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學

朱子思想是我國繼儒家思想以後又一思想領域的成就。宋代朱熹及其門人創立的朱子學是我國傳統文化發展史上的又一次高峰，其不僅極大地影響了中華民族思想文化，而且還跨越民族和地域的界線，傳播到海外不少國家和地區，並對其思想文化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朱子學
• 作者：朱熹
• 原理：儒家思想
• 領域：思想領域

作者介紹

朱熹（1130年～1200年），行五十二，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字元晦，又曰仲晦，號晦庵，晚稱晦翁，又稱滄州病叟、雲谷老人，南宋理學家。他被認為是理學的集大成者，尊稱為“朱子”。在中國，許多人認為他確立了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家境窮困，自小聰穎，弱冠及第，中紹興十八年進士，歷高、孝、光、寧四朝，一生清白，貧困時多，雖餐食常有不繼，然非分一文不取。於建陽雲谷結草堂名“晦庵”，在此講學，世稱“考亭學派”。承北宋周敦頤與二程學說，創立宋代研究哲理的學風，稱為理學。其著作甚多，輯定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四書作為教本，儒家的思想經其整理注釋才普遍為人所了解。世稱朱子，又稱朱文公。 朱熹系茶院府君九世孫。原籍江西婺源縣，宋建炎四年庚戌（1130年）九月十五日午時誕生於福建尤溪鄭氏草堂。十八歲舉建州鄉貢，十九歲登王佑榜進士，二十二歲授左迪功郎，初任泉州同安縣主簿，以後四十八年中，先後任地方官九年，到朝廷任侍講官四十天，官至直寶文閣待制，封婺源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兼秘閣修撰等職。慶元六年庚申（1200年）三月初九午時病逝於建陽考亭之滄州精舍，壽七十一歲。嘉定二年詔賜謚曰“文”（稱文公），累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後改徽國公，從祀孔子廟。明朝通稱先儒朱子，崇禎十五年因詔位居七十二子之下，漢唐諸儒之前，特稱大賢朱子，清康熙五十一年詔升大成殿配享位列十哲之次。生三子：塾、野、在；女五人。 他為官僅有10餘年，從事教學約40年。一生專心儒學，成為程顥、程頤之後儒學的重要人物。在經學、史學、文學乃至自然科學的訓詁考證、注釋整理上都有較大成就。朱熹哲學發展了程頤等人的思想，集理學之大成，建立唯心論的唯理論體系。認為“理”、“氣”不相離，但“理在先，氣在後”，“理”是物質世界的基礎和根源。朱熹晚年受到韓胄排斥，學說被視為“偽學”，遭到禁止。但後來朱熹理學一直成為官方哲學，元代恢復科舉後，朱學被定為科場程式；在明清兩代被列為儒學正宗。在中國儒學史上，朱熹理學的作用和影響力僅次於孔子。朱理學傳到了朝鮮，再傳入日本，在日本一度形成朱子學熱，影響頗大。

主要著作:《近思錄》《四書章句集注》 《詩集傳》 《通鑑綱目》 《朱子語類》 《宋名臣言行錄》 《楚辭集注》 後人集有《晦庵先生朱文公集》。

對外影響

朱子學於13世紀20年代就開始傳入與中國鄰近的日本、朝鮮及越南等國，由於這幾個國家當時的社會結構與中國基本相似，因此朱子學在傳入後不久便融入了當地文化。14世紀至16世紀，日本朱子學擺脫了禪學的束縛，並與原有的神道相結合，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出現了專門研究朱子學的儒家學派。後來江戶時代的德川幕府為了維護其封建統治，更是把朱子學奉為“官學”。從此，朱子學在日本進入了鼎盛時期，朱子學不僅作為修身齊家的理論，而且成為治國平天下的武器。明治維新之後，許多日本思想家為了解決資本主義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繼續潛心研究朱子學，以尋找實現“道德之教”的良藥。1890年，日本天皇公布了《教育敕語》，確立了以儒家道德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國民道德教育方針，這標誌著朱子學在日本已逐漸融入資本主義意識形態。

朱子學最初傳入朝鮮緣於移民，但其在朝鮮的主要渠道卻是靠兩國官方學者和學術機構的相互往來。15世紀初至16世紀中葉是朝鮮李朝時代的鼎盛時期，在統治階級的倡導下，朱子學在朝鮮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隨著各種獨立的朱子學派的相繼出現，朝鮮產生了自己的朱子學集大成體系（退溪學），朱子學已成為朝鮮民族自己的文化，並在社會意識形態中占據正統地位。朱子學在朝鮮半島所產生的影響，並不遜於其在中國本土的影響。不僅如此，朱子學還通過退溪學對日本思想界產生了極大影響。至今，朝鮮人民仍尊朱子家禮，崇尚朱熹的倫理道德思想及人生價值觀。

朱子學一傳入越南就受官方重視，當時的陳朝還直接效仿中國以朱子《四書集注》取士的科舉制度。而在後來的黎、阮兩個朝代中，統治階級更是大力褒揚朱子學。他們把朱子學立為正統的國家哲學，作為其建國治民的指導思想。朱子學也對越南社會產生非常深刻的影響，現今保存的越南國史——《大越史記全書》，就明顯地受到朱熹《資治通鑑綱目》史學思想的影響，朱熹的倫理道德思想更是滲透到越南人的思想中，成為他們行為的指南。一位英國學者說：“儒學（主要指朱子學）在越南取得非凡勝利。它把‘五倫’尤其是家庭關係的倫理在社會中擴展到最大限度。”（節延凌譯《中世紀的越南和高棉》）

近代，隨著華人的不斷外移，朱子學開始傳播到東南亞的新加坡、泰國及馬來西亞等國。華人為了把儒家思想傳播給下一代，他們在所屬國創辦華文學校，把《四書》、《五經》列入當地華文學校的主要課程。東南亞的華人還把朱熹“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他們個人發展模式；作為他們“安身立命、自強不息”的精神力量。新加坡政府甚至把“忠孝仁愛禮義廉恥”八德具體化，賦予現代化和新加坡化的內容，把其當作一以貫之的治國之綱。20世紀中葉以後，東南亞更是興起了一股朱子學研究熱，他們把朱子學作為解決西方物質文明給社會帶來弊病的方法，認為朱子學是治心之學，加以推崇。

歐洲人知道朱熹是從16世紀開始的，其影響主要在知識界。17—18世紀，朱子學在法國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當時的孟德斯鳩、伏爾泰等許多啟蒙思想家都曾研究過朱子學，並從中吸取營養。而朱子學對18世紀德國哲學家的影響則更為突出，德國著名的哲學家、自然科學家萊布尼茨在朱子學的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唯理論”學說，並發表了關於“道”的《單子論》，從而開創了德國古典思辨哲學，同時為現代數理邏輯和計算機科學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最初的理論。康德、叔本華也同樣深受朱熹思想的薰陶，尤其是康德，他在《宇宙發展概論》中提出的天體起源假說，與朱熹的宇宙哲學中的“陰陽二氣的宇宙演化論”的觀點十分相似。因此他被稱為“歌尼斯堡的偉大的中國人”。值得一提的是，在1634—1742年間，歐洲發生了一場關於中國禮儀的爭論，從而使歐洲學者對朱子學進行更深入地研究，這為朱子學西傳提供了大好機會。

美國到18世紀才由來華傳教士傳入朱子學，但二十世紀以來，美國對朱子學的研究卻出現了熱潮，其不僅而且大力投入研究包括朱子學在內的中國學的資金，（僅1958—1970年，投入經費就達7000萬美元）。還出現了不少研究朱子學的專家及其著作，美國大多數學者對朱子學持肯定態度，他們認為美國的民主政治也間接地受到朱子學的影響，今後還要繼續加以研究。

朱子學在海外的傳播過程中，對它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曾起過積極的作用，但也產生過一些負面消極的影響。如受朱子學影響較大的朝鮮、日本、越南，曾經在一些人看來“罪惡無過不孝，無論是犯下什麼過節，只要是為了盡孝的話，都可以得到社會的同情和諒解”。又如越南“交趾支那”（即越南南部）人民中存在著儒教徒的行為（主要指特別的貞節，獨特的居喪行為等）。特別是朱子學成為它國官方思想之後，被封建統治者用作對人民進行精神奴役的工具，桎梏人們的思想，使得思想愈來愈僵化等。這些都影響了社會的發展。

總之，朱子學能在海外流傳，並與它國文化相交融，成為一些國家和社會的意識形態，自然有其生存的價值。朱子學在海外的傳播及其影響的歷史過程，有力地證明了它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與社會張力。以朱熹為代表的新儒學已發展成為世界性的學說，許多國家的學者通過對朱子學的研究，從中找出東方文化中適合西方社會的部分，從而為人類文明的進步作努力。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自古以來，日本接受中國漢字、儒學、佛教、科技和生產工藝的影響，其社會發展與中國密切相關。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文化，是日本接受中國影響的重要方面。

5世紀：儒學傳入，加速日本文明進程

公元5世紀，中國儒學東傳日本。據成書於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書紀》記載，應神天皇15年(公元405年)百濟博士王仁應邀到達日本，帶去10卷《論語》和一卷《千字文》。712年的《古事記》也有類似的記載。這是中國儒學傳入日本的最早記錄。此後，中國儒學在日本逐漸傳播，對其政治、法律、文學、哲學、宗教及藝術等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加速了日本的文明進程。進入7世紀，儒學在日本進一步傳播，並開始浸入社會意識形態領域。這與當時的社會變革形勢密切相關。自6世紀後半期起，以部民制為特徵的奴隸制行將崩潰，即將誕生的封建社會在意識形態上需要理論指導。攝政的聖德太子603年制定“冠位十二階”，用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禮、小禮、大信、小信、大義、小義、大智、小智來表示官吏等級的高低；次年，頒布作為各級官吏道德訓誡的《十七條憲法》，以儒教倫理作為指導思想。如“以和為貴，無忤為宗”(第一條)、“群卿百僚，以禮為本”(第四條)、“信是本義，每事有信”(第九條)等，都是受到中國儒家君臣秩序與五倫觀念的顯著影響。儘管《十七條憲法》不是法律，但卻構造了未來封建國家中央集權的政治原則，為日後的大化改新所繼承。

不僅如此，日本天皇年號也與中國儒家文化同出一轍。根據我國學者統計，自645年孝德天皇使用“大化”年號以來，日本天皇年號的總數為247個，約出自中國106部典籍。在這106部典籍中，儒家典籍就有《尚書》、《詩經》、《周易》、《禮記》、《孝經》、《周禮》、《孟子》、《論語》、《春秋左氏傳》等。中國儒學對日本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日本學者指出：“日本長期是落後於‘中華’之國——中國的後進國，接著是落後歐美資本主義列強的後進國，所以它在能夠創造出達到先進國水平的意識形態以前，必然要從先進國進行移植。”此語不虛。

7世紀：日本成為儒教徒的國度

7世紀中期，日本進入封建社會，儒學得到廣泛發展，封建統治者試圖從中找到可資統治的理論根據。儒學思想的核心是“仁”，“愛人”是其主要特徵。孔子強調“為政以德”，孟子進一步強調“以德行仁者王”。這一思想直接為孝德天皇 (597年～654年)所接受。他在即位不久的詔書中說：“當遵上古聖王之跡而治天下，復當有信可治天下。”“遵上古聖王之跡”，就是像堯、舜那樣以德治天下，達到天下歸心。日本在吸收中國儒家思想的積極成分時，兼收了儒學思想中的“ 天命”觀念，由這一思想衍生出天皇乃“神明”、日本乃“神州”、“大地之元首”的思想，直到19世紀仍有很大的市場。

中國儒學在日本的傳播與發展，加速了日本從蒙昧走向文明的歷史進程。儒學正是因社會的需要而被引進、傳播與發展的。被視為儒家五種傳統美德的仁慈、正義、禮儀、學識、信義，自然成為治國治民的利器。文武天皇時期，頒布《大寶律令》，將《周易》、《尚書》、《儀禮》、《禮記》、《毛詩》、《左傳》、《孝經》、《論語》等，作為大學或國學的必修課程，國家通過行政手段來推廣儒學，使其輻射整個社會。從五世紀初開始，日本就從中國大陸輸入儒學，在隋唐時代又從中國引進文物典章制度，掀起學習中國文化的熱潮。奈良時代，出現了三教合流，佛教與儒教一樣具有安慰人心、調節社會關係的功能。但與佛教相比，人們普遍接受的是儒教，因為它不僅有識文斷字、吟風弄月的情調，更多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具體原則，難怪有人把日本看作是儒教徒的國度。

江戶時代：儒學被異化為御用工具

江戶時代(1603年～1867年)，儒學受到異常推崇，達到儒學的極盛時代。一方面，它已顯示出獨特的社會功效；另一方面，統治者出於統治需要，將儒家倫理作為鞏固士、農、工、商四個等級的思想武器。日本學者指出：“隨著封建秩序的鞏固，對學術的社會需要提高，人們開始意識到儒學，尤其是朱子學作為從倫理上維護封建社會的學問的有效性。因此，日本朱子學尤其本土化的特色，直到江戶時代，一直是重要的統治工具。

相關著作

《宋元學案》、錢穆的《朱子新學案》、《朱子學提綱》、余英時的《朱熹的歷史世界》、田亮的《朱熹的思維世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