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經歷
時逸人少時習儒,1912年授業於同邑名醫汪允恭,悉得其術。1916年懸壺開業。1928年在上海創設江左國醫講習所,並受聘於上海中醫專門學校、中國醫學院等校任教。1929年任山西中醫改進研究會常務理事。抗日戰爭爆發後,曾輾轉武漢、重慶、昆明等地業醫,後返回上海。先後在中國醫學院、新中國醫學院、上海中醫專科學校等校任教授、教務長。後又與施今墨、張贊臣、俞慎初等創辦復興中醫專科學校,並主辦《復興中醫雜誌》。抗戰勝利後,先後在南京創辦首都中醫院、中醫專修班等,並在江蘇中醫學校(南京中醫學院前身)高級師資培訓班任教。1955年秋調至北京,應聘為中醫研究院附屬醫院內科主任。1961年5月赴寧夏支邊,任寧夏回族自治區醫院中醫科主任、寧夏回族自治區醫藥衛生學會副理事長,後因病返回南京。
著作
主編有:《時氏生理學》、《時氏病理學》、《時氏診斷學》、《時氏處方學》、《中國藥物學》、《中國內科病學》、《中國婦科病學》、《中國兒科病學》、《中國傳染病學》、《溫病全書》、《中醫傷寒與溫病》、《時氏內經學》、《中國時令病學》等達十餘種之多。
學術內容
時逸人主張中西醫相互結合,他將中西醫病證分別類比歸納,用中西醫兩種術語描述症狀,用中醫理論闡釋病機,用西醫理論解釋病理,中西醫雙重診斷,再根據不同疾病,或專以中藥治療,或以中藥為主輔以西藥,或中西藥並重。注重實效,強調結合,形成了近現代中西醫臨床各科結合的雛形。他所論言之結合,具有中西醫互彌不足之意。雖然,他的一些做法,在現在看來尚有值得商榷之處,但畢竟為中西醫結合做了有益的嘗試。
在外感熱病辨治規律的探討方面,時逸人突破歷代醫家已有的成見,將傷寒與溫病中非傳染性病證進行了整和,提出了“時令病學”的新命題。他認為“傷寒與溫病原屬同一性質之病症,惟有單屬風寒感冒及兼有伏熱之不同,無門戶之爭執,此其一。初、中期之病情傳變,不出三陽經範圍,末期間有三陰經之症狀。傷寒溫病,莫不如是,此其二。溫病系屬感冒性病症兼有伏熱者,如發現肺系病狀,則為肺系溫病,發現胃系病狀,則為胃系溫病。在經過上言之,初期多發現肺系病狀,失治或誤治,方始發現胃系病狀,是肺胃之爭。在病機上僅屬先後之分,此其三。古醫皆以傷寒為新感,溫病多伏邪,或疑溫病有伏邪,又有新感;余則以為新感、伏邪二項,為四時六氣所同具,正不必以傷寒溫病限之,此其四。”
臨床套用
在治療上,他認為“傷寒以辛溫發散為主,溫病以辛涼發散為主,暑溫以清暑宣達為主,伏暑以清透伏熱為主,秋燥以潤燥宣肺化痰為主,冬溫以利咽通便為主。滋陰生津之方法為溫病所必需,但須斟酌病情適宜用之可也。”臨證之際,對各種疾病的治療靈活加減運用成方,師古而不泥古。對危急病人的診治,認為變化頃刻,故審病辨證必須深入分析。對慢性疾病,多強調脾胃為後天之本,如有腎陰虛損服滋膩過久礙及脾胃者,認為務必先調脾胃,後再補腎緩圖。
人物評價
時逸人不僅是我國現代著名的中醫教育家,也是現代中醫史上積極主張中醫科學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認為只有科學化才能復興中醫。
後世影響
時逸人從事中醫工作50餘年,學術精湛,經驗豐富,同時熱心中醫教育,為後世培養了大批中醫人才,弟子眾多,桃李盈門。
重要觀點條文摘錄
處方法度
考古人處方法度,必先審察病情,辨別性質,參考藥性,酌斟輕重,其於所治之病,毫釐不爽,故不必有奇品異術,而投之輒效。如外因之風,仲景氏用桂枝湯以治之。桂枝與興奮神經之弛緩,調節血液之流行,芍藥收斂汗腺漏泄,則脈緩汗出,惡風發熱諸症可愈。研究桂枝芍藥效用,在恢復生理之機能。機能恢復,病狀自除。推及麻黃之散寒,泄汗腺之閉塞;白虎之祛暑,減少體溫產量;五苓之利濕,促進輸尿管通利;復脈之潤燥,增加血液中水分;三黃之清火,減少動脈充血;皆治其生理上機能之變化,與西醫專求病灶之實質者不同,故中藥有症之特效方,無病之特效藥。(《時氏處方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