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分“前論”與“本論”二部分，“前論”敘述“朱子學在日本之傳播”，“本論”敘述“日本朱子學派之哲學”。 本書參考原始資料，以日本儒者所著漢文著作為主，和文著作其次。此種原始資料現多收入叢書中。 本書所用研究參考資料，重要關於思想家史傳之類。本書注重敘述朱子學在日本之傳播與發展，但亦注重選錄日本朱子學派及與之相關的原始史料，使中國研究者得以直接與此原始史料相接觸。以日本儒學者所作之漢文漢詩甚多，此種史料即在日本亦頗不易蒐集。
基本介紹
- 書名：日本的朱子學--哲學史家文庫
-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 開本：0開
- 品牌：人民出版社發行部
- 作者：朱謙之
- 出版日期：2000年1月1日
- ISBN：701003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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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推薦
前記
一、隋唐以來中國哲學曾予日本思想界以長時期之影響；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在資本主義文明甚至在初期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傳播上，亦曾影響中國。可見兩國之間的思想接觸在日本在中國均為哲學界之一大事。專就中國對日本的影響來說，朱子學派在中國明清之際已瀕於衰頹，而在日本則一時如百花齊放現出異樣之奇觀，且出不少的無神論者與唯物主義者。朱子學派以外，如古學派的伊藤仁齋即受明代吳蘇原《吉齋漫錄》之影響，而主張氣一元論，氣先理後論。王陽明《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歸國序》，尚存日本而《文集》未收。至於朱舜水之與水戶學，吉田松陰、安藤昌益與李氏《焚書》之關係，則不待說。即以文獻而言，《論語》一書，林羅山以下日本人注釋書，即有九十餘種之多。此類史跡，亟待加以整理，以為研究中國哲學史者參考之用。因此中國哲學對於日本的影響，亦為中國學者研究日本哲學史特別主要的任務之一。然而不幸即此種研究工作，在中國今日尚屬創舉。清季出使日本參贊官黃遵憲曾於所著《日本國志》卷三十二《學術志》一列舉漢學與經說書目，但僅寥寥數千言。梁啓超以朱舜水為日本文化的開闢人，作《朱舜水年譜》，見《飲冰室合集》專集第二十二冊中。但所據原著，非正德本(1715)，非享保本(1720)，非明治四十五年稻葉君山編本(1912)，而為晚出之馬浮據明治本改編之《舜水遺書》本(1913)，致疏漏頗多，且以史料不足，對於其實際影響所知甚少。本書之作，範圍較前人為廣，原擬分二大冊，第一冊敘述朱子學的影響，第二冊敘述朱子學以外諸學派的影響，包括古學派、陽明學派、折衷學派、考證學派及老莊學派。今茲所完成之著作，即為前者。故名日本之朱子學。本書分“前論”與“本論”二部分，“前論”敘述“朱子學在日本之傳播”，“本論”敘述“日本朱子學派之哲學”。至第二冊關於朱子學以外的諸學派，則姑俟之他日。
二、本書參考原始資料，以日本儒者所著漢文著作為主，和文著作其次。此種原始資料現多收入叢書中。本書所用各種叢書，重要者如下列：
《日本倫理彙編》，一○卷，育成會，明治三五——三六年，井上哲次郎編。此書共收江戶時代儒學者著作三六家，七四種，其中朱子學派二卷，最為重要。
《甘雨亭叢書》，四八冊，六集，四七種，安政三年，安中造士館刻本。
《五山文學全書》，四卷，掌華房，明治三九年——大正四年。
《群書類叢》，一八輯，五三○卷，東京經濟雜誌社，明治二六——二七年，三一——三五。
《續群書類叢)，三三輯，一○○○卷，六九冊，續群書類叢完成會，明治三五年——昭和二年。
《續續群書類叢》，一六冊，六六八卷，三○六種，圖書刊行會，明治三八——四二年。
《懷德堂遺書》，一五卷，懷德堂紀念會，明治四四年。
《日本儒林叢書》，三卷，東洋圖書刊行會，昭和二年。
《續日本儒林叢書》，四卷，昭和二——四年。
……
一、隋唐以來中國哲學曾予日本思想界以長時期之影響；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在資本主義文明甚至在初期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傳播上，亦曾影響中國。可見兩國之間的思想接觸在日本在中國均為哲學界之一大事。專就中國對日本的影響來說，朱子學派在中國明清之際已瀕於衰頹，而在日本則一時如百花齊放現出異樣之奇觀，且出不少的無神論者與唯物主義者。朱子學派以外，如古學派的伊藤仁齋即受明代吳蘇原《吉齋漫錄》之影響，而主張氣一元論，氣先理後論。王陽明《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歸國序》，尚存日本而《文集》未收。至於朱舜水之與水戶學，吉田松陰、安藤昌益與李氏《焚書》之關係，則不待說。即以文獻而言，《論語》一書，林羅山以下日本人注釋書，即有九十餘種之多。此類史跡，亟待加以整理，以為研究中國哲學史者參考之用。因此中國哲學對於日本的影響，亦為中國學者研究日本哲學史特別主要的任務之一。然而不幸即此種研究工作，在中國今日尚屬創舉。清季出使日本參贊官黃遵憲曾於所著《日本國志》卷三十二《學術志》一列舉漢學與經說書目，但僅寥寥數千言。梁啓超以朱舜水為日本文化的開闢人，作《朱舜水年譜》，見《飲冰室合集》專集第二十二冊中。但所據原著，非正德本(1715)，非享保本(1720)，非明治四十五年稻葉君山編本(1912)，而為晚出之馬浮據明治本改編之《舜水遺書》本(1913)，致疏漏頗多，且以史料不足，對於其實際影響所知甚少。本書之作，範圍較前人為廣，原擬分二大冊，第一冊敘述朱子學的影響，第二冊敘述朱子學以外諸學派的影響，包括古學派、陽明學派、折衷學派、考證學派及老莊學派。今茲所完成之著作，即為前者。故名日本之朱子學。本書分“前論”與“本論”二部分，“前論”敘述“朱子學在日本之傳播”，“本論”敘述“日本朱子學派之哲學”。至第二冊關於朱子學以外的諸學派，則姑俟之他日。
二、本書參考原始資料，以日本儒者所著漢文著作為主，和文著作其次。此種原始資料現多收入叢書中。本書所用各種叢書，重要者如下列：
《日本倫理彙編》，一○卷，育成會，明治三五——三六年，井上哲次郎編。此書共收江戶時代儒學者著作三六家，七四種，其中朱子學派二卷，最為重要。
《甘雨亭叢書》，四八冊，六集，四七種，安政三年，安中造士館刻本。
《五山文學全書》，四卷，掌華房，明治三九年——大正四年。
《群書類叢》，一八輯，五三○卷，東京經濟雜誌社，明治二六——二七年，三一——三五。
《續群書類叢)，三三輯，一○○○卷，六九冊，續群書類叢完成會，明治三五年——昭和二年。
《續續群書類叢》，一六冊，六六八卷，三○六種，圖書刊行會，明治三八——四二年。
《懷德堂遺書》，一五卷，懷德堂紀念會，明治四四年。
《日本儒林叢書》，三卷，東洋圖書刊行會，昭和二年。
《續日本儒林叢書》，四卷，昭和二——四年。
……
圖書目錄
前記
前論 日本朱子學之傳播
第一章 隋唐時代漢文學東浙史略
一、日本儒學的起源
二、近江奈良朝之漢文學
三、平安朝之漢文學
第二章 朱子學之傳播
一、宋日交通與新佛教的建立
二、宋學的傳入者
三、吉野、寶町時代五山禪僧之朱子學
四、五山以外儒學之三學派
第三章 江戶時代朱子學興盛的原因
一、明末清初之文化接觸
二、佛教的衰頹助長儒教之興起
三、江戶時代的社會關係
本論 日本朱子學派之哲學
第一章 朱子學在宋學中之位置
第二章 京師朱子學派
第三章 海西朱子學派
第四章 海南朱子學派
第五章 大阪朱子學派
第六章 寬政以後朱子學派
第七章 水戶學派
簡單的結論
《日本朱子學》跋
前論 日本朱子學之傳播
第一章 隋唐時代漢文學東浙史略
一、日本儒學的起源
二、近江奈良朝之漢文學
三、平安朝之漢文學
第二章 朱子學之傳播
一、宋日交通與新佛教的建立
二、宋學的傳入者
三、吉野、寶町時代五山禪僧之朱子學
四、五山以外儒學之三學派
第三章 江戶時代朱子學興盛的原因
一、明末清初之文化接觸
二、佛教的衰頹助長儒教之興起
三、江戶時代的社會關係
本論 日本朱子學派之哲學
第一章 朱子學在宋學中之位置
第二章 京師朱子學派
第三章 海西朱子學派
第四章 海南朱子學派
第五章 大阪朱子學派
第六章 寬政以後朱子學派
第七章 水戶學派
簡單的結論
《日本朱子學》跋
文摘
書摘
但是學問世襲化在這時候雖可保存一線學脈，而其流弊卻將學問據為少數貴族所有。在平安朝初期，“高才未必貴種，貴種未必高才。且夫王者之用人，惟才是貴，朝為廝養，夕登公卿，而況區區生徒，何拘門資”?而到了平安朝末期，由於一方面在外遣唐使的廢止，在內藤原氏貴族的權勢日增，再加以學問的世襲化，結果正如《類聚符宣抄》所云：“寬平以後只有儒後儒孫，相承父祖之業，不依門風，偶攀仙桂者，不過四五人而已。”又《朝野群載》卷一三、長保四年(1002)五月二十七日附大江匡衡所作奏文，可見這情形已經十分嚴重。
右伏檢故實，菅原大江兩氏建立文章院，分別東西曹司，為其門徒習儒學，著氏姓者濟濟於今不絕。因斯此兩家之傳門業，不論才不才，不拘年齒。菅原為紀以七年應舉，其時有高岳相如、賀茂保胤者，雖富才不爭。大江定基以五代當仁，其時有田中齊名弓削以言者，雖工文不競，然則累代者見重，起家者見輕明矣。
平安朝末期儒學的衰頹，和世襲的學問制度有很大關係。降至保延元年(1135)，大學寮“黌舍頹弊，鞠為茂草蘋蘩蘊藻之奠，有煩於備其供；縉紳青襟之徒，無處於容其身”。再降
至仁平三年(1153)以後“正廳顛倒，無其棟樑，仍近來以明經道屋為正廳”。大學寮的盛衰，標誌著以儒教思想為基調的律令政治的盛衰。平安朝末期雖釋奠仍存，證明儒教還未絕滅，但律令政治卻已顯呈動搖無力的景象。佛教思想的新宗派，尤其是淨土與禪，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動向，而儒教之一線不絕相延，也即由於這新宗派——禪宗的輸入，給儒教做了掩護，因而又帶來了日本儒教之嶄新的黎明時代。鎌倉、南北朝、足利時代的宋學之傳播，便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
此詩說者謂可見南學的精神。宣義逝世不久，宣直果為本：山梅慶所滅。宜義之子求馬時在魔城，城陷力戰而死。《南學傳》稱之曰：
宣義父子之死，忠孝兼成一家之風，亶千古之赤心，不負所學者也。
忍性、如淵、信西三人皆僧徒，稱南學三叟。忍性初稱忍藏主，居土佐五台山的吸江寺，天資敏悟，能講經書。如淵又號信西堂，為吉良宣義之甥，嘗游京師妙心寺，後歸鄉師事梅
軒，涉覽儒書，寓於吉良親實之邸。蓋如淵為親實的異父兄，常好靜坐，作內省工夫，訓學生曰：
靜觀本心之靈明，夜氣之湛深，以植應事接物之根本。
其說頗接近王陽明，吉良親實信從如淵之說，與同志大歧川玄蕃、一官飛驛等謀，聚有氣概者數十人，建校舍，設課程，以如淵、忍性為師，讀書講武，土人云集。天正十六年(1588)
親實遇讒死，玄蕃、飛驛等伏誅，不久如淵也被殺，忍性蒙冤而死。其辭世之辭云：
五蘊聚散處，人間作古今。不生還何滅，洞然常法心。
不失禪僧本色。於是梅軒之學派不絕如線。惟同門有天室叟獨存。天室與惺窩羅山為同時人，在慶長永和之際，誘掖書生，砥礪經義，學者多出其門。其中翹楚為谷時中，傳梅軒以來的新義，為南學之祖。後寬永、正德時，如小倉三省、野中兼山、山崎暗齋諸儒輩出，南學流布勃興於東西各處，這是後話。
總而言之，吉野室町時代的儒學，其初為五山禪僧所獨占，禪學與宋學合流。其後乃由五山儒學分為公卿博士、薩南、海南等三學派。室町時代末，宋學思想漸占統治地位，尤其當時勃興之地方大名如大內氏、島津氏、菊池氏，均受儒教的影響，積極地以儒教為其領內封建統治之理論基礎。因此儒教乃相當普及，地域的弘布也逐漸廣闊，這已經是為江戶時代之儒學全盛時代，建立了有利條件，而且是為這而鋪平道路了。
由此可見日本宋學並不單純受中國思想的影響，是有它哲學自身的發展規律的。即就所受中國各派哲學的影響來說，也只有通過日本的社會經濟條件和日本封建社會的階級分化，才可看出其所起的不同影響。日本宋學並不以朱子學為獨尊，也如中國一樣，朱子學之外尚有陸王學派，有浙學派。德川三百年的宋學的發展，雖在統治階級方面，嚴禁異學，以《論》、《孟》、《學》、《庸》的《四書集注》為士人的精神教育，但在民間方面卻相反地發展了與朱子學對立的古學派與陽明學派。他們儘管是不當權派，甚至於被壓迫和被放逐，卻無疑乎在學術思想方面曾經開闢了新的一代，而給日本文化放出更多的光彩。歷史上的德川時代可分為三個時期，實際也就代表了宋學三分派之發展的時期，即：
第一時期，家康——吉宗(1603；慶長八年——1735；享保二十年)——朱子學時代；
第二時期，吉宗——家治(1736；元文元年——1788；天明八年)——古學時代；
第三時期，家齊——慶喜(1789；寬政元年——1868；明治元年)——陽明學時代。
當然在第三時期以陽明學為主導思想之外，我們也不要忘卻了朱子學派中之“水戶學”，與從古學轉變而來之“考證學派”，至如“折衷學派”則為徂徠學與朱子學的混合物，實際即
是調和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而歸結於唯心主義的思想體系。水戶學源出朱舜水，朱舜水甚敬王陽明，其高曾墳與陽明塋比鄰，自云：“王文成為仆里人，然燈相熠，鳴雞相聞”；其學標榜朱子，實際與陽明學派亦不相衝突。明治維新時所謂“草莽志士”，有出手陽明學的，也有出於水戶學的。觀於會澤正志齋的《新論》為維新時代的經典，也為吉田松陰獄中的讀物，可以想見。總之，在第三時期，私學與官學對立，在封建社會的瓦解過程中，陽明學是有進步意義的支配時代的代表思想。陽明學之外尚有獨立學派如安藤昌益之著《自然真營道》與《統道真傳》，山片蟠桃之著《夢之代》，三浦梅園之著《梅園三語》，司馬江漢之著《天地理譚》、《春波樓筆記》，他們思想雖尚未完全擺脫宋學所用的術語，但因受“蘭學”的影響，均極接近於唯物主義，這是後話，這裡只表過不提。現在所應特別提出使人注意的，就是日本宋學的時代是完全過去了。現代所謂朱子學已完全是反動封建思想的大本營，把水戶學的大義名分論與尊皇精神為骨幹來提倡帝國主義日本，和從朱子學中特別表揚山崎暗齋學統的國體思想，認為儒道即神道、皇國即神國。這一對荒謬的說法，已經脫出學術研究範圍，而且把垂加神道代替了朱子學了。即因現代日本儒教已經成為法西斯主義思想之一流派，所以我們在講日本的朱子學派時，不能不先嚴格分別在朱子派中當時可稱為進步思想的成分與後來成為反動法西斯思想根源的成分。朱子學的進步作用，在日本是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然而追溯它的起源、歷史和派別，則不能不抱一種科學的客觀態度來加以分析和批判。
京師朱子學派
藤原惺窩 日本朱子學的展開是從藤原惺窩(1561—1615；元和元年——永祿四年)開始，惺窩名肅，字斂夫，號惺窩，又號紫立於，播磨人。黃遵憲《日本國志》卷三二，《學術志》一云：
自藤原肅始為程朱學，師其說者，幾百五十人。又注云：
時海內喪亂，日尋干戈，文教掃地，而惺窩獨唱道學之說。先是講宋學者，以僧元惠為始，而其學不振。自惺窩專奉朱說，林羅山、那波活所皆出其門，於是乎朱學大興。物茂卿日：“昔在邃古，吾東方之國，泯泯乎罔知覺，有王仁氏而後民始識學，有黃備氏而後經藝始傳，有菅原氏而後文史可誦，有惺窩而後人人知稱天語聖。四君子者雖世尸祝乎學宮可也”。
案物茂卿即荻生徂徠，此《與都三近書》中語，載《徂徠集》卷廿八，又見《先哲叢談》藤原惺窩條。黃備氏即吉備真備。巨正純、巨正德撰《本朝儒宗傳》論及此云：
自應神仁德儒教遍布天下，政綱大行，一千五百年暨足利家，儒教盡亡，天下皆為野狐精，偶看佛經者禪僧，而假文字不貴經理，使於異邦，司於鄰好，亦為禪僧職，於是仁孝之政息，忠信之民荒，而兵戈無定，臣弒君，子奪父，本朝壞亂，極於此時矣。膺星聚奎之運，惺窩先生中興此道，門弟益進，施學諸州，上下始識有道。……嗟大哉!斂夫之功，其功不在王仁、南淵、吉備、善公、江帥之下。
這就是說，惺窩的最大貢獻，在擺脫禪學的束縛，使儒學走向獨立的路上去。儒學已不是訓詁章句的舊套，而是向著倫理方面的轉化；儒學不是什麼禪僧倡導的緇流文學，而是萬人所依據的道學；就這一點惺窩遂成為日本近世儒學史上的開山人物。據他自述也說：
日本諸家言儒者，自古至今唯傳漢儒之學，而未知宋儒之理。四百年來不能改其舊習之弊。卻是漢儒非宋儒，實可憫笑。……余自幼無師，獨讀書自謂漢唐儒者，不過記誦詞章之間，說注釋、音訓標題事跡耳。決無聖學誠實之見識矣。……若無宋儒，豈續聖學之絕緒哉!
但他也不絕對排斥漢唐之學。他說：“宋儒之高明，誠吾道之日月也。漢唐訓詁之儒，僅釋一二句，費百千萬言，然淺近如此”。又云：“漢唐訓詁之學，亦不可不一涉獵者也，其器
物名數典刑，雖曰程朱，依焉而不改者伙矣，讓矣而不注者數矣。所謂《十三經疏》雲者，魚亦所欲也耶?”他對先儒訓解的工作，是取寬大接受的態度的。惺窩早年削髮為僧，名宗葬，號妙壽院，後悟其非，遂歸於儒，當他和五山僧徒同賦詩於相國寺的時候，他也是一個佛教徒。但他的思想改變，也正在此時。萬曆十八年(1590；天正十八年)山前荷蕢《柴立子說贈葬上人》自稱“子釋氏之流，而我聖人之徒”，又以立志與自立勸勉惺窩。這大概就是使惺窩離佛教就儒教之一誘因。
惺窩弟子林羅山作《惺窩先生行狀》中云：
先生以為，我之從事於釋氏，然有疑於心。讀聖賢書，信而不疑。道果在茲，豈人倫外哉!既絕人種，又滅義理，是所以為異端也。
又《惺窩問答》中云：
先生日：“當世天下困窮，人民罷敝，蓋由游手者眾多也，食粟之家有餘，力農之夫不足。所謂長安百貨皆貴，蓋此故也”。……余(羅山)以為游手者十，而為浮屠者五六。
……
但是學問世襲化在這時候雖可保存一線學脈，而其流弊卻將學問據為少數貴族所有。在平安朝初期，“高才未必貴種，貴種未必高才。且夫王者之用人，惟才是貴，朝為廝養，夕登公卿，而況區區生徒，何拘門資”?而到了平安朝末期，由於一方面在外遣唐使的廢止，在內藤原氏貴族的權勢日增，再加以學問的世襲化，結果正如《類聚符宣抄》所云：“寬平以後只有儒後儒孫，相承父祖之業，不依門風，偶攀仙桂者，不過四五人而已。”又《朝野群載》卷一三、長保四年(1002)五月二十七日附大江匡衡所作奏文，可見這情形已經十分嚴重。
右伏檢故實，菅原大江兩氏建立文章院，分別東西曹司，為其門徒習儒學，著氏姓者濟濟於今不絕。因斯此兩家之傳門業，不論才不才，不拘年齒。菅原為紀以七年應舉，其時有高岳相如、賀茂保胤者，雖富才不爭。大江定基以五代當仁，其時有田中齊名弓削以言者，雖工文不競，然則累代者見重，起家者見輕明矣。
平安朝末期儒學的衰頹，和世襲的學問制度有很大關係。降至保延元年(1135)，大學寮“黌舍頹弊，鞠為茂草蘋蘩蘊藻之奠，有煩於備其供；縉紳青襟之徒，無處於容其身”。再降
至仁平三年(1153)以後“正廳顛倒，無其棟樑，仍近來以明經道屋為正廳”。大學寮的盛衰，標誌著以儒教思想為基調的律令政治的盛衰。平安朝末期雖釋奠仍存，證明儒教還未絕滅，但律令政治卻已顯呈動搖無力的景象。佛教思想的新宗派，尤其是淨土與禪，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動向，而儒教之一線不絕相延，也即由於這新宗派——禪宗的輸入，給儒教做了掩護，因而又帶來了日本儒教之嶄新的黎明時代。鎌倉、南北朝、足利時代的宋學之傳播，便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
此詩說者謂可見南學的精神。宣義逝世不久，宣直果為本：山梅慶所滅。宜義之子求馬時在魔城，城陷力戰而死。《南學傳》稱之曰：
宣義父子之死，忠孝兼成一家之風，亶千古之赤心，不負所學者也。
忍性、如淵、信西三人皆僧徒，稱南學三叟。忍性初稱忍藏主，居土佐五台山的吸江寺，天資敏悟，能講經書。如淵又號信西堂，為吉良宣義之甥，嘗游京師妙心寺，後歸鄉師事梅
軒，涉覽儒書，寓於吉良親實之邸。蓋如淵為親實的異父兄，常好靜坐，作內省工夫，訓學生曰：
靜觀本心之靈明，夜氣之湛深，以植應事接物之根本。
其說頗接近王陽明，吉良親實信從如淵之說，與同志大歧川玄蕃、一官飛驛等謀，聚有氣概者數十人，建校舍，設課程，以如淵、忍性為師，讀書講武，土人云集。天正十六年(1588)
親實遇讒死，玄蕃、飛驛等伏誅，不久如淵也被殺，忍性蒙冤而死。其辭世之辭云：
五蘊聚散處，人間作古今。不生還何滅，洞然常法心。
不失禪僧本色。於是梅軒之學派不絕如線。惟同門有天室叟獨存。天室與惺窩羅山為同時人，在慶長永和之際，誘掖書生，砥礪經義，學者多出其門。其中翹楚為谷時中，傳梅軒以來的新義，為南學之祖。後寬永、正德時，如小倉三省、野中兼山、山崎暗齋諸儒輩出，南學流布勃興於東西各處，這是後話。
總而言之，吉野室町時代的儒學，其初為五山禪僧所獨占，禪學與宋學合流。其後乃由五山儒學分為公卿博士、薩南、海南等三學派。室町時代末，宋學思想漸占統治地位，尤其當時勃興之地方大名如大內氏、島津氏、菊池氏，均受儒教的影響，積極地以儒教為其領內封建統治之理論基礎。因此儒教乃相當普及，地域的弘布也逐漸廣闊，這已經是為江戶時代之儒學全盛時代，建立了有利條件，而且是為這而鋪平道路了。
由此可見日本宋學並不單純受中國思想的影響，是有它哲學自身的發展規律的。即就所受中國各派哲學的影響來說，也只有通過日本的社會經濟條件和日本封建社會的階級分化，才可看出其所起的不同影響。日本宋學並不以朱子學為獨尊，也如中國一樣，朱子學之外尚有陸王學派，有浙學派。德川三百年的宋學的發展，雖在統治階級方面，嚴禁異學，以《論》、《孟》、《學》、《庸》的《四書集注》為士人的精神教育，但在民間方面卻相反地發展了與朱子學對立的古學派與陽明學派。他們儘管是不當權派，甚至於被壓迫和被放逐，卻無疑乎在學術思想方面曾經開闢了新的一代，而給日本文化放出更多的光彩。歷史上的德川時代可分為三個時期，實際也就代表了宋學三分派之發展的時期，即：
第一時期，家康——吉宗(1603；慶長八年——1735；享保二十年)——朱子學時代；
第二時期，吉宗——家治(1736；元文元年——1788；天明八年)——古學時代；
第三時期，家齊——慶喜(1789；寬政元年——1868；明治元年)——陽明學時代。
當然在第三時期以陽明學為主導思想之外，我們也不要忘卻了朱子學派中之“水戶學”，與從古學轉變而來之“考證學派”，至如“折衷學派”則為徂徠學與朱子學的混合物，實際即
是調和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而歸結於唯心主義的思想體系。水戶學源出朱舜水，朱舜水甚敬王陽明，其高曾墳與陽明塋比鄰，自云：“王文成為仆里人，然燈相熠，鳴雞相聞”；其學標榜朱子，實際與陽明學派亦不相衝突。明治維新時所謂“草莽志士”，有出手陽明學的，也有出於水戶學的。觀於會澤正志齋的《新論》為維新時代的經典，也為吉田松陰獄中的讀物，可以想見。總之，在第三時期，私學與官學對立，在封建社會的瓦解過程中，陽明學是有進步意義的支配時代的代表思想。陽明學之外尚有獨立學派如安藤昌益之著《自然真營道》與《統道真傳》，山片蟠桃之著《夢之代》，三浦梅園之著《梅園三語》，司馬江漢之著《天地理譚》、《春波樓筆記》，他們思想雖尚未完全擺脫宋學所用的術語，但因受“蘭學”的影響，均極接近於唯物主義，這是後話，這裡只表過不提。現在所應特別提出使人注意的，就是日本宋學的時代是完全過去了。現代所謂朱子學已完全是反動封建思想的大本營，把水戶學的大義名分論與尊皇精神為骨幹來提倡帝國主義日本，和從朱子學中特別表揚山崎暗齋學統的國體思想，認為儒道即神道、皇國即神國。這一對荒謬的說法，已經脫出學術研究範圍，而且把垂加神道代替了朱子學了。即因現代日本儒教已經成為法西斯主義思想之一流派，所以我們在講日本的朱子學派時，不能不先嚴格分別在朱子派中當時可稱為進步思想的成分與後來成為反動法西斯思想根源的成分。朱子學的進步作用，在日本是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然而追溯它的起源、歷史和派別，則不能不抱一種科學的客觀態度來加以分析和批判。
京師朱子學派
藤原惺窩 日本朱子學的展開是從藤原惺窩(1561—1615；元和元年——永祿四年)開始，惺窩名肅，字斂夫，號惺窩，又號紫立於，播磨人。黃遵憲《日本國志》卷三二，《學術志》一云：
自藤原肅始為程朱學，師其說者，幾百五十人。又注云：
時海內喪亂，日尋干戈，文教掃地，而惺窩獨唱道學之說。先是講宋學者，以僧元惠為始，而其學不振。自惺窩專奉朱說，林羅山、那波活所皆出其門，於是乎朱學大興。物茂卿日：“昔在邃古，吾東方之國，泯泯乎罔知覺，有王仁氏而後民始識學，有黃備氏而後經藝始傳，有菅原氏而後文史可誦，有惺窩而後人人知稱天語聖。四君子者雖世尸祝乎學宮可也”。
案物茂卿即荻生徂徠，此《與都三近書》中語，載《徂徠集》卷廿八，又見《先哲叢談》藤原惺窩條。黃備氏即吉備真備。巨正純、巨正德撰《本朝儒宗傳》論及此云：
自應神仁德儒教遍布天下，政綱大行，一千五百年暨足利家，儒教盡亡，天下皆為野狐精，偶看佛經者禪僧，而假文字不貴經理，使於異邦，司於鄰好，亦為禪僧職，於是仁孝之政息，忠信之民荒，而兵戈無定，臣弒君，子奪父，本朝壞亂，極於此時矣。膺星聚奎之運，惺窩先生中興此道，門弟益進，施學諸州，上下始識有道。……嗟大哉!斂夫之功，其功不在王仁、南淵、吉備、善公、江帥之下。
這就是說，惺窩的最大貢獻，在擺脫禪學的束縛，使儒學走向獨立的路上去。儒學已不是訓詁章句的舊套，而是向著倫理方面的轉化；儒學不是什麼禪僧倡導的緇流文學，而是萬人所依據的道學；就這一點惺窩遂成為日本近世儒學史上的開山人物。據他自述也說：
日本諸家言儒者，自古至今唯傳漢儒之學，而未知宋儒之理。四百年來不能改其舊習之弊。卻是漢儒非宋儒，實可憫笑。……余自幼無師，獨讀書自謂漢唐儒者，不過記誦詞章之間，說注釋、音訓標題事跡耳。決無聖學誠實之見識矣。……若無宋儒，豈續聖學之絕緒哉!
但他也不絕對排斥漢唐之學。他說：“宋儒之高明，誠吾道之日月也。漢唐訓詁之儒，僅釋一二句，費百千萬言，然淺近如此”。又云：“漢唐訓詁之學，亦不可不一涉獵者也，其器
物名數典刑，雖曰程朱，依焉而不改者伙矣，讓矣而不注者數矣。所謂《十三經疏》雲者，魚亦所欲也耶?”他對先儒訓解的工作，是取寬大接受的態度的。惺窩早年削髮為僧，名宗葬，號妙壽院，後悟其非，遂歸於儒，當他和五山僧徒同賦詩於相國寺的時候，他也是一個佛教徒。但他的思想改變，也正在此時。萬曆十八年(1590；天正十八年)山前荷蕢《柴立子說贈葬上人》自稱“子釋氏之流，而我聖人之徒”，又以立志與自立勸勉惺窩。這大概就是使惺窩離佛教就儒教之一誘因。
惺窩弟子林羅山作《惺窩先生行狀》中云：
先生以為，我之從事於釋氏，然有疑於心。讀聖賢書，信而不疑。道果在茲，豈人倫外哉!既絕人種，又滅義理，是所以為異端也。
又《惺窩問答》中云：
先生日：“當世天下困窮，人民罷敝，蓋由游手者眾多也，食粟之家有餘，力農之夫不足。所謂長安百貨皆貴，蓋此故也”。……余(羅山)以為游手者十，而為浮屠者五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