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務論

《時務論》是宋育仁所著作品，出自於《宋育仁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時務論
• 作者：宋育仁
• 作品出處：宋育仁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 創作年代：近代

作品原文

與議政者言復古，則群焉舌撟而咤，且迂笑之。與議政者言救時，庸者曰，幸相安於無事；諛者曰，天下治安久矣，蓋勝前古，非所得而議。夫言治者，觀於目前之效則易明也。今內則國藏空虛，民不安業，會匪潛結，伏莽之戎屢起，近三年之間，前後以十數，雖旋即撲滅，而滋蔓已深。外則先亡琉球，旋失緬甸、印度。近者法奪我越南，英人進規藏衛，朝鮮叛而外附，俄坐收帕米爾地千里，藩屬侵削殆盡。外國富強，中國貧弱，不可以言治。我欲無事，彼屢生釁，不可以為安。於是習於夷者未聞治道，欲一切易中國以洋法。不求其意，惟稱其法；不師其法，惟仿其器。竭天下之心思財力，以從事海防、洋務，未收富強之效，徒使國有聚斂，而官私中飽，此不揣本而齊末，故欲益而反損。於是拘於墟者，閉明而塞聰，耳食而目論，以為一切宜報罷，不者以為天下殃。問何以策此時，則 烏猝嗟，諉之於無策。然則古誠不可復，時信不可救，雖有聖者，無如何哉。習於夷者曰，世局之變，非聖人所及知，外國之善治，又聖人所未見，古今變局相逕庭，不能以聖人之言治治也，即有聖哲復起，亦必師於外國。拘於墟者曰，中國自有法度，富強或聖人所不取，未聞變於夷者也。二者之論，交鬨於朝野，不和於中國，而臧與紇皆亡羊，其謬相等，皆亡治術之本矣。夫不能富強且不可為國，又安能致治？夷夏之辨，豈因富強乃夷之乎？世局雖變，富強之道則不變，豈可以己之無術厚誣聖人乎？以余觀聖人之論治，先富而後教，由兵而反禮，其始務在富強，其術具在六經，而《周官》尤備。外國未習其書而能得其意，故專勤其始務，而遂收其初效。中國蒙承平而安之既久，書生不問時務，仕者守成法又不求經術，故習其書乃反亡其意，猝見外國之富強，震惑於心目，以為自古所未聞，聖人所不及，是非惟不知聖人之治術，並不知外國之富強何由而致也。誠求外國富強之故，乃隱合於聖人經術之用，則言救時之策者，孰有愈於復古乎？請證其效。

外洋之富，在工者四。凡一都會，率有工作廠一區以至數區，或官督而工作，或民集股為公司，其出入一聽於主廠會計，而百工服事受值焉，此考工之事也。昔者嘗以為闕矣，以余觀，三十工即事典一職，言乎審官則當，言乎出入有稽，言乎兵制則備矣。蓋未嘗缺。河間所得為完書，非取而補之，蓋故書然也。五官皆自卿至下士凡六等，其下乃有庶人在官；三十工皆不比於士，而其上壙僚焉。斯讀者滋疑，求其說而不得，故謂之缺耳。夫孰知事典之為職，非儀文之謂乎？司空為三公之兼官，其屬士夫分領於五官之屬，猶監督也，經則既言矣。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明乎百工之事，固不可以治且為也，故以別於士大夫而謂之事職。其食由下士以降，其等視庶人在官，而又日有省察，月有考工，以上下其食而誅賞，故曰以能奠食 。“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日省月試，餼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經意甚明。其金革、羽毛、骨角、珠玉、漆枲、絲材征於九貢，與及虞衡所掌山澤之農，初不煩出帑而充牣自余焉。舉諸司空，命諸百工，制以成器，誠輕入而重出，民見其利用，不見其聚財，而府已富矣。訪外洋工作廠之制，民廠多於官廠，其金革、羽毛、骨角、漆枲、絲材，集財而斂賒，與古少殊，余俱不異，其效一也。泰西諸國例皆同，平人有罪則罰令坐監工作，以國服為贖，期滿而舍，此司空之役也。：國之有罪，納之圜土而施職事，役諸司空。又，鄉師“受州里之役要，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役事 ”。其役自三月至於期，上罪在司圜者乃三歲而舍，言辟則為罪罰可知，言役則為工作抑明矣。此則服罪者無間民，役工者恆省費，其效二也。俄、德、法諸國有工兵、供差兵、巡捕兵，嘗取馬隊、炮隊、步兵之羨劣以充其額，此既不能乎工作，又未嫻於武藝，故用以服工作之役事，部以兵法，則仍如卒伍，亦備非常徵調。此司隸之治也。司隸“掌五隸之法，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任者任重之事也，器者任重之器也，積者為之置頓收儲，百官者凡百官府也，即所謂“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牛助為牽傍”之屬。此則民無棄材，工無冗事，意在養民而費己 節矣，其效三也。外國之車政鹹畫一矣，其自火車、馬車、載車、東洋人車，皆作於公司，車出而稅入，舉國之所用，悉賃於數廠，皆有號數，以備簡稽。此巾車之職也。考工車造於輪輿，而入於巾車。夏篆、夏縵、墨車、棧車、役車，凡五等；“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闕之。毀者 入齎於職幣。”職幣“斂官府、都鄙與凡邦用財 者之幣”。古者有賜車馬，故其始受車於巾車，無入齎事，毀折而入齎者，為將易之也。“凡賜闕之”謂有出車無入齎，故闕而不會，明其餘皆會矣。不在等者用無常，則賃之於民，隨其所用，法久少變通，其民用之車，或聽民貿轉。故申言：“命車不鬻於市。”命車既數數而易，入齎自源源而來。良車、散車雖聽民得貿遷，而官制精良，賃者自眾，故天下車同軌而富自生。外國無儀等，車廠不掌於官，而各公司以會為聯，市價不貳，有掌於官之意，其效四也。

【注】：以上為原文部分內容

作者簡介

宋育仁，四川富順人，中國近代思想家。光緒二十年任駐英、法、意、比四國二等參贊官，戊戌變法期間主持籌備四川近代第一份報紙《渝報》，又設“蜀學會”，出版《蜀學報》，清末任禮學館總纂。民初曾任國史館纂修，後被袁世凱以“妨害國家”為名，遣送回鄉。之後一直在四川講學、著述，並寫下了大量政論。宋育仁著有《時務論》、《採風記》等，既反對西化，也反對保守。他認為泰西政俗之善者，與中國上古三代的理想如出一轍，從而提出了“復古即維新”這一別具一格的改革主張。編者簡介王東傑，河南濮陽人，歷史學博士，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研治中國思想文化史和中國近代史，著有《國家與學術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國立化運動（1925—1939）》（北京，三聯書店，2005），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發表文章數十篇。陳陽，四川合江人，2007年考入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先後獲得歷史學學士、碩士學位，2014年考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