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淵源
秧歌戲是中國北方地區廣泛流行的一種民間戲曲,主要分布於山西、河北、陝西及內蒙古、山東等地。
它起源於農民在田間地頭勞動時所唱的歌曲,後與民間舞蹈、雜技、武術等表演藝術相結合,在每年的正月社火時演唱帶有故事情節的節目,逐步形成戲曲形式。清代中葉,梆子腔劇種興盛以後,山西、河北、陝西的秧歌戲在不同程度上借鑑和吸收了當地梆子戲的劇目、音樂和表演藝術,逐漸發展為舞台演出,向地方大戲演變。
踢鼓秧歌
踢鼓秧歌俗稱踢土攤。是流傳在朔州地區的傳統民間舞蹈,尤以朔城區、平魯區最盛行,流傳也廣。它以粗獷、剛勁、穩健、風趣的藝術特點。博得廣大民眾的喜愛。
據踢鼓老藝人相傳。宋朝梁山伯英雄中,有一人被官府抓獲。後被梁山弟兄喬裝進城,劫獄救出。為紀念這一事,以後每逢元霄節,民眾便扮成梁山英雄人物,敲鑼打鼓,載歌載舞,進行慶祝。之後,年復一年,逐漸形成了踢鼓秧歌舞蹈。踢鼓秧歌男角扮相是楊雄、宋江、石秀、武松、林沖、阮家三兄弟等梁山英雄人物。多年來,每逢元宵節,民間藝人自行組成演出班,進行演出活動。故又稱土攤秧歌。晚上表演時,表演者手持彩燈,在茫茫夜色中,猶如長龍,又似百花盛開。演出時不僅有標會(比賽)的形式,還有串會(闖台),即圍觀民眾被扮角拉動,經稍加打扮,就一起參加表演。“標會”結束,兩攤或三攤的踢鼓秧歌班子會合,進行大場子表演,形成高潮。
表演形式
表演形式有大場子、小場子和過街場子三種。拉花一手持扇,一手持彩巾,舞姿滑稽多趣,變化多端。有時還和觀眾鬥趣。大小場子主要以表演的人數和節目形式而定。大場子一般在山區較為流行,參加人數最少不得低於十六人,多可達到六十四人或更多。表演時,常以兩踢鼓(多扮老生)引路,每一踢鼓後,跟一拉花。隊形有時成“一”字長蛇陣,或二縱隊相併而行,或四縱隊對陣而行,或穿插以各種陣式進行。小場子的前場叫山子,後場叫攤子,結尾叫落毛。
踢鼓的步法大而剛健,表演剛健奔放;拉花的步小而顫動,表演裊娜柔軟。對舞的交手場類似武術中的對打,大場子紅火熱鬧,氣勢大,陣式錯綜複雜。小場子表演者需有過硬的功夫和一定的技巧。過街場子是在大小場子進行前表演,穿街過巷,邊走邊表演,有宣傳和召集人的作用。三種形式各有特點,一般是交叉進行。
踢鼓秧歌的音樂以鼓、鑼、釵為主,配以嗩吶、奏起大小得勝和將軍令曲牌,浩瀚奔放,顯示出了塞外之氣勢。
活動日
作為一種民間藝術,每年春節到元宵節,為踢鼓秧歌活動日。從城鎮到鄉村,到處都是踢鼓秧歌。白天多在街頭、廣場表演,有的結合春節拜年和慰問,到門口、院落表演,晚上有的跟焰火活動(先表演,後放焰火),有的找有旺火的場地活動。有的踢鼓秧歌和小演唱結合進行。解放前,踢鼓秧歌常演的小節目有《打酸棗》、《拉老漢》、《觀燈》等。解放後,這些節目大部停演,改為現代演唱節目。
解放後,踢鼓秧歌受到上級文化部門的重視。朔城區文化部門經過加工整理的《落帽》、《單鳳朝陽》、《大王懲霸》等節目,赴中央、省、地參加文藝調演,均獲獎。平魯區組織的踢鼓秧歌曾赴延安參加全國民間文藝匯演,受到好評。
大秧歌
朔州大秧歌是流行於朔州、山陰、平魯、應縣、左雲等地的戲曲劇種。地方特色濃郁,藝術魅力獨特,深受當地民眾的喜愛,在省內外享有較高聲譽,是塞北戲曲藝術的一顆燦爛的明珠。
發展成長
朔州大秧歌形成於清初,是由踢鼓秧歌和小秧歌的衍變而成的。朔縣地處邊塞,民風尚武,各大村寨都設有專門教練武術的“武場”。為了增加娛樂性,練武者腰配花鼓,擊奏發聲,使拳術逐漸舞蹈化,於是產生了踢鼓秧歌。踢鼓秧歌場地較大,有集體歡舞和各種複雜隊形的變換,以舞見長,為民眾樂見。小秧歌是兩三個人表演的帶有簡單情節的歌舞小戲,以民歌演唱為主,以歌贏人,民眾喜聞。每年一入冬,傳習踢鼓秧歌的“武坊”和教練小秧歌的“文坊”往往集結在一起進行排練;來年正月、二月和入夏後的六、七月演出時,又往往結伴而行。久而久之,文武兩坊就合二為一,組成“秧歌坊”。兩種表演方式也相互滲透、融合壯大,逐漸形成了一種比較完備的表演形式,既載歌載舞“土攤秧歌”。
朔州馬邑·趙氏家志
至雍正年間,朔州大秧歌已在當地十分盛行,據《朔州馬邑·趙氏家志》記載:“雍正六年,希富四十始有男,許願:周歲為送女娘娘唱願戲。時有秧歌戲為六月六淋生戲,於正日日場‘巧女翻舌’;終,將戲班請於奶奶廟唱‘祝願’、‘劉婆送子’、‘拾金’”。乾隆時期,是我國各地方戲曲勃興亂彈的繁盛時期,朔州大秧歌在百戲雜陳,眾芳爭勝的環境中,擷眾家精粹以自養,逐漸成長起來。這一時期的演出劇目突破了“三小耍耍戲”,出現了整本大戲,甚至連台本戲,如《李達鬧店》、《老少換妻》、《梁山伯下山》、《三賢》、《三復生》等。隨著演出劇目的變化,行當也在不斷增多。在小生、小旦、小丑“三小門”的基礎上,發展了鬚生、花臉、青衣“三大門”。在音樂上,從曲子體發展形成了兼有板腔和曲子的聲腔系統。表演也在不斷完善,將從原來踢鼓秧歌中帶來的一些表演動作比如說“拉山子”、“四錘子”逐漸規範化,發展成為戲曲表演程式。樂隊分了文武場,每場四人,分操不同樂器,比初期兩把呼胡(正、反弦)一支笛子的音樂表現力有所增強。
新的發展時期
解放後,朔州大秧歌進入新的發展時期。三十年來,新秀迭起,高手輩出。五十年代有周元(鬚生),唱腔圓潤,韻味淳厚。六十年代有白俊英(工青衣),口勁好,吐字清,唱念俱見功夫。八十年代後起之秀侯啟,屬醜行,表演樸實無華,謔而不俗。在行當上新增了武生、刀馬旦、武二花臉、武丑。唱腔方面,創立了新腔“黃牛調”、“改良二性”。樂隊伴奏方面,嘗試補進琵琶、二胡、大提琴、揚琴和部分銅管樂。
音樂唱腔
朔州大秧歌現存傳統劇目三十九個,分本戲、會戲、出戲三種。其中早期劇目多屬出戲,主要是勞動人民口頭創作,內容多表現男女愛情和家庭生活,情節簡單,線索單一,喜劇色彩濃重,劇中人物僅“三小”(小丑、小生、小旦)。小丑表演詼諧,十分活潑。即使是小生小旦的對子戲,小丑仍可出場插科打諢。這類戲演唱形式靈活,分唱、對唱、輪唱、重唱都有,間或還有幫唱。中期劇目,取材範圍擴大,涉獵歷史故事、民間傳說等,採用了分場結構的格式,同時又較好地繼承了早期劇目的俚俗、活潑的傳統,是大秧歌劇目的精粹。其代表劇目有《泥窯》。後期劇目吸收了不少兄弟劇種的本戲,劇目雖日臻豐富,但原來大秧歌的精神風貌反到沖淡了不少。
聯曲體唱腔
大秧歌的唱腔結構屬於板腔體,也有一部分聯曲體唱腔。它的唱腔,板式齊備,能表現各種人物的不同心理活動和情感。板腔體有七種基本板式,“紐子”、“二槓子”、“三性”、“急鴻崖”,“介板”、“滾白”、“導板”。此外,還有一些輔助板式對主要板式起補充和銜接作用。聯曲體唱腔是大秧歌的傳統唱腔,有“訓調”、“紅板”兩類。“訓調”中的“平訓”、‘大悠板”、“二悠板”、“五音堂”等,一板三眼,速度緩慢抒情,用來表現沉思、憂鬱、悲傷等情感。“訓調”里中速的“四平訓”、“越來調”、“銀紐絲”等適於敘事和表現喜悅的情感,還有快速的“芫荽調”、“下山訓”、“閃半邊”等,一板一眼,表現歡快、活潑的情緒。“紅板”有“苦紅板”、“慢紅板”、“緊紅板”之分。曲調基本相同,節奏速度有別,用來表現憂鬱苦悶或慷慨激昂等不同情緒。演唱時唱腔多用“咳腔”、“舌音花腔”,有時也用拖腔,唱腔色彩豐富,表現力強。樂隊分文武場,文場四人,分操呼胡、笛子、笙、小三弦。武場四人,分操鼓板、水釵、馬鑼、小鑼。此外,根據板腔的要求添加一人打木頭(梆子)。
戲曲組織
土攤秧歌可以組織較大規模的隊伍於街巷做“過街”演出,也可以登門入室做“進院”演出。“過街”演出時多是變化隊形的大場面,“進院”多是在鑼鼓聲中唱一些應時應景的祝賀性的“喜歌”。逐漸土攤秧歌出現了一些有簡單故事情節的固定劇目,有《割紅緞》、《打酸棗》、《買鵝梨》、《拉老漢》、《備馬出征》、《單鳳朝陽》、《雙掛印》等。音樂上逐漸走向專曲專用,形成固定的曲子。在表演上也積累下諸如“戴宗三亮式”、“騰空旋風”、“大小控步”、“一字四品步”、“兔兒旋窩”等固定程式。清朝初年,隨著土攤秧歌的發展和創新,各村各地湧現出不少深受民眾歡迎的秧歌藝人,一種新的組織形式——“攢合班子”出現了,這種班社把有名望的秧歌藝人聚合起來,用鼓板按節,絲竹隨腔,離開土攤,登上舞台。經過漫長歷史孕育,朔州土地上終於形成了自己的戲曲劇種——大秧歌。
朔州市秧歌劇團
朔州市秧歌劇團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1956年成立的朔縣大秧歌劇團(今朔城區大秧歌劇團),是朔州市唯一的專業文藝團體。劇團的代表劇目《泥窯》曾在1990年進京,在中南海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匯報演出,獲得較高評價,深受當地民眾的喜愛。地方文化就是地方品牌,朔州大秧歌是朔州市獨具優勢的文化資源,應當在充分的挖掘、利用和保護朔州大秧歌的同時,使朔州在經濟發展的同時獲得更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現狀與保護
朔州秧歌長期在當地流行,並演變為不同的藝術形式,為研究中國民間藝術的發展、流傳以及演變提供了鮮活的材料。由於現代多元文化的衝擊和受表演的時限性影響,朔州秧歌與其他民間傳統藝術形式一樣,漸漸走向瀕危境地,搶救保護工作時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