005），祖籍浙江省鄞縣，是公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1924年5月生於日本東京，1938年10月，年僅14歲的他隨母尋父，在新四軍南昌辦事處參軍，隨部隊轉戰南北。在新時期世界史學科建設中，朱庭光仍像戰士一樣衝鋒在前，奮力開拓，為整合中國世界史研究力量、組織學術活動和培養人才做了一系列開創性工作。“少小從戎今白頭，筆耕半世習春秋。……孺牛雖老壯心在，餘燼可燃無他求。”朱庭光晚年的這首自題詩，是其戰鬥與學術生涯的真實寫照。
朱庭光是烈士後代。其父朱鏡我（1901—1941），1927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社會學系，同年回到上海加入創造社，翻譯了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這是中國最早的全譯中文單行本。1928年5月，朱鏡我加入中國共產黨，曾擔任多個黨內重要職務，1941年1月在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中壯烈犧牲。
朱庭光14歲加入新四軍，16歲入黨，自幼沐浴在革命大家庭的陽光下，成長為黨理論戰線的一名忠誠戰士。1978年5月，朱庭光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後，隨即全身心投入發展中國世界史研究的新征程中。
“文革”後，中國世界史研究迎來了春天，世界歷史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在朱庭光的主持下得以全面恢復：深入調研製定科研規劃，申報課題；創辦《世界歷史》《世界史研究動態》《世界史譯叢》等期刊；召開北京地區和全國性世界歷史研究工作會議，加強世界歷史研究所與高校世界史研究隊伍的密切合作；開展廣泛的國內國際學術交流，加入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掛靠在世界歷史研究所的一些地區史、斷代史、專門史和國別史的研究會紛紛成立；主持國家社科基金世界史項目評審組工作；招收世界史專業研究生，加速培養後備科研力量；等等。朱庭光嘔心瀝血、雷厲風行，做了大量鋪路工作。正如齊世榮先生所言，“朱庭光同志是一位出色的學術工作組織者，又是一位有成就的學者……把世界歷史研究所辦得有聲有色，成績卓著”。
20世紀80年代初期，思想僵化、半僵化等傾向在世界史研究領域依然存在。朱庭光克服重重阻力，堅定不移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作為《世界歷史》主編，朱庭光支持鄭異凡在1984年第4期發表《論布哈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思想》，他本人在同期發表《沒有必要作繭自縛》，強調對布哈林的思想和實踐進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評價，是中國世界史學者“非常嚴肅而重要的工作”。針對當時世界史研究存在的不良現象，他寫道，我們“堅信馬克思主義是有無比強大的威力能夠指引我們去正確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理論必須捕捉新的課題，有所創新，能夠反映、概括、解釋和指導新的實踐……歷史科學自不例外。我們需要勇於並且善於開拓新的研究領域，選擇新的歷史課題，對多年來爭論不休或者不敢問津的老問題提出新的答案”。
20世紀80年代，朱庭光主編的8卷本《外國歷史名人傳》、10卷本《外國歷史大事集》問世。這是新時期中國世界史研究的“集結號”。他拒絕當“掛名”主編，堅持每稿必看，審稿意見和增補文字寫得密密麻麻，往往有千字之多。這兩部著作的編寫，不單純是歷史知識的積累與傳播，而且對整合世界史研究力量、做好人才培養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一系列科研實踐，中國世界史教學與科研人員不斷增加，專業研究機構不斷充實，為中國世界史學科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改革開放初期，有人利用黨糾正“左”傾錯誤的機會，鼓吹歷史虛無主義，攻擊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全盤否定中國共產黨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創立的豐功偉績。在歷史學領域，表現為宣揚馬克思主義“過時論”，不加分析地美化西方史學理論；一味鼓吹與西方“接軌”、實現所謂“國際化”是中國世界史研究的出路，“價值中立”、“全盤西化”等論調一時甚囂塵上。針對這些錯誤觀點，朱庭光旗幟鮮明地指出，要“堅持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為指南”，這是中國世界史研究的基本立足點，同時要努力“實行百家爭鳴的方針，力求克服由於‘左’的影響而產生的教條主義和簡單化的傾向”。
1983年8月，世界歷史研究所在北京召開全國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座談會。朱庭光從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等六個方面，闡述了世界史研究中“中國特色”的具體體現。他認為，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歷史研究，是指“切合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的、在研究目的、課題、方法和形式上具有中國獨特風格的科學工作”，其核心就是“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南，套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研究世界範圍內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探索歷史發展的規律。注重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礎上進行創造性的理論分析和概括，重視史學理論的作用，批判和反對歷史唯心主義”。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世界史學術史，用確鑿事實證明了它的科學性和真理性。朱庭光強調，世界史研究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從不存在所謂的“信仰危機”，與“中國獨特風格”聯繫在一起的，是建設“世界史研究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學派”，推動中國世界史研究繁榮發展。
在朱庭光看來，發揚世界史研究的“中國特色”，除明確指導思想外，還要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的學風，推動世界史研究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勇於開拓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具有借鑑作用的研究領域。要把握世界歷史發展全局，科學評價包括中國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各民族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批判“歐洲中心論”和一切宣揚白人優越的謬論。要堅持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性與形式多樣性的統一，力求多方面、多層次地描述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歷史進程，揭示社會歷史現象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要從中國客觀實際出發，充分發揚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加強研究工作的計畫性，統籌兼顧，組織重點課題的攻關。要繼承和弘揚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特別是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勇於回答時代課題的光榮傳統。經世致用、強調信史等傳統，在新時期的世界史研究中都應發揚光大。
1984年3月，在國家制定“七五”規劃的背景下，中國社會科學院在世界史學科五年發展規劃中，正式提出編撰具有中國特色的多卷本《世界通史》。朱庭光認為，為完成這一龐大工程，首先要加強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研究，實現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史學界當年圍繞“世界史研究如何有中國特色”展開了討論熱潮。吳於廑、王繩祖、何茲全、龐卓恆、羅榮渠、郭聖銘、李純武、劉遠圖、魯毅等學者紛紛撰文。大家普遍認為，《世界通史》首先應徹底摒棄“歐洲中心論”，科學揭示世界各民族相互影響、相互依存的關係，把研究重點轉向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歷史因生產力的發展，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這方面來。新編《世界通史》，應本著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態度，把中國在不同時期應有的地位和作用表現出來。經過這場討論，世界史研究一定要堅持“中國特色”，成為越來越多世界史研究者的共識。
朱庭光認為，歷史與現實是緊密連線而不能割裂的，“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工作者來說，認識世界的目的就在於改造世界，研究歷史正是為了推進現實、面向未來”。歷史學家應投入火熱的社會實踐，拓展歷史反思的深度，以更加強烈的社會擔當，自覺投身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宏偉事業中。
朱庭光十分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認為可以為爭取社會主義建設的和平國際環境，維護世界和平事業提供歷史借鑑。他倡議和籌備了1979年7月在哈爾濱召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學術討論會。這是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首次關於二戰史研究的全國性學術會議。1980年6月在昆明召開了第二次學術討論會，正式成立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會。1980年，中國史學界代表團出席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第15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國際委員會的討論。1983年，關於二戰起源問題的研究，被列入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點課題。自20世紀80年代始，中國二戰史研究進入快速發展期，日漸成為世界史研究的重要分支。據不完全統計，1980年至1985年的短短5年間，中國就出版二戰史著作7部，刊發各類論文、文章200多篇，此外還有一批二戰史的譯著和回憶錄出版面世。
在現實中，法西斯政權早已覆滅，但法西斯思想並未消失。在歷史研究中，出現了以為日本法西斯主義翻案為主要目的的“修正學派”。為推動二戰史研究向縱深發展，朱庭光主編了中國第一部關於法西斯主義與二戰的專題論文集《法西斯主義與第二次世界大戰》（1988），以及《法西斯新論》（1991）、《法西斯體制研究》（1995）兩部專著。這三部著作史料紮實、觀點鮮明、多有新意，成為中國二戰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