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裝

新唐裝，是現代中式服裝，由馬褂結合西式剪裁改良而來。同時特指2001年APEC會議20位中外領導人服裝。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新唐裝
• 外文名：xīn táng zhuāng
• 特指：中外領導人服裝
• 來源：褂結合西式剪裁改良而來。
• 特色：通俗易懂

唐裝用途

新唐裝 xīn táng zhuāng

（1）[APEC Xin Tangzhuang]： 特指2001年APEC會議20位中外領導人服裝

（2）[Xin Tangzhuang]：現代中式服裝，由馬褂結合西式剪裁改良而來。

男裝 女裝

名稱由來

由於2001年APEC會議籌備部門和參加服裝設計製作有關人員對此次領導人服裝設計製作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因此，儘管APEC會議召開之前就有許多新聞媒體紛紛猜測、探聽領導人服裝設計製作的內幕情況，但始終未能如願。直到2001年10月21日上午8點20分開始，當參加會議的20位APEC經濟體領導人身穿由中國準備的統—服裝在上海科技館亮相後，謎底才大白於天下。隨之而來的是各種新聞媒體爭先恐後的集中採訪、報導以及對領導人服裝名稱五花八門的叫法。為此，作為2001年APEC領導人服裝設計製作的最直接參與者，我們感到有必要和有義務為2001年APEC領導人服裝取一個通俗易懂、簡明扼要的名字。

按照APEC會議的以往慣例，本次會議籌備部門給此次領導人服裝原來確定的正式名稱是：“APEC領導人休閒服”或“現代中式上衣”。但後來各種新聞媒體對服裝的叫法則是各顯神通，比如：中式服裝、中國傳統服裝、唐服、唐裝、中裝、中國裝、盛裝、華服、中式對襟夾裝、新版“馬褂”等。民間的叫法也多種多樣，如：APEC服、APEC中裝、中西式服、元首服等。

為了能較準確地給2001年APEC領導人服裝取名，我們多次查閱了有關服裝歷史人文資料，走訪請教了專家學者。最後經過統一認識，於2001年11月初向有關媒體提出了對服裝取名的稱呼，即：“唐裝”和“新唐裝”。並在2001年12月中旬召開的《新唐裝》一書編寫研討會上再次確定服裝名稱，同時將“新唐裝”三字作為書名確立下來。

由於我們2001年APEC領導人服裝設計製作組主要成員對服裝的取名有較權威的說法，因此，在2002年春節期間，這件服裝款式成為春節流行的時尚服裝時，比較普遍、一致的說法都是“唐裝”。

我們認為，用“唐裝”這一簡稱來稱呼中國現代的傳統服裝是基本可取的。理由如下：

唐裝其實就是現代中式服裝。現代意義上的“唐”，並不一定就是指唐朝，而是一種泛指或特指。比如，英文china原意是指瓷器，但後來就演變成特指中國。又比如，國際上習慣將中國人稱為“唐人”，這裡的“唐人”實際上就是指現代中國人，“唐人街”就是指在海外某些城市中現代中國人集聚居住的地方。因此，稱呼“唐裝”並不一定是專指我們國家歷代服飾中的唐朝服裝，而是象徵性的泛指現代中國人穿的傳統服裝。

中國歷史悠久，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服裝並能代表中國傳統服裝的朝代也很多。但相比之下，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強大、最鼎盛的的時代之一，雖然距今已有一千多年歷史，但盛唐的輝煌至今仍使每一個中國人感到自豪。因此，以中國歷史上最強盛朝代的“唐”字來稱呼中國的傳統服裝，應該是當之無愧的。

“唐裝”兩字書寫簡明扼要，讀起來朗朗上口。有關新聞媒體已多次使用了“唐裝”這一說法，並得到了普遍認同。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找不出一個比“唐裝”更好更確切的名字。

當然，用“唐裝”直接等同於2001年APEC領導人服裝顯得還不夠準確。因為，此件服裝已經不是完全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傳統服裝，而是經過了傳統和現代二者之間，在款式、面料以及工藝上的保留與創新，並融入了新世紀時尚文化後的現代中式服裝。所以說，為了特指2001年APEC領導人服裝，可在“唐裝”兩字前再加一個“新”字，即“新唐裝”。

新唐裝漫談

漫談2001年APEC領導人服裝（節選）

2001年APEC第九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圓滿結束了。這次會議期間最大的懸念與亮點是什麼?毫無疑問是領導人的服裝。在10月21上午8點20分之前，沒有一家媒體知道。有人把它稱為“一級機密”，也有人把它稱為“高級機密”。其實，自1993年在美國西雅圖召開第一次APEC會議上領導人穿上便服後，以後每次APEC會議上的服裝在正式亮相之前都是主辦國的“機密”，都是人們關注的熱點。

2001年APEC領導人服裝圖片

一、傳統特徵與現代造型中華民族傳統服裝已有近幾千年的發展歷史，每個朝代或年代都有當時流行的服裝款式。比如，先秦時期的深衣和胡服，盛唐時期的袍服和襦裙服，大清時期的馬褂和旗袍等等。這些中國傳統服裝中的代表，現在絕大多數只能在博物館見了。說來也很慚愧，一個具有幾千年悠久歷史的文明國家，在一些人的眼裡，尤其是在一些外國人的心目中，中華民族或者說中國人的傳統服裝，男子就是“長衫馬褂”。但到底什麼是傳統服裝，何種服裝款式能代表中國傳統服裝，誰也說不上也說不準，尤其是男子的傳統服裝。因此，儘快設計出能為二十一世紀中國人自己接受並能走向世界的新型中國傳統服裝，也是擺在中國服裝界面前的個十分迫切的任務。

2001年APEC領導人服裝圖片

此次APEC領導人的服裝款式外型概況表述如下。

外套（男）：

立領、對襟，領口與門襟止口處用鑲色料滾邊；前衣片二片不收省不打摺、前門襟處釘一排七粒葡萄紐扣，後衣片二片、背縫拼縫，二片袖裝袖，肩部處內裝墊肩，左右擺縫處開擺叉。

外套（女）：

立領、對襟，袖口、領口與門襟止口處用鑲色料滾邊；前衣片二片收腰省打胸摺、前門襟處釘一排六粒葡萄紐扣，後衣片二片收腰省、背縫拼縫，二片袖裝袖，肩部處內裝墊肩，左右擺縫處開擺叉。

襯衫（男）：

立領、對襟；前衣片二片、左胸袋一隻；前門襟處釘九粒蜻蜓紐扣排列成三個“王”字，後衣片一片、肩部二層幅勢，一片袖長袖，寬袖口訂三粒蜻蜓紐扣排列成一個“王”字。

襯衫（女）：

立領、對襟；袖口、領口與門襟止口處用鑲色料嵌線；前衣片二片收腰省打胸摺、前門襟處釘五粒蜻蜓紐扣；後衣片一片收腰省、一片袖短袖。

領導人圖片

看似簡單實際不簡單的外套和襯衣的款式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除了幸運之外，最大的成功之處就是在於緊緊抓住了傳統服裝的特徵。立領、對襟及手工製作的布紐扣。中國傳統服裝幾千年歷史，就是唐宋元明清也有近千年歷史，但是不管朝代年代如何變，服裝款式如何變，有些部位就是基本是不變的。比如，領子只有立領、無領，門襟只有對襟、斜襟，袖子只有直袖、連袖，紐扣絕大多數都是用布料製作的。而這些基本不變的傳統服裝特徵是世人有目共睹的。

當然．如果此次服裝的款式只有傳統特徵而沒有現代造型也是不成功的。如由於傳統服裝的肩與袖是不分割的，因此它的前後衣片也是聯體的，雖然穿起來較舒服但看起來卻不那么美觀。而現代服裝則把美觀放在突出位置，強調的是服裝造型與人體體型的完美結合，特別是在肩袖部位更是現代造型對傳統造型的一種創新。因此，這次把現代肩袖造型合理的組合到傳統服裝上也是值得可圈可點的。

綜上所述，2001年APEC領導人服裝的款式設計的成功之處，一是充分反映了傳統服裝的特徵，二是準確地借鑑了現代服裝的造型。

二、面料絲綢極品織錦緞

傳統服裝中原輔材料的選擇一般都是採用天然纖維。而天然纖維主要是由棉、毛、絲、麻這四種成份組成，用天然纖維直接紡紗織成的布就是現在通常所說的綠色產品。棉、毛、絲、麻這四種成份織成的布都各有其優缺點，比如棉布雖然透氣性好但不夠平挺；毛料外觀手感都好但它是現代科技的產物；麻布透氣性平挺度都可以但纖維太粗糙。最後分析絲綢，絲綢最大的優點就是色澤亮麗質地柔軟，穿起來滑爽舒適，缺點是容易起縐。因此，在中華民族傳統服裝的歷史長河中，絲綢向來是高檔服裝的首選材料。“吃得是山珍海味，穿得是凌羅綢緞”說得就是這個道理。而絲綢中的極品便是織錦緞 。

這次領導人服裝外套面料採用的是蠶絲與銅氨絲交織的織錦緞，因此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還不是100%的全真絲。為什麼不用全真絲？這是因為此次面料中有一個圖案，即內徑為3公分的APEC變體字母並用一個圓圈圈起來，外面有圍繞字母的四朵牡丹花，圖案的總直徑為6公分。更為嚴格的是，這個團花圖案必須是立體凹凸的，並且經緯密度排列非常緊密，每平方厘米共有經緯絲線112根，有幾種色彩面料的團花圖案還必須是金黃色的。這些要求一提出，就給織造帶來了困難出了難題，因為在所有染色纖維中，黃色的纖維最容易在織造過程中拉斷。最後上海絲綢界的專家經過攻關，採用了蠶絲與銅氨絲交織的方案，解決了這些難題。

服裝外套的里料是與面料配色的真絲軟緞，里料上面印有APEC字母，專料專用。

輔料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鑲色於領口、門襟滾邊及做布紐扣的回紋花形織錦緞；另一種輔料是粘合襯，它的作用是通過高溫與面料粘合，使面料更加平挺，用於前衣片、袖口和下擺的貼邊部位。

縫線也採用了配色真絲線，而且這些絲線在縫製前都進行了預縮。另外在縫製過程中還採用了粘合牽條、墊肩、絨布等輔助材料。

襯衣面料則是100%的白色雙縐提花全真絲，上面主要由兩種圖案組成，一是APEC，二是萬壽團花。

由於此次APEC領導人的服裝面料全部是特製的，因此有關方面在服裝製作一結束，立即將多餘面料及零星碎料包括第二件未加工完畢的備用服裝全部封存並收回。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次APEC領導人服裝的面料是絕版製作的。

三、服裝尺寸是如何設計

當服裝外型設計確定以後，接下來的任務就是進行規格尺寸設計。再好的款式再精緻的做工，尺寸不符前功盡棄，尤其是此次二十個領導人的服裝，規格尺寸設計絕對是重頭戲。

我們首先分析了已傳真過來幾個國家領導人的尺寸，並一一列表，設法從每個領導人提供身高、體型特徵以及其他的數據中找出一些具有規律性的東西。比如：身高與衣長的關係；胸圍的加放鬆度；肩寬與袖長的控制；領圍的匹配等等。

關於衣長的確定。我們參考了國家標準GB/T1335.1-1997《服裝號型》中的一些數據並結合了此次領導人服裝款式的要求，確立了以身高減去100作為後衣長的基礎參數。如，身高185公分，則185-100=85，即此人後衣長的基礎尺寸為85公分，然後參考此人所提供的衣長進行調整，並分析此人胸圍與肚圍之差再確定前衣長。可能有人要問，為什麼要以後衣長作為基礎尺寸而不採用前衣長？有二點原因。一是我方要求外方提供的尺寸不夠完整，而服裝完成後前後衣長的平衡點是很關鍵的，加上一些國家提供的尺寸數據只有胸圍而沒有肚圍無法知道胸肚圍之差，因此在無法得知肚圍尺寸的情況下採用後衣長作為基礎參數比較保險。二是有些國家提供的尺寸有明顯錯誤（比如身高194公分以上，提供的衣長尺寸只有74公分）。由於有了基礎參數，我們有關人員把這些領導人的照片從網上下載後，通過對比分析後，就可以大膽的確定尺寸。最後事實證明，這次所有領導人的服裝的衣長尺寸都設計的比較合理，沒有一件服裝在衣長上改動。

關於領圍的確定。這次領導人服裝的領子款式屬於關門領範疇中的立領式樣，應該說立領的式樣並不複雜工藝難度也還可以。難在什麼地方，還是難在領圍的規格尺寸設計，為什麼呢？首先，有個保密問題。因為我們向外方徵詢尺寸時，不能將服裝的款式告訴他們，尤其是領子是款式的敏感部位。因此，國外領導人領圍尺寸報來的基本都是實際領圍尺寸或襯衣尺寸。其次，這次我方為外方準備了襯衣和外套兩件服裝，而這兩件服裝又全部是立領，按照我們達成的共識，襯衣和外套穿好後，襯衣的領子必須在外套領子基礎上外露半公分。實事求是的說，兩隻立領重疊的穿法一般不太有，而現在問題是外套和襯衣都是立領的款式已經確定下來無法變動，而這兩隻立領處都是要放兩隻手工紐扣，尤其是裡面襯衣領口被一粒直經為0.8公分的葡萄紐扣一扣，使得我們原先設計好的領圍規格方案全部作廢。

為了解決這一難題，設計出滿意的外套和襯衣領圍尺寸，經過反覆討論、小樣製作、模擬實驗，最終確定了基礎領圍尺寸的設計思路。即以傳真過來的領圍尺寸為參數，襯衣領圍加放3公分，外套在襯衣基礎上再加上5公分。（這裡還有一個不同服裝的領圍測量方法問題）當然，我們對傳真過來的領圍尺寸有明顯不對先進行糾正，再按以上思路進行處理。我們這次在為每位領導人試衣時特別關注領子部位，沒有發現一例穿著不適的情況。

四、整件男上衣不收一隻省、不打一個摺

中裝和西服在結構上有明顯的區別，首先中裝結構是屬於二維平面裁剪強調的是寬鬆，而西服結構則是屬於三維立體裁剪突出的是合體。因此，如何將中西方服裝的精華部分溶和在一起，也是此次進行領導服裝結構設計中的一個重要課題。

當領導人服裝規格尺寸設計完成後要進行結構設計時，發現了這樣一個難題。肚圍大的尺寸如何進行結構設計？按照現在通常的做法，大都是增收省位、打摺或開片組合，比如增收肚省、腋下省。但這樣一來，將使前衣片變得不倫不類。因為按照中國傳統服裝的慣例，衣片尤其是前衣片一般是不允許隨便收省或開刀的。因此在這次結構設計中我們也必須遵重這個慣例，儘可能的保持中國傳統服裝衣片結構的完整性。後來乾脆定了這么一條技術口徑：除了女裝，男裝規格尺寸不管如何差異，前衣片不收省、不打摺、不開刀，後衣片背縫拼縫但不收省。

那如何不收一隻省不打一隻摺，解決了肚圍大的難題？

1.增量加大前衣片門襟止口處（領口至腰節）的劈門，這一點是借鑑了中山裝門襟止口劈門的結構設計原理。

2.增加前衣片門襟止口下段的劈門，這一點是借鑑了西服圓下角劈門的結構設計原理，並還能防止產生門襟下端止口重疊現象。

3.提高前衣片下擺處的起翹量，肚圍越大起翹量就越大。

4.調整前後衣片分配比例，前衣片要大於後衣片。

5.調整橫開領數據，即加大橫開領尺寸。

6.確定前後衣片長短尺寸差異數據，這一點關係到整件服裝的平衡。

就這樣我們從理論和實踐上解決了男上衣不收一隻省不打一隻摺的要求。當我們將試製好的樣衣送至有關領導試穿，一次試穿成功，訊息傳來，我們所有參與設計製作的人員一片歡騰。

五、如何進行裁剪

這次領導人服裝的裁剪難在什麼地方？

第一，難在如何準確的把這些APEC團花圖案放在整件上衣的每個部位。團花圖案直徑是6公分，由於有了APEC四個字母后又不能顛倒。另外圖案還有這樣一個參數，就是圖案與圖案之間的經緯向（橫直）間距都是12.5公分，斜向間距是7公分。剛開始時，我們設計了幾套裁剪方案都覺得不夠理想，不是領子與領圈花型重疊，就是袖子花型與衣片不符。經過反覆實驗，最終找到了最佳的裁剪方案，那就是橫向以前片門襟止口衣長二分之一處作為基點，此處成品後必須有一個完整圓形；豎向肩縫最高點不允許出現圓形圖案。現在我們服裝裁剪下來的圖形全部是上下等距，左右對稱。

第二，為了確保裁片質量的準確，我們採用了粗裁與精裁的二次裁剪方案。因為這次裁剪與一般的裁剪完全不同，加上面料門幅窄，只有75公分門幅，因此裁片只能一片一片的裁。先粗裁毛胚，然後將毛胚裁片放進粘合機高溫預縮（包括前衣片將粘合村站好）處理，再精裁（也叫劈片）準確。一般裁剪都是在反面而且是二層面料一起裁，而我們這次為了對花對圖案，卻只能在正面一層一層裁而且不能用劃粉。

第三，裁剪時換片太多。實話實說，由於這次為領導人特製的織錦緞面料是屬於新產品，因此在面料的某些加工處理方面還不夠完善。比如，面料中存在的問題有：鬆緊檔、粗紗、燙不掉的折印等等。有些問題還很嚴重，如燙不掉的折印。為了避免這些存在的問題，我們在裁剪時儘量避免，又層層把關。如果萬一裁剪時遺漏了，而縫紉時發現了，堅決換片，哪怕是做成成品也不放過。所以，這次裁剪時換片也就特別多。

六、傳統與現代工藝的保留與創新

對這次領導人服裝的工藝設計，也就是如何保留傳統工藝與創新現代工藝。

為什麼我們在工藝上過多的採用現代工藝而較少採用傳統手工呢？這是因為此次領導人服裝在款式上和面料上已經基本上反映了中國傳統服裝的特色，而在工藝中如果過分強調傳統手工，效果也不一定好，既費時耗工，而且做手工時每個人的手勢肯定不同，因此質量也不能得到保證。除了有些工藝必須要用手工製作外，其他該用機械設備的應儘量用機械設備。最後，我們設計制定了外套和襯衣除了做紐扣訂紐扣以及門襟內止口扳針等是手工活外，其他絕大多數部位都是利用縫紉機械設備縫製的，這樣即快又好。

在傳統服裝上進行工藝創新，主要有這幾個方面。一是採用了現代的粘合村工藝，主要是在前衣片、門襟止口、袖窿等部位的粘合，目的使服裝成型後更加平挺飽滿；二是採用了西服的歸拔工藝，對特殊體型某些部位適當的進行了歸拔處理，尤其是女裝，以突出人體的曲線造型和彌補人體的某些不足；三是對袖子工藝作了改革，採用了西裝的袖子工藝，使袖子成型後圓順服帖；四是採用蒸氣熨燙，以防止產生極光和燙黃的現象發生。

七、服裝取什麼名好

2001年APEC會議領導人服裝還未亮相，媒體便紛紛猜測。服裝正式亮相後，基本上所有媒體都進行了報導。有一點不知道注意沒有，就是關於服裝的名字，說法太多了。

女士唐裝圖片

媒體一般都這樣稱呼：中式服裝、中國傳統服裝、領導人休閒服、中裝、中國裝、唐裝、盛裝、中式對襟夾裝、新版“馬褂”等等。

民間一般這樣稱呼： APEC服、中西式服、元首服、澤民裝等等。

因此，如何為2001年APEC領導人服裝取一個什麼樣的名字，也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首先，名字應該是能代表中國幾千年傳統服裝中最精粹最核心朝代的服裝。其次，名字應該是簡明扼要，通俗易懂，讀起來朗朗爽口，字越少越好。第三，必須尊重先入者為先的習俗。第四，一旦約定成俗，應特指此類服裝。

經過反覆考慮，我認為2001年APEC領導人服裝宜取名“新唐裝”為好，理由如下：

1.中國的歷史悠久，具有中國特色並能代表中國傳統服裝的朝代也很多。但相比之下，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強大最鼎盛的時代，雖然距今已近千年歷史，但盛唐的輝煌至今仍使每一個中國人感到自豪。因此，以中國歷史上最強盛朝代的“唐”字來命名中國傳統服裝，應該是當之無愧的。

2.現代意義上的“唐”並不一定指唐朝，而是一種泛指或特指。比如，英文china原意是指瓷器，但後來就演變成特指中國。又比如外國人稱中國人為“唐人”，這裡的“唐人”就是指現代中國人，“唐人街”就是指現代中國人住得地方，因此，稱呼“唐裝”並不就是指唐朝人穿得服裝。而我們現在所說的“唐裝”有二層意思，第一是能代表中國傳統的服裝，第二是泛指中國人穿的傳統服裝。

3.“新唐裝”三字書寫簡明扼要，讀起來朗朗爽口。

4.有關媒體較早的報導了“唐裝”的說法，而到目前為止，還找不出一個比“唐裝”更好更確切的名字，但為了特指這次APEC領導人式的服裝，可加一個“新”字，即：新唐裝。

新唐裝

面料

唐裝

——近一個世紀來中國人有關“民族服裝”的社會文化實踐（節選）[1]

周 星

服裝是民族文化沒有爭議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似乎是服裝文化史、民俗學和民族學、文化人類學領域的基本見解，同時，也是一般社會公眾的常識性認知。但中國民族學對於“民族服裝”或服飾文化的關心，主要集中在國內少數民族服飾文化的研究上，相比較而言，對於漢族的“民族服裝”，對於中國各地方豐富的“民俗服飾”，進而對於“中國人”（國民）的“民族服飾”問題卻較少涉及[2]。有鑒於此，本文擬對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有關“民族服裝”問題的若干重要的社會文化實踐作一些初步的探討。

新唐裝：邁向小康社會時復興傳統的再實踐

“唐裝”一詞，大約有兩層基本含義。一是指唐代人的服裝；二是指一般意義上的中式服裝。其第二種含義可能與涉及海外華人的“唐人街”、“唐人”等概念有關，基本上是指被海外所認知的中式服裝或泛指中國人的裝束。但是，自從2001年10月21日在上海召開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43]，一套經過重新精心設計的中式服裝一經亮相，“唐裝”一詞便有了新的第三層含義，亦即專指這種經過重新設計、並迅速在海內外華人中流行開來的中式服裝。

以2002年春節期間在全國範圍內爆發式的流行為契機，近些年來，“唐裝”一詞在迅速地發展成為“流行語”的過程中，其意義也產生了諸多歧義和引發了很多辯論[44]。為了和唐裝一詞的原初意義有所區別，並特指APEC會議期間經重新設計並被隆重推出的那套中式服裝，原創人員使用了“新唐裝”一詞[45]，認為它的特點是在款式、面料和工藝等方面，均做到了既對傳統有所保留、借鑑，又有很多創新，並融入了現代的時尚。出於對原創者的尊重，本文筆者也傾向於使用“新唐裝”這一概念來指稱這種現代中式服裝。

作為一次重要的、頗具有典型性和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有關服裝創意的文化實踐活動，新唐裝的設計目標，是要推出一套“盛世華服”。新唐裝款式的主要特點，簡單地說，就是立領、對襟、接袖、盤扣，主要使用團花織錦緞面料，並採用了不少傳統的裝飾圖案或紋樣。根據由原創者們所著《新唐裝》一書的介紹，新唐裝在款式設計中儘量保留了傳統服裝的古樸風韻，又突出了現代服裝灑脫自如的特點；在製作技藝中，既運用了傳統服裝的諸多特色工藝如滾邊、鑲邊[46]、嵌線、盤扣等，又大量地採用了現代服裝製作的技術，諸如接袖、粘合襯、蒸汽熨燙等[47]。新唐裝的款式具體如下：

男裝：對襟，無疊門；衣襟下擺方角；中式立領；前衣襟處裝訂一排七副葡萄頭直腳紐；兩片袖型長袖，裝袖，墊肩；左右兩側擺縫下段開擺衩。

女裝：對襟，無疊門；衣襟下擺方角；中式立領；衣襟止口、領口和袖口用鑲色料滾邊，寬度0.8厘米；前衣片兩片收胸、收腰；裝訂一排六副葡萄頭直腳紐；後衣片背中拼縫並收腰；兩片袖型長袖，裝袖，墊肩；左右兩側擺縫下段開擺衩。擺衩邊沿以鑲色料滾邊，寬度0.8厘米。

唐式男襯衫：對襟，無疊門；衣襟下擺方角；中式立領；胸部左裝一圓貼袋，衣襟處裝訂三組九副蜻蜓頭直腳紐；一片袖型長袖，裝袖；寬袖克夫有袖衩，袖克夫處裝訂三副蜻蜓頭直腳紐。

唐式女襯衫：對襟，無疊門；衣襟下擺方角；中式立領；衣襟止口、領口分別用本色料滾邊加鑲色料嵌線（一滾一嵌），滾邊寬度0.5厘米；嵌線寬度0.2厘米。前衣片兩片收胸、收腰，前衣襟裝訂一排五副鑲色嵌線蜻蜓頭直腳紐；後衣片一片收腰；一片袖型短袖，裝袖；袖口一滾一嵌；兩側擺縫下段開擺衩，邊沿也是一滾一嵌[48]。

分別和新唐裝的男女上衣以及所謂的唐式男女襯衫相配套的，主要是男女西褲或西式裙子。換言之，所謂“新唐裝”，其實主要是指上述幾套具有濃郁中國風格的中式上衣，一般並不包括與之配套的男女西褲和西式女裙。

新唐裝並非一陣空谷來風，而是有著深厚的服裝史淵源。新唐裝基本上可以說是以清代的對襟馬褂為基礎，經改良而成的中式輕上裝。其男子款式的由來，事實上可以一直追溯到明清時期男子的“行褂”、馬褂以及民國時期和長衫（袍）相配的馬褂，例如，它的立領、對襟、盤紐等，除了改連袖為裝袖之外，它基本上就是行褂、馬褂款式的延伸與演變[49]。至於新唐裝女子款式的由來，大體上也可追溯到清代的女子馬褂、20世紀40年代率先在上海出現的對襟中式女裝、裝袖中西式女裝等。所謂“中西式女裝”的基本款式為立領、對襟、裝袖，或為布料盤扣，或為塑膠扣子。以西式裝袖為特點的此種中西式女裝，曾於60-70年代在全國盛行一時，從而為今日新唐裝女上衣的創新設計奠定了很好的基礎。在一定程度上，對襟中式女裝和裝袖中西式女裝的出現與流行，也多少反映出了中國女子服裝款式一度曾經出現的男子化傾向，這和婦女走向自由以及男女平等的社會風尚應該是有密切關聯的。

總之，新唐裝的設計創新之所以取得了成功，主要是由於它較好地處理了傳統服裝要素與現代款式造型相結合的問題，亦即重視傳統服裝語言的一些基本要素諸如立領、對襟、手工盤紐等，但又放棄了傳統服裝之肩袖不分、前後衣片聯體等缺乏立體感的款式造型，而代之以肩、袖等部位的現代裝袖造型。此外，在面料選用、裝飾紋樣、裁縫工藝等方面，也都是既較好地汲取了經典的傳統因素，同時又營造出了新唐裝的現代美感。

新唐裝的設計、隆重推出和大範圍流行，同時還是一種依託“都市流行現象”的規律而成功運營的具有強烈商業性的操作。已有研究者指出，新唐裝的流行既不是常見的輻射式、滲透式，也不是人們並不陌生的蔓延式或爆發式，而是一種頗為罕見的“共振式”流行[50]，亦即在新唐裝發祥之地的上海和全國各地幾乎同時發生共振，這意味著在新唐裝流行之先，便已經具備了充分而又普遍的社會氛圍，故其傳播速度非常之快。實際上早在新唐裝亮相前的20世紀90年代，各種中式服裝就已經在悄悄流行了，這說明新唐裝的爆發共振式流行原本不乏廣泛的社會基礎。

為使新唐裝取得成功，初創設計者們對新唐裝的定位至少有兩點值得提及。第一，新唐裝由於是為亞太各國或地區領導人設計的“高級服裝”，故特別注意款式、面料和製作工藝的水準，一切都要求高檔一流。儘管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並不很長的服裝傳統是以“休閒”為導向的，但新唐裝的設計理念卻是著眼於正式場合，很注重款式的莊重感。第二，初創設計者們諸如“男子寬鬆”、“女子合體”之類的著裝建議固然是適宜的，但試圖使新唐裝能夠適應勞作以外的所有場合（包括正式場合與休閒場合）以及所有人需求的“萬能”服裝，卻是不很現實的。事實上，新唐裝究竟是正式場合的禮服，還是休閒場合的休閒服？是代表中國人精神風貌的“民族服裝”，抑或只是一種新的時尚服裝？對此，新唐裝初創設計者們的界定並不是十分明確。不難明確的倒是，除了在一些可能的服務行業或工作環境允許的場合之外，新唐裝基本上是不大適合勞作的。顯然，新唐裝之在國人服裝生活中的地位和影響，並不完全取決於初創者們的設計初衷和服裝理念，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它還需要在實際推廣或流行的過程中得到社會公眾著裝實踐的檢驗。例如，新唐裝最初雖然是被作為高級服裝（禮服）推出的，但它在普及的過程中卻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大眾化和平民化的趨向。

對於新唐裝得以廣泛流行的社會背景，可以從國內和國際兩個方面去理解[51]。改革開放與經濟的高速增長，促使中國民眾的社會生活逐漸地出現了民主化的趨向，而經濟生活也逐漸地進入了“小康社會”。中國服裝工業舉世矚目的發展，為豐富國人的服飾生活提供了基礎性的物質保障。林林總總的時裝和多少已有些從容和得以休閒的日常生活，遂使得“流行”成了中國民眾生活方式的基調之一。所有這些都意味著中國人所追求的已不再只是“豐衣足食”的生活了，而是到了人們還進一步渴求藝術審美亦即需要以時裝來裝點生活、尋求意義和表現個性的時代。

另一方面，經濟與文化的全球化趨勢，帶來了國際服裝文化的大面積交流。新唐裝不僅大量地汲取了國際時裝的設計理念和剪裁技術，它基本上也是以充分地意識到國際社會中的國人“形象”為前提而被創製出來的。一言以蔽之，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都使得國民對於新唐裝的感知和印象，已經和近一個世紀之前對於長袍馬褂的認知與印象完全不同了。

全球化趨勢與中式服裝的未來

上文我們簡要地分別敘述了中山裝、旗袍和新唐裝的創製、改良以及設計、推廣乃至於流行和在全國範圍內普及的基本過程。筆者傾向於認為，雖然前後相隔七、八十年之久，但這三個案例實際上都是中國人在不同的時代背景和國際形勢下，致力於尋找和建構“民族服裝”的社會與文化實踐活動。

中山裝的創製是以革命領袖的直接倡導和政黨、政府的強力推動為特點，具有明顯的“革命”象徵性，事實上它也是新興的國民國家致力於國民文化建設的一個主要方面。中山裝所指向的乃是中國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新形象。和中山裝的“國家”或“官方”屬性相比較，現代旗袍則主要是“民間”屬性的，其形成具有一定的自發性，與其說它獲得了國家或政府的強力支持，倒不如說它獲得了市場、新興的市民社會和海派文化的有力支撐。現代旗袍之在上海興起，固然與西方人文思潮的浸潤有關，但也與市場經濟和國民文化在上海的初步發展密切相關，一定程度上，它同樣也是中國人追尋全新的民族形象而幾乎是自發性的一種文化實踐。現代旗袍並沒有具體的發明者，它基本上是由上海當時的服裝界、商界、都市摩登女郎及一般女性所共同創造的。但現代旗袍的出現與流行，多少還是與中山裝的推廣和當時西裝的流行有關聯，因為它適時地為現代中國女性提供了堪與中山裝、西裝等男裝相匹配的女裝。它之所以在當時的諸多流行女裝（如連衣裙、西式裙等）中能夠脫穎而出，則是因為它具有中國式的起源，進而也被認為具有中國式的風格。

中山裝和旗袍都是在現代國民國家的體制初步得以確立，但民族危亡和中華文化依然危機四伏的時代背景下出現的，它們有意無意的“國服”指向也確實在相當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至於新唐裝創製的時代背景，則和20世紀早年的情形有了很大的不同。國家經濟的成長和人民生活的小康富足，使國人增強了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如果說中山裝和旗袍多少具有脫離中式服裝傳統的傾向，那么，新唐裝則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明顯的回歸中式服裝傳統的傾向。但中山裝、現代旗袍和新唐裝，作為國人有關“民族服裝”的幾次重大的社會文化實踐，它們彼此之間還有許多共同之處，很值得引起研究者的關注。

第一，它們都是在經濟與文化全球化的歷史大趨勢下，以西式服裝為基本參照系而進行的服裝創製或改良。雖然在中山裝和旗袍興起的年代，“全球化”一詞並不常見，但中國經濟與文化卻同樣是日甚一日地被捲入到當時資本主義經濟和文化的世界體系之中，與此相關，中國人的服裝生活與文化自然也未能例外。中山裝和旗袍的創製與改良，雖然都有以“民族服裝”抵制或排斥西服洋裝的意味，但它們又都無一例外地以西式服裝為參考，以西式服裝的思想為指導。中山裝的創製之受到西式服裝的重大影響已如前所述，其實旗袍的誕生也一樣。當年西方服飾文化初進中國，貼身合體的西式連衣裙曾吸引了無數的中國女性，進而促成了中國女性服裝傳統的變化，如寬衣褲逐漸收小，闊條滾邊縮減簡化，袖子變短，領子高聳，腰身收攏以襯高胸部等等，所有這些細節變化的總趨勢，最終便自然地導致了從寬大直筒式旗裝發展出流行至今的現代旗袍。旗袍顯然是依據西方標準的服裝觀演變而成的。同樣，新唐裝的創製也是通過裝袖等西式剪裁技藝而確立其基本款式和造型的。換言之，中山裝、旗袍和新唐裝基本上都採用了西式服裝文化的價值和審美取向，其中明確地蘊含著對於中國服裝之“現代化”的追求。新唐裝率先亮相的場合，極具象徵性地反映了全球化的大背景和以“民族”特色來予以對應的意向。

第二，它們都以中國悠久的服裝文化傳統為資源，以中國民眾現實的服裝生活方式為基礎，儘可能多地汲取了中國服裝的傳統元素，從而在相當程度上成功地建構或演繹了全新的中國風格。即便是較多具有西式服裝屬性的中山裝，也由於對稱均衡的中國美感、象徵寓意的中國手法等而具備了中國氣派。可以說伴隨著艱難的中國革命歷程，中山裝的式樣和款式已被中國人徹底地接納為現代中式服裝的一種了。旗袍的旗裝由來、它對於偏襟、傳統扣袢、鑲邊滾邊技藝的發揮以及旗袍對東方女性人體的表現和演繹，都說明了現代旗袍之與中式服裝傳統之間存在著的直接或間接的血緣關係。新唐裝在絲綢面料的質地、鮮艷的中國色調以及傳統圖案紋樣的大量採用等方面，表現出對於中式服裝之歷史遺產和民族要素的高度重視。以傳統的團花紋樣為基礎，以牡丹圍繞APEC幾個變體英文字母來表示對APEC大家庭相聚中國的祝願，我們從此類表現手法中可以清晰地窺見新唐裝創製的基本原則，亦即中西合璧，既要回歸和展示中式服裝的傳統，又要有時代感和現代感。例如，新唐裝的造型採用馬褂傳統以貼和國人體形，但又通過裝袖等演繹現代感受，確實可以說是把中國的傳統服裝文化和當前國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和西式裁剪方式作了較為成功的結合。

第三，它們都有較為明確的對於“民族服裝”之建構的追求。儘管有的研究者認為，中山裝和現代旗袍都不是漢族或中國人的民族服裝，它們不過是被中國人“在心理上被民族化”了而已[52]，但在筆者看來，只要它們多少基於中式服裝的一些傳統，一經創製或改良之後又被大多數國民認同為“國服”或“民族服裝”，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國際社會及周邊其他民族的認知，那么，說其已是中國人的“民族服裝”也未嘗不可。即便它們眼下未必就是中國民眾的日常服裝，也並不妨礙其可被稱為“民族服裝”。正如“和服”雖然早已不是日本國民的日常裝束了，但它依然無疑是日本人的民族服裝一樣，即便中山裝、旗袍和新唐裝主要只是在一些典禮或“非常”的場合被人們穿用，它們依然可以發揮民族服裝的功能。

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之所以表現出對“民族服裝”的強烈渴求，乃是與中國國家的命運和中華文化在全球化浪潮壓力之下的危機感密切相關的。尋求一種統一的和具有現代性的民族服裝，幾乎一直是國家的一項重要的事業。就此而論，它也是凝聚國家認同、增進國（公）民意識以及發展國民文化的最為重要的環節之一。中山裝和旗袍的興起、衰落與重現，實際上也正是在作為現代國家邁向現代化的艱難進程中，中國人在服裝創新與生活方式改革方面所持續進行的一種社會文化實踐。一定程度上，它們都獲得了成功，從而成為民國時代留給後世最值得珍惜的文化遺產。但由於種種原因，直至新唐裝創製之時，人們依然苦於在傳統節慶或喜慶活動場合找不出能夠代表中華民族傳統特色的“禮服”，尤其在男裝[53]。這意味著幾乎到21世紀初，中國人有關民族服裝的情結依然未解。之所以男裝問題更顯得突出，乃是因為中山裝已被意識形態過多地賦予了僵硬的印象。新唐裝的創製結合國人的穿著習慣，又基於傳統服裝的很多要素而推出了新的富於時代感的造型，它在海內外已被視為是具有中國氣派的民族服裝，同時，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民族服裝的男裝問題。

若談及“民族服裝”則如前所述，作為一個國家或民族之認同的象徵物，它固然是在其國家或民族的生活文化史中逐漸積累而形成的，但也往往同時是在國際或族際環境中彼此互動和相互定義的。例如，一些海外華人社區或社團的成長及其民族認同的需求，同樣也會促成其不斷地追尋民族服裝的諸多文化實踐活動。海外華人不再滿足於身穿洋裝卻保持“中國心”的此種動向，很值得關注。據《南洋商報》等當地媒體報導，馬來西亞“客聯會”在2004年8月28日舉行的代表大會上，曾一致通過將中山裝作為各屬會的“制服”，並要求將其推廣為馬來西亞華族男性的禮服，進而還把旗袍作為女性禮服，要求所屬客家人在重要集會時穿用。顯然，這種動向與馬來西亞各民族均有傳統服裝，唯獨華人沒有的現實狀況有關，也與他們在所在國作為一個民族的形成（華族）以及與他們對於祖國歷史、命運及文化的認同有關。它反映了海外華人在所在國落地生根，成為“華族”，需要在所在國的民族關係中以確立民族服裝的方式表達認同。海外華人有關民族服裝的定義和展示，往往也會對中國國內產生一定的影響。例如，對於新唐裝的關注，海外華人媒體就曾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有關民族服裝之創製和改良的文化實踐活動，在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社會裡也很常見。中國突出的民族與文化多樣性，乃是此種情形不斷發生的主要背景。在各種族際場景下，尤其在“華化”[54]和全球化的趨勢中，少數民族的文化認同往往會通過民族服裝來予以表達；而建構本民族鮮明“形象”的主要途徑之一，也正是不斷地重新定義和推出經過改良了的民族服裝。例如，在以旅遊觀光產業為背景的異文化互動中，麗江納西族有關其民族服裝的重新定義和不斷致力於推廣的實踐，便是一個很典型的例證[55]。或許是來自少數民族文化動向的刺激和作為回應，漢族作為中國多民族社會的一員，至少也部分地出現了對於漢族服裝的追求[56]。這意味著至少對於部分漢族民眾而言，新唐裝並非漢族的民族服裝，這同時也可反證中山裝、旗袍和新唐裝都是以國民國家為背景而建構的“民族服裝”，它們實際上都是中國不斷成長著的“國民文化”的組成部分。

最後，21世紀初年的中國已經形成了初步的“時裝社會”，全社會有關服裝穿著的禁忌雖然並未蕩然無存，卻也頗為自由，各階層的人們基本上都能自由選擇各自的裝扮了。國門洞開、紡織和服裝工業的發達以及時裝文化的崛起，均為國民的服裝選擇不斷提供著越來越多的可能性。在這種背景下，旗袍、中山裝和新唐裝究竟是民族服裝？抑或只是一些新的流行服裝品類？對此，學術界有所謂“禮服論”、“國服論”[57]和“時裝論”等不同的見解。在筆者看來，它們在具有民族服裝（禮服）之屬性的同時，也未嘗不可在某種意義或程度上同時也成為流行時裝的一部分。近年來的情形正是如此。中山裝、旗袍和新唐裝確實常常在一些傳統節慶（如春節等）、人生禮儀（如婚禮和葬禮[58]）、各種官方（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會議期間）和社會公共場合（公祭黃帝、孔子的典禮、個人演唱會、武術表演、相聲晚會、聯歡晚會、電視節目主持人）以及諸多社交場合（禮儀小姐）被作為禮服或表演服裝，或在某些服務行業作為“工作服”（賓館、飯店、傳統茶館），甚或也有不少人在日常生活中穿著它，但這都不妨礙它們同時也作為民族服裝的意義。另一方面，它們又確實具備了流行文化的一些要素，並確實構成了當前中國社會流行時裝里一泓醒目的流脈。

要真正理解中山裝、旗袍和新唐裝之在當前中國時裝社會裡重現和新近被推出的意義，或許還應把更為廣義的“中式服裝”放在眼下全球化的文化大趨勢中去加以理解。此處所謂“中式服裝”，應該包括中山裝、旗袍和新唐裝在內而泛指所有的中國傳統服裝。若對現在依然時常可見的傳統中式服裝予以初步的分類，則其主要有三大品類：長袍類（男子長袍和旗袍）；褂衫襖類（男子馬褂、短衫、夾襖、棉襖和女子小褂、短衫、夾襖、棉襖）；馬甲類。總體而言，中式服裝基本上是在中國歷史上農耕社會緩慢的生活節奏中形成的一種服裝文化形態，以舒展、寬鬆和飄逸為特點。就此而論，它和現代中國民眾的日常生活節奏已不很合拍，且多有不便之處。因此，它們在近一個世紀來的逐漸衰落並非偶然。但是，現代時裝社會也需要有休閒和舒緩的氛圍與節奏，這意味著中式服裝的很多傳統或其因素，即便是在現代的都市工業社會或信息社會裡，依然有其存在的價值和得以展示的空間；中式服裝原有的舒展、寬鬆和飄逸等特點，在當代中國人的服裝生活里依然會有某種程度的需求。

我們並不能夠僅依據中山裝、旗袍的復活以及新唐裝的流行，就斷言說中式服裝有可能全面回歸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這是因為人們日常的服裝生活業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無論如何，中式服裝所代表的文化傳統的價值、與此關聯的民族認同和自豪的情感、在國際時裝潮流中展示中國服裝文化或作為一種抵制的動向、“後現代”尋根及懷舊的社會氛圍等等，都會不時地重新喚起人們對中式服裝的歷史記憶，並不斷地激發人們對於中式服裝的重新解讀與進一步的改良實踐。中式服裝作為一種具有民族個性的文化遺產和文化資源，在中國日益捲入全球化進程的當今，其重要性也將被越來越多的國人所認識。把中式服裝傳統與現代生活方式、進而與國際性的時裝審美趨勢相結合的社會與文化實踐，相信今後依然可能會圍繞著民族服裝的指向而繼續有所發展。

[1]本文原載楊楊源、何星亮主編《民族服飾與文化遺產研究——中國民族學學會2004年年會論文集》，雲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8月。

[2]造成此種局面的原因之一，可能與“漢族”、“中國人”等與“民族”範疇有關的概念極具複雜性和靈活性有關。換言之，“民族服裝”問題的難點並不在於“服裝”，而在於“民族”。

[43]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的宗旨是“相互依存，共同利益，堅持開放的多邊貿易體制，減少區域貿易壁壘”，亦即以推動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為導向。但其一年一度的經濟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卻形成了一個傳統，亦即與會領導人穿著的休閒服裝，均是由東道國所提供的富有本國或本地民族特色的服裝，這又體現出了“民族化”之與“全球化”並行不悖的意義。1993年第一次非正式會議在美國西雅圖召開，當時的領導人均著便服。1994年第二次在印度尼西亞茂物市召開，東道主為客人們提供了“巴迪克衫”，這是一種蠟染的絲綢印花襯衫。1995年第三次在日本大阪，主辦國提供了休閒西服。1996年第四次在菲律賓的蘇比克灣召開，領導人們穿上了“巴隆服”。1997年在加拿大溫哥華，領導人的服裝為皮茄克。1998年在馬來西亞的吉隆坡召開，領導人們穿上了所謂的“巴迪衫”。1999年在紐西蘭的奧克蘭，為茄克套裝。2000年在汶萊的斯里巴加灣，是馬來族風格的藍襯衫。2001年10月在上海，便是本文將要討論的所謂“新唐裝”。

[44]如清華大學袁傑英教授認為，中國人稱自己的民族服裝為“唐裝”是不合適的，因為它是海外諸國稱呼中式服裝的名詞。參見楊菊芳“滿眼‘唐裝’非唐裝：由此引出的紛紜話題”，《北京青年報》2002年2月10日。

[45]丁錫強主編、李克讓主審《新唐裝》第20-21頁，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年10月。

[46]“滾邊”：一種用窄布條把衣服某些部位的邊沿包光以增加美觀的傳統特色縫製工藝，又叫做滾條工藝。“鑲邊”：將布條、花邊、繡片等呈條狀縫拼在衣襟或袖、領等處邊緣，形成與大身衣片的衣料和顏色有明顯差異的傳統特色縫製工藝。

[47]丁錫強主編、李克讓主審《新唐裝》第1頁、第63頁等，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年10月。

[48]參閱丁錫強主編、李克讓主審《新唐裝》第14-17頁，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年10月。

[49]夏目晶子“‘唐裝’的流行及其背景”（日文），愛知大學國際交流學會編《國際交流學會學會獎·努力獎獲獎畢業研究集成》，《文明21》特刊，2003年3月。

[50]夏目晶子“‘唐裝’的流行及其背景”（日文），愛知大學國際交流學會編《國際交流學會學會獎·努力獎獲獎畢業研究集成》，《文明21》特刊，2003年3月。

[51]夏目晶子“‘唐裝’的流行及其背景”（日文），愛知大學國際交流學會編《國際交流學會學會獎·努力獎獲獎畢業研究集成》，《文明21》特刊，2003年3月。

[52]山內智惠美著《20世紀漢族服飾文化研究》第29-30頁，西北大學出版社，2001年8月。

[53]上海市周慕堯副市長為《新唐裝》一書所寫的序言。

[54]周星“‘華化’、全球化與文化自覺——當前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的境遇和動向”，《激盪中的世界與中國——面向現代中國學的構築：愛知大學21世紀重點科研基地工程2003年度國際學術研討會報告》，愛知大學，2004年3月。

[55]宗曉蓮《旅遊開發與文化變遷——以雲南省麗江納西族自治縣乃西族文化為例》第25-27頁，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2年4月。

[56]不久前出現的有關漢族民族服裝的一些動向很值得關注。據新加坡《聯合早報》與北京《京華時報》2004年10月16日報導，10名身穿“漢服”（漢族傳統服裝）和22名普通衣著的青年，前一天齊聚在北京崇文區東花市斜街的袁崇煥祠墓，為他舉行了祭祀懷念的儀式。這32名青年來自全國各地，大都是“漢網”的網友。

[57]蔣子龍“唐裝和‘國服’”，《東方企業家》2002年8月8日。

[58]事實上，中國很多地方對葬禮中的死者，往往也會讓其穿著鮮艷的中式服裝。大街上的喪服店裡，往往就有很多類似的服飾製品。

[sy1]“屬”字前面有一個“衣”字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