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申斯基

斯塔申斯基，只要輕輕扣動板機，一支帶有發射栓的玻璃針便會撞破玻璃針管，一團氣霧過處，所有生命便會停止呼吸，幾乎聲息全無。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斯塔申斯基
• 遊戲類型：十大超級間諜系列
• 音樂：不詳
• 內容主題：性命遊戲
• 分級：3
• 主要角色：冷麵殺手斯塔申斯基

簡介

十大超級間諜系列：冷麵殺手斯塔申斯基

自從烏克蘭獨立運動的領袖西蒙·彼特魯拉在巴黎街頭被謀殺、康諾瓦萊克在鹿特丹的街上被定時炸彈炸死，克格勃便開始使用這種氣霧殺人武器……

初入諜門

幾個月來，人們在慕尼黑的大街上不時看到一個年輕陌生人在晃來晃去，仿佛他不清楚自己該往何處去。他身材瘦削、肩膀斜削、胸膛扁平，但最惹人注目的還是他那雙古怪的、閃爍不定的、顯出焦慮不安神色的、幾乎像一隻受到驚嚇的鳥的眼睛。但他實際上並不是一個受了驚嚇的人。仔細觀察他的行動或者和他正面接觸，比如吃吃飯、喝喝酒、聊聊天，你就可以看出，他顯然是個善於自我克制的人，是個很容易交談的人，而最為重要的，他是個適應性很強的人。 他需要有很強的適應性，否則，他無法完成他的使命，他叫博格丹·斯塔申斯基，烏克蘭人，受僱於蘇聯情報部門，奉命監視流亡在西德的那些被認為是敵視蘇聯的烏克蘭人。烏克蘭人總是渴望獨立，而其中有些人迄今仍認為烏克蘭與蘇聯完全是兩碼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許多烏克蘭人站到了德國人一邊。斯塔申斯基按照他的蘇聯主子的指示，用“萊曼”作化名，帶著一個蘇聯占領區的通行證，來到慕尼黑，向他的蘇聯情報部門不斷地報告那些烏克蘭人的情況。 斯塔申斯基的主要監視對象是一位流亡的烏克蘭政治家——列夫·里貝特。他是《烏克蘭獨立報》編輯，住在慕尼黑，1957年9月，斯塔申斯基奉命去向他的蘇聯領導人匯報工作情況。蘇聯上司臉上帶著戲劇性的表情對他說：“是時候了。從莫斯科來的人已到這兒了。”這位領導人語調中有一種特別的聲音使這位烏克蘭人毛骨悚然。正如他後來所敘述的，斯塔申斯基突然驚恐地發現，他監視里貝特的目的原來在於準備謀殺他。他懷著難以掩飾的恐懼和不安去會見將向他出示殺人武器的那個從莫斯科來的克格勃人員。 同這個克格勃特務的會見在蘇聯占領軍總部所在地的東柏林卡爾斯霍斯特舉行。這個克格勃人員在這兒給他看了“用來打發里貝特的東西”——為進行不留痕跡的暗殺所使用的武器。這武器表面看來是絕然無害的。它是一根金屬管。有人的手指頭粗細，約7英寸長，由3節擰在一起而成。底部一節有一個發射栓點燃炸藥，推動中間一節的一根金屬桿，這根金屬桿又將管口的一個小玻璃針管撞破。這隻玻璃什管里裝有毒藥。這看來像水的毒藥以氣霧的形式從金屬管的前端發射出來。如果從距離大約1英尺半的地方將氣霧射到哪個人的臉上，這個人一吸入這種氣霧就會立即倒地而死。 這個克格勃特務向斯塔申斯基笑著，露著大牙，仿佛因嚇壞了他而感到快樂。 “十分簡單，你看，比這樣好多了。”他一邊說一邊用手指在脖頸前劃了一道。“這氣霧絲毫不留痕跡，不可能查出是謀殺。只是你自己必需謹慎小心，務必注意不要讓氣霧危害到你。我們不想讓兩個人死亡，那就要露餡了。” 這個克格勃特務向斯塔申斯基遞上一片藥，然後告訴他：“這是防護品，你預先把這片解毒藥吞下，而在發射這武器之後立刻弄破一個解毒針管，吸它的氣霧，這樣你就會免於死難” 。這位名叫塞爾蓋的克格勃特務把這種噴毒槍向斯塔申斯基作了操作表演，然後要求他第二天必須來親自實習一番。 第二天，斯塔申斯基跟著塞爾蓋來到了附近一小片林子裡。 塞爾蓋將他帶來的小狗拴在一棵樹上。然後，他在給了斯塔申斯基一片防毒藥片後，把那件氰化物殺人武器交給了他。 斯塔申斯基心煩意亂，不忍去看那隻狗，而這條小狗卻忠實地圍著他的腳轉。 他明白，這逃不過塞爾蓋的眼睛。他只好轉過臉，在距離狗大約1英尺的地方發射了這種武器。幾乎沒有任何爆炸聲，這個動物當即被擊倒，經過一陣短暫的痙攣，毫無聲息地死去了。 狗的屍體被遺棄在林子裡，塞爾蓋拿走了拴狗的皮帶、頸圈和口絡，仿佛完成了一項任務，揚長而去。這時，斯塔申斯基完全明白了，他就要毫不留情地運用這種武器去執行殺死里貝特的任務。1957年10月9日，他從柏林飛抵慕尼黑，假名“西格弗里德·德雷傑”。按照塞爾蓋給他的詳細指示，他在以後的3天每天清晨吞服一粒解毒藥丸，定時到卡爾斯普勒茨大街等候里貝特的出現。10月12日上午10時剛過，當里貝特下了電車朝卡爾斯普勒茨大街8號他的寓所走去時，被斯塔申斯基發現了。聽到里貝特進入那所房子的聲音，斯塔申斯基就立即從他的上衣口袋裡掏出那件裹在一張報紙里的武器，向他的毫無戒心的獵物走去。 當他走到里貝特身邊時，他將那武器對準他的臉開了火。沒有響聲，沒有驚叫聲，也沒有流血，只有里貝特倒下去的輕微聲音。 看到里貝特中彈，斯塔申斯基立即衝下樓梯。在門廳里，他弄破解毒針管，吸了裡面的氣霧。他跑出那所房子，將那件武器扔進荷夫花園後面的小河裡。 天氣晴朗，陽光燦爛。斯塔申斯基心慌地來到火車站，正趕上一列開往法蘭克福的火車。他在那兒過了一夜，第二天飛往柏林。斯塔申斯基成功地迎接了他的“第一個熟人”。 博格丹·斯塔申斯基是個十分聰明伶俐的小伙子。1948年4月，他獲得了利沃夫大學預科的退學證，開始在利沃夫師範學院攻讀數學。1950年夏末，他因無票乘火車被捉住，並被命令去向利沃夫的交通警察局報告。這一命令足以嚇壞甚至最勇敢的烏克蘭人，因為交通警察里設有一個蘇聯國家安全隊，即蘇聯國家安全部下面的一個特務機構。 這個特務機構的西特尼柯夫斯基上尉接見了斯塔申斯基。這個上尉隻字不提車票的事，而是不斷地詢問有關斯塔申斯基的家庭和家鄉的一切。坐在上尉面前，斯塔申斯基感到不安，因為他不知道上尉究竟想怎么處理他。西特尼柯夫斯基上尉警告這個年輕人說，他完全清楚他的家庭是捲入了“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的。他還強調說，烏克蘭人反對蘇聯的反抗是“毫無意義的”，“他們肯定會被捉住，被逮捕，被懲處，被放逐”。 年輕的斯塔申斯基很快明白了這位上尉的用意：如果要想保護他的家庭，他只有向蘇聯提供烏克蘭地下運動名單的情報。作為報酬，他的家庭成員將免遭逮捕。 談話後不久，斯塔申斯基就在一份為國家安全部工作的書面聲明上籤了字，並發誓絕對保密。他的化名叫“奧列格”。在以後的時間裡，斯塔申斯基為了執行他所接受的指示，他把家鄉里所發生的一切事件都記了下來，並上報那位上尉。1951年2月，西特尼柯夫斯基告訴他，必須儘快打入“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的一個抵抗團體，設法搞清楚那位親蘇聯、反天主教的詩人加洛斯拉夫·加蘭被“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謀殺的詳細情況。並再次受到威脅，如果他不再幫助他們幹的話，他的雙親和姐妹將被驅入集中營，事實上，蘇聯人認為斯塔申斯基已具有成為一名優秀間諜所需要的素質。 幾天后，斯塔申斯基以國家安全部就要逮捕他為藉口，設法打入了“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的一個地下團體。他向國家安全部如實地進行了匯報，結果，國家安全部立即通知他說，既然烏克蘭人已經完全知道了他同國家安全部的關係，他就再也不能國家了。如果他要求得到安全和自由，他就必須放棄學業，加入國家安全部。直到這時為止，他所偶爾得到的報酬只是一小筆錢和被領導拍拍肩膀。但是當斯塔申斯基說服了他的姐姐把他介紹給躲藏在利沃夫附近森林裡的一些烏克蘭地下運動組織成員之後，他便以其情報質量之高給西特尼柯夫斯基以深刻印象。他向蘇聯人提供了加蘭的謀殺者的名字，他因此得以在蘇聯的薪金名冊上列名，月薪900盧布。

性命遊戲

斯塔申斯基被送到基輔接受為期兩年的間諜訓練。此刻他的化名是“莫羅斯” 。在基輔除了接受政治教育外，他還被授以德文和間諜知識。1954年，蘇聯國家安全部即併入克格勃。斯塔申斯基被允許同他的雙親見面，但只能告訴他們他在基輔工作。 1954年年底，斯塔申斯基被給予一個全新的身份：約瑟夫·萊曼，1930年11月4日生於波蘭陸柯維克村的一個日耳曼族人。 斯塔申斯基為了扮演他一生中這一新的角色所得到的訓練是極端徹底的。在蘇、波特務機關軍官的陪同與監視下，他使用他母親少女時代的姓“凱佐”。在波蘭，萊曼到曾生活過的重要的地方旅行，並熟悉這裡的一切。最後，斯塔申斯基被帶去德國奧得河畔法蘭克福附近的蘇占區，移交給了他將來的蘇聯上級軍官塞爾蓋·亞歷山大洛維奇。無須贅說，約瑟夫·萊曼，這個他將充任的人，早就消失了。 斯塔申斯基在克格勃中的印象一天天在加深。甚至在基輔訓練後的一段時間裡，他們還不放鬆他的訓練，交給他全套的各種各樣的職業和任務來檢驗他。在斯塔申斯基被派遣出去之後，他仍然受到克格勃的監視。 1956年，斯塔申斯基開始被克格勃啟用。他被派往慕尼黑去監視那些敵視蘇聯的烏克蘭流亡者。作為“萊曼”，他必須同一個化名叫比薩加的烏克蘭移民建立聯繫。比薩加一面任職於一個烏克蘭流亡組織在慕尼黑髮行的反蘇報紙《烏克蘭獨立報》編輯部，一面以克格勃的奸細在這個德國城市裡進行活動。然而,斯塔申斯基一點也不知道，西德的特務機關業已獲知他是一名蘇聯間諜。他們已將他同比薩加談話的情景拍了照片。那時他們已經知道比薩加是莫斯科的特務，由此他們推斷斯塔申斯基是在為同一個主子工作。但是，這時西德國家安全部機關已為克格勃所滲入。那個機關的蘇聯科負責人本身就是一個蘇聯特務。他很可能將關於斯塔申斯基的情報壓下不報。 斯塔申斯基這時已成為一個忠實的蘇聯間諜，否則蘇聯人絕不會考慮派他去殺人。原先他僅以為盯列夫·里貝特的梢，以便適當的時候將其劫持回烏克蘭，而決沒有想到要執行殺害他的命令。 作為見習斯的間諜，斯塔申斯基還有許多東西要學。他被要求儘可能查明里貝特所有的活動及日常工作規律。在對里貝特進行偵察時，里貝特一離開卡爾斯普勒茨的辦公室，斯塔申斯基便緊緊尾隨。第一次盯梢，斯塔申斯基感到非常不自在，好像全世界都在跟蹤自己，又好像里貝特早已認出了他。為了掩飾內心的不安，斯塔申斯基戴上了墨鏡。他環視周圍的一切人，發現只有他一人戴著墨鏡，他又感到不自在，結果還是取下了墨鏡，因為不戴墨鏡比戴著少惹人注意。胡思亂想一陣之後，斯塔申斯基終於穩定下來，克服了他的恐懼心理，開始千方百計追蹤里貝特，觀察他的一切活動及日常生活習慣。這期間裡貝特竟毫無覺察。 斯塔申斯基感到一陣歡喜，對里貝特的跟蹤也更進了一步。 也許是克格勃已經了解了這一切，也許是一種巧合，克格勃命令斯塔申斯基立即實施對里貝特的暗殺行動。 正好在這時，斯塔申斯基熱戀上了英格·波爾小姐，一個普通的德國姑娘。她和她全家都是反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在他殺了里貝特之後，他感到他們之間的關係值得擔憂。 1958年5月，斯塔申斯基被派往鹿特丹，奉命監視為1938年被謀殺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締造者康諾瓦爾克上校所做的墓前追思禮拜。斯塔申斯基將所有出席這一儀式的人都拍了照，特別注意到一輛帶有慕尼黑車牌的停在墓地外面的藍色奧普·甲必丹汽車。他發現這就是禮拜式的主要演講人斯捷藩·班德拉的車子。 班德拉不僅是“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慕尼黑分部的領導人，而且是烏克蘭抵抗運動領導人中幹勁最大、最傑出的一個，與西方的聯繫也最密切。在克格勃橋命想幹掉的烏克蘭人黑名單中，班德拉名列前茅。關鍵的是：必須幹得不露形跡，像幹掉里貝特那樣，被看作是意外死亡。 美國和英國的特務機關都一度同班德拉有密切聯繫。英國當時相當器重班德拉，他成為當時移民中一個頗具聲望的人。1959年，班德拉在慕尼黑被神秘地謀殺了。對於班德拉的死因，人們一直眾說紛壇、莫衷一是。 謀殺班德拉的兇手究竟是誰？是美國情報局或別的什麼組織？事實是，1958年末，克格勃頭目塞爾蓋向斯塔申斯基下達了幹掉班德拉的命令。歷史的謎團在克格勃的歷史檔案中找到了謎底。 當斯塔申斯基追蹤他的獵物時，他又得到了一個新的掩護身份，即住在杜伊斯堡納彭韋格大街69號的漢斯·喬基姆·巴德。 巴德出生於卡塞爾。對於通常細心的克格勃來說，採取這一做法是不平常的，甚至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巴德本人還活著。也許這正是克格勃玩弄的一個狡詐手段，因為他們已經得知斯塔申斯基同英格·波爾的戀愛關係。隨著時間的推移，無情的間諜活動正在迫使斯塔申斯基陷入一種無法忍受的處境：要么，繼續充當克格勃的殺手；要么，繼續喜歡英格·波爾，與她終身為伴，被克格勃拋棄。 班德拉使用的是波普爾的身份，是一個游離不定、捉摸不透的人物。在克格勃派博格丹·斯塔申斯基去反覆偵察之前，甚至連班德拉的手下也難於確切知道他的行蹤。終於有一天，斯塔申斯基找到了班德拉的住所。他跟蹤班德拉來到了慕尼黑克雷特梅厄街7號。斯塔申斯基試圖搞清楚房內的一切，因此他搞到了一把萬能鑰匙，借班德拉不在之際，很快地打開了房門，查清了房中的一切。他把得到的所有情報和有關班德拉的情況匯報給了克格勃中他的上司。 斯塔申斯基希望這次喋血的“濕活”不再落到他的手中。然而，莫斯科方面早已獲悉斯塔申斯基的偷偷摸摸的戀愛生活，而使他得免於被幹掉的原因，可能就是他至少小心謹慎地在英格面前保持著他的假身份。英格稱呼他為“約希”，作為對他原來的間諜化名瑟夫·萊曼的簡稱。1959年4月，他們秘密定婚。 在斯塔申斯基最後得到他必須殺死班德拉的通知之前，他曾奉命前往莫斯科。 克格勃分子格奧爾基·阿克森捷維奇告訴他說，班德拉已經被判處死刑了，由他充當行刑者。也許是出於對自己安全的考慮，也許是一種藉口，斯塔申斯基提出，班德拉通常隨身帶有一名保鏢，謀殺有一定難度，克格勃對此的回答是給他一支雙管手槍，以備急用。 斯塔申斯基不得不再次充當殺人犯。他被阿克森捷維奇請去，為成功謀殺里貝特而慶賀。在那裡，阿克森捷維奇同時告訴他，那種殺人的武器在技術上已有相當改進，以前使用的槍能撒出一些玻璃小片，現在已經不會了。 但是，斯塔申斯基明白，愈是甜言蜜語，愈是困難更大。危險更多。要是殺不了別人，自己就會遭殺害。不僅如此，糟糕的還在於如果幹得不利落，而一旦被偵破，克格勃也許就會無情地放棄你，把你推上斷頭台。 斯塔申斯基開始了對班德拉的盯梢，他極力尋找下手的機會。克格勃向他發出限期命令，10天之內完成任務。1959年5月的一天，機會出現了，斯塔申斯基注意到，班德拉當時正獨自駕著汽車進車房，當班德拉停車時，斯塔申斯基手中緊緊扼著他的武器,準備隨時發射。不知道是恐懼還是疑慮，或者是怕發射後被偵破，總之，斯塔申斯基握著武器的那隻手沒有扣動板機。 這樣，在他離開時，他將他的武器扔進了古格爾穆爾河，就像他殺里貝特之後所做的那樣。為了哄騙克格勃分子，他審視了一下班德拉住所的門鎖，然後，他弄斷了那把萬能鑰匙。斯塔申斯基向克格勃提出種種藉口，而這些藉口卻自相矛盾。 克格勃為了進一步追捕烏克蘭流亡者仍然不願放棄對斯塔申斯基的希望。 1959年8月，克格勃玩了一個心理上的把戲，他們把斯塔申斯基送往他的雙親所在地，給他們一個短暫的會面機會，利用這一手段達到心理上對斯塔申斯基的繼續控制。同年10月，斯塔申斯基又一次接到必須殺死班德拉的命令。這一次該怎么乾，他再明白不過了。 10月的慕尼黑，天氣晴朗，陽光柔和。博格丹·斯塔申斯基繼續從齊伯林大街67號對面的一個大門裡對班德拉進行監視。 這次他再也無法猶豫，雖然他吞服解毒藥片後口乾舌焦，他還是隨身將那種武器帶上，以便迅速作出反應。他很清楚，班德拉肯定隨時都處於戒備狀態，他的生命一直在受到威脅。突然，一輛藍色奧普·甲必丹汽車駛進了67號毗連的那座院子，走下來的正是班德拉本人，而且只有一人，沒有保鏢。斯塔申斯基不覺暗暗叫喜，他輕鬆地朝這所房子走去，進了屋。當他上樓梯時，忽然傳來了一個婦女的說話聲，隨之腳步聲越來越近。斯塔申斯基立刻反應到，不能讓這個女人看到我的臉。 於是，他迅即轉變方向朝電梯的方向走去。躲過這個女人的眼睛。斯塔申斯基慌忙地爬上樓梯。 當他聽到大門被打開時，他知道班德拉已經進來，便隨即走下樓梯，他清楚地看到，班德拉的右臂上挎著一隻小菜籃，正在用力地抽著卡在鎖眼中的鑰匙。“不上班嗎？”斯塔申斯基問道，班德拉還沒有來得及反應，便覺得眼前一片酸霧，片刻，便失去了知覺。斯塔申斯基迅速拿出紗布包著的另一種解毒藥，急速地在大門上將它敲碎，吸入氣霧。他環視四周，發現樓梯上仍然沒有其他人存在，便一秒鐘也不耽擱地離開了這所房子，將紗布和玻璃碎片丟進一條陰溝里。第二天，斯塔申斯基乘頭班飛機飛往柏林，接著來到設在那裡的蘇軍司令部，向他們報告他已完成任務。 在那裡，斯塔申斯基被塞爾蓋介紹給東柏林克格勃的頭面人物，這位將軍對他成功地完成任務感到非常滿意，並且告訴他，莫斯科將授予他紅旗勳章，要他前往莫斯科接受授勳。 接受紅旗勳章，對斯塔申斯基來說簡直是異想天開之事，他從來沒有得過如此高的獎賞。他內心一陣興奮。可是想到要去莫斯科，要與他親愛的英格·波爾分別，甚至可能是從此分手，斯塔申斯基不由心情沉重起來。他痛切地知道，這種獎勵只是一種虛幻騙人的東西而已，並不意味著可以過一種更美好、更自由的生活。 斯塔申斯基感到緊張的另一個原因是，對這次殺人的細節，克格勃問得要比上次仔細的多。幾個蘇聯人對班德拉的死已作了檢查，並且告訴他，“這次謀殺並沒有做得像上次那樣完美無缺。” 西德警察當局對班德拉突然在門外死亡作了調查。而且在進行屍體解剖時，發現他臉上被玻璃碎片劃破的地方。德國警方懷疑是由氰酸致毒而死。 為了逃避，克格勃決定，在事情平靜下來前，斯塔申斯基應當留在莫斯科。12月，蘇共中央委員會的領導成員、克格勃的頭子謝列平派人召見了斯塔申斯基。謝列平親手授予他紅旗勳章，然後詳細詢問了班德拉被謀殺的經過和現場情況。之後，克格勃要求斯塔申斯基暫時呆在莫斯科，等待新的時機。

逃離虎口

在莫斯科的日子裡，斯塔申斯基非常想念他的女友英格·波爾。他為曾向英格說過一次謊而擔憂。當時他不願意承認他是去莫斯科，而謊稱是去波蘭出差。這時，他已經開始考慮要逃脫他現在所厭惡的殺人行當，並拿定主意，將來決不再乾殺人的勾當。儘管如此，他還是不敢向英格啟齒，吐露自己的真情。在這期間，他的克格勃領導人塞爾蓋向莫斯科方面打了報告，說他經常與一個德國理髮店的女孩密切來往。莫斯科方面對此向他提出忠告：這樣一種友誼對一個克格勃人員來說是完全不相宜的，他不應該企圖和一個外國女人結婚。然而，斯塔申斯基十分機智地辯解道，他認識這位女孩已經好久，如果就此將她甩掉，事情將更難收拾。她會把詳細情況說出去，叫他因此露餡。他還辯解道，既然克格勃人員還需要他在西歐為他們幹掉其他人，同這個德國姑娘結婚就可作為一種掩護而有助於任務的完成，同時也為他在西方的掩護身份的合法化奠定基礎。於是，這位克格勃領導人改變了態度，雖然並沒有默許他所提出的繼續與這個女孩交往的建議，但是畢竟答應“再仔細考慮一下”這個建議。 斯塔申斯基想逃往西方的決心，連同他對這個美麗的德國姑娘的愛情，使他鼓足勇氣直接向他的克格勃頭子謝列平提出一個特別要求，即允許他同英格結婚。謝列平起初並沒有答應他的請求，但斯塔申斯基的謊言如此使人信服，以致最後這個克格勃頭子終於同意他們結婚，只是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必須讓他的未婚妻來莫斯科，從而確保她的可靠性。 斯塔申斯基為了愛情，似乎一切都不願再顧及，他心中只想早些和英格結婚，逃出這個令他恐懼的間諜圈子，他常常一廂情願地想著，他和英格一起生活在一個非常幽靜的小村莊，他們擁有自己的家園、聰明的兒子，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 為了同英格在一起，斯塔申斯基冒了巨大的風險，他明白，一旦英格到了莫斯科，蘇聯人就會把她當作人質永久地留在那裡。斯塔申斯基思考再三，心中自然忐忑不安。不過，這次他總算交了好運，幾天后，他被告知，他首先必須告訴英格，他不是在為東德貿易部做譯員工作。而是蘇聯國家保全部的一名成員。 “你必須問她，如果你們結婚，她是否願意全力協助你工作，如她能保證，那你們就可以在一月份雙雙來莫斯科，同時你堅決不能把你謀殺里貝特。班德拉的事情告訴她，一點訊息都不允許走漏。”克格勃的頭子堅決地告知斯塔申斯基，要是不能按照指令執行，就不允許他們結婚。 1959年聖誕節，斯塔申斯基抵達東柏林。克格勃仍然不許他回到西德，甚至不許他進入西柏林，他一直被東柏林的克格勃分子監視著。但是，英格對他的吸引力。使想逃出殺人犯圈子的斯塔申斯基又一次冒了大風險。他環顧四周，繞了好幾個地方，在確信無人跟蹤後，急速返回原路。如今，他已有豐富的經驗知道何時被監視和跟蹤，怎樣甩掉尾巴。當再一次證實沒有尾巴後，他徑直朝英格的工作地點、西柏林的一家理髮店走去。 當斯塔申斯基推開理髮店的大門時，英格正在為一位男士理髮，看到斯塔申斯基，英格拿推子的手禁不住顫抖起來。望著朝思暮想的親人，她不由撲了過來，激動地投入斯塔申斯基的懷中，焦急、思念、酸楚的眼淚再也止不住地流淌下來。 在英格的住所，他們共進晚餐。斯塔申斯基又一次激動起來，他再也無法忍受這種欺詐矇騙的生活，他毫不顧及地把他的一切全部告訴了英格，僅僅只有那兩次謀殺案還保持著秘密。 窗外月光融融，斯塔申斯基靜靜地望著月亮，他等待著英格的回答。英格對聽到的一切出奇地冷靜，如像她早已了解，又好像什麼也沒有聽到。房間是那樣的寧靜，兩個人呆坐在那裡，誰也不願說話，誰都不想打破那片寂靜。 “既然你想逃往西方，為何不馬上就走呢？”英格疑惑地問道。 “這樣一個行動需要非常小心地策劃好，否則會造成無可挽回的錯誤，我會被克格勃找到並殺掉。”斯塔申斯基解釋說。 不知道為什麼，經歷了蘇聯及其衛星國限制之後。西方的自由世界對斯塔申斯基來說，似乎非常陌生，幾乎成為一個令人恐怖的地方。斯塔申斯基告訴英格，他希望儘快掌握德語，以便使他能比較容易地在西方開始生活。事實上，他的德語水平不是適應不了德國的生活，而是他內心裡一直在想著去美國開展新的生活。因為在美國，離蘇聯會更遠一些，蘇聯與美國的對立也會使他更安全一些。他想起，克格勃曾堅持要他回莫斯科學英語，這正是他所渴望的。然而想到謀殺，他不禁又產生了更多的聯想。 是不是又要派他去西方英語國家再次充當殺手？他咽回了要對英格講的話。 正象斯塔申斯基渴望得到英格那樣，英格也著魔似地戀著斯塔申斯基。她以驚人的勇氣和決心開始對待他倆將要出逃這一危險計畫。她開始為他們實施出逃計畫而秘密地做準備。懷著對男友的高度信任和熱愛，英格象不知疲倦的法師，東奔西跑，支撐著一切。他倆一致同意，對英格的雙親決不能吐露真情，至少在目前，他還必須充當譯員的角色，用萊曼這個名字。 要結婚，就要取得克格勃的允許，從而他們必須付出更高的、更危險的代價——去莫斯科。 他們倆人假稱去華沙出差，告別了英格的父母親，輾轉來到莫斯科。他們在莫斯科呆了兩個月。兩個月里，他們大部分時間是在街上遊玩，斯塔申斯基帶著英格走遍了莫斯科的每一條大街和公園。他們也在猜測著自己的命運。也許是英格的天真和對斯塔申斯基的忠誠使克格勃相信了她，也許是由於英格雖然在西柏林工作，實際上卻住在東柏林。總之，他們發覺似乎他們的克格勃上司根本就沒有發現他們想逃跑的想法。他們被獲準結婚。按照英格父母的意願。斯塔申斯基和英格在西德的一座新教堂里舉行了婚禮。雖然蘇聯人非常厭惡宗教儀式，但斯塔申斯基指出，舉行這種儀式，他被懷疑為克格勃間諜的可能性就會小得多，於是，他的克格勃上司勉強接受了這個主張。 1960年5月，他們夫妻接到克格勃的命令，返回莫斯科。 這次他們仍然謊稱去華沙。以便保持英格父母對斯塔申斯基的原有印象。 接見他們的是一個克格勃女人，由這位女人給斯塔申斯基培訓德語，糾正他的音調。在莫斯科，斯塔申斯基還自學英語，時刻準備著走出這個殺人的圈套。他倆無時無刻不感到被監視和被考察下的不安。這使英格內心裡對蘇維埃政權日益敵視，並對斯塔申斯基總是延遲外逃日益不耐煩。事實上，對於斯塔申斯基來說，克格勃經常的洗腦已使他感到去西方同留在莫斯科簡直一樣的可怕。多年的間諜生涯使他非常明白，如果他敢耍花招，迎接他的必然是冷冰凍的槍口。無論他逃往何處，克格勃的魔爪都會向他伸來。 一天，早就懷疑寓所內裝有竊聽器的英格，催促斯塔申斯基徹底檢查一下住房。果然，他發現那兒藏有一台磁帶錄音機。現在他們完全清楚了，不僅他們同親友的來往書信受到檢查、每次外出受到監視，而且住所里也安有竊聽裝置。從此以後，他倆要說什麼秘密話，要么只能去公園，要么就只能用紙進行筆會，用完之後立即將這些字紙小心地燒掉。 “這不是生活，簡直是個活地獄，我們一定要儘快設法逃去。”英格在走向公園的路上激動地對斯塔申斯基說道。她確實已經忍無可忍。 還有更使他們震驚的事。9月，英格發現她懷了孕。他倆興奮不已，斯塔申斯基順便向他的克格勃領導提起了此事。結果，這位克格勃頭子怒氣沖沖，而且命令他立即帶英格去醫院施行人工流產手術，因為他們有了孩子，就意味著他的間諜生涯將會中斷。“如果不這樣的話、你們就得把這個孩子交給一家養育院，讓他在那兒生活，”這位克格勃領導威脅地說道。面對殘酷的克格勃命令，斯塔申斯基毛骨悚然，無言以對。 回到家裡，他憤怒地告訴了英格。也許這個決定真正地刺痛了斯塔申斯基和英格，他們決心儘快地衝決蕃籠。 一旦把逃跑作為他們首要的目標，就必須儘快擺脫這種監獄式的生活，離開莫斯科。斯塔申斯基橫下一條心，以自身之能事，想方設法裝得特別勤勉、願意合作，以向克格勃顯示自己仍然是一個忠於蘇聯的有價值的特工人員。他設法說服他的克格勃領導讓英格去東柏林作一次短暫休假。斯塔申斯基向他們提出：“如果英格的父母不能很快看到他們的女兒，他們必然會提出令人難以回答的問題。”他甚至用他從未表現過的狡獪，設法向克格勃暗示，他的妻子不在身邊，他就能更努力更有效地工作。使斯塔申斯基竊喜的是，克格勃這次又中了他的計謀，英格突然得到出國許可證。對於他們來說，這簡直是走向成功的啟明星。只要英格能離開莫斯科，那么他就有理由或者有機會出境。他們私下訂了一個計畫：她無論如何要設法把她在東柏林的逗留拖到她的分娩期，那時她就發一封電報給她的丈夫，請求謝列平讓斯塔申斯基到東柏林她的身邊照顧她。 英格離開莫斯科不久，克格勃發給斯塔申斯基一份“紅旗勳章”的證書，宣布他“在解決一個重要問題上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按照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1959年11月6日頒發的政令”，投予他紅旗勳章。 英格在東柏林一直受到克格勃的直接監視，甚至她給丈夫的信件、走訪雙親，都要得到克格勃的允許。為了實現出逃計畫，他想法住進了醫院，設法拖延她的停留期，使她的孩子免遭“流產”或“送往養育院”。1961年3月31日，英格給她的丈夫發了一份電報。告訴他們得到了一個可愛的兒子。看到電報，斯塔申斯基高興不已，他不僅為得到兒子，也為他們的秘密計畫向前邁進了一步。他即刻打報告給謝列平，請求允許他前往東柏林探望妻子和小寶寶。令他惱火的是，這次請求遭到了拒絕，相反，謝列平告訴他，“由於你夫人健康上的原因，我們已經兩次延長了她的停留期。現在，她應該回莫斯科來”。這使斯塔申斯基先前的高興一掃而光。 看來，他們出逃的計畫將化為泡影。 斯塔申斯基只好寫信告訴英格“注意身體，養好寶寶”。他希望能有機會再次尋求到離開莫斯科的辦法。 4個多月過後，英格打電話給她在莫斯科的丈夫，痛苦地告訴他，他們可愛的兒子死了。接著，斯塔申斯基又接到一封他岳父發來的電報，要求他在自己的兒子離開之前，看上他一眼。從這個意想不到的悲痛訊息中，似乎又露出了微弱的希望之光。斯塔申斯基沉痛地訴說了這一切，要求前往東柏林，看一眼他那死去的兒子。也許由於牽涉到一個東德家庭，克格勃軟了下來，他們答應，在調查清楚他的孩子確係自然死亡之後，他可對他的妻子作一短期的探望。 不久，斯塔申斯基接到一個通知，他可以參加他兒子的葬禮，但必須有一個護衛隊員陪他一起前往。 8月10日，斯塔申斯基在一個名叫尤里的克格勃特務陪同下飛往東柏林。在東柏林，他們見到了那裡的克格勃領導，斯塔申斯基被告知，對於他和他的妻子必須接受密切監督，因為這孩子有可能是美國間諜為了誘使斯塔申斯基離開莫斯科而毒死的。 儘管克格勃的眼睛到處都有，斯塔申斯基仍向英格暗示，他已準備就緒，可以隨時逃跑。 葬禮定於8月12日在靠近邊界的達爾哥夫墓地舉行。斯塔申斯基計畫就在這一天逃跑。之所以選擇這一天，是因為就在1961年8月13日那一天，臭名昭著的柏林圍牆變成了生活的嚴酷現實。 “在埋葬我的孩子那一天，我們擬定了逃跑計畫……因為往後就會太遲，就會對我施加壓力，逼我立即返回莫斯科。即使在那個時候，我們也被三輛汽車監視著，這些車都停放在附近街道的戰略地位上。我們被監視哨包圍著。一旦我們單獨在一起，沒有人在聽覺範圍內的時候，我們就很小心地盤算如何不知不覺地溜走。我們一方面研究街道圖，另一方面了解克格勃的汽車停在哪兒。我們倆都千方百計地愚弄我們的監視者。”斯塔申斯基在後來的回憶中說道。 那一天，有一件事著實令斯塔申斯基擔憂，他擔心到關鍵的時候，英格會不得不去參加葬禮，她的感情會使她不願逃跑，失去良機。 在走向墓地的路上，英格表現得非常的鎮靜，她眼中噙著淚水，呆呆地注視著向前移動的兒子的遺體。她囑咐她的16歲的弟弟弗里茨，待會他得自己把這些花圈拿到墓地。通向安全庇護所的路只有一條，斯塔申斯基和英格借著花圈作屏障，倆人來到花園盡頭一所房子的後面，沿著。旁邊的柵欄小心地貼著地面前進，以避開克格勃的視線。穿過一片灌木林，他們到達了安全庇護所。按照事前約定，弗里茨給他們提來了行李——一個輕便手提包。在確知無人看到的情況下，他們隨即向北郊法爾肯澤進發，在那裡他們雇了一輛出租汽車。在東柏林，他們在舍恩豪塞——阿里車站上了一列電氣火車。兩個小時後他們便到達了西柏林的蓋桑德布蘭嫩車站。他們終於逃出了虎口，來到了西方。 對於斯塔申斯基和英格究竟是如何逃往西柏林的：人們疑團累累。他們走後幾小時，為什麼要先去東柏林的法爾肯澤，而不直接坐計程車去西柏林？為什麼這段時間克格勃竟沒有發現他們失蹤，或者發現了卻沒有去搜尋？他們是否很早就得到美國或其他什麼情報機關的幫助？等等，問題令人費解。但有一點卻非常清楚，那就是，斯塔申斯基這位克格勃的殺手，他所殺害的斯捷藩·班德拉，對許多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而言，不論是烏克蘭地區內的還是西德和其他地方流亡者，都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在許多烏克蘭人看來，班德拉是一位民族英雄，他就是他們的領袖。 1962年10月19日，西德司法當局以間諜罪和殺人罪判處斯塔申斯基監禁8年。 法庭庭長還同時指出：“本庭所宣布之判決，非意在毀滅被告，實為助其贖回罪過。”。1968年新年前夕，斯塔申斯基提前4年被釋放。為了防止克格勃加害於斯塔申斯基，他被美國用一架軍用飛機秘密帶出德國，定居在美國。 至於英格，則早已改名換姓，去西德斯圖加特一家理髮館工作。為了徹底掩蓋真相，她於1964年6月23日宣布同博格丹·斯塔申斯基離婚。而現在，她又悄悄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