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濟南詩派

明清濟南詩派

《明清濟南詩派》從歷史探究起始,探討了明清“濟南詩派”的緣起、發展、變化,對該詩派的詩人以及詩作進行了全面地梳理,並對該詩派的流派特點、發展流變進行了細緻入微的考察。

基本介紹

  • 作者:陳明超
  • 出版時間:2012-11
  • 頁數:158
  • 定價:18.00元
  • 叢書:  濟南歷史文化讀本
  • ISBN:9787548805939
內容介紹,歷下遺派,特點意義,目錄,

內容介紹

  • 自遠古至元末,濟南地區作者代興,成就巨大,無論在山東還是全國都占有重要地位。濟南開始具備“曲山藝海”之城的雛形,為“濟南詩派”的產生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明代初期,前朝遺老凋謝殆盡,加之以科考為單一的取士途徑,文人們受到嚴格思想控制,只能習儒讀經,因而規矩老成,一定程度上禁錮了詩人自由發揮。永樂年間,以“三楊”為代表的“台閣體”詩盛行,代表了洪武以來上層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審美意趣,並作為典範對文壇產生廣泛影響。然而,這種雍容老成、平穩膚泛的文風是詩歌創作的倒退。隨著時間推移,文人們開始不滿這種毫無特色個性,僅以作者官階來決定其詩文等級的現狀。於是天順年間以李東陽為代表的“茶陵詩派”產生,他們強調詩文應宗法杜甫,面對現實。不過李東陽本人卻位居台閣,四十年不出京城,嚴重脫離現實。因此,作品台閣氣息依舊濃厚,只不過在為詩技巧和方法上,更重視聲調、節奏、法度和用字,與台閣體略有出入而已。
到了弘治、正德年間,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等人開始提倡學習秦漢古文和盛唐詩歌,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著力改變台閣體詩和八股文影響,在當時起到積極作用,所以首先倡導這一主張的李、何、徐、邊四人並稱“弘治四傑”。後來康海、王九思、王延相也隨聲附和,與“弘治四傑”一起號稱“前七子”。胡應鱗《詩藪》說,“何李並作,宇宙為之一新”,是當時真實情況的寫照。
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指出前七子文學主張的根源:“盛唐詩唯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屬於“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境界;宋詩雖變革唐風自有特色,但詩的興象情韻已遠遜一籌;元詩則一落千丈,淪為附庸。如此一來,人們自然開始強調學習盛唐。實踐的結果,是盲目尊古,忽視了繼承和發展的關係,專事技法,沒有獲得唐詩精髓,反而走向過分強調模擬的極端。所以,嘉靖年間以王慎中、唐順之、李開先等為代表的唐宋派,譏笑復古派散文以模擬剽竊為能,作繭自縛。他們肯定三代兩漢文傳統地位,卻更重視唐宋文的繼承和發展,格外推崇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不過事實證明,唐宋派雖然批判較為尖銳,卻沒有相應作品消除復古派影響。從根本上說,唐宋派依舊不能擺脫“復古”思想,其實質仍然是要學習模仿古人。最終,儘管爭論激烈,復古派還是得以繼續發展。
嘉靖、隆慶年間,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吳國倫和徐中行等“後七子”並起,繼續高舉復古大旗,堅持強調“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王世貞認為“西漢文實”,自漢後則代代頹廢,最後甚至到了“元無文”的地步。關於詩歌創作,李攀龍等人認為,要繼承前七子主張,但又不應如前七子只從字句形式上模擬,而是要從學習唐代大家的神氣和聲調上著手。謝榛稱:“選李杜十四家最佳者,熟讀之以奪神氣,歌詠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得此三要,則造手渾淪,不必塑謫仙而畫少陵也。”也就是說,作詩只要神似而不求形似。這些主張,不僅較前七子有所進步,而且確實收穫了許多詩文成果。
在復古運動後期,模擬、雷同和缺乏創作個性的弊病日益明顯。王世貞自己也認識到這個問題,他說,“代不能廢人,人不能廢篇,篇不能廢句”,開始反思自身存在的問題。同時,反對的聲音也越來越多,主要是公安和竟陵兩派。公安派認為,文學是隨時代發展而變化的,要“獨抒性靈”。但由於詩文全繫於個人性情,導致題材狹窄,全無言志作用。竟陵派同意公安派主張,卻過分強調學習“古人精神”,刻意追求文字寓意,結果造成詩文晦澀難懂。所以,縱觀明詩脈絡,基本是以復古為主線,影響甚至直至清末,成為詩歌創作的主流思想但又缺憾嚴重。

歷下遺派

明代濟南詩壇,是復古派的戰場。在明初沉寂百年之後,作為復古派領袖人物,邊貢首先登上歷史舞台。魯中立《海岳靈秀集》評價邊貢說:“華泉之作雖不逮何、李,然平淡和粹,孝廟以前,海岱之才無其倫比。”也就是說,在前七子中邊貢的地位僅次於何景明和李夢陽,單就山左地區明孝宗以前而言,則首屈一指,引領幾十年風騷。王世貞《明詩評》認為,造成邊貢只能“雁行”於何、李之側的主要原因是“師友或疏耳”。雖有失偏頗,卻也有一定道理,邊貢為人澹然和從,相酬唱者既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進一步拓展和發揮。邊貢周圍扈從者,主要是海豐楊巍、濟南劉天民、谷繼宗和其子邊習等人。
隨後李攀龍、謝榛崛起,並稱後七子之列,王世貞標榜幕前,濟南殷士儋、許邦才鼓譟身後,使李攀龍主掌文壇數十年。濟南地區一時詩人林立,成為全國詩壇重鎮。謝榛年長李攀龍等近二十歲,但因為志同道合,所以詩論交往很多,為復古派理論升華奠定了基礎。李攀龍、殷士儋和許邦才三人,自幼為同學,及長而同入仕,成為了明代濟南詩派的核心力量,以至幾百年來人們“家有其書,人耳其姓字,傳頌其流風遺韻不衰”。
晚明王象春定居大明湖畔,公安、竟陵兩派大作於復古之後,但王氏卻並不苟合,既反對公安派的偏頗,又不依附好友竟陵派的锺惺,他認為“古而不摹,自我作古矣!”在復古派之後,繼續開拓,將抒發感情、關注民生融入到詩歌創作中,廣泛涉及社會各個方面,頗有盛唐遺風。他在《齊音》中指出:“濟上之詩,以邊庭實為鼻祖,若劉函山、李於鱗、許殿卿、谷少岱,不可勝數。濟南名士多,從昔然矣。”公安派領袖袁中道在《阮集之序》中則稱:“國朝有功於風雅者,莫如歷下,其意以氣各高華為主”。 袁中道用“歷下”代稱以李攀龍為首的濟南詩人,這些詩人主張詩必盛唐,已經基本具備詩派雛形。所以《四庫總目》評論說,“詩自太倉(王世貞),歷下以雄渾博麗為主,其失也膚;公安竟陵以清新幽渺為宗,其失也詭”,將三派並稱,是中肯的見解。
濟南詩派
時代的變革,往往造就人物。清初,以錢謙益、吳偉業為代表的虞山派、婁東派詩人,既經歷了時代變革,又繼承了晚明良好文化傳統,所以詩風雄奇詭異,情韻既深,風華也勝,對復古派李攀龍等人的主張多有指摘。同時,安丘劉正宗“自負能詩,力主歷下,與虞山、婁東易幟”,繼承“歷下遺派”高華風雅聲氣,與王象春一起成為濟南詩派承上啟下的關鍵人物。
不久,王士禛清音獨立,為萎靡不振的詩壇帶來最後一抹亮色。他標榜“神韻”,講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宣稱要重視詩歌的藝術性而不做政教附庸,不是載道的工具。他的成就在於,既繼承了前輩李攀龍等人注重藝術性的優點,又摒棄了過分模擬的粗疏,與“歷下遺派”一脈傳承又有所創新。王士禛在《邊華泉詩集序》中首次提出“濟南詩派”的概念:“不佞自束髮愛書,頗留意鄉邦文獻。以為吾濟南詩派,大昌於華泉、滄溟二氏。”在這裡,王士禛不僅定義了濟南詩派,而且把自己也歸入其中,將濟南詩派的地域和時間加以延伸,指出濟南詩派的詩人並非指歷下一邑而廣於濟南府,時間也非指有明一代而延續至清。
神韻派之後,詩壇又湧現出朱彝尊的“浙西派”,沈德潛的“格調說”,袁枚的“性靈說”,翁方綱的“肌理說”以及何紹基的“同光體”等流派。這些流派的盟主朱彝尊、翁方綱、何紹基、阮元等人都曾在濟南為官,雖一度影響了濟南地區的詩歌創作,但清詩和濟南詩風依然是以復古為核心。袁枚曾諷刺王士禛,說他是“清秀李於鱗”,從濟南詩派發展的角度看,不能不說是貼切比喻。朱彝尊強調詩詞應“歌詠太平”,故而他說:“孩之家本東萊,不襲歷下遺派。”也就是說,詩要“醇雅”,不應象李攀龍一樣講求復古。雖是貶低之辭,但在詩派發展的意義上來看,卻肯定了濟南詩派的客觀存在。
當時,除新城王氏一族以外,濟南地區還湧現出田雯、王苹、董芸等詩人。田雯的詩歌主張,與王士禛相去甚遠,他追求祖杜宗黃,認為詩歌創作要主真求奇。王苹作為田雯的學生,雖然十分贊同他的觀點,但在實際創作中卻不自覺走上了神韻派道路。劉大紳在《半隱園詩集序》中評價董芸說:“董君香草之為詩也,滄溟之聲調,漁洋之神韻,有偏之無偏主也。”董芸自謂“廉之而無肉好”,就是講求宗法唐詩,注重神韻。因此,王苹、董芸等人依舊是追隨李攀龍、王士禛的濟南詩派詩人。
齊河郝允秀曾作《客有詢濟南歷代詩人者,作此答之》詩,他在詩中羅列濟南歷代優秀詩人,認為邊貢、李攀龍、許邦才、邢侗、高珩、王士禛、田雯、馮延櫆、王苹等較為出色。其中邊貢、李攀龍、許邦才、王苹籍貫歷城,邢侗籍貫臨邑,高珩籍貫淄川,王士禛籍貫新城,田雯、馮延櫆籍貫德州。雖然有所遺漏,但基本為我們梳理了明清時期濟南詩人的脈絡。即濟南詩派,明代以邊、李、殷、許等“歷下四詩人”為主幹,在其周圍,匯集了一大批優秀詩人,如李開先、劉天民、谷繼宗、邊習、潘子雨、襲勖、華鰲等。明末清初,王象春、劉正宗上接李攀龍、下啟王士禛兩代詩壇領袖,共同鑄就了濟南詩派。他們身邊的追隨者,也都是負有“齊氣”的詩人,詩風既高華風雅、冠冕雄壯,又天性使然,疏狂任放。
清中晚期,濟南詩人多以家族和詩社的形式出現,並產生了大量詩人與作品。他們或追隨邊李,或崇敬王士禛,在學習唐詩的大背景下,傳承詩派理念和主張,成為晚清詩壇奇葩。
源流嬗變
整個濟南詩派詩人基本遵循同一個主張,即作詩要復古摹唐,在學習唐詩基礎上,再創造境界、雕琢技法,最終講求意境。縱觀濟南詩派的源流嬗變,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自邊貢等人簡單模仿盛唐開始,經歷了李攀龍強調神氣和句法,再到王士禛神韻之說,最後是清中晚期濟南詩人群體承繼餘風,每一階段都增添了新內涵,前後綿延達四百餘年。
濟南詩派早期詩人,以邊貢為主,在學習唐詩興象情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邊貢推崇唐人岑參,認為“岑詩悲壯,讀之令人感慨”,旗幟鮮明提出要學習唐詩的俊、逸、奇、悲、壯。不過,詩風卻貼近孟浩然,“風人疑韻,故自不乏”,語言沉穩流麗,平淡和粹,並且擬古摘句也摻雜其中,以富有文采著稱,主張和實踐有一定差別。如《對月感懷》曰:“惆悵東籬下,西風酒一壺。物隨秋漸老,人與月同孤。幻夢疑蕉鹿,塵蹤笑網蛛。寒蛋不解意,仰仰響青蕪。”總體來說,邊貢之詩澹然和粹者居多,以清麗俊逸的詩風開“神韻”之先。在復古詩派中,邊貢雁行於何、李之側,反而使他刻意模擬的痕跡相對較輕,更能體現自成一家的風範。
濟南詩派中期詩人,以李攀龍為核心,取得了有明一代較高的成就。李攀龍強調尋蹤盛唐,自盛唐以來“體制音調後世邈不可得,而惟於鱗得其神髓”,蔚然成家。李攀龍的詩,模仿李白、岑參之氣較多,格調高雅,疏狂任放。如《杪秋登太華山絕頂》四首等,字裡行間流淌著豪邁勁毅,爽然自失的闊大氣息,是其高華之作的代表。
濟南詩派在清季的延伸,主要是以王士禛為代表的“神韻派”為主。王士禛核心詩論在於,強調學習唐詩優秀傳統而取其神韻,認為詩應有情境和內涵,實際是繼承並發展了邊貢的詩風。王士禛對邊貢五言詩推崇備至,作品也明顯受到影響,在承襲邊貢詩風基礎上,成就了清詩中興局面,即翁方綱所說的“濟南司寇接司徒”。李攀龍於王士禛,更多則是人格上的影響。這一時期,濟南詩派繼承前輩們良好傳統,摒棄李攀龍過分強調形式的主張,對詩的內涵、面貌和姿態提出了更高要求,是一次大發展。
繼王士禛之後,周永年、馬國翰等大家紛起於歷下,他們雖然不以詩名,身邊卻聚集了大量濟南詩人,次第形成“鷗社”、“明湖七子”等文學團體和詩人家族,依然在李攀龍的巨大光環下熠熠閃光,是“濟南詩派”在清代中後期的繼續延伸。其中,朱緗家族、余正酉、周樂等人成就較高,代表了濟南詩派的餘音。

特點意義

濟南詩派之所以能夠產生、發展和長時間延續,主要得益於三個方面:一是文化傳統悠久,為詩派產生奠定了人文歷史基礎;二是明初以來濟南逐漸成為山東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為詩派不斷延續奠定了物質人才基礎;三是山川風物優美,為詩派創作提供了必要自然條件。同時,濟南詩派具有三個特點:一是時間跨度大,自明弘治年間至清末,前後近四百年;二是人數眾多,主要詩人連同追隨者,不下百人;三是成就較高,李攀龍、王士禛等人均取得了詩壇盟主地位。綜上所述,濟南詩派具有以下積極意義:
一是推動了詩歌發展。作為一種文化載體,舊體詩盛行千年,文人均以能詩自得。然而,舊體詩因自身局限性,在經歷唐宋大繁榮後,已很難再有更大突破。在這種背景下,正是濟南詩派和其他派別詩人們的積極探索,才使舊體詩得以繼續發展。這些探索雖然存在種種問題,但仍取得了一定成果,收穫了眾多作品。二是造就了地域文化。濟南詩派詩人具有非常鮮明的地域特點,他們熱愛家鄉,在大量詩作中歌頌讚美家鄉風物,形成一道獨特風景,使濟南成為了真正的“詩城”。三是張揚了城市個性。城市與文人如果失去個性,就難以孕育和產生優秀的人物和作品。作為受到儒家影響極深的濟南地區,能夠連綿不斷出現詩人領袖,正是時代共性與詩人個性的完美結合,是歷史賦予詩人的必然追求。
綜觀濟南詩派的源流嬗變,是以復古摹唐為核心,並在此基礎上產生了諸多變化。從邊貢的“古澹合適,調麗婆娑”,演變為李攀龍的“雄渾博雅,氣各高華”,最終發展成王士禛的“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再經晚清濟南詩人們不斷堅持,終於自成一派,與其他詩派比較而言,堪稱“雅正”。以文學流派四項標準來衡量,則領袖、羽翼、主張和活動具備。因此,濟南詩派應認定為建立在鄉邦情誼基礎上的、由地域詩人群體形成的詩歌流派。

目錄

多少詩人生歷下泉城自古是詩城——濟南的詩歌傳統
詩壇崛起濟南派門外野風開自蓮——濟南詩派的源流嬗變
華峰一柱夸難盡群玉瞵殉更滿車——詩派鼻祖邊貢與邊習
稱詩吏部開邊李趺坐空山聽柳泉——劉天民家族和谷繼宗
萬卷樓前豪氣多詞山曲海盡情歌——李開先和繡江詩人
近代詩人太寥落濟南空對亂山高——中興詩人李攀龍
相國風流學杜甫堂堂不讓李於鱗——山水翎毛殷士儋
黔中傳誦梁園集前輩為何獨謗傷——梁園風雅許邦才
願作峰頭一片雲飛向空城朝復夕——李攀龍身邊的詩人們
寥天一鶴翔高眼霜洗雲山待我來——白雪遺音王象春
滄溟一去無人賦冷落湖南水面亭——葉承宗和劉正宗
濟南司寇接司徒神韻誰尋格調蹤——清詩盟主王士稹
詩名直接漁洋後豪氣猶追白雪前——王苹與德州田氏
荷花影里畫船開鬢押珠花雪一堆——濟南朱氏家族
山色四圍明月里人家半住柳陰中——王士稹的羽翼們
消磨豪氣歸詩卷落拓身名付酒狂——濟南余氏一門
祗今蓮葉未出水待得藕成是幾時——明湖七子與鷗社
今古鋪成興慨地幾人清夢月中回——明清濟南竹枝詞
後記/
  • 後記
三十而立,已是收穫的年齡階段。
緣起。余自幼喜讀書聚書,尤愛鄉邦文獻,所藏可稱琳琅。日久有思,故多積稿。2008年起,業餘時間完成《李攀龍與濟南詩派》、《劉天民與劉氏家族》、《許邦才生平考略》諸文,感覺已略窺“濟南詩派”脈絡。2009年賦閒家中,遂決定作《明清濟南詩派》。
過程。2009年3月26日動筆至5月21日初稿成,期間無分晝夜搜求甄別文獻,藉以佐證觀點。2010年3月7日二稿修改畢,計5章近20萬字。之後讀書作文,陸續得珍本若干,且觀《山東文獻集成》,獲益匪淺。於是不斷增添刪減,剔除蕪雜,力求糾正謬誤,避免人云亦云,做到有所創新。2011年12月18日確定出版後,按通俗讀本要求做較大改動:一是不再採用原有章節體例,二是儘量壓縮篇幅,三是改變敘述風格。2012年1月26日凌晨,最終定稿。
致意。感謝家人理解支持,使此作得以完成。感謝滕州杜澤遜先生幫助指點,使本人獲觀相關文獻。感謝平度宋書強、濟南趙曉林等先生推介,使本書能夠出版。尤其感謝先哲時賢開拓之功,本書大量參考引用他們的文章著作,但限於體例無法一一列出,深感不安,故在此一併致歉。
祈望。近者樂,遠者來,願學者、讀者不吝批評指正。
2012年2月23日濟南陳明超記於無影潭邊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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