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帕法裡,1675年,被沙皇任命為全權外交使團團長,任務是試探兩國之間能否建立友好和平交往。斯帕法里是俄國著名外交家、外務衙門的翻譯官。
基本介紹
- 本名:斯帕法里
- 別稱:尼古拉•斯帕法里
- 所處時代:沙俄
斯帕法里使團,根特木爾引渡問題,作為大清心魔的“根特木爾問題”,
斯帕法里使團
1675年,沙皇任命尼古拉·斯帕法里為全權外交使團團長,任務是試探兩國之間能否建立友好和平交往。斯帕法里是俄國著名外交家、外務衙門的翻譯官,出使之前,使團以整整兩年時間做準備工作。他研究了歷次出使和旅遊中國的案卷,並且蒐集了莫斯科和托博爾斯克所存的有關到大清帝國首都的各條路線的情報,外務部門還為他準備了一份關於中國的情報摘錄,材料取自耶穌會教士的著述和那些探險家、征服者的報告。
根特木爾引渡問題
使團於1676年2月5日抵達卜奎(即現在的齊齊哈爾)附近,受到卜奎首領的遠迎。清政府得到俄方出使通報後,特地派禮部右侍郎、暫署理理藩院侍郎事務馬喇前往卜奎迎接。3月7日,馬喇一行抵達卜奎,3月13日,雙方見面。在第一次見面時,馬喇遵照康熙皇帝的諭旨,詳細詢問了斯帕法里的使命,國書的內容等。但斯帕法里遵照沙皇的訓令,拒絕出示國書,也不同意將口述的內容行之於文字。第二天,再次見面時,馬喇對其多有抱怨。對此,斯帕法里的報告做了生動的記載:他說,清廷無法弄明白他的使命,哥薩克人在進攻,使臣卻說是為了友誼,“究竟使臣是奉派前來打仗的,還是來宣戰的,還是來向博格達汗收貢稅的,還是要使臣前來要挾的?”;斯帕法里在報告中一再強調“他們不能相信我們”,所以緊急派人前來詢問。清廷為什麼不能相信俄羅斯使者呢?馬喇抱怨說,他們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一方面派使團前來,一方面卻在進攻,這樣哪裡會有什麼友誼與和平呢?進行戰爭的時候有什麼貿易可言?”(《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
3月15、17日再次接觸,斯帕法里簡要告知國書內容,馬喇則認為,如此,則其使命僅僅為互相和好,不斷派使而已,並沒有涉及根特木爾引渡問題,而這卻是兩國修好、遣使交易的前提。斯帕法里告知馬喇說,沙皇並不知道根特木爾之事,因莫斯科無人能翻譯清廷的國書。馬喇報告康熙後,康熙令王大臣會議具奏,4月3日,議政王等上奏,認為俄羅斯使臣本應明確答覆根特木爾事件的處理意見,卻藉口不通文書試圖搪塞。由此看來,他們“雖有修好之意,亦不可信”。但既然來探尋建交情形並進獻方物,清廷“則應表彰聖主柔遠之至意”,準其乘驛進京。
1676年5月15日,斯帕法里抵達北京。就根特木爾問題,理藩院決定由尚書阿穆瑚琅同馬喇與斯帕法里交涉,雙方就此談判,理藩院在7月28日給康熙的報告中斷定斯帕法里所說“俱不可信”,“因此,似應毋庸遣使”。斯帕法里要求清廷回復國書,清廷閣老一再表示,並非不發給國書,我們本來早就決定要寫國書給你們的大君主,但國書內容,除了引渡根特木爾之外,別無他事,因為在你國大君主引渡根特木爾之前,任何別的事情都不可能辦成。
自然,俄國使者要求清廷就沙皇訓令做出答覆的事,也被擱置起來了,因為根特木爾問題沒有解決,內閣會議決定不予使團以書面答覆。斯帕法里在報告中寫道,大臣們認為引渡根特木爾是兩國建交的前提,如果不答應,則不僅不會回答,甚至此後連俄國使臣、商人都不接待,如果能滿足此條件,則“不要說十二條,就是一百二十條,汗也會接受”。
為何清廷堅持要引渡根特木爾?
斯帕法里返程前,曾向耶穌會教士打探清廷何以如此高度重視根特木爾的引渡,耶穌會教士告知,根特木爾是全體異族人的首領,如果沙皇交出他,則其餘的異族人就會跟他走,或者逃散。如此,則沙皇沒有在邊境駐軍的理由,衝突也就化解了。耶穌會士告知說,根特木爾事件還與滿族的民族隔離政策相關,滿族人擔心漢人造反和背叛,甚至把漢人遷出北京,“他們還擔心住在長城外邊的蒙古人以及卡爾梅克人,因為蒙古人和卡爾梅克人嫉妒他們這樣小的民族竟然統治這樣大的國家”。“這是因為他們在中國國內的地位軟弱,他們既害怕中國人,也害怕中國的鄰邦”。
一些耶穌會教士提醒斯帕法裡,如果俄方不交出根特木爾,清廷就會攻打阿爾巴津和尼布楚。清廷之所以要引渡根特木爾,正是因為他們知道你們不會把他交出來,於是他們就可以找到一個藉口,似乎他們是為正義而戰,從而可以把尼布楚和雅克薩兩處地方夷平。還說,他們甚至會以武力把根特木爾抓回去,但並非為了根特木爾,而是他們想趕在俄國軍隊增加之前先發制人,控制尼布楚和雅克薩。因此,應派遣一些軍隊去防守,否則會引起中國人的輕視;他們還說,希望俄國大君主派軍隊攻打一下這些高傲的中國人,使他們認識一下沙皇陛下是什麼人,他們自己又是什麼人——“他們竟然傲慢到認為所有的君主都只是他的奴僕,認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只用一隻眼睛看,而他中國人是用兩隻眼睛看的”。耶穌會教士在告知這些時解釋說,他們“樂於為大君主服務”,“因為他們不喜歡滿洲人,他們喜歡漢人,他們在漢人時代生活得很好”。(《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第三冊)斯帕法里由此認定,清廷拋出根特木爾,乃是掩蓋戰爭的煙幕、為戰爭準備拖延時間。
斯帕法里回程時路過尼布楚,特意會見了根特木爾。在給沙皇的報告中,他寫道:“那位根特木爾勝於向大君主納貢的所有通古斯人,他是一位魁偉、驍勇、狀如巨人的男子漢。他有九個妻子,除女兒外,有三十多個兒子。他的部族合起來有三百餘人,而且都配備著頭盔和長矛。臣僕聽說中國人一再要求交還這位根特木爾的原因就在於:中國人知道,根特木爾及其部族都是很善戰的,而今卻住在離他們很近的邊界城市涅爾琴斯克。中國人擔心根特木爾會唆使大君主的軍役人員同他們打仗;中國人一再要求交還根特木爾的原因還在於,他在這一帶住過,了解當地一切情況。”
確實有如斯帕法里的報告所說,根特木爾“叛逃”的影響太大,他在尼布楚定居後,自己曾多次參加對大清的遠征,他還寫信勸一位親戚帶領自己的部族離開卜奎投奔俄國。通過他的號召,越來越多的蒙古族和通古斯族歸順俄國並向俄國交納實物稅。不引渡他歸國,大清對當地土著的統治就不免堪憂。
作為大清心魔的“根特木爾問題”
按理,夾在兩個帝國之間的土著部落,“逋逃”之類乃是最正常不過的事,根特木爾問題何以會成為中俄外交的死結,清廷甚至為此不惜一戰?
康熙的一段話,可以為我們了解這段史實提供幫助:“向部民徵收一二貂皮,此尚不足使朕與大君主反目相向,你等亦宜三思。你等如系大君主之臣民,理當受有君主旨意,著你等大君主納貢臣屬叛逃而去,可因事過十年、二十年或百年而不予追究乎?但即使如此,如根特木爾攜一哥薩克前來商談一切,如根特木爾前來見朕,朕雖不屑同他面談,亦可確保二人安全,否則,談何統轄四方。”
引發戰爭的是主權糾紛嗎?當然,有主權糾紛在,引渡是主權之一,徵稅亦為主權之象徵,但其重要性只在民族國家的視野中才能清晰呈現,而非帝國關注的重點,如康熙上段話中所揭櫫的。部民的忠誠,對於以弱小民族而統御強大中國的滿族人而言,確實至關重要。這一點,就連當時作為客卿的耶穌會教士都能看出,但我們的歷史學家們卻輕易放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