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非典型政治研究》一書直擊晚清官場的腐敗和墮落，揭露整個晚清社會的潰敗。 晚清官場是中國封建社會腐敗政治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充斥著太多的骯髒、卑鄙、齷齪與爭鬥。晚清官場也是一個政治智慧與政治糟粕泥沙俱下的地方。在晚清，凡是想做大事，或者做成大事，或者說官做得特別成功的人……他們是如何在這樣非典型的政治生態中生存下來並攫取話語權的呢？ 《晚清非典型政治研究》從“謀官路徑”、“做官秘訣”、“保官之道”三個方面詳細地講述了晚清政治運作、政治智慧和官場潛規則，也揭示了晚清帝國滅亡的根本原因和教訓，實為當下政治的殷鑑。
基本介紹
- 書名：晚清非典型政治研究
- 出版社：華文出版社
- 頁數：260頁
- 開本：16
- 作者：馬平安
- 出版日期：2014年6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07541564, 7507541568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
內容簡介
1. 《晚清非典型政治研究》——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專家馬平安最新力作！
2. 本書從巨觀層面和微觀層面都對晚清官場的生態環境和政治運作進行了詳盡的分析。
3. 本書所探討的政治問題和官場形態，不僅是晚清的尖銳問題與矛盾，當代的政治環境也到處可見。
★中國現行的政治環境，腐敗無處不在，與晚清政治形態何其相似。比方說，晚清官場壞就壞在那幫胥吏（相當於現在的公務員）和師爺（相當於現在的秘書）的身上。
★雖然時隔百年，但中國當下的大部分官員，玩弄權力和政治的手段與潛規則，與晚清的官員何其相似？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習近平總書記說：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亡黨亡國。清帝國滅亡難道不是最好的證明和教訓嗎？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以晚清官場為一面鏡子，可以照亮當代中國政治的得與失。
2. 本書從巨觀層面和微觀層面都對晚清官場的生態環境和政治運作進行了詳盡的分析。
3. 本書所探討的政治問題和官場形態，不僅是晚清的尖銳問題與矛盾，當代的政治環境也到處可見。
★中國現行的政治環境，腐敗無處不在，與晚清政治形態何其相似。比方說，晚清官場壞就壞在那幫胥吏（相當於現在的公務員）和師爺（相當於現在的秘書）的身上。
★雖然時隔百年，但中國當下的大部分官員，玩弄權力和政治的手段與潛規則，與晚清的官員何其相似？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習近平總書記說：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亡黨亡國。清帝國滅亡難道不是最好的證明和教訓嗎？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以晚清官場為一面鏡子，可以照亮當代中國政治的得與失。
作者簡介
馬平安，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博士後，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從事中國政治史的研究工作
近年主要著作
《晚清政壇紀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8年版
《近代東北移民研究》，齊魯書社2009年版
《帝國路上的八張面孔》，中國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
《終結帝制集結號》，北方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
《北洋集團與晚清政局》，遼海出版社2011年版
《大清王朝滅亡之謎》，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大秦帝國夭亡之謎》，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晚清變局下的中央與地方關係》，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版
《中國近代政治得失》，華文出版社2014年版
《晚清非典型政治研究》，華文出版社2014年版
近年主要著作
《晚清政壇紀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8年版
《近代東北移民研究》，齊魯書社2009年版
《帝國路上的八張面孔》，中國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
《終結帝制集結號》，北方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
《北洋集團與晚清政局》，遼海出版社2011年版
《大清王朝滅亡之謎》，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大秦帝國夭亡之謎》，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晚清變局下的中央與地方關係》，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版
《中國近代政治得失》，華文出版社2014年版
《晚清非典型政治研究》，華文出版社2014年版
圖書目錄
目錄
引言
上篇 謀官路徑
科舉灰色地帶
候補背後學問大
軍功之路
拜乾親與拜老師
得時·擁勢·有術
中篇 做官秘訣
新官轉化規律
無為即有為
則例可以發揮
千里做官只為財
避雷針
基層官場官箴歌
做官的秘本
下篇 保官之道
官場栽花學
以退為進術
官絲網
欺上瞞下法
實力決定地位
順潮流者存
引言
上篇 謀官路徑
科舉灰色地帶
候補背後學問大
軍功之路
拜乾親與拜老師
得時·擁勢·有術
中篇 做官秘訣
新官轉化規律
無為即有為
則例可以發揮
千里做官只為財
避雷針
基層官場官箴歌
做官的秘本
下篇 保官之道
官場栽花學
以退為進術
官絲網
欺上瞞下法
實力決定地位
順潮流者存
文摘
科舉灰色地帶
科舉是隋唐以來官方通過考試選拔官員的一種制度。
在中國歷史上，科舉制度前後實行了1300年之久。這個選拔官員的制度，曾經長期影響著中華帝國時代文官隊伍的建設風貌，影響著中國封建社會政治文化的發展趨向，影響著帝國時代知識仕人對於生活道路的選擇，更重要的是，它影響了隋唐以後歷朝歷代的國運。
隋唐至宋，通過科舉入仕者並不占官僚隊伍中的多數。但自唐朝中期以後，這一制度在官僚體系中所處的地位變得日益重要起來。正因為如此，科舉取士就成為宋以後各朝代朝野內外關注的焦點。
為了鼓勵人們投身科舉事業，宋真宗趙恆親自作了《勸學文》，文中說：“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金錢、美女、高官、厚祿、香車、寶馬、名利等等，人生所欲，不過如此。既然科舉制度能將其全部網羅其中，讀書做官就成了唐宋以後所有有志之士孜孜以求的目標。
清入關以後，出於穩定政治局面、完善自身統治的需要，基本上繼承了明朝各項重大政治制度，科舉制度就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項。
據《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337中記載，清初，清政府十分重視科舉制度對維護其政治統治的作用，“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廩膳，設學宮、學道、學官以教之。各衙官以禮相待，全要養成賢才，以供朝廷之使用”。
大清皇帝在這裡說得明白，士人一中秀才，即視為躋身仕林，即可享受國家種種優厚的待遇。如果中了進士，即可成為國家官員，從此，寶車錦衣，榮華富貴，前程燦爛。
這個充滿誘惑力的選拔官員的制度，將廣大民眾牢牢籠絡其中，稍有條件的家庭，無不傾全家之財力，支持孩子投身到科舉仕途之中。
但是，漫漫科考之路，至如難於上青天的蜀道。
晚清，科舉名額有限，考中機會很少。按照政策規定，秀才大府20名，大州縣15名，小縣4名或5名。全國秀才名額在25萬名左右，舉人限額在1500名上下。自鹹豐三年(1853年)清廷批准各省增加生員名額起，至同治十年(1871年)停止，各府學考試中生員名額已增加了20%，從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25089人增加到30133人。鄉試中錄取舉人全國限額保持在鹹豐元年(1851年)的1770人以下，光緒七年(1881年)下降到1254人，19世紀80年代中期曾一度恢復到正常的1500人左右。按此限制，一個步入科舉途程者，從熟背四書五經開始，童生考取秀才，秀才考取舉人，舉人考取進士，踏上科舉之路的每一級台階都無不荊棘叢生，坎坷艱難。
舉人與秀才限額的比例按規定大體是1/20，但是，具體到真實情況，添加歷年落榜者，20∶1的比例就大打折扣，按大、中、小省，分別是80∶1、60∶1、50∶1，淘汰率十分可觀。參加會試殿試中進士，比例大致是30∶1、40∶1。這種選拔考試都是三年一次，順利通過三級考試，大體就要花費10年左右的時間，從童生到進士的考中機會大概是百分之幾，越往上考，淘汰率就越高，要是在哪一級上蹉跎一下，一晃就是十幾年甚至幾十年了。
在這種情況下，科場腐敗之風在中國這個人情的社會下就自然而然地油然而起，下面抽幾條主要的加以說明一下：
一、作弊花樣眾多
清代科舉繼承了明朝的科舉考試制度、方法，同樣也帶來了明代科場的舞弊之風。在科場作弊方面，晚清更加腐敗。大大小小的考試之中，舞弊行為屢禁不止，層出不窮，花樣翻新，賄買、鑽營、夾帶、槍替、割卷、傳遞、頂名、冒籍、通關節等等花樣，其中夾帶、槍替、通關節三種情節尤為嚴重。
夾帶就是把有關考試內容的書籍或文字帶進考場，以便答卷時進行抄襲。這種方法最為常見，其他如賄賂考官、雇用槍手都要用金錢交易，涉及面廣，容易暴露，而夾帶則省錢省事，不易覺察。所以唐、宋、元、明之科場中此種作弊手法可以說是司空見慣。清代夾帶這種作弊手段更為普遍，衣帶、衣里、糕點、酒瓶、考籃、饅頭、硯台、靴底、帽子等等都是夾帶工具。而夾帶內容則主要是石印袖珍本的“四書”“五經”，以往考試後公布的優秀考卷，當時叫“程文”，以及考生們預先準備的模擬、猜測的習作，多是押題作文。
《清稗類鈔·考試類》中說：
同治以後，禁網漸寬，搜檢者不甚深究，於是詐偽百出。入場者，輒以石印小本書濟之，或寫蠅頭書，私藏於果餅及衣帶中，並以所攜考籃、酒鰲與硯之屬，皆為夾底而藏之，甚至有帽頂兩層，靴底雙屜者。更或賄囑皂隸，冀免搜檢。至光緒壬午(1882年)科，應京兆者至萬六千人，士子鹹熙攘而來，但聞番役高唱收過而已。及壬辰(1892年)會試後，搜檢之例雖未廢，乃並此聲而無之矣。
槍替，即僱人代考。這種作弊方式歷代皆有，只不過是到了清代，槍替者人數更多，手段也更加高明而已。《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就有科考中，居然有考生用鴿子把考題帶到場外，由場外的槍手答好卷子以後再帶回號舍之內的事情。道光二年(1822年)舉行滿文和漢文的翻譯考試，富泰是旗人童生，找到兵部員外郎的翻譯人員當槍手，此場的監試御史舒英眼光敏銳，將其查出，因為作奸犯科的兩個人都是旗人，處分相對輕一些，但也要號枷三個月，期滿後還要再受鞭笞，幾個知情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
關節，是指考官與考生之間的一種幕後交易。清代科場通過關節作弊之事說來令人不可思議，簡直駭人聽聞。其關節名目就有十類：1故意招收冒籍學生，以索銀兩；2未經考試，通過關節就可錄取入學；3考試座位號多編多印，暗地裡出售；4敲詐考生家庭，威逼恫嚇；5因為武學易考，將文童冒充武生，入籍後再改回來；6以劣等充優等，私改等第；7考官與教官搞泄題、約定暗號；8考官不親臨考場，故意將本州考生放到別的州縣去考試，從中收受賄賂，因為考生不願意到其他州縣考試，所以只得用錢通融；9在登記造冊時冒名頂替；10賣情面於上司、權要、親友，從而收受報酬。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陳碌等五位青浦縣考生同船到南京應鄉試，一位素不相識的老僕人於傍晚船到下關之時送來一封密信，他們打開一看，信中說此次考試題目出自《尚書》，但收信人不是他們，而是一位貴家公子。他們在這個偶然的誤會中得到提示，精心準備，考場上發揮得又快又好，結果五人全部高科及第，順利迎來了自己寒窗苦讀後的春天。
光緒十九年(1893年)，殷如璋、周錫恩奉朝廷之命南下，到浙江擔任主考。到了蘇州地界之後，船停在閶門之外。這時蘇州太守王仁堪按例請見。正在談話之時，有人忽然送來一封密信，並且請求馬上回復，按照功令，典試之人在路途之中不準與親友通報音信，以防營私舞弊。殷如璋得到密信之後，讓王仁堪拆開來看。王拆信一看，大驚失色，立即叫手下人將下書人拿住。因為信中所寫，都是賄買關節之言，並且夾帶有一張一萬兩的銀票。信的署名為“周福清”，此人為浙江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知縣。殷如璋見事泄露，也拍案大怒，請示上司將下書入拿下嚴厲查辦，以表明自己的清白，這樣周福清便被收捕治罪。
由上述的案例可以看出，清代科舉考試中的作弊現象不僅花樣繁多，而且比較普遍，因此造成清代科場中大案、要案多次發生。但不管朝廷動用多么嚴厲的刑法，因為利益所在，科場作弊現象總是有增無減，愈到後來，這種現象也愈加嚴重。
二、選拔舉人的潛規則
每次大考，朝廷都要委派學政到各地專人專事負責。考官們得到這個差事，其出發點不是為國家選拔人才，而是將到外地選拔生源的機會作為不可多得的斂財門徑。學政選拔生員，往往不是依據考生的真才實學，而是視其家財富有程度而決定錄取的對象。這些學政們，一到所派之地，除了接受各種好處外，其中最認真做的一件事就是讓手下人搞清楚考生們的家庭背景與經濟收入狀況。凡是家庭財力雄厚者，最容易中舉。因為這些有錢人從此成為了考官們的門生，以後為了中進士與做官，他們對老師的報效自會源源不斷。李伯元在《官場現形記》中將此中奧秘描繪得淋漓盡致：
原來這些當窮京官的人，好容易熬到了三年，放了一趟差，原指望多收幾個財主門生，好把舊欠還清，再拖新賬。那吳贊善自從二月初頭到於今，那些新舉人來京會試的，他已見過不少。見了張三打探李四，見了李四打探張三。如若是同府同縣，自然是一問便知。就是同府隔縣，問了不知便罷，只要有點音頭，他見了面總要搜尋這些人的根底。此亦大概皆然，並不是吳贊善一人如此。目下單說吳贊善，他早把趙溫的家私問在肚裡，便知道他是朝邑縣一個大大的土財主，又是暴發戶，早已打算他若來時，這一份贄見，至少亦有二三百兩。等到家人拿進手本，這時候，他正是一夢初醒，臥床未起。聽見趙溫兩字，便教請到書房裡坐，泡蓋碗茶。老家人答應著。幸虧太太仔細，便問：“贄見拿進來沒有？”說話間，老家人已把手本連二兩頭銀子，一同交給丫環，拿進來了。太太接到手裡，掂了一掂，嘴裡說了聲：“只好有二兩。”吳贊善不聽則已，聽了之時，一骨碌忙從床上跳下，大衣也不及穿，搶過來打開一看，果然只有二兩銀子，心內好像失落掉一件東西似的，面色頓時改變起來。歇了一會子，忽然笑道：“不要是他們的門包也拿了進來？那姓趙的很有錢，斷不至於只送這一點點。”老家人道：“家人們另外是四吊錢，姓趙的說得明明白白，只有二兩銀子的贄見。”吳贊善聽到這裡便氣得不可開交了，嘴裡一片聲嚷：“退還給他，我不等他這二兩銀子買米下鍋。回頭叫他不要來見我。”說著賭氣，仍舊爬上床去睡了。老家人無奈，只得出來回復趙溫，替主人說道乏，今天不見客。說完了這句，就把手本向桌上一撩，卻把那二兩頭攜了去了。趙溫撲了一個空，無精打采，快快的出門坐車回去了。錢典史接著，忙問回來的為什麼這般快？可曾見著沒有？趙溫說：“今兒老師不見客。”錢典史說：“就該明兒再去。”到了明日，又趕了一個早跑了去。那老家人回也不替他回一聲，讓他一個人在門房裡坐了老大一會子，才向他說道：“我看你老還是回去罷，明日不用來了。”趙溫聽了這話，心上不懂，正待問他，老家人便說：“我就要跟著出門，你老也不用坐了。”趙溫無奈，只得依舊坐車回寓。錢典史知道他又不曾見著，曉得這裡頭有點不清，便把從前要靠趙溫走他老師這條門路的心也就淡下來了。
原來，考官吳贊善之所以讓考生趙溫中舉，並不是看中了他的學問，而是盯上了他的家財。這才是晚清科舉場中的考官錄取生員的真實目的。
三、點狀元背後的實情
清初以科舉選官，風紀尚嚴，衡文者舞弊發覺，動輒極刑。雍正年間，福建學正俞鴻圖主持福建科考，因其妾與僕人勾結作弊，俞鴻圖就被雍正皇帝處以腰斬。鹹豐時，大學士柏葰也因為科場作弊案被鹹豐皇帝問斬。但自慈禧太后統治以來，科場考試請託賄賂之風漸盛，機會平等之精神頓衰。同光兩朝的科舉，於是更加江河日下。
光緒二十年（1894年）是慈禧太后60大壽，朝廷特別舉行恩科會試。這一年，張謇42歲，已經4次會試落榜，本人意興闌珊，熱衷之氣大減。他的父親張彭年已經77歲了，總想在有生之年看見兒子金榜題名，督促張謇再試。張謇難違父命，於是北上參加會試，以盡孝子承歡養志之心。結果會試中了第60名貢生，複試又列第10名。但待四月二十一日（6月9日）殿試，二十四日傳宣，他竟以一甲一名引見，中了狀元。一時，京師奔走相傳，輿論大嘩。
原來，張謇高居榜首，並非完全是靠他自己的真才實學在千軍萬馬中脫穎而出，而是靠了光緒皇帝的老師戶部尚書殿試讀卷大臣翁同龢的能量。此科讀卷大臣共8人：張之萬、麟書、李鴻藻、翁同龢、薛允升、唐景崧、汪鳴鑾、志銳。張之萬這一年85歲，為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他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狀元，齒德俱尊，列銜首席。翁同龢這年65歲，為戶部尚書，但他是兩代帝師，清流領袖，勢位與發言權自然非張之萬能比。
實際上，翁同龢早已意屬張謇這位同鄉門生，一直在坐等張謇交卷。收卷官黃思永在張交卷時，迎上接收，展卷一看，有挖補空白一字未填上，遂為之補填，又見“恩”誤為單抬，在“恩”字上添一“聖”字，改完交翁。翁同龢接過卷子，一看便知是張謇字跡，立即評卷，言：“文氣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這份卷子非中狀元不可!”張之萬說：“現在卷還沒看完，前10名還無法確定，怎么能定出狀元呢？”為此，兩人幾乎頂撞起來。位居讀卷大臣第二的麟書說：“我居第二，狀元卷子我不爭，榜眼卷子決不相讓。”麟書沒有幫張之萬說話。位居讀卷大臣第三的李鴻藻與翁同龢私下達成默契，這時出面說話：“我所閱沈衛一卷，通場所無，今亦願讓狀元與張，幸公俯允。”
00張之萬無可奈何，手中原取狀元卷為鄭沅，因麟書不讓榜眼，只得屈居探花了。前十名名字排定以後，按次進呈並拆除密封，逐一奏陳姓名，一甲第一名果然是張謇。光緒皇帝看著第一名的卷子，問是誰取中的，張之萬答是翁同龢。這時，翁同龢立即上前自辯，說張謇系江南名士，而且是個孝子，進而說殿試向來重寫不重作，此卷則寫、作俱佳，實可冠冕多士。今年是皇太后60萬壽，張謇會試中了第60名，是個吉祥的兆頭，可為恩科得人賀。就這樣，在翁同龢的極力攛掇下，張謇終於在殿試這個最高級的國家考試中名列榜首，大魁於天下。
歷史背後真正的事實是，翁、張交誼並非泛泛，翁同龢竭力為張謇爭狀元也非僅在甲午一科。
光緒十五年(1889年)，張謇中舉後第二次參加會試，此科會試總裁為李鴻藻、潘祖蔭、昆崗、廖壽恆，潘有意要取中張謇，但因為把卷子看錯，誤中了無錫的孫鼎烈。次年，恩科會試，考官高蔚光推薦張謇之卷，結果又因為看錯了筆跡，誤中了無錫人陶世鳳。
光緒十八年(1892年)，是張謇參加的第四次會試，翁同龢任總裁，為了不再重蹈前轍，翁同龢多次叮嚀負責的同考各官員，凡江蘇省卷子上堂務必細心校閱。袁昶推薦一卷，有點像張謇的卷子，但拿不準，看到文中有“聲氣潛通於宮掖”一句更覺不像。第五房考官施紀雲推薦一卷，說確是張謇之卷，翁同龢看到該卷策問中有“歷箕子之封”的句子，認為這是到過朝鮮之人的口氣，而張謇曾隨吳長慶赴朝多年，此卷有點像張謇的。於是讓袁昶看，袁覺得文氣跳蕩，有點不對，填榜時，同考官沈曾桐要求看看這份卷子，見制藝及詩的秦字韻，就說不是張謇的卷子。
但這個時候再事搜求已來不及了。拆密封，原來是常州劉可毅。翁同龢與同考諸人四處查找，原來被第三房考官朱金鑒以詞義寬泛而斥落。朱是位癮君子，抽鴉片的時候多，江蘇卷子並未太留意。翁同龢殷殷訪錄，不料卻誤中別人，急得直流眼淚，同考各官，也只能陪著這位總裁大人搖頭嘆息了。
此科結束，翁同龢對此事仍耿耿在懷。他寫信給黃體芳，遺憾與悔恨之情溢於言表。黃體芳覆信勸慰翁同龢說，他任江蘇學政時，發現了兩個人才，一是劉可毅，一是張謇。這一科劉可毅中了狀元，也證明會試殿試衡文鑒人的準確。但翁同龢仍以張謇落第為憾事，到了甲午恩科會試，他便全力以赴，志在必得，因此不惜演出了前面所說的與張之萬相爭的一幕。
甲午恩科會試、殿試決定鼎甲的內幕，是朝廷高層的核心機密，當時秘而又密，僅有耳食之言在一定範圍內流布，所留史料也是鳳毛麟角。在清朝滅亡以後，張謇之子孝若才在他所撰寫的《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披露了此中一些秘密。此後，影印的翁同龢日記中又公開了一些實情。1962年，隨著《張謇日記》後15冊的影印出版，鼎甲之謎的謎底才逐漸浮出水面，大白於天下。科舉考試，理應貫徹平等、公平原則，但在最高級的殿試中，卻成了高層人物之間的交易。在國人心目中最公平、最神聖的科考選拔竟然如此兒戲，晚清官場中的法紀和道德自然也就蕩然無存了。
統計起來，清朝總共考過112科，出過114名狀元，得主是江蘇一省50人，其中常熟6人，蘇州17人。江南山清水秀，鐘天地之靈秀，加上文化、經濟發達，狀元歷久不衰也屬於正常。蘇州多產狀元，但到同治朝為止，甲戌科陸潤庠成了蘇州府殿後狀元。終光緒一朝，恩科、正科多至13科，江蘇狀元兩人，一是黃思永，一是張謇，都不是蘇州人。山還是那樣的山，水還是那樣的水，但蘇州從此就是不出狀元了。倒是窮山惡水的廣西、福建、貴州各有兩人，天府之國的四川出了一人。風水氣脈似乎從地下轉移到了這些邊遠的地區。因而有人開玩笑說蘇州的風水被陸潤庠占盡了，江蘇的文運被張謇走絕了。
清末四川人高樹在《金鑾瑣記》中說：
清末鼎甲漸及邊省，蓋以籠絡天下士人。
好一個高樹，不枉在軍機處做了幾年章京，他確實參透了此中的機關。
原來，狀元無關風水，命運全掌在朝廷的方寸運用之妙上。掌握科舉的朝廷從政治需要出發不時調節這台機器，根據實際需要來傾斜政策。有意讓邊省平均一點皇帝的陽光雨露，本是朝廷恩澤四海的一種標誌。科舉既然是皇帝牢籠天下士子們的工具，怎么會讓蘇州一府、江蘇一省獨占盡皇恩呢？
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科殿試，狀元是正藍旗蒙古人崇綺。為了打破旗人不列名鼎甲的慣例，崇綺成了又一名破天荒的狀元。旗人本享受著國家種種特殊待遇，還要搶奪漢人的飯碗，於是朝野竊竊私議，憤憤不平之聲自然在所難免。
崇綺的父親文華殿大學士賽尚阿以欽差大臣督師廣西，鎮壓洪秀全發動的太平天國運動。鹹豐二年(1852年)太平軍永安突圍，東南半壁糜爛，賽尚阿兵敗定罪斬監候。崇綺的泰山鄭親王端華，辛酉政變中被慈禧太后賜死。這樣背景倒運的人物，竟然當了殿試龍頭，豈非咄咄怪事!令當時人頗為困惑與不解。
原來，這謎底還是隱蔽在政治的潛規則中。嘉慶時清廷鎮壓白蓮教起義，用的就是團練出力，八旗、綠營收功的把戲。清室鎮壓太平天國，起初同樣想繼續重演勇營出力，八旗、綠營收功的好夢。但自1860年江南、江北大營被太平天國攻破之後，清廷已經無兵可調，夢想時分，不得完全依靠非經制的湘淮勇營。勇營出力，八旗、綠營收功的美夢算是徹底落了空。同治三年(1864年)，湘軍攻陷金陵，將帥以功得封賞者幾乎全是漢人，籍隸八旗者寥寥無幾。於是，1865年的殿試，操縱科舉機器的清廷，製造出一個旗籍狀元，為旗人挽回一點體面，以此重新描繪、修正，恢復王朝“高大完美”的形象，就不是難以理解的事情了。本來，玩弄這種政治手法，就是專制制度的政治需要和基本技能之一。只是埋頭舉業的士子們唯知寒窗苦讀，難以領會這種藝術，或者說根本就想不到遊戲操盤手會玩這種手法。要你中，你就中，不中也中；不讓你中，就不能中，能中也不中。在晚清這樣一個官權社會中，這又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四、科舉變成了獻媚術
自從慈禧太后操縱大清國朝政以來，科舉制度竟然發展成為朝臣們的獻媚保寵之術，這就又是一項可圈可點的“政治發明”了。主宰考生命運的大臣們，不是把精力花在如何為國家選拔人才上面，而是開動整個心思去設計如何利用科考這件事情討得主子的歡心，以求達到自己升官、保官的目的。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科舉制度已成強弩之末，經疆臣袁世凱、張之洞奏請，清政府已同意部分停止科考。這一年，將補行辛丑(1901年)光緒30萬壽恩科和壬寅(1902年)正科會試，合併舉行。同時，這一年，也有鄉試。次年，就是慈禧的70大壽，主持鄉、會、殿試的官員，為了能夠得寵於慈禧太后，都十分留意“吉慶之兆”。清代各省鄉試主考，例先放雲貴、兩廣。癸卯年貴州、雲南、廣東、廣西的主考官、副主考官的名字分別是：李哲明、劉彭年、張星吉、吳慶坻、達壽、景方昶、錢能訓、駱成驤。將此數字聯綴起來，就成了“明年吉慶，壽景能成”，真乃大吉大利。外放考試官員是國家何等重要大事，為了提前為慈禧太后70大壽製造個祥和喜慶的氣氛，操縱大清國科考權力的大臣們竟挖空心思用姓名聯綴喜慶句子來選拔考官，此事雖然令人噴飯，但究竟頗近於兒戲。這八個考官的父輩當年給兒子命名的時候，哪能料到會趕上老佛爺的萬壽前一年的鄉、會試考官的選拔，因而去未雨綢繆？這種紅運豈是才識學力者所能幸致哉!只好把命運託付到老天爺的頭上。
這年殿試，操縱者要取一個名字中有“壽”字的狀元，以示預祝，山東人“王壽彭”三個字，念起來給人立馬生吉祥如意之感。於是，他就當仁不讓地做了金殿傳臚的第一名。
王壽彭等人固因名得福，但因為姓名為操盤手不待見而在科舉中身受其害者，也不乏其人。名字吉祥合乎皇帝口味者固然可以平步青雲；名字不被皇帝待見者，儘管才華出眾，但也一樣擺脫不了倒霉的厄運。
鹹豐元年（1851年），浙江紹興人孫山麓因為屢試不第，久困科場，最後決定改個名字，換作慶成。沒有想到他這一改，還真的交上了好運，鹹豐皇帝一看到孫慶成這個名字，感覺吉利，立刻就把他列為會試第一名。
鹹豐二年(1852年)，武昌人范鳴孺殿試卷取在前10名，鹹豐帝因其姓名讀音近於“萬民窮”，認為是不祥之兆，只授他以內閣中書。范姓後來改名“鳴鶴”，實在是鹹豐皇帝沒有跟蹤追擊，否則，更改後的名字不也與“萬民禍”之音相諧嗎？這是不是也應該加以追究？
同治七年（1868年）戊辰科殿試之後，江蘇考生王國鈞出類拔萃，被主考們定為一甲。可是，當金殿傳臚，慈禧太后聽了王國鈞的這個名字後心中不舒服，隨口說道：“好難聽。”因為“王國鈞”這三個字與“亡國君”諧音，實在太不吉利。王國鈞因此被改為第三甲。此後他更是命途多舛，最終在偏遠的雲南任上蹉跎以終。
王壽彭與王國鈞，這兩個匍匐於科舉之路上的莘莘學子，怎么也不會想到，他們的升沉起伏會取決於父母為他們所起的名字。僅僅因為朝廷對名字喜惡的不同，一個鴻運高照，一個卻倒霉萬分，二人仕途竟是如此天淵之差。命也，數也？讓人心中五味雜陳，無法言表。候補背後學問大
在晚清，進入官場的主渠道，除了科舉，就是候補了。
光緒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1906年10月11日)，上海《申報》以《官冊最近之調查》為題發表文章說：
吏部近日派各司匯錄已經註冊候補候選人員之銜名總計二十五萬七千四百餘員，其未經註冊者尚不在內，中國官場之人才亦云伙矣。
坐落在上海租界裡的這家著名的報館，不知從哪裡弄來了這條訊息，如果文中數據準確的話，這說明清末官場後備的隊伍，就有2574萬人，其中還不包括沒有註冊者在內的。
按理說，作為官員的後備隊伍，在正常情況下，人數多少應該看在編官員的編制數量，才能估算出二者的比例是否恰當。據統計，晚清官員編制在4萬人左右。按照這個數字，候補官員隊伍應是正式編制的6倍多，這個數量可夠驚人的了。
晚清時期，候補大軍為什麼會如此浩浩蕩蕩，龐大無比？一個主要的原因即在於清政府的納捐政策。
納捐，實際上就是政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公開買賣官爵的一種不合理卻合法的行為。
賣官一事，據史料記載，在我國歷史上少說也有兩千年之久了。
秦始皇時，就有納粟一千石，拜爵一級的記錄。
漢襲秦制，繼續納粟拜爵。
漢以後各代，關於賣官鬻爵的事情，同樣不絕於史書。
清入關以後，雖然歷朝有停止捐納的上諭，然而一直持續到清朝滅亡，賣官一事事實上並未真正停止，實與清王朝存亡相始終。
晚清時期的幾個皇帝，個個叫窮不迭，將國家官爵明碼標價，大賣特賣。既然政府公開賣官，官職自然就成為了商品，官場也就成了一種可以明碼標價的大市場。
從某種程度上講，金錢與官職交易，可以視為一種特殊的交易，買賣雙方都具備了雙重身份：在這場交易中，買方也具有賣方的身份，賣方也具有買方的身份。買者用錢買了官，有了將本求利的基礎，就可能在此後的任職之內貪污腐敗，一本萬利；賣方賣去了政府要求官員之能成為為國家服務的官員的標準，賣去了官員應該遵守的規矩，賣去了官員應該承擔的義務，同樣賣去了官員的從政良心和對國家的忠誠。既然千里做官只為財，買方成交後，上任後儘管撈本賺足就是了，別的事情找政府，找皇帝去，本大老爺就管不了那么多了。而政府作為賣方，雖然暫時得到了金錢，換得了財政危機的暫時緩和，卻也因此形成了貪污成風、無可救藥的吏治，這是賣方與買方雙方的利益和性質所決定的。政府在出賣官職的同時，也把政府的尊嚴、官場的廉潔與官員應該遵守的責任與義務全都折價變賣了。這種情況，朝廷也心知肚明，可就是不願意停止下來。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道光皇帝在召見官員張集馨時就曾道出了他的擔心：“我最不放心的是捐班，他們素不讀書，將本求利，‘廉’之一字，誠有難言。”張集馨問捐班既然不好，何以還準開捐？道光皇帝拍手嘆息說：“無奈經費無所出，部臣既經奏準，伊等請訓時，何能叫他不去，豈不是騙人嗎？”
晚清時期，內憂外患，國勢日弱，國家財政確實十分困難。為了開闢財源，以賣官鬻爵為內容的捐例之風大開，這是政府道德與政治智慧的嚴重滑坡。賣官買官的結果，不僅造成國家的名器不尊，仕途擁塞，還導致清王朝官員素質的嚴重下降、吏治的日趨腐敗、民心的逐漸喪失，所有這一切，都無疑大大加速了清政權衰亡的歷史進程。
縱觀歷史，清代捐納之事，創於康熙，備於雍、乾，嘉、道因襲之，鹹、同以後已經泛濫成災。
19世紀初，白蓮教大起義送走了康乾盛世，清王朝從此衰落下來。
到了道光時期，伴隨著國庫空虛以及接踵而來的鴉片輸入、白銀外流，清政府的財政發生了嚴重的危機。
為了解決財政困難，清政府便開始把納捐賣官作為主要的斂財渠道。
從道光開始，歷經鹹豐、同治、光緒各朝，清政府把捐納賣官發展到了一個新高峰。
道光末年，兩粵用兵，軍餉浩繁，各省爭請捐輸，遍設捐局。道光皇帝在位30年，年年都有賣官的記錄。僅捐監一項，就收入白銀3388萬多兩，每年平均收入100多萬兩。
到鹹豐時期，國家財政更加困難。外有因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而導致的巨額賠款，內有太平天國、捻軍等農民起義的巨大衝擊，清政府的財政幾乎處於崩潰的邊緣。
鹹豐皇帝絕望之餘，更是把捐納作為了重要的斂財門徑。
同光時期，雖然國家財政有所好轉，但賣官鬻爵情況較前卻更加嚴重。
當時，捐納是國家賣官的主要形式，主要有：捐實官、捐虛銜、捐封典、捐出身、捐貢監、捐分發指省、捐加級等等。
雖然光緒五年（1879年）與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兩次下詔，明令停止捐納賣官行為，然因積重難返，詔諭行同具文，直至清朝滅亡，以捐納為表現方式的賣官買官的行為實際上始終未能真正終止過。
既然官場賣官鬻爵成風，晚清時期，等候候補職位的捐員多如牛毛自然也就不會奇怪。
對於候補官數量之大，時人譏為“過江名士多於鯽”“官吏多如蟻”。
江南有句名言：“婊子多，驢子多，候補道多。”
《官場現形記》說：
通天下十八省，大大小小候補官員總有好幾萬人。
既然政府公然賣官鬻爵，一班鑽營之徒就利用朝廷政治腐敗的空隙，將賣官買官、聚斂搜刮的腐敗吏治發展到了巔峰。
據清朝野史記載，浙江山陰縣人蔣淵如看到官場有利可圖，若買到知縣的官職，每年少則可撈得銀子幾千兩，多則可達10萬兩。但他一時又拿不出那么多的本錢，於是便想出與其他4人集資捐買的辦法。蔣淵如出資最多得任縣令，其餘4人則分別擔任刑名師爺、錢糧師爺或辦事、守門的家丁，而所得贓款按集資多少分成。於是，5人通力合作，上下其手，貪贓枉法，年收入銀子竟高達20多萬兩。3年後，蔣淵如等人雖以貪污罷官，但5人皆如願以償，貪污中飽，滿載而歸。
捐納制度導致了晚清官吏素質和能力的嚴重下降，削弱了清王朝的實際統治能力。
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一書中說：
政界之變相，始於光緒辛卯、壬辰間，此後遂如丸走坂，不及平地不止矣。先是輦金鬻官者，必資望稍近，始敢為之。至是乃弛綱解弢，乳臭之子，汛埽之夫，但有兼金，儼然方面。群小之側目於先帝，亦至是而愈甚。
清朝前、中期，選拔官吏的渠道主要是通過科舉制度的選拔考試，雖然也有捐納賣官一途，但在官吏的選拔過程中尚不占主要地位。通過科舉選拔出來的官吏，雖然大多是埋頭八股、不懂經濟之道的仕子，但他們畢竟經過多年的傳統文化薰陶，尚能知道禮義廉恥，講究忠君報國，追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到了晚清，因為賣官和買官泛濫，通過捐納、賄賂上來的官員，基本上都是一些平庸無能、道德修養極低之輩，他們大都唯知貪污、斂財、投機、鑽營，很少有人會去考慮如何去承擔自己本職應盡的責任與義務。這樣的官，很難談其為官的素質和治理能力。對於這種情況，道光皇帝曾經有所察覺。
道光十六年（1836年），道光皇帝在召見張集馨時說：“捐班我總不放心，彼等將本求利，其心可知。科目未必無不肖，究竟禮義廉恥之心猶在，一撥便轉。得人則地方蒙其福，失人則地方受其累。”但是，面對世風日下的晚清社會，平庸守成的道光皇帝又如何能扭轉乾坤，改變習氣？
鹹豐末年，知識分子馮桂芬就曾認識到：
近十年來捐途多而吏治壞，吏治壞而事變益亟，事變亟而度支益蹙，度支蹙而捐途益多，是以招亂之道也。
按照清政府的規定，各省捐官、保舉，以道員為限，因而當時稱捐保的候補道“位極人臣”。候補道員以職權很大的南洋、北洋為薈萃之地，說天津“群道如毛”，有人將其中著名者列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在南京則有候補道多如過江之鯽的說法。
南京候補文官數目眾多，居全國之首。宣統末年，在南京的候補道有300餘人，知府、直隸州300餘人，州、縣1400餘人，其他佐貳雜職約2000餘人，可謂冠蓋雲集，盛況空前。而江蘇按編制，全省道員7個、知府8個、直隸州3個、廳3個、縣67個，總計98個。南京一城以上各種編制名額不過50個，候補與編制實缺的比例大約是40∶1。
候補人數與在編人數必須保持正常比例是政府維持穩定政治秩序的基本保障。在編官員病、死、為父母守制、年老退休，加上因各種處分而形成的缺編，需要一定數量候補人員的補充，才能維持編制滿員，使國家機器正常運轉。但問題在於，清末入仕之途冗濫，候補人員的增加大大超過了國家應當保持的正常比例。
在晚清，進入官場的渠道大體有五種：科舉、捐納、蔭襲、保舉、新式學校培養的生員及留學生。除了最後一項，其他四項都不是新增加的渠道，而是清朝開國以來就有的編制，而最後一項，在清末數量還不是很大，在總項中並不占重要比例。
在候補官員泛濫貶值的情況下，晚清官場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這就是，“死候補，候補死”。
據程虎《清代官場趣事》一書統計，鹹豐、同治兩朝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捻軍起義、陝甘回民起義等用兵過程中，地方保至記名提督者8000人，總兵20000人。但全國實際職位，提督只有18員，每年一換，要460多年才能輪一次。總兵全國只有83員，每人當一年，也要240多年才能輪一次。候補者得到實缺，遙遙無期，紙上的官位不能當飯吃，候補不了，凍餓而死者大有人在。
為了安慰自己，一些候補人員就在家中異想天開地做起自己的官兒。
湖北候補道員恭釗，每移一新居，就叫僕人預先挖去屋中一塊磚。恭釗進新居後屢次說：“此缺何不補？”僕人回答：“即補。”於是再把原來的磚蓋上去。從這件事情可看出一些候補官員的心態。他們雖然得到了官爵的名分，然而卻得不到實缺，只好在不斷的期盼中為自己製造吉祥之兆，從心理上得到個立即補官的自我撫慰，這真是一種令人無法理解的變態心理，候補者得到官缺之難由此可見一斑。
據說，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時，一天，在街上碰到一個挑擔裁縫，扁擔上掛著紅頂花翎，沿街叫賣，經過詢問後，知此人是以軍功保舉得候補提督者。曾國藩說：“國家不能為君等增加官員編制，也不能降你們的品級，授實缺來不及，不是皇恩太薄，你們這么高的品級，做卑賤的營業，是國家的恥辱，也不是自己榮耀，反足以玷污自己。為了解決你的困難，請把翎頂以一百兩銀子賣給我，可以吧。”此人無奈，只得答應。
此後，曾國藩為了解決湘軍候補困難的問題，便想到了一個靈活變通借缺補官的新辦法。經他奏準，級別高的候補者可以先行充補級別低的官缺。這樣，就出現了有從一品的提督而擔任八九品的千總、把總官職的倒掛現象。但是，小官則無補缺之望，湘軍解散後，不少人沒有出路，從戎10餘年，已經不願再靠下田勞動自活，不是做賊就是投入哥老會等秘密會社，不少人從最初鎮壓反叛者效命朝廷，最後轉而又扮演了反叛朝廷的角色。
晚清候補官員太多，尤其是州縣佐貳雜職，動輒數以千計。編制有限，使各省督撫窮於應付。變通的方法，就是改補實缺為輪流署理，或者委派一個臨時差事，即使如此，仍然是僧多粥少，有的十幾年得不到一次差委，幾十年不能署一缺。捐納知縣者，富有者極少，如果家饒資財，就不會捐知縣了，而直接去捐道員了。此輩官大本厚，到省之後，得差署缺安排也會稍微容易一些。
捐納州縣佐貳雜職者多中下之戶，他們往往不了解政府官缺難補的實際情況，很多人傾其家產捐得一職，不計其餘，滿以為可以到任後滿載而歸，但分發到省以後，才明白實際的情況遠非意料的那樣簡單。門路不硬、財力不強者往往一直等到盤費告罄也得不到實缺，傾家蕩產者比比皆是。
據清朝野史記載，有一年冬天，一位候補巡檢到布政使司衙門辭行，雨雪霏霏，衙門裡的人穿皮大衣圍火爐尚覺寒冷，辭行者身穿夾袍，外加紗褂，兩袖和前後都開了縫，用黑紙在裡面粘連，頭戴烏紗涼帽，腳上舊鞋露趾，進門後，瑟瑟發抖，站立不穩。
布政使問辭行者欲往何處？
這位候補巡檢回答：一身饑寒已極，妻子兒女又凍餒將死，已無生路，只有求死一條路了，辭別後就去陰間地府報到。
布政使憐憫其處境，安慰說，等到有差事，立即委派。並讓僕人帶20兩銀子送他回家。
據僕人回來報告，一間破屋子裡，一家六口人穿著單薄的衣服擠在一張床上，已經餓了兩天，大的已不能說話，小的已不能啼哭。
如果確有其事的話，這位布政使大人還算有點良心，尚能自己割肉出血救濟他人。可客觀事實是，一旦進入官場這個大染缸，誰還會將自己盤剝而來的白花花銀子再拿出來送人呢？更多的掌權者唯恐在任上聚斂太少，哪裡還有心去管沒有能力給自己送錢的窮候補者呢？
晚清的中國，在進入官場這座獨木橋上，千軍萬馬，擁擠傾軋，競爭異常激烈殘酷，80%的候補者成了別人的墊腳石，得到候補者的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吳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專門講述了這樣一件事情：清末有個叫陳仲眉的四川人，到江寧等候候補，到省10多年，連個差事的影子也沒有看見，在吃光用盡、無法養家的情況下，尋了短見。其實，這類發生在候補者身上的事例多不勝舉，何止陳仲眉一個人呢。
吳趼人在書中寫道：
我在旁邊聽了這一問一答，雖然略知梗概，然而不能知道詳細，等他去了，方問繼之。繼之嘆道：“他這件事鬧了出來，官場中更是一條危途了。剛才這個是陳仲眉的妻子。仲眉是四川人，也是個榜下的知縣，而且人也很精明的。卻是沒有路子，到了省十多年，不要說是補缺、署事，就是差事也不曾好好的當過幾個。近來這幾年，更是不得了，有人同他屈指算過，足足七年沒有差事了。你想如何不吃盡當光，窮的不得了!前幾天忽然起了個短見。居然吊死了!”這句話，把我嚇了一大跳道：“呀!怎么吊死了!救得回來么？”繼之道：“你不看見他么？他這一來，明明是為的仲眉死了，出來告幫，那裡還有救得活的話!”我道：“任是怎樣沒有路子，何至於七八年沒有差事，這也是一件奇事!”繼之嘆道：“老弟，你未曾經歷過宦途，那裡懂得這許多!大約一省裡面的候補人員，可以分做四大宗：第一宗，是給督撫同鄉，或是世交，那不必說是一定好的了；第二宗，就是藩台的同鄉世好，自然也是有照應的；第三宗，是頂了大帽子，挾了八行書來的。有了這三宗人，你想要多少差事才夠安插？除了這三宗之外，騰下那一宗，自然是絕不相干的了，不要說是七八年，只要他的命盡長著，候到七八百年，只怕也沒有人想著他呢。……我聽了這番話，才曉得這宦海茫茫，竟與苦海無二的。
陳仲眉還是個通過多年寒窗苦讀、名正言順中了進士分發到江寧的，然而得個知縣實缺已是這樣的困難，其他無錢無路的候補人員得到實缺的希望就更是渺茫了。
屈指算來，晚清候補做官的路數可以概括為：
1關係。自古道：朝中無人莫做官。這話永遠是個真理。無論在朝廷，或是在地方之上，如果有實權的官員提攜，做官便易如反掌；反之，如果官場中沒有人提攜，即使你有真才實學，也會等個遙遙無期。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這話一點不假。
2銀票。如果你想做官但朝中無人，也還有個變通的辦法，這就是你要有足夠的銀子做燈籠，用它去打通門路。當然，其中的冤枉錢肯定會浪費不少。常言道：“有錢能使鬼推磨”，錢花到一定地步，官缺或許就會到手。
晉代人魯褒著有《錢神論》。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對錢的神通作了生動的刻畫與描寫：
錢之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由是言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諍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問笑談，非錢不發……諺云：“錢無耳，可抔使”，豈虛也哉？又曰：“有錢可使鬼”，而況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為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
從某種角度上說，錢與權構成了傳統官場上的陰陽兩極。權為官場之陽極，表現為行政機構之運轉。錢為官場之陰極，體現為操權者行使手中的權力謀利。權力的行使往往決定了錢的花費方式或決定資金的流向。晚清乃至整個古代的官場，其背後，無不蘊含著不可告人的資金黑洞的運作。對於某些人來說，錢既是進入官場的手段，用錢來買官，或以錢行賄當官，待當官擁有了權力後，再利用手中的權力來撈取更多的錢財。所以，在官場上，錢與權往往是一對孿生的兄弟，是互補的。
3投機鑽營。有些候補者為了得到實缺，往往不擇手段，想方設法找官家的軟肋下手，用金錢、美色等進行交換，以此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據《莊諧選錄》中“河南巡撫”一則記載：
道鹹間，某公為河南巡撫，年少驕侈。其妻已前沒，妾某，甚有寵，衣服禮秩如謫，署中人鹹呼為太太。官場中欲得志者，往往使其妻妾因緣入署，拜太太為乾娘。時或被留署中，由是人謂某公實以自侍，聲頗醜穢。
有杭人某者，以知縣候補於河南，其妻亦拜太太為乾娘。一日入署，時方亭午，外傳呼大人入內午膳。俄而某公便衣入，太太指揮諸婢嫗進食。某妻亦以干女禮，垂手侍側。太太目干女兒謂某公曰：“汝看此娃娃，煞甚可憐，聞彼夫婿至此久，尚不得一差委，汝其不能一為設法乎？”
大人聞此言，停箸凝思，不覺以手撫弄左手所帶搬指，又時以拇指出沒搬指中。太太睨視，笑曰：“汝何必作此狀？汝但速為設法。此事甚易辦，何必用此羞人也？”
某妻羞甚，紅漲於頰。某公知太太誤會，亟忍笑俯食默不語而出。然此事已被侍者傳出。無幾，某令果得優差，於是外間醜詆頗甚。某妻羞忿投繯，遇救，得不死。
清末，福建布政使尚其亨，是個有名的貪財好色之徒，他在衙門內雇用一個名叫紅牆的使女，因其頗有幾分姿色，尚其亨就和她發生性關係，此後言無不聽。他的這種隱私很快就為候補人員所探知，於是，求官者就鑽紅牆妹的門路，大肆進行賄賂，得到署理縣缺或其他好的官差，搞得聲名狼藉，盡人皆知。
《官場現形記》第三十回也有一個這方面的典型事例：
話說羊紫辰羊統領，本是別省的一位實缺鎮台。只因他本缺十分清苦，便走了門路，由兩江總督出奏，奏留他在南京統帶防營，這便是上頭有心調劑。他自從接事之後，因見地方平靜，所有的兵丁大半是吃糧不管事，他的前任已經有兩成缺額，到他接後，便借裁汰老弱為名，又一去去了兩三成，卻是舊的雖去，新的卻沒有補進一個。歇上三年，制台閱操一次，有的是臨時招人，有的還是前後接應。怎么叫做前後接應呢？譬如一營之中，本是五百個人，他倒缺了三百名的額子，實實在在只有二百個人，等到制台閱操的時候，前頭一排點過名。趕緊退了下來，改換衣服、軍械，跟著後頭的人，再上去應名。如此一排排的上來、下去，輪流倒換，不要說是一營五百人，他缺三百個，就是再缺多些，有此妙法，也容易彌補。況且制台年紀大了，又要修道養心，大半是派營務處上的道台替他校閱。這般營務處上的人，那一個不是羊統領的朋友，天天吃花酒、嫖婊子，同在一處玩慣了的。等到派了這個差使下來，並不要羊統領前去囑託，他們早已彼此心照，模模糊糊，把制台敷衍過去，就算了事。統領如此，營官自然亦是如此。調換營官，更是統領一件生財之道。倘然出了一個缺，一定預先就有人鑽門路，送銀子，不是走姨太太的門路，就得走天天同統領在一塊兒玩的人的門路，甚至於統領的相好，什麼私門子，釣魚巷的婊子，這種門路亦都有人走。統領是非錢不行，替他經手過付的人所賺的錢，亦都不在少處。
閒話休提。且說歸羊統領管轄的什麼護軍正營、護軍副營、新兵營、常備軍、續備軍，一共有好幾個名目，每一營之中，有營官、有哨官，營官都是記名提、鎮，哨官則自副、參、游以下，以至千、總、外委都有在內。其時有一個在江陰帶炮划子的哨官，據他自己說，是一個副將銜的游擊。就是人家談起來，說他的官亦並不是假的。他在江陰炮船上當了兩年零三個月的差使，因為剋扣兵餉，被上頭查了出來，拿他的差使撤去，他就跑到南京來，另覓生路。
卻說這人姓冒，名字叫得官，本來是在江北泰興縣跟官當長隨的。後來攢聚了幾十吊錢，有天為著做錯了一件事，被主人將他罵了一頓，正在悶極無聊的時候，便到煙館裡吃煙。合該他官星透露。其時正值江南裁撤營頭，所有前頭打“長毛”得過保舉的人，一齊歇了下來。謀生無路。很有些提、鎮、副、參。個個弄到窮極不堪，便拿了飭知、獎札，沿門兜賣。這時候只要有人出上百十吊錢，便可得個一二品的功名。亦要算得不值錢了。這日冒得官走到煙館裡面，值堂的是認得他的，連忙讓出一張煙鋪，請冒大爺這邊來坐。冒得官有事在心，悶悶不樂。便沒精打采的躺了下去。值堂的又趕過來，替他燒煙。抽不上三四口，忽然煙榻前來了一個彪形大漢，雖然是面目黧黑，形容枯槁，卻顯出一副雄赳赳、氣昂昂的神情。冒得官亦不理他。值堂的見了，倒擺出滿臉的悻悻之色，朝他哼兒哈兒的趕他走開。只聽得那人嘆一口氣道：“你不要朝著我這個樣兒，我也不是什麼好欺負的。你認得我是誰？你們江南若是沒有我們，你們那裡來的這種好日子過呢!不過是我運氣不好。以至落拓到這步田地。如果要講起身分來，不要說是你一個做跑堂的算得什麼，就是泰興縣縣大老爺，比比頂子，要比我差著好幾級呢!”值堂的見他出言無狀，便把眉毛一豎，眼皮一掀，一骨碌爬起，想要動手趕他走開，誰知那大漢哈哈大笑，值堂的非但推他不動，反被大漢摔了一個筋斗。值堂的氣的了不得，憤憤的要出去叫地保。大漢冷笑道：“我正苦沒有飯吃，這個樣兒又見不得官。你今送我前去，好好好，我就跟了你去。見了你們大老爺，只要他肯把我收留下來，等我吃兩天飽飯，省得在外頭挨餓，我就感激不盡了。”值堂的見他如此，更是火上加油。
這些話，冒得官都聽得明明白白，心上甚是詫異，暗想：“此人必定有點來歷，又看他的樣子，決不是等閒之輩。”便叫值堂：“不要同他多講，等待我問他。”一面說，一面把煙槍一丟，坐了起來，慢慢的問他：“你貴姓？聽你的口音不像本地人氏，怎么會到得此地來的？”那大漢見冒得官說話講理，便亦改換了一副神情，先嘆了一口氣道：“一言難盡!”冒得官又讓他在煙榻前一張杌子上坐了。誰知這大漢後頭還跟著一個人。冒得官問：“是誰？”那大漢回答是他外甥。冒得官並不在意。那大漢坐定之後，自己說了姓名：“是湖南人氏。從前打‘長毛’身當前敵，克復城池。後來敘功。歷保至花翎副將銜、儘先候補游擊。”當時保雖保了，等到平定之後，那裡有這些缺安置他們。記名提、鎮，能夠借補個游擊、都司，已經是十不獲一。何況是內無奧援、外無幫助，一旦裁撤歸農，無家可歸，焉有不流落之理。“在營盤的時候，大注錢財也曾在手裡經過，無奈彼時心高氣傲，揮金如土，直把錢財看得不當東西。就是出營之後，身邊也還帶得幾文，有的是坐吃山空，有的是同人合股，做個小買賣。到得後來亦總是關門。即以在下而論，正坐著這個毛病，一身之外，除掉兩件破舊衣裳，還有幾張破紙頭，便是當年所得的獎札、飭知了。這種破紙頭，飢不可為食，寒不可為衣，真正窮到極處，可惜這個東西沒得人要。如有人要，我情願得幾文錢就賣了他。”冒得官聽到這裡，不覺心上一動，便問：“你這東西帶在身邊沒有？”那大漢道：“我孑然一身。無家無室，又無行李，除掉帶在身邊，更把他放在何處。”冒得官道：“你拿出來我瞧瞧。”那大漢正在解衣取出之時，值堂的走過來說道：“大爺，你別上他的當。他天天拿著這個到這裡騙人。”大漢見值堂的打散他的買賣，掄起拳頭便要打值堂的，被冒得官吆喝了值堂的兩句，彼此方才罷休。冒得官是在衙門裡頓過的，認得獎札、飭知。知道不是假的。此時忽動了做官之念，便問他要幾多錢。那大漢起初不肯說，後來冒得官頂住問他，才說得一百五十塊，經不住冒得宮再四磋磨。說明三十塊錢，當天先付三塊錢的定洋，先拿他一個獎札。下余的約明次日兩點鐘，仍到這爿煙館裡交割。大漢拿到洋錢，歡欣鼓舞的而去。值堂的又要問他拿扣頭，大漢不肯，值堂的一定要，彼此爭論起來，又幸虧冒得官呼喝了兩聲，方才住手。大漢已去。冒得官亦即回衙。到了次日，冒得官帶了二十七塊錢，仍到煙館裡來交割。等到飭知、獎札統通拿到了手，冒得官揣回家中。在燈下取出觀看。見飭知上的名字，乃是“毛長勝”三個字，雖然名字不同，幸喜姓的聲音還是一樣。
過了一天，這冒得官便上去到主人跟前告假，另外走了門路，一心想去投效提標。其時提台駐紮江陰，既有門路，自然收留。不了兩個月，便委了他炮船管帶。從此這冒得官便真正做了冒得官了。在江陰炮船上當了三年多的管帶，船上不比岸上，來往的人少，一直沒有人看出他的破綻。
《官場現形記》的作者繼續講述說，冒得官在炮船上的時候，亦很賺得幾個錢，他又如法炮製，先從羊統領的門口結識起，最後將錢賄賂到羊統領最得寵的姨太太那裡，在姨太太的撒嬌撒痴下，羊統領硬是把護軍右營的一個管帶以營務廢弛為名撤掉差事，就委冒得官接管。後來當有人告發冒得官假冒之事時，又是羊統領的姨太太出面讓羊統領將此事壓了下來。冒得官既有把柄握在羊統領之手，羊統領準備對冒得官下手。最後，冒得官將自己女兒獻給了羊統領做小妾才保住了官差。
《官場現形記》雖是小說題材，但所記述的內容在晚清時期卻是實實在在存在的。這本書真實地揭露了晚清官場的內部黑幕，這已經為晚清官員讀到此書後所發的種種感慨所證明。
科舉是隋唐以來官方通過考試選拔官員的一種制度。
在中國歷史上，科舉制度前後實行了1300年之久。這個選拔官員的制度，曾經長期影響著中華帝國時代文官隊伍的建設風貌，影響著中國封建社會政治文化的發展趨向，影響著帝國時代知識仕人對於生活道路的選擇，更重要的是，它影響了隋唐以後歷朝歷代的國運。
隋唐至宋，通過科舉入仕者並不占官僚隊伍中的多數。但自唐朝中期以後，這一制度在官僚體系中所處的地位變得日益重要起來。正因為如此，科舉取士就成為宋以後各朝代朝野內外關注的焦點。
為了鼓勵人們投身科舉事業，宋真宗趙恆親自作了《勸學文》，文中說：“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金錢、美女、高官、厚祿、香車、寶馬、名利等等，人生所欲，不過如此。既然科舉制度能將其全部網羅其中，讀書做官就成了唐宋以後所有有志之士孜孜以求的目標。
清入關以後，出於穩定政治局面、完善自身統治的需要，基本上繼承了明朝各項重大政治制度，科舉制度就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項。
據《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337中記載，清初，清政府十分重視科舉制度對維護其政治統治的作用，“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廩膳，設學宮、學道、學官以教之。各衙官以禮相待，全要養成賢才，以供朝廷之使用”。
大清皇帝在這裡說得明白，士人一中秀才，即視為躋身仕林，即可享受國家種種優厚的待遇。如果中了進士，即可成為國家官員，從此，寶車錦衣，榮華富貴，前程燦爛。
這個充滿誘惑力的選拔官員的制度，將廣大民眾牢牢籠絡其中，稍有條件的家庭，無不傾全家之財力，支持孩子投身到科舉仕途之中。
但是，漫漫科考之路，至如難於上青天的蜀道。
晚清，科舉名額有限，考中機會很少。按照政策規定，秀才大府20名，大州縣15名，小縣4名或5名。全國秀才名額在25萬名左右，舉人限額在1500名上下。自鹹豐三年(1853年)清廷批准各省增加生員名額起，至同治十年(1871年)停止，各府學考試中生員名額已增加了20%，從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25089人增加到30133人。鄉試中錄取舉人全國限額保持在鹹豐元年(1851年)的1770人以下，光緒七年(1881年)下降到1254人，19世紀80年代中期曾一度恢復到正常的1500人左右。按此限制，一個步入科舉途程者，從熟背四書五經開始，童生考取秀才，秀才考取舉人，舉人考取進士，踏上科舉之路的每一級台階都無不荊棘叢生，坎坷艱難。
舉人與秀才限額的比例按規定大體是1/20，但是，具體到真實情況，添加歷年落榜者，20∶1的比例就大打折扣，按大、中、小省，分別是80∶1、60∶1、50∶1，淘汰率十分可觀。參加會試殿試中進士，比例大致是30∶1、40∶1。這種選拔考試都是三年一次，順利通過三級考試，大體就要花費10年左右的時間，從童生到進士的考中機會大概是百分之幾，越往上考，淘汰率就越高，要是在哪一級上蹉跎一下，一晃就是十幾年甚至幾十年了。
在這種情況下，科場腐敗之風在中國這個人情的社會下就自然而然地油然而起，下面抽幾條主要的加以說明一下：
一、作弊花樣眾多
清代科舉繼承了明朝的科舉考試制度、方法，同樣也帶來了明代科場的舞弊之風。在科場作弊方面，晚清更加腐敗。大大小小的考試之中，舞弊行為屢禁不止，層出不窮，花樣翻新，賄買、鑽營、夾帶、槍替、割卷、傳遞、頂名、冒籍、通關節等等花樣，其中夾帶、槍替、通關節三種情節尤為嚴重。
夾帶就是把有關考試內容的書籍或文字帶進考場，以便答卷時進行抄襲。這種方法最為常見，其他如賄賂考官、雇用槍手都要用金錢交易，涉及面廣，容易暴露，而夾帶則省錢省事，不易覺察。所以唐、宋、元、明之科場中此種作弊手法可以說是司空見慣。清代夾帶這種作弊手段更為普遍，衣帶、衣里、糕點、酒瓶、考籃、饅頭、硯台、靴底、帽子等等都是夾帶工具。而夾帶內容則主要是石印袖珍本的“四書”“五經”，以往考試後公布的優秀考卷，當時叫“程文”，以及考生們預先準備的模擬、猜測的習作，多是押題作文。
《清稗類鈔·考試類》中說：
同治以後，禁網漸寬，搜檢者不甚深究，於是詐偽百出。入場者，輒以石印小本書濟之，或寫蠅頭書，私藏於果餅及衣帶中，並以所攜考籃、酒鰲與硯之屬，皆為夾底而藏之，甚至有帽頂兩層，靴底雙屜者。更或賄囑皂隸，冀免搜檢。至光緒壬午(1882年)科，應京兆者至萬六千人，士子鹹熙攘而來，但聞番役高唱收過而已。及壬辰(1892年)會試後，搜檢之例雖未廢，乃並此聲而無之矣。
槍替，即僱人代考。這種作弊方式歷代皆有，只不過是到了清代，槍替者人數更多，手段也更加高明而已。《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就有科考中，居然有考生用鴿子把考題帶到場外，由場外的槍手答好卷子以後再帶回號舍之內的事情。道光二年(1822年)舉行滿文和漢文的翻譯考試，富泰是旗人童生，找到兵部員外郎的翻譯人員當槍手，此場的監試御史舒英眼光敏銳，將其查出，因為作奸犯科的兩個人都是旗人，處分相對輕一些，但也要號枷三個月，期滿後還要再受鞭笞，幾個知情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
關節，是指考官與考生之間的一種幕後交易。清代科場通過關節作弊之事說來令人不可思議，簡直駭人聽聞。其關節名目就有十類：1故意招收冒籍學生，以索銀兩；2未經考試，通過關節就可錄取入學；3考試座位號多編多印，暗地裡出售；4敲詐考生家庭，威逼恫嚇；5因為武學易考，將文童冒充武生，入籍後再改回來；6以劣等充優等，私改等第；7考官與教官搞泄題、約定暗號；8考官不親臨考場，故意將本州考生放到別的州縣去考試，從中收受賄賂，因為考生不願意到其他州縣考試，所以只得用錢通融；9在登記造冊時冒名頂替；10賣情面於上司、權要、親友，從而收受報酬。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陳碌等五位青浦縣考生同船到南京應鄉試，一位素不相識的老僕人於傍晚船到下關之時送來一封密信，他們打開一看，信中說此次考試題目出自《尚書》，但收信人不是他們，而是一位貴家公子。他們在這個偶然的誤會中得到提示，精心準備，考場上發揮得又快又好，結果五人全部高科及第，順利迎來了自己寒窗苦讀後的春天。
光緒十九年(1893年)，殷如璋、周錫恩奉朝廷之命南下，到浙江擔任主考。到了蘇州地界之後，船停在閶門之外。這時蘇州太守王仁堪按例請見。正在談話之時，有人忽然送來一封密信，並且請求馬上回復，按照功令，典試之人在路途之中不準與親友通報音信，以防營私舞弊。殷如璋得到密信之後，讓王仁堪拆開來看。王拆信一看，大驚失色，立即叫手下人將下書人拿住。因為信中所寫，都是賄買關節之言，並且夾帶有一張一萬兩的銀票。信的署名為“周福清”，此人為浙江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知縣。殷如璋見事泄露，也拍案大怒，請示上司將下書入拿下嚴厲查辦，以表明自己的清白，這樣周福清便被收捕治罪。
由上述的案例可以看出，清代科舉考試中的作弊現象不僅花樣繁多，而且比較普遍，因此造成清代科場中大案、要案多次發生。但不管朝廷動用多么嚴厲的刑法，因為利益所在，科場作弊現象總是有增無減，愈到後來，這種現象也愈加嚴重。
二、選拔舉人的潛規則
每次大考，朝廷都要委派學政到各地專人專事負責。考官們得到這個差事，其出發點不是為國家選拔人才，而是將到外地選拔生源的機會作為不可多得的斂財門徑。學政選拔生員，往往不是依據考生的真才實學，而是視其家財富有程度而決定錄取的對象。這些學政們，一到所派之地，除了接受各種好處外，其中最認真做的一件事就是讓手下人搞清楚考生們的家庭背景與經濟收入狀況。凡是家庭財力雄厚者，最容易中舉。因為這些有錢人從此成為了考官們的門生，以後為了中進士與做官，他們對老師的報效自會源源不斷。李伯元在《官場現形記》中將此中奧秘描繪得淋漓盡致：
原來這些當窮京官的人，好容易熬到了三年，放了一趟差，原指望多收幾個財主門生，好把舊欠還清，再拖新賬。那吳贊善自從二月初頭到於今，那些新舉人來京會試的，他已見過不少。見了張三打探李四，見了李四打探張三。如若是同府同縣，自然是一問便知。就是同府隔縣，問了不知便罷，只要有點音頭，他見了面總要搜尋這些人的根底。此亦大概皆然，並不是吳贊善一人如此。目下單說吳贊善，他早把趙溫的家私問在肚裡，便知道他是朝邑縣一個大大的土財主，又是暴發戶，早已打算他若來時，這一份贄見，至少亦有二三百兩。等到家人拿進手本，這時候，他正是一夢初醒，臥床未起。聽見趙溫兩字，便教請到書房裡坐，泡蓋碗茶。老家人答應著。幸虧太太仔細，便問：“贄見拿進來沒有？”說話間，老家人已把手本連二兩頭銀子，一同交給丫環，拿進來了。太太接到手裡，掂了一掂，嘴裡說了聲：“只好有二兩。”吳贊善不聽則已，聽了之時，一骨碌忙從床上跳下，大衣也不及穿，搶過來打開一看，果然只有二兩銀子，心內好像失落掉一件東西似的，面色頓時改變起來。歇了一會子，忽然笑道：“不要是他們的門包也拿了進來？那姓趙的很有錢，斷不至於只送這一點點。”老家人道：“家人們另外是四吊錢，姓趙的說得明明白白，只有二兩銀子的贄見。”吳贊善聽到這裡便氣得不可開交了，嘴裡一片聲嚷：“退還給他，我不等他這二兩銀子買米下鍋。回頭叫他不要來見我。”說著賭氣，仍舊爬上床去睡了。老家人無奈，只得出來回復趙溫，替主人說道乏，今天不見客。說完了這句，就把手本向桌上一撩，卻把那二兩頭攜了去了。趙溫撲了一個空，無精打采，快快的出門坐車回去了。錢典史接著，忙問回來的為什麼這般快？可曾見著沒有？趙溫說：“今兒老師不見客。”錢典史說：“就該明兒再去。”到了明日，又趕了一個早跑了去。那老家人回也不替他回一聲，讓他一個人在門房裡坐了老大一會子，才向他說道：“我看你老還是回去罷，明日不用來了。”趙溫聽了這話，心上不懂，正待問他，老家人便說：“我就要跟著出門，你老也不用坐了。”趙溫無奈，只得依舊坐車回寓。錢典史知道他又不曾見著，曉得這裡頭有點不清，便把從前要靠趙溫走他老師這條門路的心也就淡下來了。
原來，考官吳贊善之所以讓考生趙溫中舉，並不是看中了他的學問，而是盯上了他的家財。這才是晚清科舉場中的考官錄取生員的真實目的。
三、點狀元背後的實情
清初以科舉選官，風紀尚嚴，衡文者舞弊發覺，動輒極刑。雍正年間，福建學正俞鴻圖主持福建科考，因其妾與僕人勾結作弊，俞鴻圖就被雍正皇帝處以腰斬。鹹豐時，大學士柏葰也因為科場作弊案被鹹豐皇帝問斬。但自慈禧太后統治以來，科場考試請託賄賂之風漸盛，機會平等之精神頓衰。同光兩朝的科舉，於是更加江河日下。
光緒二十年（1894年）是慈禧太后60大壽，朝廷特別舉行恩科會試。這一年，張謇42歲，已經4次會試落榜，本人意興闌珊，熱衷之氣大減。他的父親張彭年已經77歲了，總想在有生之年看見兒子金榜題名，督促張謇再試。張謇難違父命，於是北上參加會試，以盡孝子承歡養志之心。結果會試中了第60名貢生，複試又列第10名。但待四月二十一日（6月9日）殿試，二十四日傳宣，他竟以一甲一名引見，中了狀元。一時，京師奔走相傳，輿論大嘩。
原來，張謇高居榜首，並非完全是靠他自己的真才實學在千軍萬馬中脫穎而出，而是靠了光緒皇帝的老師戶部尚書殿試讀卷大臣翁同龢的能量。此科讀卷大臣共8人：張之萬、麟書、李鴻藻、翁同龢、薛允升、唐景崧、汪鳴鑾、志銳。張之萬這一年85歲，為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他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狀元，齒德俱尊，列銜首席。翁同龢這年65歲，為戶部尚書，但他是兩代帝師，清流領袖，勢位與發言權自然非張之萬能比。
實際上，翁同龢早已意屬張謇這位同鄉門生，一直在坐等張謇交卷。收卷官黃思永在張交卷時，迎上接收，展卷一看，有挖補空白一字未填上，遂為之補填，又見“恩”誤為單抬，在“恩”字上添一“聖”字，改完交翁。翁同龢接過卷子，一看便知是張謇字跡，立即評卷，言：“文氣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這份卷子非中狀元不可!”張之萬說：“現在卷還沒看完，前10名還無法確定，怎么能定出狀元呢？”為此，兩人幾乎頂撞起來。位居讀卷大臣第二的麟書說：“我居第二，狀元卷子我不爭，榜眼卷子決不相讓。”麟書沒有幫張之萬說話。位居讀卷大臣第三的李鴻藻與翁同龢私下達成默契，這時出面說話：“我所閱沈衛一卷，通場所無，今亦願讓狀元與張，幸公俯允。”
00張之萬無可奈何，手中原取狀元卷為鄭沅，因麟書不讓榜眼，只得屈居探花了。前十名名字排定以後，按次進呈並拆除密封，逐一奏陳姓名，一甲第一名果然是張謇。光緒皇帝看著第一名的卷子，問是誰取中的，張之萬答是翁同龢。這時，翁同龢立即上前自辯，說張謇系江南名士，而且是個孝子，進而說殿試向來重寫不重作，此卷則寫、作俱佳，實可冠冕多士。今年是皇太后60萬壽，張謇會試中了第60名，是個吉祥的兆頭，可為恩科得人賀。就這樣，在翁同龢的極力攛掇下，張謇終於在殿試這個最高級的國家考試中名列榜首，大魁於天下。
歷史背後真正的事實是，翁、張交誼並非泛泛，翁同龢竭力為張謇爭狀元也非僅在甲午一科。
光緒十五年(1889年)，張謇中舉後第二次參加會試，此科會試總裁為李鴻藻、潘祖蔭、昆崗、廖壽恆，潘有意要取中張謇，但因為把卷子看錯，誤中了無錫的孫鼎烈。次年，恩科會試，考官高蔚光推薦張謇之卷，結果又因為看錯了筆跡，誤中了無錫人陶世鳳。
光緒十八年(1892年)，是張謇參加的第四次會試，翁同龢任總裁，為了不再重蹈前轍，翁同龢多次叮嚀負責的同考各官員，凡江蘇省卷子上堂務必細心校閱。袁昶推薦一卷，有點像張謇的卷子，但拿不準，看到文中有“聲氣潛通於宮掖”一句更覺不像。第五房考官施紀雲推薦一卷，說確是張謇之卷，翁同龢看到該卷策問中有“歷箕子之封”的句子，認為這是到過朝鮮之人的口氣，而張謇曾隨吳長慶赴朝多年，此卷有點像張謇的。於是讓袁昶看，袁覺得文氣跳蕩，有點不對，填榜時，同考官沈曾桐要求看看這份卷子，見制藝及詩的秦字韻，就說不是張謇的卷子。
但這個時候再事搜求已來不及了。拆密封，原來是常州劉可毅。翁同龢與同考諸人四處查找，原來被第三房考官朱金鑒以詞義寬泛而斥落。朱是位癮君子，抽鴉片的時候多，江蘇卷子並未太留意。翁同龢殷殷訪錄，不料卻誤中別人，急得直流眼淚，同考各官，也只能陪著這位總裁大人搖頭嘆息了。
此科結束，翁同龢對此事仍耿耿在懷。他寫信給黃體芳，遺憾與悔恨之情溢於言表。黃體芳覆信勸慰翁同龢說，他任江蘇學政時，發現了兩個人才，一是劉可毅，一是張謇。這一科劉可毅中了狀元，也證明會試殿試衡文鑒人的準確。但翁同龢仍以張謇落第為憾事，到了甲午恩科會試，他便全力以赴，志在必得，因此不惜演出了前面所說的與張之萬相爭的一幕。
甲午恩科會試、殿試決定鼎甲的內幕，是朝廷高層的核心機密，當時秘而又密，僅有耳食之言在一定範圍內流布，所留史料也是鳳毛麟角。在清朝滅亡以後，張謇之子孝若才在他所撰寫的《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披露了此中一些秘密。此後，影印的翁同龢日記中又公開了一些實情。1962年，隨著《張謇日記》後15冊的影印出版，鼎甲之謎的謎底才逐漸浮出水面，大白於天下。科舉考試，理應貫徹平等、公平原則，但在最高級的殿試中，卻成了高層人物之間的交易。在國人心目中最公平、最神聖的科考選拔竟然如此兒戲，晚清官場中的法紀和道德自然也就蕩然無存了。
統計起來，清朝總共考過112科，出過114名狀元，得主是江蘇一省50人，其中常熟6人，蘇州17人。江南山清水秀，鐘天地之靈秀，加上文化、經濟發達，狀元歷久不衰也屬於正常。蘇州多產狀元，但到同治朝為止，甲戌科陸潤庠成了蘇州府殿後狀元。終光緒一朝，恩科、正科多至13科，江蘇狀元兩人，一是黃思永，一是張謇，都不是蘇州人。山還是那樣的山，水還是那樣的水，但蘇州從此就是不出狀元了。倒是窮山惡水的廣西、福建、貴州各有兩人，天府之國的四川出了一人。風水氣脈似乎從地下轉移到了這些邊遠的地區。因而有人開玩笑說蘇州的風水被陸潤庠占盡了，江蘇的文運被張謇走絕了。
清末四川人高樹在《金鑾瑣記》中說：
清末鼎甲漸及邊省，蓋以籠絡天下士人。
好一個高樹，不枉在軍機處做了幾年章京，他確實參透了此中的機關。
原來，狀元無關風水，命運全掌在朝廷的方寸運用之妙上。掌握科舉的朝廷從政治需要出發不時調節這台機器，根據實際需要來傾斜政策。有意讓邊省平均一點皇帝的陽光雨露，本是朝廷恩澤四海的一種標誌。科舉既然是皇帝牢籠天下士子們的工具，怎么會讓蘇州一府、江蘇一省獨占盡皇恩呢？
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科殿試，狀元是正藍旗蒙古人崇綺。為了打破旗人不列名鼎甲的慣例，崇綺成了又一名破天荒的狀元。旗人本享受著國家種種特殊待遇，還要搶奪漢人的飯碗，於是朝野竊竊私議，憤憤不平之聲自然在所難免。
崇綺的父親文華殿大學士賽尚阿以欽差大臣督師廣西，鎮壓洪秀全發動的太平天國運動。鹹豐二年(1852年)太平軍永安突圍，東南半壁糜爛，賽尚阿兵敗定罪斬監候。崇綺的泰山鄭親王端華，辛酉政變中被慈禧太后賜死。這樣背景倒運的人物，竟然當了殿試龍頭，豈非咄咄怪事!令當時人頗為困惑與不解。
原來，這謎底還是隱蔽在政治的潛規則中。嘉慶時清廷鎮壓白蓮教起義，用的就是團練出力，八旗、綠營收功的把戲。清室鎮壓太平天國，起初同樣想繼續重演勇營出力，八旗、綠營收功的好夢。但自1860年江南、江北大營被太平天國攻破之後，清廷已經無兵可調，夢想時分，不得完全依靠非經制的湘淮勇營。勇營出力，八旗、綠營收功的美夢算是徹底落了空。同治三年(1864年)，湘軍攻陷金陵，將帥以功得封賞者幾乎全是漢人，籍隸八旗者寥寥無幾。於是，1865年的殿試，操縱科舉機器的清廷，製造出一個旗籍狀元，為旗人挽回一點體面，以此重新描繪、修正，恢復王朝“高大完美”的形象，就不是難以理解的事情了。本來，玩弄這種政治手法，就是專制制度的政治需要和基本技能之一。只是埋頭舉業的士子們唯知寒窗苦讀，難以領會這種藝術，或者說根本就想不到遊戲操盤手會玩這種手法。要你中，你就中，不中也中；不讓你中，就不能中，能中也不中。在晚清這樣一個官權社會中，這又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四、科舉變成了獻媚術
自從慈禧太后操縱大清國朝政以來，科舉制度竟然發展成為朝臣們的獻媚保寵之術，這就又是一項可圈可點的“政治發明”了。主宰考生命運的大臣們，不是把精力花在如何為國家選拔人才上面，而是開動整個心思去設計如何利用科考這件事情討得主子的歡心，以求達到自己升官、保官的目的。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科舉制度已成強弩之末，經疆臣袁世凱、張之洞奏請，清政府已同意部分停止科考。這一年，將補行辛丑(1901年)光緒30萬壽恩科和壬寅(1902年)正科會試，合併舉行。同時，這一年，也有鄉試。次年，就是慈禧的70大壽，主持鄉、會、殿試的官員，為了能夠得寵於慈禧太后，都十分留意“吉慶之兆”。清代各省鄉試主考，例先放雲貴、兩廣。癸卯年貴州、雲南、廣東、廣西的主考官、副主考官的名字分別是：李哲明、劉彭年、張星吉、吳慶坻、達壽、景方昶、錢能訓、駱成驤。將此數字聯綴起來，就成了“明年吉慶，壽景能成”，真乃大吉大利。外放考試官員是國家何等重要大事，為了提前為慈禧太后70大壽製造個祥和喜慶的氣氛，操縱大清國科考權力的大臣們竟挖空心思用姓名聯綴喜慶句子來選拔考官，此事雖然令人噴飯，但究竟頗近於兒戲。這八個考官的父輩當年給兒子命名的時候，哪能料到會趕上老佛爺的萬壽前一年的鄉、會試考官的選拔，因而去未雨綢繆？這種紅運豈是才識學力者所能幸致哉!只好把命運託付到老天爺的頭上。
這年殿試，操縱者要取一個名字中有“壽”字的狀元，以示預祝，山東人“王壽彭”三個字，念起來給人立馬生吉祥如意之感。於是，他就當仁不讓地做了金殿傳臚的第一名。
王壽彭等人固因名得福，但因為姓名為操盤手不待見而在科舉中身受其害者，也不乏其人。名字吉祥合乎皇帝口味者固然可以平步青雲；名字不被皇帝待見者，儘管才華出眾，但也一樣擺脫不了倒霉的厄運。
鹹豐元年（1851年），浙江紹興人孫山麓因為屢試不第，久困科場，最後決定改個名字，換作慶成。沒有想到他這一改，還真的交上了好運，鹹豐皇帝一看到孫慶成這個名字，感覺吉利，立刻就把他列為會試第一名。
鹹豐二年(1852年)，武昌人范鳴孺殿試卷取在前10名，鹹豐帝因其姓名讀音近於“萬民窮”，認為是不祥之兆，只授他以內閣中書。范姓後來改名“鳴鶴”，實在是鹹豐皇帝沒有跟蹤追擊，否則，更改後的名字不也與“萬民禍”之音相諧嗎？這是不是也應該加以追究？
同治七年（1868年）戊辰科殿試之後，江蘇考生王國鈞出類拔萃，被主考們定為一甲。可是，當金殿傳臚，慈禧太后聽了王國鈞的這個名字後心中不舒服，隨口說道：“好難聽。”因為“王國鈞”這三個字與“亡國君”諧音，實在太不吉利。王國鈞因此被改為第三甲。此後他更是命途多舛，最終在偏遠的雲南任上蹉跎以終。
王壽彭與王國鈞，這兩個匍匐於科舉之路上的莘莘學子，怎么也不會想到，他們的升沉起伏會取決於父母為他們所起的名字。僅僅因為朝廷對名字喜惡的不同，一個鴻運高照，一個卻倒霉萬分，二人仕途竟是如此天淵之差。命也，數也？讓人心中五味雜陳，無法言表。候補背後學問大
在晚清，進入官場的主渠道，除了科舉，就是候補了。
光緒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1906年10月11日)，上海《申報》以《官冊最近之調查》為題發表文章說：
吏部近日派各司匯錄已經註冊候補候選人員之銜名總計二十五萬七千四百餘員，其未經註冊者尚不在內，中國官場之人才亦云伙矣。
坐落在上海租界裡的這家著名的報館，不知從哪裡弄來了這條訊息，如果文中數據準確的話，這說明清末官場後備的隊伍，就有2574萬人，其中還不包括沒有註冊者在內的。
按理說，作為官員的後備隊伍，在正常情況下，人數多少應該看在編官員的編制數量，才能估算出二者的比例是否恰當。據統計，晚清官員編制在4萬人左右。按照這個數字，候補官員隊伍應是正式編制的6倍多，這個數量可夠驚人的了。
晚清時期，候補大軍為什麼會如此浩浩蕩蕩，龐大無比？一個主要的原因即在於清政府的納捐政策。
納捐，實際上就是政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公開買賣官爵的一種不合理卻合法的行為。
賣官一事，據史料記載，在我國歷史上少說也有兩千年之久了。
秦始皇時，就有納粟一千石，拜爵一級的記錄。
漢襲秦制，繼續納粟拜爵。
漢以後各代，關於賣官鬻爵的事情，同樣不絕於史書。
清入關以後，雖然歷朝有停止捐納的上諭，然而一直持續到清朝滅亡，賣官一事事實上並未真正停止，實與清王朝存亡相始終。
晚清時期的幾個皇帝，個個叫窮不迭，將國家官爵明碼標價，大賣特賣。既然政府公開賣官，官職自然就成為了商品，官場也就成了一種可以明碼標價的大市場。
從某種程度上講，金錢與官職交易，可以視為一種特殊的交易，買賣雙方都具備了雙重身份：在這場交易中，買方也具有賣方的身份，賣方也具有買方的身份。買者用錢買了官，有了將本求利的基礎，就可能在此後的任職之內貪污腐敗，一本萬利；賣方賣去了政府要求官員之能成為為國家服務的官員的標準，賣去了官員應該遵守的規矩，賣去了官員應該承擔的義務，同樣賣去了官員的從政良心和對國家的忠誠。既然千里做官只為財，買方成交後，上任後儘管撈本賺足就是了，別的事情找政府，找皇帝去，本大老爺就管不了那么多了。而政府作為賣方，雖然暫時得到了金錢，換得了財政危機的暫時緩和，卻也因此形成了貪污成風、無可救藥的吏治，這是賣方與買方雙方的利益和性質所決定的。政府在出賣官職的同時，也把政府的尊嚴、官場的廉潔與官員應該遵守的責任與義務全都折價變賣了。這種情況，朝廷也心知肚明，可就是不願意停止下來。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道光皇帝在召見官員張集馨時就曾道出了他的擔心：“我最不放心的是捐班，他們素不讀書，將本求利，‘廉’之一字，誠有難言。”張集馨問捐班既然不好，何以還準開捐？道光皇帝拍手嘆息說：“無奈經費無所出，部臣既經奏準，伊等請訓時，何能叫他不去，豈不是騙人嗎？”
晚清時期，內憂外患，國勢日弱，國家財政確實十分困難。為了開闢財源，以賣官鬻爵為內容的捐例之風大開，這是政府道德與政治智慧的嚴重滑坡。賣官買官的結果，不僅造成國家的名器不尊，仕途擁塞，還導致清王朝官員素質的嚴重下降、吏治的日趨腐敗、民心的逐漸喪失，所有這一切，都無疑大大加速了清政權衰亡的歷史進程。
縱觀歷史，清代捐納之事，創於康熙，備於雍、乾，嘉、道因襲之，鹹、同以後已經泛濫成災。
19世紀初，白蓮教大起義送走了康乾盛世，清王朝從此衰落下來。
到了道光時期，伴隨著國庫空虛以及接踵而來的鴉片輸入、白銀外流，清政府的財政發生了嚴重的危機。
為了解決財政困難，清政府便開始把納捐賣官作為主要的斂財渠道。
從道光開始，歷經鹹豐、同治、光緒各朝，清政府把捐納賣官發展到了一個新高峰。
道光末年，兩粵用兵，軍餉浩繁，各省爭請捐輸，遍設捐局。道光皇帝在位30年，年年都有賣官的記錄。僅捐監一項，就收入白銀3388萬多兩，每年平均收入100多萬兩。
到鹹豐時期，國家財政更加困難。外有因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而導致的巨額賠款，內有太平天國、捻軍等農民起義的巨大衝擊，清政府的財政幾乎處於崩潰的邊緣。
鹹豐皇帝絕望之餘，更是把捐納作為了重要的斂財門徑。
同光時期，雖然國家財政有所好轉，但賣官鬻爵情況較前卻更加嚴重。
當時，捐納是國家賣官的主要形式，主要有：捐實官、捐虛銜、捐封典、捐出身、捐貢監、捐分發指省、捐加級等等。
雖然光緒五年（1879年）與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兩次下詔，明令停止捐納賣官行為，然因積重難返，詔諭行同具文，直至清朝滅亡，以捐納為表現方式的賣官買官的行為實際上始終未能真正終止過。
既然官場賣官鬻爵成風，晚清時期，等候候補職位的捐員多如牛毛自然也就不會奇怪。
對於候補官數量之大，時人譏為“過江名士多於鯽”“官吏多如蟻”。
江南有句名言：“婊子多，驢子多，候補道多。”
《官場現形記》說：
通天下十八省，大大小小候補官員總有好幾萬人。
既然政府公然賣官鬻爵，一班鑽營之徒就利用朝廷政治腐敗的空隙，將賣官買官、聚斂搜刮的腐敗吏治發展到了巔峰。
據清朝野史記載，浙江山陰縣人蔣淵如看到官場有利可圖，若買到知縣的官職，每年少則可撈得銀子幾千兩，多則可達10萬兩。但他一時又拿不出那么多的本錢，於是便想出與其他4人集資捐買的辦法。蔣淵如出資最多得任縣令，其餘4人則分別擔任刑名師爺、錢糧師爺或辦事、守門的家丁，而所得贓款按集資多少分成。於是，5人通力合作，上下其手，貪贓枉法，年收入銀子竟高達20多萬兩。3年後，蔣淵如等人雖以貪污罷官，但5人皆如願以償，貪污中飽，滿載而歸。
捐納制度導致了晚清官吏素質和能力的嚴重下降，削弱了清王朝的實際統治能力。
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一書中說：
政界之變相，始於光緒辛卯、壬辰間，此後遂如丸走坂，不及平地不止矣。先是輦金鬻官者，必資望稍近，始敢為之。至是乃弛綱解弢，乳臭之子，汛埽之夫，但有兼金，儼然方面。群小之側目於先帝，亦至是而愈甚。
清朝前、中期，選拔官吏的渠道主要是通過科舉制度的選拔考試，雖然也有捐納賣官一途，但在官吏的選拔過程中尚不占主要地位。通過科舉選拔出來的官吏，雖然大多是埋頭八股、不懂經濟之道的仕子，但他們畢竟經過多年的傳統文化薰陶，尚能知道禮義廉恥，講究忠君報國，追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到了晚清，因為賣官和買官泛濫，通過捐納、賄賂上來的官員，基本上都是一些平庸無能、道德修養極低之輩，他們大都唯知貪污、斂財、投機、鑽營，很少有人會去考慮如何去承擔自己本職應盡的責任與義務。這樣的官，很難談其為官的素質和治理能力。對於這種情況，道光皇帝曾經有所察覺。
道光十六年（1836年），道光皇帝在召見張集馨時說：“捐班我總不放心，彼等將本求利，其心可知。科目未必無不肖，究竟禮義廉恥之心猶在，一撥便轉。得人則地方蒙其福，失人則地方受其累。”但是，面對世風日下的晚清社會，平庸守成的道光皇帝又如何能扭轉乾坤，改變習氣？
鹹豐末年，知識分子馮桂芬就曾認識到：
近十年來捐途多而吏治壞，吏治壞而事變益亟，事變亟而度支益蹙，度支蹙而捐途益多，是以招亂之道也。
按照清政府的規定，各省捐官、保舉，以道員為限，因而當時稱捐保的候補道“位極人臣”。候補道員以職權很大的南洋、北洋為薈萃之地，說天津“群道如毛”，有人將其中著名者列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在南京則有候補道多如過江之鯽的說法。
南京候補文官數目眾多，居全國之首。宣統末年，在南京的候補道有300餘人，知府、直隸州300餘人，州、縣1400餘人，其他佐貳雜職約2000餘人，可謂冠蓋雲集，盛況空前。而江蘇按編制，全省道員7個、知府8個、直隸州3個、廳3個、縣67個，總計98個。南京一城以上各種編制名額不過50個，候補與編制實缺的比例大約是40∶1。
候補人數與在編人數必須保持正常比例是政府維持穩定政治秩序的基本保障。在編官員病、死、為父母守制、年老退休，加上因各種處分而形成的缺編，需要一定數量候補人員的補充，才能維持編制滿員，使國家機器正常運轉。但問題在於，清末入仕之途冗濫，候補人員的增加大大超過了國家應當保持的正常比例。
在晚清，進入官場的渠道大體有五種：科舉、捐納、蔭襲、保舉、新式學校培養的生員及留學生。除了最後一項，其他四項都不是新增加的渠道，而是清朝開國以來就有的編制，而最後一項，在清末數量還不是很大，在總項中並不占重要比例。
在候補官員泛濫貶值的情況下，晚清官場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這就是，“死候補，候補死”。
據程虎《清代官場趣事》一書統計，鹹豐、同治兩朝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捻軍起義、陝甘回民起義等用兵過程中，地方保至記名提督者8000人，總兵20000人。但全國實際職位，提督只有18員，每年一換，要460多年才能輪一次。總兵全國只有83員，每人當一年，也要240多年才能輪一次。候補者得到實缺，遙遙無期，紙上的官位不能當飯吃，候補不了，凍餓而死者大有人在。
為了安慰自己，一些候補人員就在家中異想天開地做起自己的官兒。
湖北候補道員恭釗，每移一新居，就叫僕人預先挖去屋中一塊磚。恭釗進新居後屢次說：“此缺何不補？”僕人回答：“即補。”於是再把原來的磚蓋上去。從這件事情可看出一些候補官員的心態。他們雖然得到了官爵的名分，然而卻得不到實缺，只好在不斷的期盼中為自己製造吉祥之兆，從心理上得到個立即補官的自我撫慰，這真是一種令人無法理解的變態心理，候補者得到官缺之難由此可見一斑。
據說，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時，一天，在街上碰到一個挑擔裁縫，扁擔上掛著紅頂花翎，沿街叫賣，經過詢問後，知此人是以軍功保舉得候補提督者。曾國藩說：“國家不能為君等增加官員編制，也不能降你們的品級，授實缺來不及，不是皇恩太薄，你們這么高的品級，做卑賤的營業，是國家的恥辱，也不是自己榮耀，反足以玷污自己。為了解決你的困難，請把翎頂以一百兩銀子賣給我，可以吧。”此人無奈，只得答應。
此後，曾國藩為了解決湘軍候補困難的問題，便想到了一個靈活變通借缺補官的新辦法。經他奏準，級別高的候補者可以先行充補級別低的官缺。這樣，就出現了有從一品的提督而擔任八九品的千總、把總官職的倒掛現象。但是，小官則無補缺之望，湘軍解散後，不少人沒有出路，從戎10餘年，已經不願再靠下田勞動自活，不是做賊就是投入哥老會等秘密會社，不少人從最初鎮壓反叛者效命朝廷，最後轉而又扮演了反叛朝廷的角色。
晚清候補官員太多，尤其是州縣佐貳雜職，動輒數以千計。編制有限，使各省督撫窮於應付。變通的方法，就是改補實缺為輪流署理，或者委派一個臨時差事，即使如此，仍然是僧多粥少，有的十幾年得不到一次差委，幾十年不能署一缺。捐納知縣者，富有者極少，如果家饒資財，就不會捐知縣了，而直接去捐道員了。此輩官大本厚，到省之後，得差署缺安排也會稍微容易一些。
捐納州縣佐貳雜職者多中下之戶，他們往往不了解政府官缺難補的實際情況，很多人傾其家產捐得一職，不計其餘，滿以為可以到任後滿載而歸，但分發到省以後，才明白實際的情況遠非意料的那樣簡單。門路不硬、財力不強者往往一直等到盤費告罄也得不到實缺，傾家蕩產者比比皆是。
據清朝野史記載，有一年冬天，一位候補巡檢到布政使司衙門辭行，雨雪霏霏，衙門裡的人穿皮大衣圍火爐尚覺寒冷，辭行者身穿夾袍，外加紗褂，兩袖和前後都開了縫，用黑紙在裡面粘連，頭戴烏紗涼帽，腳上舊鞋露趾，進門後，瑟瑟發抖，站立不穩。
布政使問辭行者欲往何處？
這位候補巡檢回答：一身饑寒已極，妻子兒女又凍餒將死，已無生路，只有求死一條路了，辭別後就去陰間地府報到。
布政使憐憫其處境，安慰說，等到有差事，立即委派。並讓僕人帶20兩銀子送他回家。
據僕人回來報告，一間破屋子裡，一家六口人穿著單薄的衣服擠在一張床上，已經餓了兩天，大的已不能說話，小的已不能啼哭。
如果確有其事的話，這位布政使大人還算有點良心，尚能自己割肉出血救濟他人。可客觀事實是，一旦進入官場這個大染缸，誰還會將自己盤剝而來的白花花銀子再拿出來送人呢？更多的掌權者唯恐在任上聚斂太少，哪裡還有心去管沒有能力給自己送錢的窮候補者呢？
晚清的中國，在進入官場這座獨木橋上，千軍萬馬，擁擠傾軋，競爭異常激烈殘酷，80%的候補者成了別人的墊腳石，得到候補者的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吳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專門講述了這樣一件事情：清末有個叫陳仲眉的四川人，到江寧等候候補，到省10多年，連個差事的影子也沒有看見，在吃光用盡、無法養家的情況下，尋了短見。其實，這類發生在候補者身上的事例多不勝舉，何止陳仲眉一個人呢。
吳趼人在書中寫道：
我在旁邊聽了這一問一答，雖然略知梗概，然而不能知道詳細，等他去了，方問繼之。繼之嘆道：“他這件事鬧了出來，官場中更是一條危途了。剛才這個是陳仲眉的妻子。仲眉是四川人，也是個榜下的知縣，而且人也很精明的。卻是沒有路子，到了省十多年，不要說是補缺、署事，就是差事也不曾好好的當過幾個。近來這幾年，更是不得了，有人同他屈指算過，足足七年沒有差事了。你想如何不吃盡當光，窮的不得了!前幾天忽然起了個短見。居然吊死了!”這句話，把我嚇了一大跳道：“呀!怎么吊死了!救得回來么？”繼之道：“你不看見他么？他這一來，明明是為的仲眉死了，出來告幫，那裡還有救得活的話!”我道：“任是怎樣沒有路子，何至於七八年沒有差事，這也是一件奇事!”繼之嘆道：“老弟，你未曾經歷過宦途，那裡懂得這許多!大約一省裡面的候補人員，可以分做四大宗：第一宗，是給督撫同鄉，或是世交，那不必說是一定好的了；第二宗，就是藩台的同鄉世好，自然也是有照應的；第三宗，是頂了大帽子，挾了八行書來的。有了這三宗人，你想要多少差事才夠安插？除了這三宗之外，騰下那一宗，自然是絕不相干的了，不要說是七八年，只要他的命盡長著，候到七八百年，只怕也沒有人想著他呢。……我聽了這番話，才曉得這宦海茫茫，竟與苦海無二的。
陳仲眉還是個通過多年寒窗苦讀、名正言順中了進士分發到江寧的，然而得個知縣實缺已是這樣的困難，其他無錢無路的候補人員得到實缺的希望就更是渺茫了。
屈指算來，晚清候補做官的路數可以概括為：
1關係。自古道：朝中無人莫做官。這話永遠是個真理。無論在朝廷，或是在地方之上，如果有實權的官員提攜，做官便易如反掌；反之，如果官場中沒有人提攜，即使你有真才實學，也會等個遙遙無期。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這話一點不假。
2銀票。如果你想做官但朝中無人，也還有個變通的辦法，這就是你要有足夠的銀子做燈籠，用它去打通門路。當然，其中的冤枉錢肯定會浪費不少。常言道：“有錢能使鬼推磨”，錢花到一定地步，官缺或許就會到手。
晉代人魯褒著有《錢神論》。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對錢的神通作了生動的刻畫與描寫：
錢之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由是言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諍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問笑談，非錢不發……諺云：“錢無耳，可抔使”，豈虛也哉？又曰：“有錢可使鬼”，而況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為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
從某種角度上說，錢與權構成了傳統官場上的陰陽兩極。權為官場之陽極，表現為行政機構之運轉。錢為官場之陰極，體現為操權者行使手中的權力謀利。權力的行使往往決定了錢的花費方式或決定資金的流向。晚清乃至整個古代的官場，其背後，無不蘊含著不可告人的資金黑洞的運作。對於某些人來說，錢既是進入官場的手段，用錢來買官，或以錢行賄當官，待當官擁有了權力後，再利用手中的權力來撈取更多的錢財。所以，在官場上，錢與權往往是一對孿生的兄弟，是互補的。
3投機鑽營。有些候補者為了得到實缺，往往不擇手段，想方設法找官家的軟肋下手，用金錢、美色等進行交換，以此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據《莊諧選錄》中“河南巡撫”一則記載：
道鹹間，某公為河南巡撫，年少驕侈。其妻已前沒，妾某，甚有寵，衣服禮秩如謫，署中人鹹呼為太太。官場中欲得志者，往往使其妻妾因緣入署，拜太太為乾娘。時或被留署中，由是人謂某公實以自侍，聲頗醜穢。
有杭人某者，以知縣候補於河南，其妻亦拜太太為乾娘。一日入署，時方亭午，外傳呼大人入內午膳。俄而某公便衣入，太太指揮諸婢嫗進食。某妻亦以干女禮，垂手侍側。太太目干女兒謂某公曰：“汝看此娃娃，煞甚可憐，聞彼夫婿至此久，尚不得一差委，汝其不能一為設法乎？”
大人聞此言，停箸凝思，不覺以手撫弄左手所帶搬指，又時以拇指出沒搬指中。太太睨視，笑曰：“汝何必作此狀？汝但速為設法。此事甚易辦，何必用此羞人也？”
某妻羞甚，紅漲於頰。某公知太太誤會，亟忍笑俯食默不語而出。然此事已被侍者傳出。無幾，某令果得優差，於是外間醜詆頗甚。某妻羞忿投繯，遇救，得不死。
清末，福建布政使尚其亨，是個有名的貪財好色之徒，他在衙門內雇用一個名叫紅牆的使女，因其頗有幾分姿色，尚其亨就和她發生性關係，此後言無不聽。他的這種隱私很快就為候補人員所探知，於是，求官者就鑽紅牆妹的門路，大肆進行賄賂，得到署理縣缺或其他好的官差，搞得聲名狼藉，盡人皆知。
《官場現形記》第三十回也有一個這方面的典型事例：
話說羊紫辰羊統領，本是別省的一位實缺鎮台。只因他本缺十分清苦，便走了門路，由兩江總督出奏，奏留他在南京統帶防營，這便是上頭有心調劑。他自從接事之後，因見地方平靜，所有的兵丁大半是吃糧不管事，他的前任已經有兩成缺額，到他接後，便借裁汰老弱為名，又一去去了兩三成，卻是舊的雖去，新的卻沒有補進一個。歇上三年，制台閱操一次，有的是臨時招人，有的還是前後接應。怎么叫做前後接應呢？譬如一營之中，本是五百個人，他倒缺了三百名的額子，實實在在只有二百個人，等到制台閱操的時候，前頭一排點過名。趕緊退了下來，改換衣服、軍械，跟著後頭的人，再上去應名。如此一排排的上來、下去，輪流倒換，不要說是一營五百人，他缺三百個，就是再缺多些，有此妙法，也容易彌補。況且制台年紀大了，又要修道養心，大半是派營務處上的道台替他校閱。這般營務處上的人，那一個不是羊統領的朋友，天天吃花酒、嫖婊子，同在一處玩慣了的。等到派了這個差使下來，並不要羊統領前去囑託，他們早已彼此心照，模模糊糊，把制台敷衍過去，就算了事。統領如此，營官自然亦是如此。調換營官，更是統領一件生財之道。倘然出了一個缺，一定預先就有人鑽門路，送銀子，不是走姨太太的門路，就得走天天同統領在一塊兒玩的人的門路，甚至於統領的相好，什麼私門子，釣魚巷的婊子，這種門路亦都有人走。統領是非錢不行，替他經手過付的人所賺的錢，亦都不在少處。
閒話休提。且說歸羊統領管轄的什麼護軍正營、護軍副營、新兵營、常備軍、續備軍，一共有好幾個名目，每一營之中，有營官、有哨官，營官都是記名提、鎮，哨官則自副、參、游以下，以至千、總、外委都有在內。其時有一個在江陰帶炮划子的哨官，據他自己說，是一個副將銜的游擊。就是人家談起來，說他的官亦並不是假的。他在江陰炮船上當了兩年零三個月的差使，因為剋扣兵餉，被上頭查了出來，拿他的差使撤去，他就跑到南京來，另覓生路。
卻說這人姓冒，名字叫得官，本來是在江北泰興縣跟官當長隨的。後來攢聚了幾十吊錢，有天為著做錯了一件事，被主人將他罵了一頓，正在悶極無聊的時候，便到煙館裡吃煙。合該他官星透露。其時正值江南裁撤營頭，所有前頭打“長毛”得過保舉的人，一齊歇了下來。謀生無路。很有些提、鎮、副、參。個個弄到窮極不堪，便拿了飭知、獎札，沿門兜賣。這時候只要有人出上百十吊錢，便可得個一二品的功名。亦要算得不值錢了。這日冒得官走到煙館裡面，值堂的是認得他的，連忙讓出一張煙鋪，請冒大爺這邊來坐。冒得官有事在心，悶悶不樂。便沒精打采的躺了下去。值堂的又趕過來，替他燒煙。抽不上三四口，忽然煙榻前來了一個彪形大漢，雖然是面目黧黑，形容枯槁，卻顯出一副雄赳赳、氣昂昂的神情。冒得官亦不理他。值堂的見了，倒擺出滿臉的悻悻之色，朝他哼兒哈兒的趕他走開。只聽得那人嘆一口氣道：“你不要朝著我這個樣兒，我也不是什麼好欺負的。你認得我是誰？你們江南若是沒有我們，你們那裡來的這種好日子過呢!不過是我運氣不好。以至落拓到這步田地。如果要講起身分來，不要說是你一個做跑堂的算得什麼，就是泰興縣縣大老爺，比比頂子，要比我差著好幾級呢!”值堂的見他出言無狀，便把眉毛一豎，眼皮一掀，一骨碌爬起，想要動手趕他走開，誰知那大漢哈哈大笑，值堂的非但推他不動，反被大漢摔了一個筋斗。值堂的氣的了不得，憤憤的要出去叫地保。大漢冷笑道：“我正苦沒有飯吃，這個樣兒又見不得官。你今送我前去，好好好，我就跟了你去。見了你們大老爺，只要他肯把我收留下來，等我吃兩天飽飯，省得在外頭挨餓，我就感激不盡了。”值堂的見他如此，更是火上加油。
這些話，冒得官都聽得明明白白，心上甚是詫異，暗想：“此人必定有點來歷，又看他的樣子，決不是等閒之輩。”便叫值堂：“不要同他多講，等待我問他。”一面說，一面把煙槍一丟，坐了起來，慢慢的問他：“你貴姓？聽你的口音不像本地人氏，怎么會到得此地來的？”那大漢見冒得官說話講理，便亦改換了一副神情，先嘆了一口氣道：“一言難盡!”冒得官又讓他在煙榻前一張杌子上坐了。誰知這大漢後頭還跟著一個人。冒得官問：“是誰？”那大漢回答是他外甥。冒得官並不在意。那大漢坐定之後，自己說了姓名：“是湖南人氏。從前打‘長毛’身當前敵，克復城池。後來敘功。歷保至花翎副將銜、儘先候補游擊。”當時保雖保了，等到平定之後，那裡有這些缺安置他們。記名提、鎮，能夠借補個游擊、都司，已經是十不獲一。何況是內無奧援、外無幫助，一旦裁撤歸農，無家可歸，焉有不流落之理。“在營盤的時候，大注錢財也曾在手裡經過，無奈彼時心高氣傲，揮金如土，直把錢財看得不當東西。就是出營之後，身邊也還帶得幾文，有的是坐吃山空，有的是同人合股，做個小買賣。到得後來亦總是關門。即以在下而論，正坐著這個毛病，一身之外，除掉兩件破舊衣裳，還有幾張破紙頭，便是當年所得的獎札、飭知了。這種破紙頭，飢不可為食，寒不可為衣，真正窮到極處，可惜這個東西沒得人要。如有人要，我情願得幾文錢就賣了他。”冒得官聽到這裡，不覺心上一動，便問：“你這東西帶在身邊沒有？”那大漢道：“我孑然一身。無家無室，又無行李，除掉帶在身邊，更把他放在何處。”冒得官道：“你拿出來我瞧瞧。”那大漢正在解衣取出之時，值堂的走過來說道：“大爺，你別上他的當。他天天拿著這個到這裡騙人。”大漢見值堂的打散他的買賣，掄起拳頭便要打值堂的，被冒得官吆喝了值堂的兩句，彼此方才罷休。冒得官是在衙門裡頓過的，認得獎札、飭知。知道不是假的。此時忽動了做官之念，便問他要幾多錢。那大漢起初不肯說，後來冒得官頂住問他，才說得一百五十塊，經不住冒得宮再四磋磨。說明三十塊錢，當天先付三塊錢的定洋，先拿他一個獎札。下余的約明次日兩點鐘，仍到這爿煙館裡交割。大漢拿到洋錢，歡欣鼓舞的而去。值堂的又要問他拿扣頭，大漢不肯，值堂的一定要，彼此爭論起來，又幸虧冒得官呼喝了兩聲，方才住手。大漢已去。冒得官亦即回衙。到了次日，冒得官帶了二十七塊錢，仍到煙館裡來交割。等到飭知、獎札統通拿到了手，冒得官揣回家中。在燈下取出觀看。見飭知上的名字，乃是“毛長勝”三個字，雖然名字不同，幸喜姓的聲音還是一樣。
過了一天，這冒得官便上去到主人跟前告假，另外走了門路，一心想去投效提標。其時提台駐紮江陰，既有門路，自然收留。不了兩個月，便委了他炮船管帶。從此這冒得官便真正做了冒得官了。在江陰炮船上當了三年多的管帶，船上不比岸上，來往的人少，一直沒有人看出他的破綻。
《官場現形記》的作者繼續講述說，冒得官在炮船上的時候，亦很賺得幾個錢，他又如法炮製，先從羊統領的門口結識起，最後將錢賄賂到羊統領最得寵的姨太太那裡，在姨太太的撒嬌撒痴下，羊統領硬是把護軍右營的一個管帶以營務廢弛為名撤掉差事，就委冒得官接管。後來當有人告發冒得官假冒之事時，又是羊統領的姨太太出面讓羊統領將此事壓了下來。冒得官既有把柄握在羊統領之手，羊統領準備對冒得官下手。最後，冒得官將自己女兒獻給了羊統領做小妾才保住了官差。
《官場現形記》雖是小說題材，但所記述的內容在晚清時期卻是實實在在存在的。這本書真實地揭露了晚清官場的內部黑幕，這已經為晚清官員讀到此書後所發的種種感慨所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