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曾家梁漢墓
- 出土地點：安康城南曾家梁
- 所屬年代：漢代
墓群位於文昌宮梁東約500米的曾家梁，因市政建設工程取土暴露，安康歷史博物館田野考古隊接到熱心民眾舉報後，迅速組織精兵強將進駐施工現場，對已經暴露的兩座磚室墓葬進行了為期六天的科學清理髮掘工作。
兩座墓葬均為東西坐向，自北向南依次編號為M1、M2，一號墓系單室券頂式結構，前帶墓道。墓葬形制呈刀把形，墓室用繩紋磚鋪地，子母磚券砌，墓室後半部分設成二層台，應是放置棺槨的地方，這種做法顯然是築墓者出於防潮排水的考慮。墓磚側面模印幾何紋，墓葬總長5.5米，其中墓室長4.2米，寬2.6米，墓室頂部發現兩個盜洞，隨葬品大多被盜，僅出土少量陶製鼎、灶，五銖銅錢等生活用品及隨葬明器。二號墓因機械取土，墓室前半部分被毀，分析其形制為矩形單拱磚券墓。這種類似土洞墓的磚室墓，其修築方法是以大開挖的方式鑿出墓室，然後砌磚券拱，填土封頂，是西漢末年安康地區普遍流行的墓葬形制。整個墓室以側面帶有菱形幾何紋的子母磚券砌，雖因年久坍塌，所幸未遭盜擾，經清理出土新莽“大泉五十”銅質貨幣近兩百枚，以及釉陶鼎、灶、烘爐、重沿帶蓋罐、動物獠牙等等。墓室內遺存大量色澤鮮艷的朱色漆皮，表明該墓葬曾隨葬一定數量的漆器，惜年代久遠，加之當地酸鹼土質的破壞，僅存銅質飾件。而兩顆動物獠牙的發現，則為該墓葬增添了新的文化內涵。這種獨特的葬俗在其他相鄰地區同時期的墓葬中未見報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考古工作者曾在安康市城南一里坡戰國墓葬中發現過與之相同的隨葬品，當時並未引起足夠的重視，時隔二十年後再次面對這一文化現象，完全有理由相信，至少從戰國時期開始，以動物獠牙作為隨葬品，成為漢水中上游地區，特別是漢中郡所轄今安康地區帶有一定地域性的獨特的埋葬習俗，並且一直延續到漢代，這種形同彎月，大小相等，並且經過人工打磨的動物獠牙被有意識的作為隨葬物品掩埋在墓葬中，是漢代人靈魂不滅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真實體現，其作用在於使活人家宅安寧，使死者冢墓穩定，在冪界不受鬼魅侵擾，安享太平生活，具有明顯的鎮墓辟邪的作用。漢代神學泛濫，這種帶有地域特徵，具備特別功能的隨葬品，與當時社會上流行的道教巫術有關，帶有濃厚的宗教迷信色彩。
曾家梁漢代墓群的另一個重要意義在於解決了安康地區同時期墓葬的時代歸屬問題。按照以往的田野考古發掘經驗，我們將出土釉陶器的磚室墓葬的年代大致定在東漢甚至魏晉時期，曾家梁漢代墓葬的成功發掘，打破了以往的認知界限，為重新界定同時期墓葬的絕對年代提供了準確的科學依據。二號墓出土的銅質貨幣為清一色的新莽“大泉五十”，從類型學的角度仔細比對近兩百枚“大泉五十”銅錢發現，大小相近，厚薄不一，輕重有別，版式比較複雜，時代特徵極為明顯。
西漢末年政治腐敗，階級矛盾尖銳，經濟狀況惡化，外戚王莽乘機篡漢立新，托古改制。於西漢居攝二年始鑄“大泉五十”，始建國二年行“寶貨制”時，定為“六泉”之一。是新莽鑄錢中行用時間最長的一種貨幣。經歷了新莽居攝二年、始建國元年、二年以及天鳳元年四次幣制改革，貫穿新莽一朝始終。初鑄者錢體厚重，文字深峻，鑄工絕佳。而曾家梁二號墓出土的“大泉五十”顯然不具備上述特徵。多為減重型的“大泉五十”，窄郭廣穿，錢體輕薄精整，字文纖細秀麗，懸針篆特徵明顯；“大”字的寫法多為“燕翅型”和“窄肩型”，與新莽始建國元年至天鳳年間所鑄“大泉五十”完全相同。而一號墓出土的五銖銅錢，肉質輕薄，錢文模糊，字型圓柔，五字交筆彎曲，上下兩橫不出頭，筆劃軟弱無力，減重現象尤為明顯，東漢晚期五銖錢的特徵顯露無遺。
從兩座墓葬出土的隨葬品看，陶製明器及生活用品占有較大比例，與西漢前期盛行以貴重物品隨葬的風氣大相逕庭。這種現象充分反映了漢代莊園經濟的發展對傳統喪葬觀念的影響。人們普遍認為，將生前享用的一切製作成象徵性的陶質明器埋入墓中，比埋入數量有限的貴重物品更能展示自己所擁有的財富。另一方面，西漢末年的社會大變革以及東漢末年的群雄割據，頻繁的戰亂使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兵連禍結，民戶喪亡。東漢建安年間曾任尚書郎的仲長統在其所著《昌言》中說：“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經濟窘困，物資匱乏，加之盜墓猖獗，使人們沒有能力，也無暇顧及身後之事。曾家梁漢代墓葬中缺少貴重物品的實情與史料正相吻合。
綜上所述，初步認為，安康城南曾家梁一號漢墓的時代屬東漢晚期，而二號墓葬的具體下葬年代當在新莽始建國二年到天鳳六年，即公元10年至公元19年之間。
安康城南市政建設工程仍在緊張進行，安康歷史博物館田野考古隊正密切關注施工進展情況，一方面加緊修復整理已經獲取的考古資料，同時積極備戰，隨時準備迎接新一輪的田野考古發掘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