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曾海若,陝西安康人,畢業於
西安交通大學。2001年進入中央電視台新聞中心任編導,2002年進入《東方時空·紀事》,開始拍攝紀錄片。
2003年參與《電影傳奇》的籌備製作,2006年任《電影傳奇》總導演,2007年開始,與
崔永元一起探索口述歷史類節目的製作。
2009年任20集紀錄片《我的祖國》總導演;2010年,任32集紀錄片《我的抗戰》總導演;2011年擔任《
新電影傳奇》總導演、紀錄片《
我的抗戰Ⅱ》總導演;2013年,擔任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央電視台、北京五星傳奇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出品的大型紀錄片《
第三極》總導演。
作為一名優秀新銳影視導演,他以勤敏的學養和精深的創造力,直接指導策劃、編導團隊,監督每部作品從製作到播出的苛刻品質。
獲獎記錄
紀錄過程
紀錄片《我的抗戰》日前在全國熱播,由300位抗戰親歷者口述的《我的抗戰》一書也同時推出,印發數量已經超過20萬冊,引發了較大反響。紀錄片《我的抗戰》總導演曾海若日前在京接受本報記者專訪,講述拍攝背後的故事,以及斬不斷的紀錄片情結。
大學時學習管理專業,卻立志成為電影導演,畢業又陰差陽錯地進入電視台,用曾海若自己的話來說,想儘可能做與電影接近的東西,因此而走上紀錄片拍攝的道路。不可否認,對電影的熱愛,深遠地影響著他日後的製作風格 “要把紀錄片做得像電影一樣好看。”曾海若說。
為拍到日出與狼相伴
曾海若至今也並不太明白,當年拍紀錄片的人們,為何永遠對日出如此感興趣,為了拍到漂亮的鏡頭,願意付出一切。他清楚記得,那年拍敦煌的日出,凌晨4時多,漆黑一片,沒有路,沒有光,依然義無反顧地爬上山頂。也記得在草原,為拍到日出與狼相伴。“至少說明對紀錄片很熱愛”,他這樣詮釋自己那些歲月里的執著與熱情。
2002年,央視新聞中心主持人崔永元籌備《電影傳奇》,一兩年里,他們四處尋覓長於紀錄片製作的人。一天,曾海若的朋友恰好和他提起這事兒,並拿出兩個片子,當看至曲終人散,曾海若覺得很對“胃口”,就這樣,當時在《東方時空》專門從事紀錄片拍攝的他,投身於只看過兩集的《電影傳奇》,並從此與口述歷史題材紀錄片結下不解之緣。
到2007年,劇組已經採訪過近1500位老演員,作為採訪,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正是在2007年,關於戰爭的話題,越來越有分量,時間一步一步走向2009年底,“小崔說,明年是抗戰勝利65周年,做一個《我的抗戰》吧”,曾海若說。於是,紀錄片《我的抗戰》開始籌備拍攝。
採訪3000多講述者
3000多位講述者的素材積澱,選取近400位受訪者口述,《我的抗戰》(以下簡稱《抗戰1》)誕生了。在曾海若眼中,《抗戰1》的誕生水到渠成:《我的長征》紀念長征70周年,《我的祖國》是為紀念建國60周年,而《抗戰1》,正是為了紀念這場65年前結束的戰爭。
老人們並不像一般受訪者那樣問答,而更像個講故事的人,講小時候上私塾,講長大結婚,講打仗,講解放戰爭,直到改革開放,幾千位受訪者,何等海量信息,正是基於龐大的素材基礎,源自前期海量的採訪,才能在紀錄片內容中拓展出一條如此驚心動魄的《抗戰1》的軌跡。
只做小歷史、個人史
“我們強調親身經歷,一般就採訪當事人”。在創作前,《抗戰1》的基本創作理念被這樣定位:不做大歷史、抗戰整體,只做小歷史、個人史。“誠實面對素材和選題,有就講,沒有絕不猜。”
《抗戰1》的影響力令人欣慰,接下來近一年,通過補充採訪,《我的抗戰2》(以下簡稱《抗戰2》)也悄然降臨,前作中許多未涉及的重要會戰被填補,未充分展開的內容也因加入新素材而更豐富。
滇緬戰役,這樣一場恢弘、豐富卻不為人們熟知的戰役,飛虎隊、駝峰這些曾讓人們熱血沸騰的響亮名號,在《抗戰2》中,將用10集篇幅來專門講述。而戰爭遺留問題如“七三一”、南京大屠殺、慰安婦這些話題,《抗戰1》幾乎未涉及,“比《抗戰1》更豐富、更深入,就是《抗戰2》最大的亮點” ,曾海若告訴我們。
《抗戰1》中涵蓋1931年至1945年的一些重要事件,只是儘可能囊括,全面但挖得不夠深。《抗戰2》後會有《抗戰3》,後面的選題會更深、更深……“我們會一直做下去。”曾海若說。
有的老人等著等著就沒了
曾海若記得,製作《抗戰1》時,不少接受採訪的老人身體都特別不好,很多人因種種原因,並不願意過多談論自己過往的經歷。大多數受訪者一生中,也許就接受過這一次採訪,當他們終於覺得可以一吐為快,會非常激動,這時最令人揪心的,就是他們的身體。
更有許多受訪者,由於時間不夠,聯繫了卻不能馬上採訪,“等著等著就沒了”。曾海若說起這些頗有些傷感,“有許多答應好了的,但生病住進院,就再沒出來”。在他拍攝片子的過程中,採訪90歲高齡以上的老人太多太多,《抗戰1》的很多受訪者,片子出來時,他們已經離開了人世。
採訪那些老人,就是心與心的對話。“我們的記者天天跟老人家一塊兒吃飯、聊天,一起曬太陽,每天送東西,直到足夠熟悉,老人們才會把這一輩子最珍貴的事情說出來。很多記者結束採訪後,還時常接到老人的電話,讓來家吃餃子,甚至有時還給送去。這個感覺真的是完全不同。”
老人家脾氣怪,得哄
老人家脾氣怪,得哄。那時採訪《八百孤軍》里的一位老人,老人一輩子挺憋屈,好多事懶得說,“似乎總覺得記者別有所圖,要翻舊賬。還有一些當年國民黨部隊的老人受訪前會特別說明,‘我是國民黨部隊的,你想好了?’”曾海若說,遇到這種情況,記者們往往需要更加耐心地與老人們溝通,都是中國人,都為國家付出過。正是這樣,老人們的疑慮才被一步步打消。
在曾海若的心裡,《我的抗戰》不是什麼抗戰編年史,“最重要的是知道以前打一場仗不容易”,他希望後來人能理解,當年這些爺爺、奶奶輩的人是怎樣的可愛,他認為這就是尊重歷史,“至於是不是能告訴他們真實的歷史是什麼,我覺得我們還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