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子周（1879-1969），又名時作新，經名哈立德，回族，天津人，世居天津市西北角文昌宮之西。出生於前清光緒五年五月十九日。其父時震一，在私塾讀過書，略有薄產，曾在一家鞋店當過記賬先生，並有臨街鋪房出租。畢業於清末保定優級師範學校。1904年任教於天津敬業中學（南開中學前身），後加入同盟會。1917年赴日本考察，回國後任南開中學教務主任，開展社會活動，成為1919年“五四運動”中的活躍。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時子周
- 別名：時作新
- 民族：回族
- 出生日期：1879
- 逝世日期：1969
- 籍貫：天津
人物簡介,人物生平,
人物簡介
時子周（1879-1969），又名時作新，經名哈立德，回族，天津人，世居天津市西北角文昌宮之西。畢業於清末保定優級師範學校。1904年任教於天津敬業中學（南開中學前身），後加入同盟會。1917年赴日本考察，回國後任南開中學教務主任，開展社會活動，成為1919年“五四運動”中的活躍。當時學生聯合會、女屆愛國同志會、各界聯合會等進步團體風起雲湧，抵制日貨，遊行示威，聲勢浩大。時子周以回教團體代表身份積極參加，被推為評議員。他在民眾集會上針對巴黎和會與日本侵華等問題發表講演，激動人心。又率眾參與抵制日貨運動。1920年初各界代表被拘捕，時子周也被拘，與周恩來、馬駿、馬千里等被押在天津警衛廳兩個多月，又被解送地方檢察廳，經三個多月“偵察”後以所謂“私擅監禁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個多月”，因實際被羈押日期早已超過“刑期”，當即釋放。他在被押階段，與難友們一起絕食抗議，被捕人士中以他年歲較大，被尊為老師，難友們在被押中曾為他祝賀42歲生日。這是他早期的積極進步的表現。
人物生平
出生於前清光緒五年五月十九日。其父時震一，在私塾讀過書，略有薄產，曾在一家鞋店當過記賬先生，並有臨街鋪房出租。時子周畢業於清末保定優級師範學校，曾在當時聞人嚴范孫翰林所辦的家塾擔任數學、物理課程，與張伯苓共事。1904年，家塾擴充，改名敬業中學，即南開中學之前身。他和張伯苓均隨之轉入南開，並積極展開校內及社會各項活動，如成立新劇團，組織講演比賽會等。他擅長講演，口若懸河，內容新穎，頗受歡迎。該校演說競賽會，周恩來曾任副會長（會長為施奎齡）。
1917年4月，時子周曾同馬千里等東渡扶桑，在遊覽觀光，吸取教學經驗，回到南開後，當教務主任，開展社會活動，成為1919年“五四運動”中的活躍人物。在地近京畿的天津市，對“五四”的反響迅速而熱烈，學生聯合會、女界愛國同志會、各界聯合會等進步團體風起雲湧，抵制日貨，示威遊行，聲勢浩大。他以回教團體代表身份參加天津各界聯合會，被推為評議員，又經各界舉薦為國民大會委員。他在大會上發表的演說，針對巴黎和會與日本侵華等問題，慷慨陳詞，激動人心。在抵制日貨運動中，天津市為勸阻奸商販賣日本貨而組成“跪哭團”，他也率眾參與，迫使奸商答應停售。但由於東門裡魁發成洋廣雜貨鋪勾引日本人毆打檢查日貨的學生，釀成風潮，1920年1月24日各界代表被拘捕，時子周也在被捕之列，與周恩來、馬駿、馬千里等同被押在天津警衛廳兩個半月，又被解送天津地方檢查廳，經三個多月“偵察”後，以所謂“私擅監禁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個月”，因實際被羈押日期早已超過所謂“刑期”，當即釋放。據劉及三、謝天培合寫的《時子周其人》追憶，他在天津被押階段，曾與難友們一起絕食抗議，並組織讀書會、演講會和各項文娛活動，他連續講過世界工業革命史。在被捕人士中，以他年歲較大，被難友們尊為老師，5月19日那天是他的42歲生日，大家都給他拜壽，下午開茶話會，晚上演出節目表示慶祝。這是他早期的積極進步的表現。
被釋放後，他曾被推薦為天津工巡捐務處處長，開始從政。由於“班底”較弱，不久便辭職，應舊友吳子洲（夢蘭）之約任華洋書莊北京分莊的經理。國民革命軍北伐時，他回到天津，就任河東中學教務主任，兼教英文課程，將南開辦學經驗施展到河東中學，駕輕就熟，使該校聲譽為之一振。1928年直隸省改名河北省，省會設天津市。市長南桂馨貪贓枉法，怨聲載道，時子周與天津紳士李廷玉等提出控告，使南氏被撤，改崔廷獻接替市長之職。該市教育局籌建市立師範學校，落成後任命時子周為校長，致使他紮下了立足於社會並逐漸擴大影響之根基。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原南開中學學生張厲生（原名星舟，曾趕上赴法國勤工儉學高潮，與周恩來、劉清揚、張崧年等赴法留學）逐漸成為蔣介石親信之一，以國民黨中央委員兼華北黨務特派人員身份留居北方，安置自己的人員，便推薦他的老師時子周為國民黨天津市黨部委員，還促使時子周與陳果夫，陳立夫之間發生聯繫，參加了CC集團，成為國民黨在天津的嫡系。當時CC的兩個外圍組織“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和“中國科學化運動協會”的天津分會均由時子周發起，會址都設在市立師範學校內。此外，還有不少頭面人物發起的社團，如蘇吉享創設之“綠蕖畫會”，趙光震所創的“天津市經濟調查會”，歐美留學生的“群一社”，劉孟揚籌組的“地方協會”，李廷玉等組織的“國學研究社”，施奎齡等聯名創建之“中外聯誼會”，都設於市立師範學校內，直接或間接地受時子周的指揮。在陳果夫、陳立夫和張厲生的讚許、支持下，他同國民黨的因緣越來越深。1935年被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不久又補為中央委員，並先後擔任寧夏省、湖北省教育廳長。這時已是抗日戰爭時期。1939年，被調往重慶，就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邊疆教育班主任一職，長期住在重慶市觀音岩附近的回教救國協會。該協會理事長是白崇禧，不經常到會；時子周作為副理事長，處理日常會務，直到抗戰勝利，日本投降。他又返回天津，任國民黨市黨部主任委員和天津市臨時參議會議長。但在國民黨官僚相互傾軋奪權的鬥爭中，時子周終於失勢丟官。上述兩項職務分別被邵華和楊亦周奪走，僅保留一個國民黨中央委員頭銜。1948年10月，他悄然離開天津，經長沙、昆明繞道去台灣，至六十年代末病逝於台北，已年過九旬。《天津文史資料選輯》1988年7月出刊的第44輯，曾介紹時子周赴台灣前的經歷。
涉獵廣泛，不忘教門
從時子周畢生的經歷與影響看，他應該是個政壇人物或社會活動家，涉獵範圍極廣，但他熱心教門，樂於奉獻，沒有忘本。例如抗日戰爭初期，他在鄭州發起組織回民救國協會，擔任過理事長。他曾經利用廣播電台等宣傳媒介宣講回教教義，先是50講，後來繼續宣傳達到100講，並匯集成《回教教義百講》一書，台灣有繁體字豎排本，大陸也有簡體字橫排本出現，改名《伊斯蘭教義百講》。每講都有突出重點，也都比較簡短，且通俗易懂。在台北，他還為籌建與擴建新生南路清真寺奔走、策劃。
在特定的歷史背景與社會環境中，時子周生平的活動貫穿著較複雜的政治因素。但他也沒有完全脫離文化教育的職業範疇，並以執教南開、河東中學和天津市立師範學校而起家。作為回族穆斯林，他對伊斯蘭學術文化的宣傳一向很熱心。他的岳父，是回族著名醫師兼新聞界名流丁子良（原名國瑞，號竹園，以字行，1869- 1935），清末曾創辦《竹園白話報》，後改稱《天津竹園報》有《竹園叢話》24冊問世。丁先生對其女婿時子周之從事文教工作也有潛移默化之影響。 1927年，時子周曾與王靜齋、楊敬修等著名阿訇在天津籌辦中阿大學，以困難重重、阻力甚大而未能如願以償。但這三位天津人，後來都是漢文《古蘭經》的通譯者。他一向支持伊斯蘭教文化宣傳事宜，晚年仍在台北回教協會工作。在白崇禧晚年因病請辭回協理事長之職後。他被公推為第二任理事長，從1958年起直至歸真。除經常在清真寺講演外，還堅持完成《古蘭經國語譯解》，脫稿付印之際已年屆八旬。故台、港、澳和海外華僑穆斯林，對他和他的譯本，都有較好的印象。從這個角度去衡量，時老先生對伊斯蘭教的貢獻彌足珍視，儘管他本人在《自序》中謙遜地認為“譯文仍多欠流暢”，對自己有更嚴格的要求。
他的譯本，在海峽兩岸處於隔絕、封閉的特殊形勢下，彌補了台灣等地穆斯林不易讀到大陸譯本的缺陷。
關於翻譯的緣起，譯者在《自序》中有所說明。主要是從大陸到台灣後，“主麻”日（聚禮日，星期五）到台北清真寺禮拜，多次為教胞講解伊斯蘭教義，常需要引用《古蘭經》為依據，聽眾苦於找不到適當的譯本。時先生覺得已問世的幾種譯本，“或則文辭過於艱澀，不易使人了解；或則僅譯大意，未能存真；而且印刷有限，流傳不廣，教胞由大陸遷台，攜來更屬有限”，不僅“教內人士頗感研讀教義之苦”，而且，教外人士也“更加莫測高深”，於是，決定自己動手翻譯。
時先生雖然不懂阿拉伯文，但英文造詣很深，經常閱讀各種英譯本，通過比較、選擇，決定參照尤素福·阿里的兩種譯本著手翻譯。他很欣賞這兩種英譯本，因為它們“注辭精闢，使我領悟最多”。
起初，譯文部分他本想以王靜齋阿訇譯解的丙種本為基礎，只“稍作文字上的修正”，爭取“儘早付印”。但在進行過程中卻感到修改更吃力，“反不如另譯較為便捷”，就乾脆重譯，另起爐灶。待原經正文譯好以後，為滿足讀者要求，又附加註解。因右手微感不適，執筆不靈便，只好口述，請隋承禮先生代為速記；又請三位精通阿拉伯語的學者據原文逐節校正，算是集體協作的成果。因此，封里的扉頁上由主譯者一人署名，但卷末著作權頁上的署名為四人聯名，即：“譯述者——時子周、熊振宗、常子萱、定中明”。譯者亦深切感到譯經之難，“一字一句務求存真，未敢有所增刪，以致譯文仍多欠流暢”。
卷首有《凡例》8條。其中第1條希望研讀者對這部“含義深邃”的“基本法典”應具“高見卓識，平心靜氣，探微啟隱”，才會“其義自見，其理自明”（與王靜齋阿訇丙種譯本的《例言》之二大體相同）；第2條說明譯文“盡力運用國語”，“與純粹經堂語語氣不同”；第3條是敘述所依據的原文和英譯本；第4-8條主要涉及翻譯技術，標點等的處理問題，卷末附錄買德麟哈吉編輯的《中文古蘭索引》，分為“一般索引”與“教法索引”兩部分。
此譯本為布面精裝32開繁體字豎排本，分卷編排，各卷單列頁碼，每卷從22頁至59頁不等；同時加排相互銜接之總頁碼。正文（包括譯文與註解）共908頁，由於譯文與釋文字型大小有別，每頁行數及每行字數均不相同，不易精確統計其總字數，估計當在70萬字以上。
版面編排清晰醒目，譯文字型較大，採用逐章分節提行方式，節次標號均置於節首頂格處理，查索非常方便。穿插於譯文間的注釋一律用小號字型，每條釋文亦分行另起而不連排。書眉辟內容提要，概述某節重點所在。版面設計做到主次分明，突出正文。特別是按節分行，首冠序數，比在它之前出版的七種譯本大有改進（鐵錚所譯《可蘭經》，雖曾逐節分行排列，但未標註節次，查檢耗時費力），顯然是吸取了英譯本編排的優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