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曲靖土司
歷史沿革,分門別類,
歷史沿革
明朝建立初期，沿襲元朝舊制，在所屬州、縣多設定土官。同時開始專設土官的衙門，如宣慰使司、宣撫司、安撫司、招討司、長官司等，這些地方行政機構即屬該管之土官，故漸有“土司”之稱的出現，指由土官管理的諸司。
隨著土司稱謂的廣泛使用，“‘土司’內涵擴大，除指土官機構外，也指具體土官。”（李世愉《土司制度基本概念辨析》）。並在元朝土官制度的基礎上，形成了更完備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與土官制度最大的區別，是明朝將土官制度進一步規範化和完備化。“如元代的土官土司設定，在各級行政機構中僅是‘參用土人’，將民族酋領‘參用’到各級行政機構中，以流官為主官，土官多是佐貳，只基層小官才全用土人。
而明代的土司（明代不論武職土司或文職土官均稱土司）設定，凡是民族地區的行政機構，基本上都是以土人為官。在一些土司衙署中，雖也有漢人為官，但僅是‘佐貳’屬吏。”對土司的制馭，元代較為寬鬆，而明代則嚴格得多。
清代初期，仍沿襲土司制度，並在邊遠民族地區設定了一些小土司和土弁，深入和加強對邊遠民族地區的控制。
分門別類
關於明清時期雲南及曲靖府土司設定情況，龔蔭綜合《二十五史》《元典章》《元史類編》《大明會典》《明實錄》《土官底簿》《大清會典》《清代文獻通考》等史籍，各地方志書，以及近人著述，在其《中國土司制度》一書中說：“有明一代，雲南共設定土司三百三十二家。清代雲南共設定土司二百一十餘家。”
同時將明清時期在曲靖設定的土司分門別類，計有二十家，分別為“土知府一，宣撫使一，土知州七，土知縣一，土縣丞二，土知事一，土巡檢三，土驛丞一，土把事二，土千夫長一。”加上今曲靖下轄的會澤原東川軍民府土知府，總計二十一家。
具體為：尋甸軍民府土知府安氏，曲靖安置土宣撫使恭氏，陸涼州土知州資氏，羅雄州土知州者氏，馬龍州土知州安氏，馬龍州土知州沙氏、常氏，霑益州土知州安氏，越州土知州龍氏，亦佐縣土知縣沙氏，平彝縣土縣丞海氏，亦佐縣土縣丞沙氏，曲靖府經歷司土知事楊氏，白水關巡檢司土巡檢李氏，松韶鋪巡檢司土巡檢李氏，禾摩村巡檢司巡檢王氏，易隆驛土驛丞奄氏，亦佐縣土把事劉氏、博氏，尋甸軍民府安插土千夫長木氏。東川府設定土司三家，屬今曲靖管轄的有東川軍民府土知府祿氏。
按族屬來分，曲靖明清兩代二十一家土司中，除曲靖安置土宣撫使恭氏為傣族，曲靖府經歷司土知事楊氏為白族，尋甸軍民府安插土千夫長木氏為納西族，白水關巡檢司土巡檢李氏、松韶鋪巡檢司土巡檢李氏、禾摩村巡檢司巡檢王氏、亦佐縣土把事劉氏疑為漢族待考外，其餘十四家皆為彝族。屬今曲靖管轄的東川軍民府土知府祿氏也為彝族。
土官制度的施行、土司制度的形成，土司酋長管理其地方較易為本民族接受，有利於國家領土的完整和統一，實現歷朝統治者夢寐以求“以夷制夷”的構想，利用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達到相互牽制、便於朝廷控制的目的。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土司制度的弊端日益顯現，一方面，由於一切耕地、水源、山林都為土司所有，農奴在經濟上不得不依附於土司，在經濟上受到嚴重剝削，阻礙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土司制度帶有濃厚的割據性，對中央政權構成較大的威脅。
明王朝為加強中央集權統治，消除封建農奴制經濟和清除土司的割據勢力，推行“改土歸流”政策，一是廢除土官，設立流官；二是增設流官保留土官；三是土流兼治，即由土官掌印，流官佐職，以期實行和漢族地區相同的政治制度。曲靖由於元梁王長期割據滇東，致使土司權勢較大，奴隸制根深蒂固。改土歸流政策的實施，遭到了封建農奴主的頑強抵制，雖一度強制推行，取得一定的成效，但隨著後來明王朝“順夷(土司)情，以續絕世”政策的實行，導致封建農奴制的重新抬頭，曲靖府所屬各州縣的土司也乘勢進行割據，改土歸流政策流產。
所以，曲靖府在明初“改土歸流”時就設了流官，但所屬各州 （縣）則大多數並沒有“歸流”，還是土官掌權。如越州知州，洪武二十一年（1388）即增派了流官，但到了洪武二十八年（1395）才正式廢除土官；明初就設立流官的亦佐縣（今富源），到明宣德二年（1427）才改設流官知縣；霑益州（今霑益、宣威）宣德二年（1427）改設流官知州；師宗州成化十二年（1476）改設流官知州；尋甸軍民府土府成化十三年（1477）改設流官知府；馬龍州弘治七年（1494）改設流官知州；羅雄州萬曆十五年（1587）改為羅平州，始設流官知州；陸涼州萬曆年間第六代土知州資世守以罪戍邊，職除，始設流官知州。流官進入，但土官並沒有被廢除，實行的是土流並治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