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朱仲華
- 外文名：未知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性別：男
人物生平,人物經歷,
人物生平
朱仲華1897年出生在紹興城內的一戶儒商之家。父母親均知書達理，為人仁厚，朱仲華自幼受到良好的親職教育。進入私塾後，遍讀四書五經，攻讀古文詩詞，打下國學基礎。1913年考入上海復旦公學，與孫越崎先生為同窗好友，四年畢業後，復旦公學改為復旦大學，他考入復旦大學文學系深造，是該校最早畢業生之一。四年大學生涯中，品學兼優，深得師友的愛敬，曾在全校英語演講中榮獲冠軍，還擔任級長並被選為學生自治會會長。在校期間，適逢五四愛國學生運動爆發，訊息傳至上海，時任復旦大學學生會長的朱仲華，在老師邵力子先生的指導下，立即發起邀集上海市各大學及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組織，於5月11日成立了上海市學生聯合會，在會上，復旦同學何葆仁被推為主席，朱仲華被推為總幹事兼總會計。5月30日上海學聯在西門公共體育場為被北洋軍閥殺害的北京學生郭欽光開追悼會，會上群情激昂。會後，2萬餘名學生分兩路上街遊行，其中一路由朱仲華率領經老北門，衝過法租界，經河南路至上海總商會，敦促商界一起行動。終於在6月3日發動了規模更大的工、商、學三界的遊行示威活動。其間，朱仲華以學聯代表的身份，向當局慷慨陳詞，提出了“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籤字，罷免曹汝霖等三個賣國賊，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正義要求，表現了強烈的愛國熱情，贏得了輿論的讚揚。
人物經歷
五四運動期間，孫中山先生正在上海，他對上海學生的愛國行動給予很大的關注和支持。朱仲華以學生會代表的身份，先後三次去莫利哀路中山先生寓所晉謁，每次接見時，孫中山先生都對朱仲華勉勵有加，還當場書寫“天下為公”四字橫幅相贈，並特別題上“仲華先生屬”五字上款，這在孫中山先生題寫過的眾多“天下為公”橫幅中是極為罕見的。孫中山先生當面對朱仲華說：“天下為公，要的是天下鼎鼎大公，實現了天下為公，就可以達到世界大同了，這就送給你作個紀念吧！”另一次，孫中山先生還從書架上取出一本由他親自譯註的《會議通則》，並在書的扉頁上又題寫了“仲華先生惠閱”六個大字，當面贈給朱仲華。從此以後，“天下為公”四字深深地印刻在朱仲華的心裡，成為他畢生的堅定信仰，指引朱仲華在以後的人生道路上追求真理，追求進步。
朱仲華從復旦大學畢業後返回家鄉，曾短期出任紹興縣政府秘書等職，但不久即辭去公職，擔任紹興農民銀行經理達十年之久。此後即以參股等形式從事銀行錢莊業務，而以主要精力從事於地方的文教事業和公益事業。他聯絡復旦在紹校友創辦了一所平民學校，免費招收學生入學，自兼英語教師，對貧困學生還資助書籍和學習用品，深得社會的好評。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紹興城內雖已有四五所初級中學，但沒有一所高中。眾多學子只好遠去滬杭，負笈他鄉。相當一部分學生因此而無法深造，影響了當地人才的培養。1932年，朱仲華與邵力子、金湯侯、姚慧塵、張琴蓀、劉振一等共10人，每人捐助1000銀元，購買原紹興府學宮舊址80畝土地，創辦了紹興第一所完全中學——稽山中學，朱仲華出任校董，後被推為董事長。幾十年間，這所學校成為紹興的著名中學，桃李滿天下，培育了後來成為中科院院士的徐光憲等一大批傑出人才，為紹興的文教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在創辦稽山中學的同時，朱仲華還擔任上海復旦大學的校董，紹興成章國小、培德國小的校董，為之出錢出力。
紹興是座歷史文化名城，春秋戰國時，已是越國的都城。自宋代起即有編修地方志書的傳統，但自晚清至民國時期忽焉中斷，當政者鹹以經費不足而延擱不辦。朱仲華與王子余先生一起，決心由民間來承辦此事，成立了縣誌編纂委員會，他是最年輕也最熱心的一位委員。在修志過程中，正逢抗戰爆發，由他設法將修志辦公室遷移至開元寺內辦公，同時解決修志人員的膳食和日常開支，終於在1938年編印出版了《紹興縣誌資料第一輯》，為鄉土史料的積累作出了貢獻。直至改革開放之後，又是他第一個提出了盛世修志的提案，得到了中共紹興市委和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新中國第一部《紹興市志》於1996年順利出版，並榮獲國家一等獎。
抗戰期間，因交通受阻，紹興一度發生糧荒，米價飛漲，居民叫苦不迭。朱仲華與金湯侯兩人利用個人的信譽向銀行貸得巨款，前往江西採購大米，解決了紹興的糧荒。
抗戰期間的1941年4月，古城紹興不幸淪陷敵手，為了堅持民族氣節，朱仲華避開了敵人的搜捕，化裝出逃，浮海而進入上海租界內避難。並出資在租界內恢復稽山中學分校，堅持抗戰教育，堅決不向敵偽低頭。同一時期，他動員自己的子女離開淪陷區投奔大後方，他的大兒子朱吉仁流浪顛沛至貴州，畢業於當時遷址遵義的浙江大學化工系，立即趕赴玉門油礦開採石油，在“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困難年代，貢獻了自己的才能。
朱仲華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早在1932年，即皈依印光大師，從此信佛茹素，精研佛學。在上海避難期間，法名圓信，經常參加法會，祈禱抗戰早日勝利。後來他成為紹興佛教界婦孺皆知的一名大居士。
1949年5月7日是紹興解放之日，紹興從此回到人民手中。當天晚上朱仲華收到他的恩師邵力子先生從北京發來的一份電報：“聞吾邑解放，希盡力協助”。幾天后，紹興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朱仲華立即前去拜訪軍管會負責人馬青同志，表示自己迎接解放的喜悅之情。第二天，馬青同志專程回訪朱仲華，他是軍管會負責人第一個訪問的黨外民主人士。解放之初，人民解放軍給養不足，朱仲華以個人名義送去大米三千斤和一大批木柴，這種出於摯誠的勞軍行為在當時是極為難得的。事隔數十年後，當馬青同志從江西省糧食廳長任內離休返紹時，又一次專程拜訪朱仲華，並深情地對他說：“你是我在紹興結交的第一位黨外朋友，你對我黨工作的支持，使我永不能忘。”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朱仲華始終被列為紹興市的重要統戰對象，他先後擔任浙江省和紹興市的各界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擔任市政協委員，他認真參加各種會議，積極提出各種建議。特別是1956年他參加民革以後，他與陶冶公先生一起，積極開展社會聯繫工作。他認為民革的社聯工作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團結教育原國民黨軍政人員、知識分子、社會人士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一項重要工作，他以自己的身體力行，影響和帶動一大批社會人士走出家門，跟上形勢，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不幸的是，在1957年那場“反右”的風暴中，朱仲華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到了1959年建國10周年前夕，這位戴著“右派”帽子的人卻將家中珍藏的10件珍貴文物捐贈給政府作為獻禮，其中包括孫中山先生題書的“天下為公”墨寶和名貴碑帖，均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
在“文革”動亂中，朱仲華又一次遭到了無情的迫害，紅衛兵抄了他的家，他本人遭到游斗，最後甚至“掃地出門”，被遣送到農村監督改造，在那裡度過了一生中最艱難困苦的六年。由於他淡泊處世，或許還由於他篤信佛學，他頑強地挺過來了。粉碎“四人幫”以後，撥開雲霧見青天，朱仲華是紹興市第一個落實政策的“三九類”人員，從農村搬回老家居住。“文革”中被查抄的財物折價歸還，召開平反大會，恢復一切名譽。朱仲華以80高齡擔任紹興縣第三屆政協副主席、紹興市第一屆政協委員、浙江省第五屆政協委員，還擔任了民革紹興市委會主任委員和民革浙江省委會委員，開始了他晚年又一段十分燦爛的歲月。
1980年10月，紹興展覽館發還了在“文革”前向朱仲華借用的一批古式家具和名人書畫。他的家中自從“文革”被抄家後已空無長物，但他認為這批劫後余剩的古式家具和字畫，已屬不可多得，除留下一頂祖傳的紅木方桌外，其餘的全部捐獻給文物部門，計有玉如意1隻，紅木錦屏1隻，大號瓷三星3件，硬木擱幾1隻，鄭板橋竹石書法大型木刻12塊，康熙御筆《蘭亭集序》銀杏木刻4塊，何紹基、胡公壽、陸懋薰書法板對各1副，以上文物均系無償捐獻，朱仲華不收分文獎金。
粉碎“四人幫”之後，百廢待興，眾多風景名勝、文物古蹟急待維修，有關部門由於資料奇缺而遇到許多難題，被譽為“紹興活字典”的朱仲華成了他們訪問諮詢的主要對象，一時，前往朱家訪問的機關幹部、工程師等絡繹不絕，朱仲華對每個來訪者都熱情接待，使他們滿意而歸。朱仲華認為這是盛世即將到來的好現象，老年人能為此出點力是令人高興的。但他認為個人的力量有限，應當發動更多的人來投入這項諮詢工作。於是經他提議，民革紹興市委會專門成立了文化諮詢小組，他親自擔任組長，先後編印了20多期歷史文化名城諮詢資料，免費提供給各有關單位，博得了很高的讚譽。與此同時，朱仲華還主動給各文保單位、名勝古蹟義務撰寫碑記、楹聯，還免費贈送展品，例如蘭亭右軍祠內的康熙御筆《蘭亭集序》銀杏木刻，大禹陵碑亭前兩株百年古槐，都是由他贈送的，為景區增色不少。
1986年9月，年高德劭的朱仲華正逢九秩華誕，眾多親友都要向他祝壽，他卻說了這樣一席話：“我已經90高齡了，來日無多。鑒於建設四化需要科技知識，我想在晚年創辦一所科技圖書館，親友們欲為我祝壽，不如對圖書館有所贊助。”這件事感動了許多人，朱仲華在海外的親友沈家楨、湯之屏、王華甫、朱卓賢、許松林等立即回響，紛紛匯款寄書。朱仲華的子女和紹興民革成員也紛紛捐錢出力，不到兩年時間，一座擁有一千平方館舍和近萬冊科技書籍的越華書樓終於建成。
1988年2月，朱仲華因肺部感染導致心力衰竭而駕鶴西歸，哲人離去，里人同悲。遵其遺囑，喪事從蘄簡，不收一隻花圈輓聯，為移風易俗，節約公家開支，朱仲華又一次給人們作出了榜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