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日丹諾夫
- 外文名：Zhdanov
簡介,日丹諾夫簡介,案件牽連,事件內幕,
簡介
1949年列寧格勒黨組織的一大批負責幹部和著名人士突然被捕。此案牽連到聯共中央領導人，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家計委主席沃茲涅先斯基，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庫茲涅佐夫以及俄羅斯聯邦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羅吉奧諾夫。1950年9月，最高法院軍事法庭確定以上三人犯有“叛國罪”，判處死刑。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上宣布這是貝利亞等人策劃的冤案，宣布為受害者和列寧格勒黨委會恢復名譽。1957年2月，蘇共中央監委會決定恢復沃茲涅先斯基等人的黨籍。
日丹諾夫簡介
日丹諾夫是曾經是史達林最寵愛的理論家，在基洛夫遇刺後長期擔任列寧格勒市委書記。戰後他以教條主義的態度，開展了一系列整肅文藝的運動。他在1948年時還很年輕就逝世了，他的死沒有什麼秘密也沒有什麼陰謀，而是死於突發的心臟病。他死後由馬林科夫接替他成為史達林有可能的接班人。日丹諾夫是個悲劇人物，他的悲劇不在於他的生，還在於他的死。生造就了他的悲劇，死延續了他的悲劇......
案件牽連
1953年1月13日，一個震驚世界的訊息傳來——前蘇聯領導人日丹諾夫是被在克里姆林宮醫院工作的猶太醫生謀殺了！這個被稱為“醫生陰謀”的案件，牽連了蘇聯當時許多著名的醫生，並且有好幾個醫生承認參與了這場可怕的陰謀。很快，大規模的逮捕席捲而來……這就是所謂的"日丹諾夫案件”又稱“列寧格勒案件”。在馬林科夫的授意下清除了日丹諾夫在列寧格勒的親信，庫茲涅佐夫、沃茲涅先斯基先後被害，只有柯希金倖存。
在這件案子裡遭到逮捕、審判和槍斃的是那些在戰爭中曾經保衛過列寧格勒的人。在史達林策劃的案件當中，這大概是最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個。關於被捕者的情況沒有任何記錄，庭審和判決情況也沒有公布。親人們也不懷疑，他們的父親和丈夫已被槍決。
而在此案中被槍決的不是那些醫生一破壞分子，不是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而是年輕的黨務工作者，列寧格勒保衛戰的組織者。所有這些人都是被史達林發現並由他提拔上來的。他們當中包括：中央書記阿列克謝·亞歷山德羅維奇·庫茲涅佐夫．政治局委員、國家計委主任兼政府副主席尼古拉·阿列克謝耶維奇·沃茲涅先斯基，中央組織部成員、俄聯邦部長會議主席米哈伊爾·伊萬諾維奇·羅季奧諾夫。
這些列寧格勒人受到的指控是，他們進行了破壞活動，使列寧格勒黨組織同中央委員會對抗。當局還說，他們想建立俄羅斯共產黨，以便提高俄聯邦在蘇聯的地位並將俄羅斯政府從莫斯科遷往列寧格勒。
報紙上對“列寧格勒案”隻字未提。但在龐大的黨內機構中都知道，整個一個黨組織受到了懲罰。數百名來自列寧格勒的黨務工作者--當時他們已是遍布全國各地--被抓進監獄，撤銷職務。黨的機關工作人員也知道，國內沒有，也不會有一人幸免於難。這是一次警示性的懲罰。
事件內幕
戰後圍繞著史達林的力量是這樣分布的：貝利亞、馬林科夫都與分管經濟問題的別爾烏辛和薩布羅夫保持著緊密的工作關係。他們是一個派別。他們把自己人提到政府有影響的職位上來。接下來加入這一派的是布爾加寧和赫魯雪夫，還是前者領導莫斯科蘇維埃，後者領導莫斯科市黨委時兩人就交好了。
“第二派，後來稱為列寧格勒派，”據蘇多普拉托夫的看法，“包括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國家計委領導人沃茲涅先斯基，黨中央第二書記日丹諾夫，負責幹部、其中也包括國家安全機關幹部的中央書記庫茲涅佐夫，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主席羅季奧諾夫，部長會議分管輕工業和財政的副主席柯西金……這一派任命自己人擔任區黨組織的書記。”
隨著史達林越來越常提出應該選擇黨和國家領導的繼承人問題，國家領導人中間的鬥爭也加劇了。莫洛托夫回憶：“戰後史達林曾打算退休並在用餐時說：‘現在讓維亞切斯拉夫工作一下。他比較年輕。’談話是在他的別墅里，範圍比較小。”1946年5月與史達林會見的南斯拉夫人士的回憶也證實了這一點，當時史達林說，取代他的“將是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
很長時間以來人們認為莫洛托夫可能成為史達林的繼承人，對此米高揚寫道：“大家明白，繼承人要是俄羅斯人，而且總的來說，莫洛托夫顯然是個人物。”但是史達林對莫洛托夫的態度有所改變，其原因下面再說，據米高揚說，史達林在部長會議中把希望寄托在沃茲涅先斯基身上。
據Я．E．恰達耶夫說，“史達林相當器重沃茲涅先斯基的智慧和組織才能，交付給他比較重要的事”。像蘇聯的許多年輕領導人一樣，沃茲涅先斯基與大多數政治局委員不同，他受過高等教育。從一切跡象來判斷，沃茲涅先斯基身上吸引史達林的是他領導計畫部門的經驗以及使他成為蘇聯科學院院士的政治經濟學方面的紮實的理論功底。恰達耶夫寫道：“在我的記憶中沃茲涅先斯基是個有魄力、原則性強和內行的領導人。這個人有廣闊的視野，精力充沛，對問題深思熟慮，兼有大政治家的分析頭腦和遠見，以及經濟幹部的幹練和認真務實……他注意的中心是完善計畫的問題……但是他不會掩飾自己的情緒，過於暴躁。而且不好的情緒表現為極易動怒，高傲和自大……無論哪個工作人員去他那裡受召見時，都不知道一切是否會順利，都希望他別突然發火，別劈頭蓋臉拋出辛辣的諷刺、刻毒的嘲笑。尼古拉·亞歷山德羅維奇有一個談話的習慣：從吹毛求疵開始。”沃茲涅先斯基性格上的優點和弱點都造成了他很快就在政治局裡樹敵。
馬林科夫和貝利亞對沃茲涅先斯基在十八次黨代表會議（1941年2月）上所作的報告草案作了否定的評述，恰達耶夫可以證明。“史達林肯定了沃茲涅先斯基的報告。貝利亞和馬林科夫的修改意見沒有受到注意，這引起了他們的暗中不滿。確實，他們沒有公開說出這一點，但是他們對沃茲涅先斯基的非凡才能簡直懷著難以遏制的嫉妒，難以自拔。而主要是難以掩飾的嫉恨——因為史達林對他充滿巨大的信任。”
同事們對沃茲涅先斯基這樣的態度加上他又喜歡把任何分歧尖銳化，這就形成了他和其他國家領導人發生無休止衝突的土壤。H．K．巴伊巴科夫在自己的回憶中指出，沃茲涅先斯基與卡岡諾維奇有“特別尖銳的衝突”。他記得沃茲涅先斯基與貝利亞也有衝突。
其他政治局委員對沃茲涅先斯基顯然也並不喜歡。米高揚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評價說沃茲涅先斯基在政治經濟學方面有豐富的知識，同時也說出了對他的某些理論觀點的懷疑，還注意到國家計委主席對蘇聯國民經濟的具體實際情況不夠了解。米高揚在批評沃茲涅先斯基“自負”和“傲慢”的同時，指責他有“沙文主義”和對非俄羅斯人的不容忍態度。顯然，史達林也相信沃茲涅先斯基有“大國沙文主義”的毛病。米高揚寫道，“史達林甚至對我們說，沃茲涅先斯基是少有的大國沙文主義者。對於他來說，史達林說，不僅喬治亞人和亞美尼亞人，甚至烏克蘭人都不是人”。史達林仍然認為沃茲涅先斯基是領導國家經濟方面工作的接班人，同時他開始尋找黨的領導人的候選人。
米高揚寫道，“好像這是1948年。有一次史達林把所有在黑海地區休養的人召到里察湖畔自己的別墅。在那裡他當著大家的面宣布，政治局委員們在變老。（雖然大部分人五十歲多一點，都比史達林年輕十五至十七歲，除了莫洛托夫，但就是他也跟史達林差十一歲。）史達林指著庫茲涅佐夫說，未來的領導人應該是年輕的（他四十二到四十三歲），總之，這樣的人將來能成為領導黨和中央的他的繼承人”。據米高揚說，“史達林提出庫茲涅佐夫，絲毫也不傷害日丹諾夫，相反還加強他的陣地，因為是日丹諾夫親自推薦他當中央書記的，而且，多半是把幹部和國家安全部交給他監督”。
米高揚認為，庫茲涅佐夫不應該占據監督幹部和國家安全部的中央書記的職位。根據在政治的奧林匹斯山歷練出來的豐富經驗，米高揚寫道：“庫茲涅佐夫應該拒絕這么大的權力，應該耍點小聰明，迴避開。但是日丹諾夫是他的主要顧問。 日丹諾夫則相反，多半是為了把馬林科夫和貝利亞與最重要的問題隔離開來，才把他推薦給史達林的。當然，庫茲涅佐夫立即就有了敵人：馬林科夫、貝利亞、阿巴庫莫夫。暫時日丹諾夫還活著，他們就等著。再說他們也什麼都不能做。”史達林聲稱他認為庫茲涅佐夫是他的領導黨的繼承人，依米高揚之見，這“對庫茲涅佐夫來說是個不好的差使，指的是有人暗中想得到這個角色”。但是很顯然，史達林明顯地傾向於把沃茲涅先斯基看做是蘇聯經濟的未來領導人，對沃茲涅先斯基來說也是“不好的差使”。
史達林說出器重庫茲涅佐夫和沃茲涅先斯基，破壞了現有集體確定的法則，在這個集體裡嚴格遵循著這一點：提升級別取決於在該集體中的資歷。無論是庫茲涅佐夫還是沃茲涅先斯基，在國家領導層中都是新手。沃茲涅先斯基只是在1947年才成為政治局委員，而庫茲涅佐夫甚至不是政治局候補委員，1946年起也只是中央書記和組織部成員。由於史達林“繞過”了所有資深的政治局委員提出這兩人，除了史達林本人，所有的領導成員都聯合起來反對他們。
據巴伊巴科夫說，反對沃茲涅先斯基，後來則是反對“列寧格勒派”其他成員的陰謀發起者是貝利亞。這一點也得到米高揚和赫魯雪夫的證實。後者回憶道：“每當制訂一次國民經濟計畫，沃茲涅先斯基經常與貝利亞斗。貝利亞有許多受其領導的人民委員部，因此要求給它們最大一份資金，而沃茲涅先斯基作為國家計委主席想要使國家經濟平衡發展。”
1948年8月31日“列寧格勒派”領導人А．А．日丹諾夫猝然去世後不久，貝利亞交給史達林一張字條，這是國家計委副主席波馬茲涅夫寫給沃茲涅先斯基的，其中說：“我們向政府報告過，今年的計畫第一季度超過了去年第四季度的水平。但是研究統計報表得出的結果是，第一季度的計畫低於去年第四季度達到的生產水平，因此情況與往年一樣。”米高揚回憶：“這張字條是打字機打出來的。沃茲涅先斯基收到它以後，就手簽了‘到此為止’，未作進一步處理。而他是有責任向中央報告這一字條並作出解釋的。他想，誰也不會注意到這事，就決定把字條束之高閣。結果就弄巧成拙，他成了主要罪人。貝利亞拿出了這張字條，弄到這張字條的是國家計委的一名工作人員，他替國家安全部門工作，是名間諜。”
貝利亞清楚地知道，史達林不能容忍欺騙，抓到誰撒謊，他會勾去此人過去的全部功績。據米高揚說，獲悉國家計委偽造報表，“史達林很是震驚。他說，這不可能，他馬上讓部長會議的有關局檢查這一事件，並召來沃茲涅先斯基。局裡檢查以後，一切得到了證實，並向史達林作了匯報。史達林怒不可遏：‘這么說，沃茲涅先斯基在欺騙政治局和我們，像欺騙傻瓜一樣，在矇騙？怎么能容許政治局委員欺騙政治局？這樣的人無論是在政治局還是在國家計委都不能留！’這時貝利亞提及1941年6月沃茲涅先斯基說過的話：‘維亞切斯拉夫，向前走，我們跟著你。’這當然是火上澆油，史達林就不再相信沃茲涅先斯基了”。作出決定把沃茲涅先斯基開除出政治局並解除蘇聯國家計委主席的職務。米高揚沒有說他在作這一決定的過程中起什麼作用。多半是把沃茲涅先斯基看做危險的競爭者的絕大多數政治局委員作出這個決定的。
赫魯雪夫回憶：“我記得被解除職務的沃茲涅先斯基還常在史達林那裡用午餐……雖然史達林解除了他的職位，但是還在猶豫，顯然，他相信沃茲涅先斯基的誠實。我記得，史達林不止一次地問馬林科夫和貝利亞：‘怎么，什麼工作都不給沃茲涅先斯基嗎？他就什麼事也不幹嗎？應該給他工作，你們幹嗎拖延著？’‘我們正在考慮。’他們回答，過了些時候，史達林又問：‘為什麼不給他事做？也許，把國家銀行交給他？他是金融家、經濟學家，他懂這個，讓他領導國家銀行。’誰也不反對，可是提議沒有付諸實施。”赫魯雪夫只是歸罪於馬林科夫和貝利亞，隻字不提為什麼無論誰，也包括他自己，不出來袒護沃茲涅先斯基，不試圖給他找到合適的工作。這並不偶然。蘇多普拉托夫不無理由地寫道：“馬林科夫、貝利亞和赫魯雪夫要消滅列寧格勒派的理由是顯而易見的：加強自己的權力。他們害怕年輕的列寧格勒隊伍來接史達林的班。”
米高揚寫道：“時光流逝，沃茲涅先斯基沒有得到任何任命。史達林先是想把他派往中亞去領導中央中亞局，但是在考慮、準備方案時，看來史達林加深了對沃茲涅先斯基的不信任。過了幾個星期史達林說，不能組織中央中亞局，因為如果沃茲涅先斯基領導中央中亞局，在那裡他也將會欺騙。因此史達林提議把他派到托木斯克大學當校長。談話的精神是這樣。過了兩個月，沃茲涅先斯基打電話給史達林，史達林沒有接。他給我們打電話，但是，除了擬議中的事我們也無法說什麼明確的話。後來史達林作出了決定——把沃茲涅先斯基開除出中央。”當然，這決定不是史達林一個人，而是整個國家的領導作出的。
這時另一個史達林繼承人的候選人А．А．庫茲涅佐夫也墜落了。這一次欺騙的證據起了決定性作用。有市委和州委領導參加的列寧格勒黨代表會議的選舉結果是偽造的，這一事實得到了確認。同時還有補充報告說，1949年1月在列寧格勒舉行的全俄博覽會期間浪費了不少食品，這事隱瞞了政府。這些報告使史達林不僅反對庫茲涅佐夫，而且也反對列寧格勒和列寧格勒州的其他領導人。據米高揚說，馬林科夫和貝利亞“不知怎么說服了史達林把庫茲涅佐夫打發去了遠東，為此還想出了建立中央遠東局……就像為沃茲涅先斯基設立了中央中亞局一樣，這是專門想出來的一個級別，以便在史達林不同意採取更為嚴厲的措施時用”。
既然相信了沃茲涅先斯基、庫茲涅佐夫和其他人喜歡欺騙，史達林也就失去了對他們的信任並準備相信對他們撒謊和欺騙的其他的指控。況且不僅僅馬林科夫和貝利亞，而且還有其他的政治局委員收集了有損於這些“列寧格勒派”競爭者名譽的材料。最終成為“列寧格勒案”基礎的材料包括指控庫茲涅佐夫和沃茲涅先斯基把列寧格勒與莫斯科，俄羅斯與其餘的聯盟共和國對立起來，因此計畫把涅瓦河上的城市宣布為俄羅斯的首都並建立單獨的俄羅斯共產黨（直至1990年在俄羅斯沒有像其他共和國里存在的單獨的共產黨組織）。不久對庫茲涅佐夫和沃茲涅先斯基及其他人提出指控，說他們試圖策劃反政府陰謀和背叛祖國。雖然赫魯雪夫說他與這些指控沒有任何關係，但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他承認：“我認為有可能在此案的偵訊材料中，我的簽名也和其他人的簽名在一起。”大概，除了赫魯雪夫，其他政治局委員也要求逮捕這些人。
1949年春天，沃茲涅先斯基、庫茲涅佐夫、羅季奧諾夫，還有列寧格勒市委書記波普科夫被捕。不久在列寧格勒逮捕了二百人左右（不是如Э．拉津斯基認為的二千人）。1950年9月底列寧格勒案的主要案犯被交付非公開審判，該市有六百名黨員積極分子出席了審判。被告被判以最高刑罰而槍決。被算做“列寧格勒派”的人中只有柯西金保全了生命，但是他的地位也動搖了一下，十九大以後他才重又進入蘇共中央主席團，但只是候補委員。（“列寧格勒案”也打擊到了米高揚，庫茲涅佐夫被捕前夕米高揚的兒子與他的女兒結婚。）
粉碎“列寧格勒派”讓留在政治局的那些人進一步鞏固了地位。蘇多普拉托夫公正地指出，“史達林統治的最後幾年，馬林科夫、布爾加寧、赫魯雪夫和貝利亞進入了領導人的小圈子”。史達林有理由對他們感到滿意，因為他們中大部分人（大概，布爾加寧例外）極有工作能力，對政治局作出的決定堅決執行。但是史達林未必能無憂無慮地放手讓他們領導國家，因為在“列寧格勒案”之前他不認為他們中任何人有可能成為他的繼承人。雖然他大概不懷疑“列寧格勒派”成員有欺騙行為，也許還有陰謀的罪責，他也未必沒有看清沃茲涅先斯基等人的“揭發者”的自私動機。同時他非常明白，在“冷戰”條件下國家領導中有一絲分裂的跡象都會被蘇聯的敵人利用，甚至可能挑起戰爭。因此在國內沒有宣布“列寧格勒案”和逮捕沃茲涅先斯基、庫茲涅佐夫及幾十個人的事。不過是在例行的節日慶祝時不再把沃茲涅先斯基的肖像與其他政治局委員的肖像一起掛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