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87年，在中國歷史上是光緒三年。山西、陝西、河南、河北等省遭受了三百年來最大的一次旱災。其中山西是災情最嚴重的地方，顆粒無收的情形到處可見，災荒持續了三年。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晉商的誠信之道
- 分類：誠信
- 詞性：名詞
- 對象：晉商
簡介,歷史故事,
簡介
晉商的誠信之道
山西商人誠信為本，誠信是經營的核心理念。從商業倫理文化來講，經商就要致富，要有效益，但是經營中間要
山西商人誠信為本，誠信是經營的核心理念。從商業倫理文化來講，經商就要致富，要有效益，但是經營中間要
晉商的誠信之道生財有道，不能欺詐，要誠信。這是晉商所以興盛的原因。核心的價值觀就是誠信。
晉商的誠信之道歷史故事
常氏家族：災荒年搭戲台
公元1887年，在中國歷史上是光緒三年。山西、陝西、河南、河北等省遭受了三百年來最大的一次旱災。其中山西是災情最嚴重的地方，顆粒無收的情形到處可見，災荒持續了三年。據清政府的官方文獻記載，當時山西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於這次災荒。
發生這樣嚴重的災情，商人當然也不可倖免，眾多的晉商家族中，常氏家族的損失尤為嚴重。當時支撐常家家業的主要生意是與俄羅斯商人進行的茶葉貿易，大量的茶葉從江南產茶區運往中俄邊境。大災之年糧食絕收，連人都要以樹皮、草根果腹，平日裡依靠大批牲畜充當運輸工具的隊伍，這時是無論如何料詢芝也組織不起來了。
由於商路的斷絕，過去晉商每年向俄羅斯輸出的20萬擔茶葉，銳減到8000擔。從這組數字就不難推測出常氏家族當時所蒙受的損失。
為了不坐以待斃，常家曾想出各種辦法來渡過難關，包括省吃儉用，縮減開銷。但與此同時，令很多人不解的是，悼拔捆提常氏家族在這個緊要關頭對外宣稱，拿出三萬兩銀子在家族祠堂中修建戲台。
這不是在這么個困苦中擺闊氣，而是要用戲台作為藉口，給本村的和鄰村的鄉親們變相地賑災。也就是說，我常氏家族要蓋房，要鄉親幫忙，只要鄉民能搬動一塊磚頭，就給飯吃。賑災也不落一個施捨的名。
常氏家族認為沽名釣譽的名聲是斷然要不得的，他們把自榆霸驗閥己的善良舉動，用修造戲台這樣的藉口掩蓋起來。而掩蓋樂善好施的真正目的，是要讓那些得以救助的人能留有自尊地咽下通過辛苦勞動換來的一餐一飯。大災持續了三年，常家的土木工程也持續了三年。當年被救助的窮苦人也好，今天為此感嘆的人也好，有誰能說清常家這個本以經商獲利為業的家族為此付出的代價呢？
日升昌：亂世中的誠信
1900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許多王公貴戚、豪門望族都隨著慈禧、光緒逃往西安。由於倉皇，這些人甚至來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銀細軟，他們隨身攜帶的只有山西票號的存摺，一到山西，他們紛紛跑到票號兌換銀兩。
山西票號在這次戰亂中損失慘重，它們設在北京的分號不但銀子被劫掠一空，甚至連賬簿也被付之一炬。
沒有賬薄，山西商人就說譽無從知道什麼人在票號里存過銀子，更無從知道儲戶到底存了多少銀子。在這種情況下，山西票號原本可以向京城來的儲戶言明自己的難處，等總號重新清理賬目之後再做安排，這樣的要求可以說合情合理。因為來取銀子的難民剛剛經歷過京城的兵災，很多人甚至是親眼目睹了票號被劫掠的情況。但是，開中國銀行業之先河的日升昌票號沒有這么做，以日升昌為首的所有山西票號都沒有這么做。他們所做的是只酷循糠要儲戶拿出存銀的摺子，不管銀兩數目多大，票號一律立刻兌現。
山西票號這樣做，無疑是承擔了巨大的風險，面臨眾人的擠兌，再加上真假難辨，在這種局面下，票號經營者稍有不慎，就可能使自己的生意陷入滅頂之災。
日升昌和其他山西票號面臨危難之時所表現出的膽識讓人讚嘆。他們不惜以不計後果的舉措向世人昭示了信義在票號業中至高無上的地位。以義制利的古訓被晉商透徹地理解之後貫徹在實踐當中。日升昌清楚地看到，來山西票號擠兌銀兩的多是王公貴族，他們的行為屬迫不得已，是國難所致。不論時間長短，災難是會過去的。這些人在京城的政治和經濟實力都不容忽視，為此從長遠看，票號冒一定的風險，有可能會給自己帶來更多更大的機會。
以後的事實證明，日升昌的判斷是準確的。戰亂過後，當他們在北京的分號重新開業時，不但普通百姓紛紛將積蓄放心大膽地存入票號，甚至朝廷也將大筆的官銀交給票號匯兌、收存。
日升昌為首的山西票號在擠兌風波中，以甘冒風險的代價換來了名利雙收。義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價值觀，"人所棄我則取之，人所去我則就酷蒸享之，而公之業益饒"，"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
誠信對一個票號來說非常重要。當時的票號沒有國家力量做背景可以依賴。同時，那時的法律也不健全，不可能通過法律來保護儲戶權益。可以想見，如果缺少了誠信，人們根本無法放心的把錢交給山西票號。沒有朝廷和官場保護，又受不到法律保護，這樣的大背景下，山西商人要做起異地兌換這樣的金融事業，非常辯拘海重要的一點就是信用。這是把儒家和農耕文明中的誠信和商業文明組合在一起的誠信。
儘管商人天經地義的目的還是要獲取利潤，但利以義制的核心是告訴人們行義的目的是可以考慮利益回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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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升昌和其他山西票號面臨危難之時所表現出的膽識讓人讚嘆。他們不惜以不計後果的舉措向世人昭示了信義在票號業中至高無上的地位。以義制利的古訓被晉商透徹地理解之後貫徹在實踐當中。日升昌清楚地看到，來山西票號擠兌銀兩的多是王公貴族，他們的行為屬迫不得已，是國難所致。不論時間長短，災難是會過去的。這些人在京城的政治和經濟實力都不容忽視，為此從長遠看，票號冒一定的風險，有可能會給自己帶來更多更大的機會。
以後的事實證明，日升昌的判斷是準確的。戰亂過後，當他們在北京的分號重新開業時，不但普通百姓紛紛將積蓄放心大膽地存入票號，甚至朝廷也將大筆的官銀交給票號匯兌、收存。
日升昌為首的山西票號在擠兌風波中，以甘冒風險的代價換來了名利雙收。義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價值觀，"人所棄我則取之，人所去我則就之，而公之業益饒"，"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
誠信對一個票號來說非常重要。當時的票號沒有國家力量做背景可以依賴。同時，那時的法律也不健全，不可能通過法律來保護儲戶權益。可以想見，如果缺少了誠信，人們根本無法放心的把錢交給山西票號。沒有朝廷和官場保護，又受不到法律保護，這樣的大背景下，山西商人要做起異地兌換這樣的金融事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信用。這是把儒家和農耕文明中的誠信和商業文明組合在一起的誠信。
儘管商人天經地義的目的還是要獲取利潤，但利以義制的核心是告訴人們行義的目的是可以考慮利益回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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