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香堂集

晚香堂集

文集。明代陳繼儒所撰。共十卷,崇禎年間刻。 《晚香堂集》中有不少反映其名士心態和生活情趣的小品文字,有些評論家以輕佻纖巧貶抑這類文章,其實這些作品比那些文以載道的宏文更富有文學色彩,更值得一讀。陳繼儒的這本《晚香堂集》,是在為別人寫的序文中觸犯了清朝的忌諱在乾隆時期遭到了禁毀。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晚香堂集
  • 題材:文集
  • 年代:崇禎年間
  • 作者陳繼儒
  • 年代:明代
《晚香堂集》作者介紹,《晚香堂集》是怎樣的一部作品,《晚香堂集》在清代遭到禁毀的原因,《射經》再惹禍,《晚香堂集》里提到的西洋火器,江南的富和江南民眾的貧,《晚香堂集》作者陳繼儒山人身份考辨,

《晚香堂集》作者介紹

陳繼儒(1558~1639),明代文學家和書畫家。字仲醇,號眉公、麋公。華亭(今上海松江)人。諸生,屢被薦舉,堅辭不就。工詩文、書畫,書法師法蘇軾、米芾,書風蕭散秀雅。擅墨梅、山水,畫梅多冊頁小幅,自然隨意,意態蕭疏。其山水多水墨雲山,筆墨濕潤松秀,頗具情趣。論畫倡導文人畫,持南北宗論,重視畫家的修養,贊同書畫同源。有《梅花冊》、《雲山卷》等傳世。著有《妮古錄》、《陳眉公全集》、《小窗幽記》。年二十九,忽將儒生衣冠焚棄,隱居小崑山,構二陸祠及草堂數椽,焚香靜坐。父亡後,移居東佘山,在山上築“東佘山居”,有頑仙廬、來儀堂、晚香堂、一拂軒等。自此閉門讀書,然仍與三吳名士來往,其中亦有高官豪紳。他學識廣博,詩文、書法、繪畫均所擅長,並喜愛戲曲、小說。所藏碑石、法帖、古畫、硯石、印章甚豐。在東佘山居內,樹立的碑刻,有蘇東坡《風雨竹碑》、米芾《甘露一品石碑》、黃山谷《此君軒碑》、朱熹《耕雲釣月碑》等。得唐顏真卿《朱巨川告身》真跡卷,遂將住處命名《寶顏堂》。收藏書畫有倪雲林《鴻雁柏舟圖》、王蒙《阜齋圖》、梅道人《竹筿圖》、趙孟頫《高逸圖》,以及同時代的文徵明、沈周、董其昌等人字畫;印章收藏有蘇東坡雪堂印、陳季常印等。他還摹刻《晚香堂蘇帖》、《來儀堂米帖》,刻《寶顏堂秘笈》6集。對古玩、書畫撰述有《妮古錄》四卷、《珍珠船》四卷、《皇明書畫史》、《書畫金湯》、《墨畦》等。
晚香堂集晚香堂集

《晚香堂集》是怎樣的一部作品

《晚香堂集》為晚明陳繼儒著作,陳繼儒是晚明名士,工詩善文,尤其對於那種“芽甲一新,精彩八面,有法外法,味外味,韻外韻”的小品文十分傾心,
書中充滿生活情趣的小品文字,談茶、談酒、談奇好、談園林、談人生的種種體驗,有情也有豪,有奇也有素,反映了一代名士恬靜、適逸的文人情懷。
陳繼儒的散文創作,題材十分駁雜,內容非常廣泛,世俗化、情趣化的傾向較為明顯。他談茶,認為它能給人以“幽韻如雲”的情趣,他談酒,提倡微醺:“予不飲酒,即飲未能勝一蕉葉,然頗清酒中風味,大約太醉近昏,太醒近敬。”只有“夢覺半顛,不顛亦半,此真酒徒也。”他談奇好,要求人們“無以六經解嘲”。他談園林,注意“荒坡遺蹟”。他談人生的種種體驗,有情也有豪;有奇,也有素,可謂豐富多彩。散文的形式也呈現出多樣化的面貌,有的寫得簡樸,有的寫得艷麗,有的寫得空靈,他的散文創作正是晚明文化具有市民化特徵的必然反映。

《晚香堂集》在清代遭到禁毀的原因

陳繼儒是晚明遺民,明末清初很多文章都談到過他,都說他在晚明時期名氣很大。《列朝詩集》載,許多人都想與陳繼儒交友,唯恐配不上他。陳繼儒又到處招吳越一帶的窮儒志者,“使之尋章摘句,族分部居,刺取其瑣言僻事,蒼■成書,流傳遠近,款啟寡聞者,爭購為枕中之秘。於是眉公之名,傾動寰宇。”遠到夷酋土司,都搜尋他的文章詩作;近到酒樓茶館,都懸掛他的畫像。甚至窮鄉小鎮裡,那些賣大餅,賣豆豉的人都知陳陣繼儒的名字,天子都聽說了他的聲名,屢次下詔徵用他為官,《靜志居詩話》載:“仲醇以處士虛聲,傾動朝野。”
府縣官員的好壞與否,都由他一句話說了算;詩歌文章的優劣與否,也都由他看過了才行。甚至吳越一帶的綢布,都用他來命名,燒水女子、賣餅師傅都以稱呼陳繼儒的字為榮耀。這些當然有些名不符實,不過,陳繼儒在當時倒的的確確是一位大名士,否則,不會有那么多書都用“名聲傾動朝野”來形容他。由於陳繼儒的名聲很大,所以請他題詩作序的人便接踵而至,絡繹不絕。陳繼儒為人十分隨和,凡來向他求詩作文的人,無論是村野小民,還是王公大臣,一概都來者不拒。他替人題詩作文喜歡援古論今,旁徵博引,以此來顯示自己見多識廣,學問淵博,正因為如此,他的《晚香堂集》才會無意中在清代遭到禁毀。
陳繼儒有個朋友叫顧玄岳,官居南雄知府,其子元善為平湖令。有一次,顧元善把自己所做的詩文集《虎嘯軒稿》寄給陳繼儒。由於求序的人是自己的兒子,更需要美言一番。於是他便從集名的“虎”字上片發開來。他說,文章猶如一隻猛席,題目有斗而且有糾,元善解開了它。他的筆如同達摩異僧的禪杖一樣神奇。題勢猛悍,可是元善左右逢源,駕馭自如,就如同楊忠打虎時的左手挾腰,右手拔舌。全篇文章題意貫而題名不出現,這又好比李廣射箭,見虎而不見石。從文章來看。元善的才識膽略非同一般,很有些英雄氣概;然而文章小技,筆墨偏師,根本不足以展露其八面之才於萬一。
現在全國形勢動盪不安,東省黔蜀一帶表面上看好像還比較安定,沒有敵人的騷擾和侵略;但是全遼幾千餘里的土地上已經飄蕩起侏離之樂,敵人的狼煙已在那裡點燃。而且“奴酋”還企圖引誘蒙古,凱覦朝鮮。元善寫的這本《虎嘯軒》稿,恐怕不僅僅是要在文章中表現他的俠義之氣,他的英雄的意念可是深遠的很。這篇文章中由於觸犯了清朝統治者的忌諱,所以使整本文集都遭到了禁毀的命運,因為陳繼儒在文章中提到的“侏離”是東夷的音樂,而“奴酋”當時則是指清太祖努爾哈赤。

《射經》再惹禍

需要說明的是,陳繼儒此書被禁不僅僅只是因為這一篇文章,因為他替別人作的文章實在太多,所以留下的把柄自然也多。我們不妨再舉一例。新安漁村有叔侄二人,叔叔程沖斗,侄子程見我,在種地打漁之餘,都喜歡擺弄弓箭,時間一長,關於立法、身法、手法、審法挽法、措法、決拾法、調弓矢法、藏弓矢法等等,也摸索出了一些經驗。於是,叔侄二人便合作寫成一本關於射箭道理的小冊子,取名叫《射經》。為了替自己的書增加點光彩,他們還去求當時名聲極大的陳繼儒給他們的書寫一篇序文。陳繼儒欣然允諾,大筆一揮,慷慨成文,為他們美言了一番。文章按陳繼儒的慣例,從援古開始。他說,《春秋》之義,大夫不藏甲,可是對於射箭一事卻從不諱言。《春秋》上所說的“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這些大概是取之於《易經》上的癸卦,《禮記》上也曾說過,天子、諸侯、卿大夫的射禮有三種,一為大射,二為賓射,三為燕射。《周禮》上則記載有管理弓矢的人掌管六弓、四弩,八矢的方法。傳說中黃帝的臣子揮作弓,夷牟作矢;而且孔子也曾經在瞿相之圃學習射箭,以致周圍觀看的人擠得滿滿的。這些都說明古人的聖賢對射箭這件事都是非常重視的。現在我朝規定,學宮的旁邊都要設立射圃,每年冬季時節召集材官良家子弟考試時,也是先考騎射功夫,後考文藝,可是能射箭沒鏃的人,一百個人當中也挑不出一個來。這難道能責怪他們嗎?因為射箭的訣竅沒有留傳不來啊。從前王思永在成都學習射箭,技工曹嚴悟出了其中的道理,於是寫成了《嚴悟射決》一書,韋韞向張宗學習射箭,也寫出了《九鏡射經》。
後來又有很多關於射訣的書寫成:張仲殷有《射訓》,王越石有《射議》,錢師益有《益律射格》等等。可惜現在的青年一輩對這些古人的書都沒聽說也見不到,那些老將雖然學到了一點可是又沒有精通。因此語焉不詳。幸虧程沖斗、程見我叔侄二人採擇其中的要旨加入一部分自己的發明創造,並且用圖畫來表示,所以這本《射經》非常完備,深得射中三昧,程沖斗、程見我叔侄二人可不是想要憑藉此書與■兜夷牟之輩鬥技搏肘,然後以此撈個一官半職。他們只是恨東夷不自量力,侵略中原,深入為寇寂;又恨士大夫們只知道手捧著寶箱玉版之書刻苦攻讀,卻不懂得練習射箭是練兵的基礎。現在如果把這本《射經》轉呈朝廷,然後頒示全國各地良家子弟,那么人人都會成為李廣,成為養由基,處處都成了青城澗,假如哪裡有小人作亂,只要以一矢相加,就能叫他們變得服服貼貼。那樣一來,還怕什麼東夷呢?陳繼儒寫這篇序文的本意是要把程氏叔侄的人品和書吹捧一番,但是他這樣從古到今海闊天空地寫,卻觸犯了清朝統治者的忌諱,因為序文中所提到的東夷,在明代就是指女真人,這是清朝統治者絕對不能忍受的。

《晚香堂集》里提到的西洋火器

號稱紅夷大炮的荷蘭火炮是明人所見到的威力最大的西洋火器。與佛朗機相比, 其設計鑄造更趨精密, 展示了更大威力。萬曆三十三年(1605 年),荷人出沒廣東,粵人謀與澳門葡人共拒敵人。明朝是從中荷實戰中逐漸認識了荷蘭火器。巨銃乃紅夷所恃長技,“長丈有咫, 能毒人於二十里外”。(陳繼儒《晚香堂集》卷3《賀福建南大中丞平紅夷序》)“二十里外”純屬誇張,不過射程驚人應該不假。

江南的富和江南民眾的貧

在明清時期一些士紳的文字記述中,江南的富是一個事實,而江南民眾的貧也是一個事實。明人早就指出:“世以江南為富,而不知其民實貧也。”松江著名紳士陳繼儒分析認為:“東南華其外而枯其中”,是民力凋敝、士紳好廣田宅、豪右封釘扛抬、庸者因循苟且等因素有關。江南的一些縣狀似繁華,但其元氣索然枯槁。如青浦縣,是從華亭、上海這兩個大縣中割取“壤之最下下者”置為縣的,本業並不強,又受國家重賦征取,十分疲累。【陳繼儒:《晚香堂集》卷五《青浦令賀公景瞻去思碑記》,明崇禎刻本。】

《晚香堂集》作者陳繼儒山人身份考辨

晚明松江士人陳繼儒絕意科舉,以坐館謀生.晚年獲得官宦資助,得以隱居山野,儘管與山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始終不遊走謀利,在明人眼中基本是名士,甚少以之為山人.然至清代,卻被視為山人.從表面看,是因乾隆時期蔣士銓誇大了陳繼儒世俗功利的一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又誇大了陳繼儒隱逸山澤、忘卻憂患的一面,但深層原因卻是明清易代的政權更迭所催動的在野士人經世空間與學風、文風的巨大轉變.一事實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國家控制力加強與士人社會地位下降的歷史趨勢,而且反映出歷史記憶與其他因素密切相關,具有因時而變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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