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晚清湘軍
- 類型：軍隊
- 起源：湖南
- 主要領導人：曾國藩
- 主要事跡：打敗太平天國部分軍隊
介紹,內容,湘鄉團練,應命出山,整編湘勇,“湘軍”之名,委曲求全,改弦更張,改革兵制,組建水師,軍餉來源,理學衛道,作戰作風,
介紹
“紅色湘軍”與“晚清湘軍”兩個概念，兩者既有淵源又各具特色。
“晚清湘軍”泛指晚清曾國藩及其他湘軍將領所創立的湘軍。
“紅色湘軍”則主要指新中國開國將領所形成的“湘軍”。
鹹豐二年（1852），在籍“丁母憂”的曾國藩奉旨辦團練，湘軍與太平軍作戰12年。曾國藩苦心經營湘軍，改革軍事體制，用儒家的思想、理念灌注這支軍隊。上升為兵法理論，成為後來很多軍事家效法和研究的課題
內容
湘鄉團練
太平天國運動席捲而來，鹹豐二年湘鄉人王錱、羅澤南、李續賓、曾國潢等組建團練，大多數團練最初只是為求自保，維護社會穩定。[太平天國起義形勢圖(天王府內)、王錱故居出土的石碑照片(長沙內)]
應命出山
鹹豐二年十二月十七日（1853年1月），曾國藩以在籍侍郎任“幫辦湖南團練大臣”。他在進抵長沙的途中，遇到了羅澤南、王錱等帶領的奉巡撫張亮基令支援省城的湘勇，共1080人，曾國藩將這支部隊分為3營，羅澤南統帥中營，王錱統帥左營，鄒壽璋統帥右營。
整編湘勇
曾國藩在長沙城，以三營湘勇為基礎，逐步擴張，將防守長沙的“新寧勇”，“南勇”、“瀏勇”、“寶勇”等團練合併，“略仿戚元敬氏成法”，迅速組建成了一支正規的軍隊，這是湘軍陸師的前身。曾國藩掌統帥大權。
“湘軍”之名
鹹豐三年七月（1853），太平軍圍攻南昌，曾國藩命羅澤南、朱孫貽、李續賓等帶湘勇組成援江部隊，王錱所部留守長沙。湘勇與太平軍在南昌城下開戰，刑部右侍郎黃贊湯在城樓目睹了羅澤南、李續賓的指揮才略和湘勇血戰場面。南昌解圍，黃贊湯在慶功宴會上提出，湘勇分做中、右兩營，羅澤南統領的營隊號“玉宇中營”，李續賓的叫“右營”，由官餉供給。“兩營稱為湘軍，湘軍名始此”。留守長沙的王錱部隊稱之為“左營”，也叫“老湘營”或“老湘軍”。最初對“湘軍”的稱呼，就是指湘鄉一縣之軍隊。
委曲求全
曾國藩組建團練之初，長沙城內同時駐紮著兩種部隊：綠營與團練，“兵”與“勇”時生摩擦，提督鮑起豹等人又從中挑撥，雙方愈來愈形同水火，以至發生械鬥。曾國藩只得委曲求全，他“痛恨軍營習氣，武弁自守備以上，無一人不喪盡天良”。
改弦更張
鹹豐三年六月，曾國藩與綠營徹底決裂，出走衡陽。曾國藩在衡陽巧妙地“改弦更張”，完成了“別樹一幟”的轉變。這是曾國藩戰略眼光的第一次表露，也是他兵制改革路上邁出的第一步。
改革兵制
清朝的“八旗”、“綠營”兵是父子兄弟相承襲，曾國藩組建湘軍時將這種世兵制改變成招募制，他聲稱：只有“決不用營兵，不用鎮將”，才能“掃除陳跡，特開生面，赤地新立。”
“兵為將有”。這是湘軍最大的特點。曾國藩把由朝廷直接控制、指揮的國家經兵制，改變成由地方督撫和將領直接控制的軍隊，成為清朝兵制的一大變革。湘軍形成了誰招募便服從誰的傳統，各營獨立，彼此不相統屬，每營只服從營官一人，全軍只服從曾國藩一人。
變革軍隊編制。清軍綠營編制標、協、營、汛四種基層單位沒有統一的級別和人數，指揮系統不明確，戰時臨時抽兵調將組成部隊，完全打亂原有建制和指揮系統。曾國藩組建湘軍確定以營為基幹單位，每營級別劃一，人數固定。營以內設哨、隊；營官以上設分統，分統以上為統領，統領由大帥指揮，從而建立了比較嚴密完整的指揮體系。水師編制基本參照陸師編制執行。
湘軍最初使用的武器由冷兵器和熱兵器兩部分組成。冷兵器是普通刀矛、耙叉、長刀、七尺矛、腰刀、弓箭、藤牌等；熱兵器也是來自民間的火罐、火箭噴筒、鳥槍、三眼銃（號炮）等。鹹豐四年（1854），曾國藩通過廣東當局向國外購買了6000尊“真正洋裝”火炮，由此開啟了中國軍隊兵器武裝的變革。
“儒生領兵”。湘軍的前身“湘勇”，其創始人朱孫貽、王錱、羅澤南、李續賓等都是書生出身，曾國藩組建湘軍時，不拘一格，網羅人才，招募了一批與他同樣篤信程朱理學的學子作為湘軍骨幹，形成了以理學治軍，書生領兵的獨特特徵。
湘軍重視思想教化，制定了嚴格的紀律。曾國藩在軍中親自作了《愛民歌》。
組建水師
鹹豐三年（1853）九月，曾國藩在衡陽籌建水師。第二年水師成軍，共10營5000人，擁有大小船隻400餘艘，統領彭玉麟。實現了他與太平軍作戰進行水陸聯合的戰略意圖。曾國藩在衡陽的水師訓練基地筷子州、水師統領彭玉麟。
軍餉來源
湘軍組建之初，曾國藩採用勸捐的辦法。鹹豐三年刑部侍郞雷以誠在江北大營創立了厘金局，但曾國藩沒有地方實權，只能繼續採用勸捐和鹽餉維持，直至鹹豐八年曾國藩復出才開設幾個厘金局籌餉。鹹豐十年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有了地方實權後，才大設局、卡，廣徵厘金，自鹹豐八年至同治三年所籌軍銀基本上來自厘金局。
理學衛道
太平軍對孔子表現出極大蔑視，其《詔書蓋璽頒行論》稱：“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者盡行焚除，皆不準買賣藏讀也，否則問罪也”。曾國藩抓住這一點，衡陽出師東征時，發表了著名的《討粵匪檄》一文，文中說道：“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曾國藩全集·詩文》，第232頁。嶽麓書社）曾國藩以保衛綱常名教號召讀書人支持和參加對抗太平天國的戰爭。
作戰作風
以理學治軍”是湘軍區別於同時代其他軍隊的顯著特點。從鹹豐三年建軍起，曾國藩一方面任用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劉蓉等一大批儒生擔任湘軍各級將領；另一方面又非常注重對普通士兵的意識形態教化，如鹹豐八年，曾國藩創作集中體現“仁”這一儒家核心價值觀的“愛民歌”，要求士兵背誦傳唱，做到“軍士與民如一家，千記不可欺負他”。然而，正是這樣一支標榜仁義道德的軍隊，一手製造了太平天國戰爭期間罕見的三次屠城暴行。
第一次屠城：鹹豐八年四月，湘軍李續賓部攻破九江，將城中近二萬軍民全部屠殺。李續賓的上司湖廣總督官文在給鹹豐帝的奏摺中說：“城外勇衝殺而入，該逆（城內軍民）無路可奔，號叫之聲慘不可聞，自卯至午，殲除淨盡……屍骸堆積，流水腥紅。”對於湘軍屠殺平民，官文這樣解釋：“奴才等查九江賊窟已閱六年，萬餘之賊頑梗負固，其中決無善類，設有脅從之民，必早投誠，設計逸出。”（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第二十冊，社科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
第二次屠城：鹹豐十一年八月，湘軍曾國荃部攻破安慶，數萬安慶軍民被屠殺。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目睹了這次慘禍：“殺賊凡一萬餘人，男子髻齔以上皆死，……婦女萬餘俱為掠出”，“軍興以來，蕩滌未有如此之酷者矣”（趙烈文：《能靜居日記》）。曾國藩的親信李榕也稱：“通計前後殺斃援賊、城外壘賊、降賊及城中之賊實有四萬餘人，軍興以來，殺劫此為最重。”（李榕：《十三峰書屋全集》 第三次屠城：同治三年五月，曾國荃部攻陷天京，湘軍又一次大開殺戒，“沿街死屍十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斫戮以為戲”（趙烈文：《能靜居日記》）。三十二年後，譚嗣同游南京時仍聽說“（湘軍）一破城，見人即殺，見屋即燒，子女玉帛掃數入於湘軍，而金陵遂永窮矣。至今，父老言之，猶深憤恨”（譚嗣同：《譚嗣同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