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堂廟寢通考》是王國維所著作品，出自於《王國維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明堂廟寢通考
- 作者：王國維
- 作品出處：王國維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 創作年代：近代
作品原文,作者簡介,
作品原文
宮室惡乎始乎?《易傳》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穴居者，穿土而居其中；野處則復土於地而居之，《詩》所謂“陶復陶穴”是者也。《說文》：“，地室也。”當是之時，唯有室而已，而堂與房無有也。初為宮室時亦然。故室者，宮室之始也。後世彌文，而擴其外而為堂，擴其旁而為房，或更擴堂之左右而為箱、為夾、為個。三者異名同實。然堂後及左右房間之正室，必名之曰“室”，此名之不可易者也。故通言之，則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析言之，則所謂室者，必指堂後之正室，而堂也、房也、箱也，均不得蒙此名也。《說文》：“室，實也。”以堂非人所常處，而室則無不實也，晝居於是，《玉藻》：“君子之居恆當戶。”戶謂室戶也。夜息於是，賓客於是。《曲禮》：“將入戶，視必下。”又：“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皆謂室戶。其在庶人之祭於寢者，則詔祝於是，筵屍於是，其用如斯其重也。後庭前堂，左右有房，有戶牖以達於堂，有側戶以達於房，有向以啟於庭。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窔，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其名如斯其備也。故室者，又宮室之主也。明乎室為宮室之始及宮室之主，而古宮室之制始可得而言焉。
我國家族之制古矣。一家之中，有父子，有兄弟，而父子、兄弟又各有其匹偶焉。即就一男子言，而其貴者有一妻焉，有若干妾焉。一家之人，斷非一室所能容，而堂與房又非可居之地也。故穴居野處時，其情狀余不敢知。其既為宮室也，必使一家之人所居之室相距至近，而後情足以相親焉，功足以相助焉。然欲諸室相接，非四阿之屋不可。四阿者，四棟也。為四棟之屋，使其堂各向東西南北。於外則四堂。後之四室，亦自向東西南北而湊於中庭矣。此置室最近之法，最利於用，而亦足以為觀美。明堂、辟雍、宗廟、大小寢之制，皆不外由此而擴大之緣飾之者也。
古制中之聚訟不決者，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言五室，言堂而不言堂之數。、均言一太室、四堂、八個。略同，唯改四大廟為正室。篇則言九室。此三者之說，已不相合。今試由上章所言考之，則之四堂、一太室實為古制。中世室、五室、四旁、兩夾、四阿、重屋等語，均與古宮室之制度合，唯“五室”、“凡室二筵”之文，則顯與自說相牴牾。至“九室”之說，實為秦制。引，並見。恐秦時據五室、四堂之文，昧古代堂與室之分，而以室之名概之，以四堂為四正室，是秦、漢間人不知堂與室之分之證也。並四與五則為九矣。說明堂月令者又云：明堂九室、十二堂。見、疏引，後人誤羼入篇中。則又恐據古之四堂八個、秦之九室而兼數之，所謂歧路之中又有歧者也。自漢以後，或主五室說，或主九室說。主五室者，多主一堂之說，而其位置此五室也各不同。或置諸堂之中央及四正，引古說。或置諸中央及四隅，注並、疏引鄭。或置諸堂個之後。汪中與略同。其主四隅說者，或謂四室接太室之四角為之，如此。戴震、從之，而又參以之四堂八個。或謂四室不與太室相屬，而遠在堂之四隅。汪中所圖鄭說如此。即同主一說者，其殊固已如此矣。其主九室說者，則或接太室之四角為四室，又接四室之四角為四室；聶氏謂為秦制，從之。或三三相重，房間通街。後魏李所造如此。見及。又主調停說者，則有若賈思伯於太室四角為四室，以一室充二個之用，以當之五室、之四堂、八個者矣；。有若焦循於太室之角接以四室，而又兩分四室為句股形者八，以充五室及四堂、八個者矣；。有若唐仲友於一堂中畫東西南北以為四堂、八個，而置五室於四堂之間者矣；。有若阮元以雖言一堂而實有四堂，故為廣九筵，修七筵之堂四於外，而於其中央方九筵之地置方二筵之室五，則又合唐氏之說以之度矣。卷一。然太室二筵，褊陋已甚，四隅四室，取義云何?魏李謐、隋牛弘之所諍者不可奪也。又據阮氏之說，則中央之地修廣九筵。今五室所占，縱橫僅得六筵，則所餘三筵之地如何?於是有若陳澧以三筵之地當五室之壁之厚，而謂壁厚半筵者矣。此外如、、牛弘、李覯等，但務剿說而不能以圖明之者，其數尚多。蓋斯塗之荊棘久矣。自余說言之，則明堂之制，本有四屋、四堂相背於外，其左右各有個，故亦可謂之十二堂。堂後四室相對於內，中央有太室，是為五室。太室之上為圓屋以覆之，而出於四屋之上，是為重屋。其中除太室為明堂宗廟特製外，余皆與尋常宮室無異。其五室、四堂、四旁、兩夾、四阿、重屋，皆出於其制度之自然。不然，則雖使巧匠為之，或煩碎而失宜，或宏侈而無當，而其堂與室，終不免窮於位置矣。【注】：以上為原文部分內容。
作者簡介
王國維，1877年12年3日生於浙江海寧，字靜安，一字伯隅，晚號觀堂，中國近代學術的開拓者，20世紀獨步史壇的巨擘。其學淹博，幾無涯略，舉凡甲骨金文、鐘鼎彝器、齊魯封泥、漢魏碑刻、流沙墜簡、敦煌寫經、西北史地、宋元戲曲、版本目錄、典籍校勘等領域，無不卓有建樹，令人至今不敢望其項背。其所創立的以“紙上之材料”與“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證的“二重證據法”，堪稱史學研究之革命，至今為學界遵奉。1927年6月2日，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編者簡介彭林，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中國禮學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炎黃文化研究會理事，北京師範大學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學術研究部主任，京都大學、香港城市大學、中正大學客座教授，巴黎人文之家、台灣“中研院”文哲所等單位訪問學者。著有《周禮主體思想與成書年代研究》、《中國禮學在古代朝鮮的播遷》、《中華傳統禮儀概要》、《文物精品與文化中國》、《三禮研究入門》等。曾獲寶鋼優秀教師獎、北京高校教學名師獎、清華大學首屆“十佳教師”等獎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