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國際政治精品文庫:改變世界的七年》為我們全方位地展現了戈巴契夫執政7年來所進行的改革圖景。作者阿奇·布朗教授使用了大量檔案檔案，以“剝洋蔥”的方式一點一滴、層層深入地為我們分析了戈巴契夫發動的改革及其給蘇聯和世界帶來的根本變化。相信讀者能與譯者一樣，從《新華國際政治精品文庫:改變世界的七年》中了解和學習到更多知識，不僅僅是關於蘇聯的歷史，也有治學研究的態度和方法。
基本介紹
- 書名：新華國際政治精品文庫:改變世界的七年
- 作者：阿奇•布朗 (Archie Brown)
- 出版社：新華出版社
- 頁數：278頁
- 開本：16
- 品牌：新華出版社
- 外文名：Seven Year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 譯者：韓凝
- 出版日期：2013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16601655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專業推薦,媒體推薦,名人推薦,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新華國際政治精品文庫:改變世界的七年》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是事後的觀察和思考。由於蘇聯解體，許多檔案資料解密，上述兩個部分的寫作就參考了許多檔案，受益頗多。第二部分則帶有“實時”寫作的色彩，也就是說這些文章都是在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蘇聯仍處於巨大轉變的過程中寫作的。
作者簡介
作者：（英國）阿奇·布朗（Archie Brown） 譯者：韓凝 許寶友 張文成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阿奇·布朗所撰寫的《改變世界的七年》一書，深入而客觀地評價了戈巴契夫的改革。我相信，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將沒有作品能夠取代這本書的地位，取代這本書對這段影響了俄羅斯和整個國際關係歷史的精闢剖析。
——前美國駐蘇聯大使（1987—1991），馬特洛克
《冷戰研究月刊》
阿奇·布朗在研究戈巴契夫的專家中間具有權威地位。
——前英國駐莫斯科大使（1988—1992），克布雷斯威特爵士
《莫斯科時報》
這是眾多有關戈巴契夫的傳記中最為重要的一部作品，披露這位改革者內心和改革過程中鮮為人知的內幕。這本書要向我們闡明的核心思想是戈巴契夫通過改變蘇聯也改變了這個世界，並且他將這二者出色地融為了一體。
——列伐福德，《外交事務雙月刊》
——前美國駐蘇聯大使（1987—1991），馬特洛克
《冷戰研究月刊》
阿奇·布朗在研究戈巴契夫的專家中間具有權威地位。
——前英國駐莫斯科大使（1988—1992），克布雷斯威特爵士
《莫斯科時報》
這是眾多有關戈巴契夫的傳記中最為重要的一部作品，披露這位改革者內心和改革過程中鮮為人知的內幕。這本書要向我們闡明的核心思想是戈巴契夫通過改變蘇聯也改變了這個世界，並且他將這二者出色地融為了一體。
——列伐福德，《外交事務雙月刊》
名人推薦
阿奇·布朗所撰寫的《新華國際政治精品文庫:改變世界的七年》一書，深入而客觀地評價了戈巴契夫的改革。我相信，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將沒有作品能夠取代這本書的地位，取代這本書對這段影響了俄羅斯和整個國際關係歷史的精闢剖析。
——前美國駐蘇聯大使（1 987—1 991），馬特洛克 《冷戰研究月刊》
阿奇·布朗在研究戈巴契夫的專家中間具有權威地位。
——前英國駐莫斯科大使（1988—1992），克布雷斯威特爵士 《莫斯科時報》
這是眾多有關戈巴契夫的傳記中最為重要的一部作品，披露這位改革者內心和改革過程中鮮為人知的內幕。這本書要向我們闡明的核心思想是戈巴契夫通過改變蘇聯也改變了這個世界，並且他將這二者出色地融為了一體。
——列伐福德，《外交事務雙月刊》
——前美國駐蘇聯大使（1 987—1 991），馬特洛克 《冷戰研究月刊》
阿奇·布朗在研究戈巴契夫的專家中間具有權威地位。
——前英國駐莫斯科大使（1988—1992），克布雷斯威特爵士 《莫斯科時報》
這是眾多有關戈巴契夫的傳記中最為重要的一部作品，披露這位改革者內心和改革過程中鮮為人知的內幕。這本書要向我們闡明的核心思想是戈巴契夫通過改變蘇聯也改變了這個世界，並且他將這二者出色地融為了一體。
——列伐福德，《外交事務雙月刊》
圖書目錄
序言
第一章導論
第二章戈巴契夫：克里姆林宮的新主人
第三章蘇聯改革的第一階段，1985—1986年
第四章1987—1989年，根本的政治變革
第五章蘇聯政治體制改革
第六章改革的起源與發展：制度雙重性還是公民社會？
第七章制度的瓦解與國家的解體
第八章共產主義轉型中的國際影響
第九章結束冷戰
第十章透視戈巴契夫及其時代
注釋
譯後記
第一章導論
第二章戈巴契夫：克里姆林宮的新主人
第三章蘇聯改革的第一階段，1985—1986年
第四章1987—1989年，根本的政治變革
第五章蘇聯政治體制改革
第六章改革的起源與發展：制度雙重性還是公民社會？
第七章制度的瓦解與國家的解體
第八章共產主義轉型中的國際影響
第九章結束冷戰
第十章透視戈巴契夫及其時代
注釋
譯後記
後記
經過一段時間高強度的工作，本書的翻譯工作終於完成了。本書的翻譯分工如下，第四、六、七、八、九、十章由我翻譯，前言、一、二、三、五章由許寶友、張文成翻譯，由我的同學周厚虎、劉紅葉、阮金之、葛紅亮、張亮霞、殷倩進行了校對，我再進行了一次總校對。
我還需要特別感謝我的導師左鳳榮教授。每當在翻譯過程中遇到困難和不解的問題時，她總是能給予我鼓勵和幫助。她對蘇聯以及俄羅斯歷史的熟悉和掌握程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對推動本書的翻譯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書最後由左鳳榮教授進行了校訂，解決了許多技術性問題，提高了本譯作的質量。
由於原文中的注釋繁多，並且某些是以英文拼寫俄文的方式出現，我們對此進行技術處理，當然也保留一部分這樣的注釋體例，以供讀者參考。
譯者對書中一些不當的地方做了刪節；另外，作者從西方視角出發的許多看法，請讀者閱讀時加以鑑別。
翻譯是一項不斷學習和不斷完善的工作，對於書中所存在的紕漏和不足之處，我想向讀者表示歉意。
該書為我們全方位地展現了戈巴契夫執政7年來所進行的改革圖景。作者阿奇·布朗教授使用了大量檔案檔案，以“剝洋蔥”的方式一點一滴、層層深入地為我們分析了戈巴契夫發動的改革及其給蘇聯和世界帶來的根本變化。相信讀者能與譯者一樣，從中了解和學習到更多知識，不僅僅是關於蘇聯的歷史，也有治學研究的態度和方法。
韓凝
2011年第一場雪之際寫於京西大有莊
我還需要特別感謝我的導師左鳳榮教授。每當在翻譯過程中遇到困難和不解的問題時，她總是能給予我鼓勵和幫助。她對蘇聯以及俄羅斯歷史的熟悉和掌握程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對推動本書的翻譯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書最後由左鳳榮教授進行了校訂，解決了許多技術性問題，提高了本譯作的質量。
由於原文中的注釋繁多，並且某些是以英文拼寫俄文的方式出現，我們對此進行技術處理，當然也保留一部分這樣的注釋體例，以供讀者參考。
譯者對書中一些不當的地方做了刪節；另外，作者從西方視角出發的許多看法，請讀者閱讀時加以鑑別。
翻譯是一項不斷學習和不斷完善的工作，對於書中所存在的紕漏和不足之處，我想向讀者表示歉意。
該書為我們全方位地展現了戈巴契夫執政7年來所進行的改革圖景。作者阿奇·布朗教授使用了大量檔案檔案，以“剝洋蔥”的方式一點一滴、層層深入地為我們分析了戈巴契夫發動的改革及其給蘇聯和世界帶來的根本變化。相信讀者能與譯者一樣，從中了解和學習到更多知識，不僅僅是關於蘇聯的歷史，也有治學研究的態度和方法。
韓凝
2011年第一場雪之際寫於京西大有莊
序言
本書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是事後的觀察和思考。由於蘇聯解體，許多檔案資料解密，上述兩個部分的寫作就參考了許多檔案，受益頗多。第二部分則帶有“實時”寫作的色彩，也就是說這些文章都是在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蘇聯仍處於巨大轉變的過程中寫作的。
我非常感激牛津大學出版社總編拜厄特對於本書出版給予的支持、建議和耐l心。我也非常感激他以及四位匿名讀者所做出的結論，認為我在20年前所寫的文章仍具有再次出版的意義。此外，他們還肯定了將這些文章與我所撰寫的新的文章放在一起，仍能保持其連貫性並構成一個內在聯繫的整體。本書在章節安排和框架設計方面吸收了他們不少頗有啟發性的意見。
對那些我曾在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寫作並發表過的文章，在本書中，我只做出了微小的改動，刪除了個別地方，以避免重複。但是鑒於新資料的出現，為了避免這些資料與此前的文章內容混淆，我增加了一些注釋。新的注釋的目的在於：（1）糾正某個誤解或者澄清某個事實；（2）利用新的資料（尤其是解密檔案）更新對某件事情的描述和分析。對此，我並沒有改動原來發表過的文章，以顯得我在蘇聯時代的觀點多么富有遠見。
本書並不打算成為一部記錄蘇聯1985—l991年歲月的通史。儘管篇幅相當長，但是比起1996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前一本書《戈巴契夫因素》來，這本書還是顯得簡短了許多。本書是對蘇聯改革的一種解釋，這場改革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由戈巴契夫及其在蘇共領導層中的少數盟友發動的，被視為一場激進的改革或者說“來自上層的革命”（正如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和其他人所描繪的那樣）。對於變革的規模，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領導人的觀點也在發生變化，有時局限在很窄的範圍之內。改革的含義不僅因人而異，而且在改革的不同階段，這個詞語也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
正如我在第四、第五章中所提到的那樣，這一點在變革的過程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本書第二部分說明了我當時是如何看待這些事情的。1985年以後，蘇聯社會逐漸開放起來，人們有可能更加深入地了解那裡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人們對於這個社會還只能是“霧裡看花”、“水中望月”，需要從有限的信息中揣摩事態的發展。隨著改革的深入，時間的推移，這種揣摩工作就顯得多餘了。在寫作第二章至第五章時，我接觸的資料比我在90年代中期完成《戈巴契夫因素》一書時所能查閱的資料少得多。到了90年代，已經出現了相當豐富的回憶文章和著作，而且很多訪談透露了大量的第一手信息。
然而，在寫作眼前這本書的第一和第三部分的時候，我所能查閱到的資料比我在撰寫《戈巴契夫因素》一書時更加豐富了。我利用了許多在寫作前一本書時無法了解到的有關改革情況的檔案資料。這些檔案資料包括政治局的會議記錄，既有戈巴契夫的助手——切爾尼亞耶夫和沙赫納扎羅夫以及政治局委員梅德韋傑夫的詳細筆記，也有政治局會議的工作記錄。後者中的許多內容可以在以《全宗89》（Fond89）而聞名的檔案集中找到，它是位於莫斯科的俄聯邦總統檔案館收藏的檔案材料選編的一個檔案集。根據葉利飲於1992年發布的指示，這些檔案得以向研究者開放，並作為試圖起訴共產黨、證明他們“完全無視人權和國際法”的行動的一部分提交給了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全宗89》包含3000多份檔案，時間跨度覆蓋了從1919年到蘇聯解體的整個時期。在位於莫斯科的俄羅斯國家當代史檔案館也可以查閱到，西方國家的幾個大圖書館也有縮微膠捲可資利用。我是在華盛頓國家安全檔案館，特別是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中查閱到這一資料的。政治局會議的記錄摘要也可以在《沃爾科戈諾夫檔案集》中找到，我是在國家安全檔案館查閱這一檔案集的。目前，還沒有一套完整的1985—1991年期間的政治局會議記錄供研究人員參考，但是我所能看到的數量已經相當可觀了。
對於政治局會議記錄的利用需要特別注意，因為幾乎沒有一個學者，特別是撰寫有關戈巴契夫時期蘇聯國內政治情況的學者利用過這一資料。當然，那些國際關係研究領域的學者，尤其是研究冷戰結束原因的學者是個例外。人們對這些記錄往往信以為真，但卻很少注意它們編纂和審批的過程。然而，我發現這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從文本上講，我既利用了“正式的”工作記錄，也利用了戈巴契夫的助手們（特別是切爾尼亞耶夫）編纂並收藏於戈巴契夫基金會的記錄。前者有許多可以在《全宗89》中看到，有一些則可以在《沃爾科戈諾夫檔案集》中找到。我沒有發現故意篡改的證據。不過，我們也應當意識到戈巴契夫基金會的檔案材料和比較“正式的”記錄都可能存在偏見，至少在選擇所記錄的內容方面是如此。
儘管政治局開會的會議廳很大，足以容納80人左右，但是政治局會議禁止速記員參加，出席會議（但沒有發言權）的人包括總書記的助手。正如切爾尼亞耶夫所指出的那樣，政治局委員們都知道從史達林時期以來一直嚴格執行的一條禁令，即不僅禁止做速記，而且在會議過程中任何形式的筆記都是不被允許的。如果（似乎也可能）戈巴契夫意識到了這個不成文規定，那么他顯然對它視而不見。確切地說，他的助手切爾尼亞耶夫和沙赫納扎羅夫，以及他在政治局的支持者梅德韋傑夫，都是一絲不苟地做筆記的人。沒有理由懷疑這三位政治局會議參加者記錄和謄寫的筆記的完整性。從我對這些記錄的解讀來看，存在的唯一偏見是，這些人更感興趣於記錄戈巴契夫的言論，而不是同樣詳細地記錄政治局其他每位委員的發言。這些記錄偶爾也會提及另一位發言的政治局委員的名字，但是不記他所講的內容。由於戈巴契夫的助手不是在做正式的記錄，而是在尋找政策線索和行動原則，出現這種差別是可以理解的。由於制度的等級性，在那種情況下。戈巴契夫的觀點比其他任何政治局委員的觀點都顯得更為重要。切爾尼亞耶夫、沙赫納扎羅夫和梅德韋傑夫本人都是堅定的改革者。他們一直也是戈巴契夫有力的支持者。但是這樣記筆記有可能造成一個結果，即他們的筆記可能輕描淡寫地處理了其他政治局委員對戈巴契夫的政策所表達的保留意見。雖然戈巴契夫基金會的記錄中確實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觀點，但是保守的政治局委員的觀點所占篇幅比“正式的”記錄中看到的篇幅少許多。
“正式的”政治局會議工作記錄是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務部負責人的監督下製作的——所有檔案（包括公民致中央委員會或總書記的信函）都要經過這個部門才能向上傳達。這個部門的負責人可能從速記員秘密記錄政治局會議的工作中得到了很大幫助。關於記錄過程，有一個版本說，速記員就在政治局開會的會議廳下面的一間房子裡工作，有人把會議情況傳輸給他們。還有一個版本說，他們靠聽錄音工作。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即速記員在單獨的一間房子裡工作，逐字逐句地記錄中央委員會會議和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會議的發言。然而，政治局會議的情況不是這樣的，確切地說，如果把錄音帶給了速記員，那也是沒有經過批准的。
無論速記員是否參與政治局會議的記錄工作——迄今為止看到的證據是矛盾的，很顯然，不會由他們來決定保留什麼和不保留什麼。事實上，博爾金在十多年前發表的有關他與戈巴契夫一起共事歲月的回憶錄中，就透露了這一做法的制度規定。。在描寫政治局會議的座位安排時，他寫道：“戈巴契夫左邊還有個桌子，桌旁坐的是總務部自責人和第一副手。他們自責記錄工作”。
總務部負責人負責會議記錄，這具有政治意義，因為在戈巴契夫時期先後擔任總務部負責人的是盧基揚諾夫和博爾金，博爾金於1987年接替盧基揚諾夫。除了擔任總務部負責人之外，他們還都參加了1991年8月針對戈巴契夫的政變，並因此度過了一段囹圄生涯。在改革初期，有理由假定他們倆人都是忠於戈巴契夫的，但是自1988年起，隨著改革進程的激進化，他們越來越失去幻想，開始接近領導層中比較保守的力量。博爾金從1981年起擔任戈巴契夫的助手，直到1987年晉升為總務部部長，在這個崗位上，他仍與總書記戈巴契夫密切共事。戈巴契夫在1990年3月擔任蘇聯總統後任命博爾金作他的總統辦公廳主任。因此他在1991年參與政變被戈巴契夫和其親信視為是特別嚴重的背叛行為。
博爾金在他對戈巴契夫半回憶半批評性的傳記中表示，早在1991年8月最後攤牌的幾年之前，他就對他所伺候的這位領導人的作風感到不滿，對他的決蓑不再信任了。作為一個在急劇變革和混亂年月里負責政治局會議工作記錄的人，他在決定什麼內容收入或排除於速記員準備的報告時，很可能選擇了對戈巴契夫不利的內容。從這個意義上講，“正式的”記錄可以被看作是對戈巴契夫助手所作記錄的補充。鑒於博爾金對他的政治主子的敵視與日俱增，這極有可能使他的報告帶有偏見，因此“工作記錄”不應當被當做最可靠的記錄。毫不奇怪的是，戈巴契夫本人並不相信博爾金所批准的政治局會議記錄的“權威性”。我與少數利用“正式”記錄的學者的共同之處在於，我把它們視為寶貴的資料來源，認為它們可以提供政治局會議上討論的一些事情的詳細情況。說到對它們的使用要極其小心，就我判斷，不是因為報告不準確，而是因為可能存在編輯干預和選擇傾向，尤其是在1990一1991年的危機年月里。
值得注意的是，有兩套官方正式製作的會議記錄存在。一套是工作速記記錄，它逐字逐句記述了政治局委員在會議上所發表的言論，但不送給他們本人，甚至可能也不送給總書記審看，因為他還有堆積如山的其他檔案要閱覽。這份記錄僅有一份原件保存在中央委員會總務部。另外一套記錄與工作記錄不同，它們可以稱之為會議紀要，主要摘編了一些原則性的東西，記錄下了政治局會議做出的指導方針和政策決定。前者並不散發，但是紀要常常以會議記錄摘要的形式——由中央委員會書記處傳送給總書記和政治局其他所有或某些成員，具體送給誰，則取決於所涉及的問題與誰相關。這些檔案中的大多數文本可以在《全宗89》的檔案中查到。
政治局會議在星期四召開，博爾金在星期六向速記員口述會議紀要，同時他也可能完成了會議工作記錄的文本。從現在收藏在俄羅斯國家當代史檔案館的工作記錄中，可以看到關於政治局會議討論情況的詳細記述。關於這些記述的編纂方法依然存在一些不確定的問題，但其中有一點現在清楚了，那就是總務部自責人對於什麼內容將寫入這些記錄擁有最終決定權。因此，在領導層分歧擴大的那幾年裡，正是博爾金，這位長期與戈巴契夫存在意見分歧、對戈巴契夫憤懣不滿，並且最終在1991年8月公開站出來對抗的人，決定了在會議記錄中誰說了什麼，是否重要並值得保存到後世。
在改革初期，西方主要辯論的問題是：這是一場根本性的改革，還是戈巴契夫及其盟友採取的一種裝點門面的策略。現在，對於戈巴契夫究竟打算在變革的道路上走多遠的問題可以說已經塵埃落定了，但是對戈巴契夫思想的發展仍然普遍缺乏深入了解。一個常見的現象就是學者們不斷引用戈巴契夫的《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並想當然地認為該書就是戈巴契夫政治思想最為權威的闡述。然而，這本書出版於1987年，而戈巴契夫的政治理念實質上在1988年已經變得更加激進了，並且在繼續演變。一份迄今尚不為人知的檔案材料提供了一些這方面的信息。戈巴契夫在1989年3月完成了另一部書的手稿，但是他決定不發表。在這部書稿中，他的思想已經比1987年時更為前進了，但是與他提交給1990年蘇聯共產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的綱領性聲明或與他提交給1991年7月25—26日中央全會的黨綱草案相比，這本書只是他政治思想演變的一個階段——這些檔案得到了大會和全會的批准，但很多與會者顯然毫無貫徹實施它們的打算。雖然這份尚耒發表的手稿也遠不是戈巴契夫思想發展的最後定論，但它是一個應該引人注意的歷史檔案。我非常感激戈巴契夫基金會允許我查閱了它所收藏的這份檔案。這本書的名字叫《改革——生活體驗：日記手稿》，本書多次引用了其中的有關內容。
在蘇聯改革的過程中，西方學者和大眾媒體對改革的範圍和意義進行了激烈的辯論，我也全身心地投入了這股爭辯的浪潮當中。許多問題至今仍具有爭議性，其中包括蘇聯制度變革和蘇聯解體的原因以及冷戰結束的原因等。關於冷戰的結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應當歸功於里根政府的強硬政策，這是一個具有當代意義的問題，因為政治家仍可以從中汲取經驗教訓。此外，這還與一個更為廣泛的、也是具有現實價值的課題聯繫在了一起，那就是一個高度威權主義的體制怎樣才能實現轉型。這些都是本書將探討的主題。
本書在寫作過程中承蒙眾人相助，在此謹表謝意。開始，聖安東尼學院俄羅斯和歐亞研究中心埃利奧特基金資助了一些與本書有關的學術訪問活動，英國科學院小額研究補助項目則為最近的一些工作提供了支持。這兩項資金來源給我提供了巨大的幫助。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我對莫斯科的戈巴契夫基金會、華盛頓特區的國家安全檔案館、史丹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檔案館進行了多次訪問，並且卓有成效。其中，我對胡佛研究所的訪問得益於史丹福大學俄羅斯、東歐和歐亞研究中心的盛情和他們讓我擔任2∞6年度亞歷山大·達林紀念講座主講人的邀請。
並不是所有的資料都面向一般公眾開放（包括切爾尼亞耶夫、沙赫納扎羅夫和梅德韋傑夫的政治局會議報告），就獲準在戈巴契夫基金會查閱研究資料而言，我要特別感激戈巴契夫、伊琳娜·戈爾巴喬娃和切爾尼亞耶夫。除此之外，我還要對該基金會的庫瓦爾金、茲德拉沃梅斯洛娃、帕拉日琴科和庫茲涅佐夫致以謝意。我在華盛頓國家安全檔案館的研究得到了薩弗蘭斯卡婭的鼎力相助，我十分感謝她。除了《全宗89》和《沃爾科戈諾夫檔案集》外，我還利用了國家安全檔案館收藏的“冷戰的終結”的文獻。在加利福尼亞史丹福大學的迭金、胡佛研究所檔案館的助理檔案員利登哈姆和索羅卡，向我介紹了該所豐富的文獻資料，給予了我無私的幫助。我非常感謝波德斯科拉諾娃在研究方面給予的幫助，使我不僅廣泛利用了《全宗89》的內容，還有機會閱讀了一些訪談，這些訪談是作為有關冷戰結束的“胡佛研究所和戈巴契夫基金會（莫斯科）檔案集”的一部分收藏在那裡的。
我也非常感謝身邊那些為本書出版做出貢獻的人。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俄羅斯和歐亞研究中心秘書威爾科克斯欣然接受了把一些過去的文章重新錄入計算機的任務——它們出現在本書第二部分。他總是能用某種方式把中心秘書和圖書館管理員的兩個工作妥帖地兼顧起來，同時作為後者，他還能幫助確定聖安東尼學院俄羅斯和歐亞研究中有參考價值的書籍擺放在何處。我還要感科茲洛娃在牛津期間所做的一些嫻熟的研究助理工作，感謝梅佐使我注意到了幾篇非常有價值的文章。我非常感謝我的妻子帕特，她編輯了全書的索引。1966—2006年問，我曾先後四十多次訪問俄羅斯，在大多數訪問中她都陪伴在我身旁，本書就是獻給她的禮物。
我認為其他學者對本書的兩章內容所做出的評論很有幫助。庫瓦爾金教授給我提供了關於第六章的寶貴意見。同一章也從2005年7月在柏林召開的中東歐研究國際理事會第七屆世界代表大會與會者的提問中獲益匪淺，當時，這一章的最初版本作為會議論文提交給了大會。普拉夫迭和沙拉普閱讀了第九章——關於冷戰結束的初稿。我對他們二人提出的有益評論表示感謝。毋需多說，如果第六章和第九章因我的解釋或任何事實或判斷錯誤而受到指責，與對它們提出善意評論的人無關。訪問莫斯科總是令我非常愉快，因為我在那裡見到了許多知識淵博的好朋友。我無法一一列舉他們的名字，但是我要特別感謝雷爾和西蒙尼揚、奧博龍斯基和奧博龍斯卡婭，以及戴維和高恩，感謝他們的慷慨好客和友誼。
我由衷地感謝各位編輯和出版者（他們都在美國）允許翻印我以前發表過的文章。第二章除外，因為發表那一章的雜誌《共產主義問題》將翻印的權利授予了作者，並且，不管怎樣，它已於1992年停刊——這個決定並不令人吃驚。雖然《共產主義問題》雜誌是通過國會投票、由美國納稅人資助的，但是它享有盛譽，這是由於它發表的分析文章不僅立意高深，而且在觀點上也百家爭鳴，並不一定符合當時美國政府的主流觀點。
如果本書的某一章已在其他地方發表或利用了我以前發表的文章，有關最初發表的情況會在那一章的第一個腳註中註明。我十分感謝以下人士和機構允許我重新發表舊作：《世界政策雜誌》的出版者允許重新發表第三章和第四章；《革命記事》的編輯布倫伯格和名人圖書公司允許重新發表第5章；《斯拉夫評論》的編輯戴凱恩克爾和該雜誌的出版者美國斯拉夫研究促進會允許我在第七章中大量引用我在該會季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編輯布雷斯勞和領先出版公司允許我重新發表我在《後蘇聯事務》上第一次發表的一篇文章作為第八章的基礎。由於作為本書第七章和第八章基礎的一些文章是在蘇聯解體後寫的，因此我做了一些刪節，也增加了不少新材料。
阿奇·布朗
2006年於牛津
我非常感激牛津大學出版社總編拜厄特對於本書出版給予的支持、建議和耐l心。我也非常感激他以及四位匿名讀者所做出的結論，認為我在20年前所寫的文章仍具有再次出版的意義。此外，他們還肯定了將這些文章與我所撰寫的新的文章放在一起，仍能保持其連貫性並構成一個內在聯繫的整體。本書在章節安排和框架設計方面吸收了他們不少頗有啟發性的意見。
對那些我曾在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寫作並發表過的文章，在本書中，我只做出了微小的改動，刪除了個別地方，以避免重複。但是鑒於新資料的出現，為了避免這些資料與此前的文章內容混淆，我增加了一些注釋。新的注釋的目的在於：（1）糾正某個誤解或者澄清某個事實；（2）利用新的資料（尤其是解密檔案）更新對某件事情的描述和分析。對此，我並沒有改動原來發表過的文章，以顯得我在蘇聯時代的觀點多么富有遠見。
本書並不打算成為一部記錄蘇聯1985—l991年歲月的通史。儘管篇幅相當長，但是比起1996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前一本書《戈巴契夫因素》來，這本書還是顯得簡短了許多。本書是對蘇聯改革的一種解釋，這場改革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由戈巴契夫及其在蘇共領導層中的少數盟友發動的，被視為一場激進的改革或者說“來自上層的革命”（正如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和其他人所描繪的那樣）。對於變革的規模，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領導人的觀點也在發生變化，有時局限在很窄的範圍之內。改革的含義不僅因人而異，而且在改革的不同階段，這個詞語也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
正如我在第四、第五章中所提到的那樣，這一點在變革的過程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本書第二部分說明了我當時是如何看待這些事情的。1985年以後，蘇聯社會逐漸開放起來，人們有可能更加深入地了解那裡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人們對於這個社會還只能是“霧裡看花”、“水中望月”，需要從有限的信息中揣摩事態的發展。隨著改革的深入，時間的推移，這種揣摩工作就顯得多餘了。在寫作第二章至第五章時，我接觸的資料比我在90年代中期完成《戈巴契夫因素》一書時所能查閱的資料少得多。到了90年代，已經出現了相當豐富的回憶文章和著作，而且很多訪談透露了大量的第一手信息。
然而，在寫作眼前這本書的第一和第三部分的時候，我所能查閱到的資料比我在撰寫《戈巴契夫因素》一書時更加豐富了。我利用了許多在寫作前一本書時無法了解到的有關改革情況的檔案資料。這些檔案資料包括政治局的會議記錄，既有戈巴契夫的助手——切爾尼亞耶夫和沙赫納扎羅夫以及政治局委員梅德韋傑夫的詳細筆記，也有政治局會議的工作記錄。後者中的許多內容可以在以《全宗89》（Fond89）而聞名的檔案集中找到，它是位於莫斯科的俄聯邦總統檔案館收藏的檔案材料選編的一個檔案集。根據葉利飲於1992年發布的指示，這些檔案得以向研究者開放，並作為試圖起訴共產黨、證明他們“完全無視人權和國際法”的行動的一部分提交給了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全宗89》包含3000多份檔案，時間跨度覆蓋了從1919年到蘇聯解體的整個時期。在位於莫斯科的俄羅斯國家當代史檔案館也可以查閱到，西方國家的幾個大圖書館也有縮微膠捲可資利用。我是在華盛頓國家安全檔案館，特別是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中查閱到這一資料的。政治局會議的記錄摘要也可以在《沃爾科戈諾夫檔案集》中找到，我是在國家安全檔案館查閱這一檔案集的。目前，還沒有一套完整的1985—1991年期間的政治局會議記錄供研究人員參考，但是我所能看到的數量已經相當可觀了。
對於政治局會議記錄的利用需要特別注意，因為幾乎沒有一個學者，特別是撰寫有關戈巴契夫時期蘇聯國內政治情況的學者利用過這一資料。當然，那些國際關係研究領域的學者，尤其是研究冷戰結束原因的學者是個例外。人們對這些記錄往往信以為真，但卻很少注意它們編纂和審批的過程。然而，我發現這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從文本上講，我既利用了“正式的”工作記錄，也利用了戈巴契夫的助手們（特別是切爾尼亞耶夫）編纂並收藏於戈巴契夫基金會的記錄。前者有許多可以在《全宗89》中看到，有一些則可以在《沃爾科戈諾夫檔案集》中找到。我沒有發現故意篡改的證據。不過，我們也應當意識到戈巴契夫基金會的檔案材料和比較“正式的”記錄都可能存在偏見，至少在選擇所記錄的內容方面是如此。
儘管政治局開會的會議廳很大，足以容納80人左右，但是政治局會議禁止速記員參加，出席會議（但沒有發言權）的人包括總書記的助手。正如切爾尼亞耶夫所指出的那樣，政治局委員們都知道從史達林時期以來一直嚴格執行的一條禁令，即不僅禁止做速記，而且在會議過程中任何形式的筆記都是不被允許的。如果（似乎也可能）戈巴契夫意識到了這個不成文規定，那么他顯然對它視而不見。確切地說，他的助手切爾尼亞耶夫和沙赫納扎羅夫，以及他在政治局的支持者梅德韋傑夫，都是一絲不苟地做筆記的人。沒有理由懷疑這三位政治局會議參加者記錄和謄寫的筆記的完整性。從我對這些記錄的解讀來看，存在的唯一偏見是，這些人更感興趣於記錄戈巴契夫的言論，而不是同樣詳細地記錄政治局其他每位委員的發言。這些記錄偶爾也會提及另一位發言的政治局委員的名字，但是不記他所講的內容。由於戈巴契夫的助手不是在做正式的記錄，而是在尋找政策線索和行動原則，出現這種差別是可以理解的。由於制度的等級性，在那種情況下。戈巴契夫的觀點比其他任何政治局委員的觀點都顯得更為重要。切爾尼亞耶夫、沙赫納扎羅夫和梅德韋傑夫本人都是堅定的改革者。他們一直也是戈巴契夫有力的支持者。但是這樣記筆記有可能造成一個結果，即他們的筆記可能輕描淡寫地處理了其他政治局委員對戈巴契夫的政策所表達的保留意見。雖然戈巴契夫基金會的記錄中確實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觀點，但是保守的政治局委員的觀點所占篇幅比“正式的”記錄中看到的篇幅少許多。
“正式的”政治局會議工作記錄是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務部負責人的監督下製作的——所有檔案（包括公民致中央委員會或總書記的信函）都要經過這個部門才能向上傳達。這個部門的負責人可能從速記員秘密記錄政治局會議的工作中得到了很大幫助。關於記錄過程，有一個版本說，速記員就在政治局開會的會議廳下面的一間房子裡工作，有人把會議情況傳輸給他們。還有一個版本說，他們靠聽錄音工作。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即速記員在單獨的一間房子裡工作，逐字逐句地記錄中央委員會會議和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會議的發言。然而，政治局會議的情況不是這樣的，確切地說，如果把錄音帶給了速記員，那也是沒有經過批准的。
無論速記員是否參與政治局會議的記錄工作——迄今為止看到的證據是矛盾的，很顯然，不會由他們來決定保留什麼和不保留什麼。事實上，博爾金在十多年前發表的有關他與戈巴契夫一起共事歲月的回憶錄中，就透露了這一做法的制度規定。。在描寫政治局會議的座位安排時，他寫道：“戈巴契夫左邊還有個桌子，桌旁坐的是總務部自責人和第一副手。他們自責記錄工作”。
總務部負責人負責會議記錄，這具有政治意義，因為在戈巴契夫時期先後擔任總務部負責人的是盧基揚諾夫和博爾金，博爾金於1987年接替盧基揚諾夫。除了擔任總務部負責人之外，他們還都參加了1991年8月針對戈巴契夫的政變，並因此度過了一段囹圄生涯。在改革初期，有理由假定他們倆人都是忠於戈巴契夫的，但是自1988年起，隨著改革進程的激進化，他們越來越失去幻想，開始接近領導層中比較保守的力量。博爾金從1981年起擔任戈巴契夫的助手，直到1987年晉升為總務部部長，在這個崗位上，他仍與總書記戈巴契夫密切共事。戈巴契夫在1990年3月擔任蘇聯總統後任命博爾金作他的總統辦公廳主任。因此他在1991年參與政變被戈巴契夫和其親信視為是特別嚴重的背叛行為。
博爾金在他對戈巴契夫半回憶半批評性的傳記中表示，早在1991年8月最後攤牌的幾年之前，他就對他所伺候的這位領導人的作風感到不滿，對他的決蓑不再信任了。作為一個在急劇變革和混亂年月里負責政治局會議工作記錄的人，他在決定什麼內容收入或排除於速記員準備的報告時，很可能選擇了對戈巴契夫不利的內容。從這個意義上講，“正式的”記錄可以被看作是對戈巴契夫助手所作記錄的補充。鑒於博爾金對他的政治主子的敵視與日俱增，這極有可能使他的報告帶有偏見，因此“工作記錄”不應當被當做最可靠的記錄。毫不奇怪的是，戈巴契夫本人並不相信博爾金所批准的政治局會議記錄的“權威性”。我與少數利用“正式”記錄的學者的共同之處在於，我把它們視為寶貴的資料來源，認為它們可以提供政治局會議上討論的一些事情的詳細情況。說到對它們的使用要極其小心，就我判斷，不是因為報告不準確，而是因為可能存在編輯干預和選擇傾向，尤其是在1990一1991年的危機年月里。
值得注意的是，有兩套官方正式製作的會議記錄存在。一套是工作速記記錄，它逐字逐句記述了政治局委員在會議上所發表的言論，但不送給他們本人，甚至可能也不送給總書記審看，因為他還有堆積如山的其他檔案要閱覽。這份記錄僅有一份原件保存在中央委員會總務部。另外一套記錄與工作記錄不同，它們可以稱之為會議紀要，主要摘編了一些原則性的東西，記錄下了政治局會議做出的指導方針和政策決定。前者並不散發，但是紀要常常以會議記錄摘要的形式——由中央委員會書記處傳送給總書記和政治局其他所有或某些成員，具體送給誰，則取決於所涉及的問題與誰相關。這些檔案中的大多數文本可以在《全宗89》的檔案中查到。
政治局會議在星期四召開，博爾金在星期六向速記員口述會議紀要，同時他也可能完成了會議工作記錄的文本。從現在收藏在俄羅斯國家當代史檔案館的工作記錄中，可以看到關於政治局會議討論情況的詳細記述。關於這些記述的編纂方法依然存在一些不確定的問題，但其中有一點現在清楚了，那就是總務部自責人對於什麼內容將寫入這些記錄擁有最終決定權。因此，在領導層分歧擴大的那幾年裡，正是博爾金，這位長期與戈巴契夫存在意見分歧、對戈巴契夫憤懣不滿，並且最終在1991年8月公開站出來對抗的人，決定了在會議記錄中誰說了什麼，是否重要並值得保存到後世。
在改革初期，西方主要辯論的問題是：這是一場根本性的改革，還是戈巴契夫及其盟友採取的一種裝點門面的策略。現在，對於戈巴契夫究竟打算在變革的道路上走多遠的問題可以說已經塵埃落定了，但是對戈巴契夫思想的發展仍然普遍缺乏深入了解。一個常見的現象就是學者們不斷引用戈巴契夫的《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並想當然地認為該書就是戈巴契夫政治思想最為權威的闡述。然而，這本書出版於1987年，而戈巴契夫的政治理念實質上在1988年已經變得更加激進了，並且在繼續演變。一份迄今尚不為人知的檔案材料提供了一些這方面的信息。戈巴契夫在1989年3月完成了另一部書的手稿，但是他決定不發表。在這部書稿中，他的思想已經比1987年時更為前進了，但是與他提交給1990年蘇聯共產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的綱領性聲明或與他提交給1991年7月25—26日中央全會的黨綱草案相比，這本書只是他政治思想演變的一個階段——這些檔案得到了大會和全會的批准，但很多與會者顯然毫無貫徹實施它們的打算。雖然這份尚耒發表的手稿也遠不是戈巴契夫思想發展的最後定論，但它是一個應該引人注意的歷史檔案。我非常感激戈巴契夫基金會允許我查閱了它所收藏的這份檔案。這本書的名字叫《改革——生活體驗：日記手稿》，本書多次引用了其中的有關內容。
在蘇聯改革的過程中，西方學者和大眾媒體對改革的範圍和意義進行了激烈的辯論，我也全身心地投入了這股爭辯的浪潮當中。許多問題至今仍具有爭議性，其中包括蘇聯制度變革和蘇聯解體的原因以及冷戰結束的原因等。關於冷戰的結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應當歸功於里根政府的強硬政策，這是一個具有當代意義的問題，因為政治家仍可以從中汲取經驗教訓。此外，這還與一個更為廣泛的、也是具有現實價值的課題聯繫在了一起，那就是一個高度威權主義的體制怎樣才能實現轉型。這些都是本書將探討的主題。
本書在寫作過程中承蒙眾人相助，在此謹表謝意。開始，聖安東尼學院俄羅斯和歐亞研究中心埃利奧特基金資助了一些與本書有關的學術訪問活動，英國科學院小額研究補助項目則為最近的一些工作提供了支持。這兩項資金來源給我提供了巨大的幫助。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我對莫斯科的戈巴契夫基金會、華盛頓特區的國家安全檔案館、史丹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檔案館進行了多次訪問，並且卓有成效。其中，我對胡佛研究所的訪問得益於史丹福大學俄羅斯、東歐和歐亞研究中心的盛情和他們讓我擔任2∞6年度亞歷山大·達林紀念講座主講人的邀請。
並不是所有的資料都面向一般公眾開放（包括切爾尼亞耶夫、沙赫納扎羅夫和梅德韋傑夫的政治局會議報告），就獲準在戈巴契夫基金會查閱研究資料而言，我要特別感激戈巴契夫、伊琳娜·戈爾巴喬娃和切爾尼亞耶夫。除此之外，我還要對該基金會的庫瓦爾金、茲德拉沃梅斯洛娃、帕拉日琴科和庫茲涅佐夫致以謝意。我在華盛頓國家安全檔案館的研究得到了薩弗蘭斯卡婭的鼎力相助，我十分感謝她。除了《全宗89》和《沃爾科戈諾夫檔案集》外，我還利用了國家安全檔案館收藏的“冷戰的終結”的文獻。在加利福尼亞史丹福大學的迭金、胡佛研究所檔案館的助理檔案員利登哈姆和索羅卡，向我介紹了該所豐富的文獻資料，給予了我無私的幫助。我非常感謝波德斯科拉諾娃在研究方面給予的幫助，使我不僅廣泛利用了《全宗89》的內容，還有機會閱讀了一些訪談，這些訪談是作為有關冷戰結束的“胡佛研究所和戈巴契夫基金會（莫斯科）檔案集”的一部分收藏在那裡的。
我也非常感謝身邊那些為本書出版做出貢獻的人。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俄羅斯和歐亞研究中心秘書威爾科克斯欣然接受了把一些過去的文章重新錄入計算機的任務——它們出現在本書第二部分。他總是能用某種方式把中心秘書和圖書館管理員的兩個工作妥帖地兼顧起來，同時作為後者，他還能幫助確定聖安東尼學院俄羅斯和歐亞研究中有參考價值的書籍擺放在何處。我還要感科茲洛娃在牛津期間所做的一些嫻熟的研究助理工作，感謝梅佐使我注意到了幾篇非常有價值的文章。我非常感謝我的妻子帕特，她編輯了全書的索引。1966—2006年問，我曾先後四十多次訪問俄羅斯，在大多數訪問中她都陪伴在我身旁，本書就是獻給她的禮物。
我認為其他學者對本書的兩章內容所做出的評論很有幫助。庫瓦爾金教授給我提供了關於第六章的寶貴意見。同一章也從2005年7月在柏林召開的中東歐研究國際理事會第七屆世界代表大會與會者的提問中獲益匪淺，當時，這一章的最初版本作為會議論文提交給了大會。普拉夫迭和沙拉普閱讀了第九章——關於冷戰結束的初稿。我對他們二人提出的有益評論表示感謝。毋需多說，如果第六章和第九章因我的解釋或任何事實或判斷錯誤而受到指責，與對它們提出善意評論的人無關。訪問莫斯科總是令我非常愉快，因為我在那裡見到了許多知識淵博的好朋友。我無法一一列舉他們的名字，但是我要特別感謝雷爾和西蒙尼揚、奧博龍斯基和奧博龍斯卡婭，以及戴維和高恩，感謝他們的慷慨好客和友誼。
我由衷地感謝各位編輯和出版者（他們都在美國）允許翻印我以前發表過的文章。第二章除外，因為發表那一章的雜誌《共產主義問題》將翻印的權利授予了作者，並且，不管怎樣，它已於1992年停刊——這個決定並不令人吃驚。雖然《共產主義問題》雜誌是通過國會投票、由美國納稅人資助的，但是它享有盛譽，這是由於它發表的分析文章不僅立意高深，而且在觀點上也百家爭鳴，並不一定符合當時美國政府的主流觀點。
如果本書的某一章已在其他地方發表或利用了我以前發表的文章，有關最初發表的情況會在那一章的第一個腳註中註明。我十分感謝以下人士和機構允許我重新發表舊作：《世界政策雜誌》的出版者允許重新發表第三章和第四章；《革命記事》的編輯布倫伯格和名人圖書公司允許重新發表第5章；《斯拉夫評論》的編輯戴凱恩克爾和該雜誌的出版者美國斯拉夫研究促進會允許我在第七章中大量引用我在該會季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編輯布雷斯勞和領先出版公司允許我重新發表我在《後蘇聯事務》上第一次發表的一篇文章作為第八章的基礎。由於作為本書第七章和第八章基礎的一些文章是在蘇聯解體後寫的，因此我做了一些刪節，也增加了不少新材料。
阿奇·布朗
2006年於牛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