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納回憶錄:審視後的生命》是斯坦納的一部文學性的自傳作品，書中回憶了他早年的求學經歷，文中生動表述了他人生中所遇到的幾位極具個人魅力的師長，同時也談及了關於治學之道的心得體會，以及對文學理論的真知灼見。《斯坦納回憶錄:審視後的生命》以時間為主軸，回顧他曾關心過的種種議題，作為檢視其一生成就與遺珠的報告。他從幼時學習經驗談起，隨著自己的成長曆程，一步步談論他曾關心過的重要議題，包括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的關係、音樂的永續存在、衍申自巴別塔故事的語言以和翻譯問題、對當代政治與社會的評論，以及如師亦友的師生關係。斯坦納以其思想議題之旅行為主軸，整理出他在人生中各個時期所啟發的種種哲思，讓讀者更明了斯坦納在等身著作背後的寫作動機。書中也再次統整了斯坦納的思想精華，對於未接觸過他的讀者來說，是一窺大師風采的最佳導覽自傳。
基本介紹
- 書名：斯坦納回憶錄:審視後的生命
- 作者：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
- 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
- 頁數：226頁
- 開本：32
- 品牌：浙江大學出版社
- 外文名：Errata an Examined Life
- 譯者：李根芳
- 出版日期：2012年7月4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308099474, 9787308099479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斯坦納回憶錄:審視後的生命》作者喬治·斯坦納是一位極負盛名的西方學者，他在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翻譯理論方面都具有極深的造詣。《斯坦納回憶錄:審視後的生命》是其在將近70歲高齡時寫下的散文形式自傳。全書以時間為主軸，回顧他曾關心過的種種議題，作為檢視其一生成就與遺珠的報告。他從幼時學習經驗談起，隨著自己的成長曆程，一步步談論他曾關心過的重要議題，包括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的關係、音樂的永續存在、衍申自巴別塔故事的語言以和翻譯問題、對當代政治與社會的評論，以及如師亦友的師生關係。斯坦納以其思想議題之旅行為主軸，整理出他在人生中各個時期所啟發的種種哲思，讓讀者更明了斯坦納在等身著作背後的寫作動機。書中也再次統整了斯坦納的思想精華，對於未接觸過他的讀者來說，是一窺大師風采的最佳導覽自傳。
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 譯者：李根芳
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當代著名文學批評家及翻譯理論大師，不列顛學會會員，同時以研究猶太大屠殺和西方文化之關係聞名。曾任《經濟學人》雜誌編輯，後任教於普林斯頓、劍橋、日內瓦等知名大學，教授比較文學課程。獲得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榮譽會員、法國政府榮譽團騎士級獎章、2007年阿方索·雷耶斯國際獎等多項榮譽。主要作品有：《托爾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悲劇之死》、《巴別塔之後》、《馬丁·海德格爾》等。
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當代著名文學批評家及翻譯理論大師，不列顛學會會員，同時以研究猶太大屠殺和西方文化之關係聞名。曾任《經濟學人》雜誌編輯，後任教於普林斯頓、劍橋、日內瓦等知名大學，教授比較文學課程。獲得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榮譽會員、法國政府榮譽團騎士級獎章、2007年阿方索·雷耶斯國際獎等多項榮譽。主要作品有：《托爾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悲劇之死》、《巴別塔之後》、《馬丁·海德格爾》等。
媒體推薦
這部書是著名評論家、學者、小說家斯坦納的回憶錄。在這一系列優雅而富于思想的散文中，他追溯了自己智慧的增長和文化與學習熱情的高漲等重要事件。更為重要的是，斯坦納把這些事件當作對文學研究的性質、高等教育、語言和音樂進行沉思的機遇。同時，還思考了反猶主義的起源與猶太教的生存。這是一部具有挑釁性和深刻性的著作，是對公共和大學文化的建議。
——托馬斯·L.庫克西
這是一本回憶錄，一個知識分子的回憶錄，一本將其個人隱私暴露於公眾面前的回憶錄。他可能不喜歡，甚至沒有故意討人喜歡。作為傳記作家的斯坦納，可能並非特別惹人喜愛，但可能正是這樣，他的魅力是不可阻擋的。
——《洛杉磯時報·星期日書評》
——托馬斯·L.庫克西
這是一本回憶錄，一個知識分子的回憶錄，一本將其個人隱私暴露於公眾面前的回憶錄。他可能不喜歡，甚至沒有故意討人喜歡。作為傳記作家的斯坦納，可能並非特別惹人喜愛，但可能正是這樣，他的魅力是不可阻擋的。
——《洛杉磯時報·星期日書評》
圖書目錄
再見人文主義的宗匠（代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索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索引
序言
再見人文主義的宗匠
我初識斯坦納的著作時，已經頗晚。1990年我人在台北，某天忽然收到業師余國藩教授由美國寄來一篇他寫的書評，所論正是斯坦納前一年發表的《真實臨在》（Real Presences）。我匆匆讀過，印象不深，但返美後在書店看到原著卻毫不猶豫就購而攜歸。我沒有馬上展卷閱讀，而是束諸高閣，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同為師長的李歐梵教授撰文對斯氏的文才大表佩服，才忽地想到我對斯坦納似不陌生，1990年前在某譯文中早已譯過一小段《巴別塔之後：語言與翻譯問題面面觀》（Af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的引文。我方才想到這點，飛快就把塵封的《真實臨在》從書架上請下，仔細閱讀。讀完猶未滿足，立即又衝到學校另一端的神學院合營書店買下《巴別塔之後》，同樣漏夜展讀。
當時那股衝動，如今回想，大抵因睽違人文主義式的書寫已久使然。斯坦納不是結構主義或精神分析這類“理論家”。對他而言，言之不文何止行之不遠，恐怕還要擔上一條性靈有闕的罪名。《真實臨在》一名典出天主教中“真實臨在”（real presence）這個名詞，指聖餐禮（Eucharist）的麵包與紅酒皆非象徵，也不是隱喻，而是耶穌或神如假包換的存在。斯坦納只是弄了個巧，把這個名詞改成複數形，使之喻說文學與音樂等創造力所促成的天地中，科學或其所內涵的力量都無法成就之，甚至連心理學也解釋不了，唯有人類對自身存亡的認識熱忱方才力可逮之。我們甚至得藉助某種柏拉圖式的超越力量才可體得上述創造力為何，所以斯坦納雖不言“神”，所謂“神來之筆”的“神”卻“真的無所不在”。這種類宗教式的體會，表明宗教感於斯氏似乎與生俱來。果然，這本回憶錄問世後，斯坦納一再強調自己的猶太背景。他不能自外於多數的猶太人，猶太教就是立身處世，盱衡宇宙的基礎。斯坦納嘲笑弗洛伊德的科學性自欺欺人，又調侃解構主義籠統，大力放送今天理論橫行之所原：面對科學時，人文學者自我產生的焦慮。此一看法，多少便和斯坦納自己的信仰有關。
童幼之年，斯坦納住在法國，家中成員的身世背景複雜，故此自己從小就講得一口流利的法、英和德文，而且分不清真正的母語為何。在歐洲人的觀點中，這種人幾乎天生就是比較文學家。斯坦納行文也有如在他之前這一行的大師如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等人一樣，總由作品片段隨口起興，拉雜就談。他雜學百家，像美國人形容威爾遜（Edmund Wilson）一樣下筆不拘一格，不泥一法，而且在行雲流水與繁花似錦中，總能超拔乎語言之上，進入任何論題的哲學與理論層次。斯坦納著作等身，迄今小說創作與文學評論或理論性著作恐怕逼近30種，可稱多產。其他不論，如果斯氏至今僅餘《巴別塔之後》傳世，我想他的成就也大可列人當代文苑，供奉在文學的太廟之中。這本書暢論語言的本質，由猶太人特重的《摩西五書》入手解剖，有點像在和同族的另兩位現代宗師本雅明與德希達抬槓。本雅明經新康德主義鑄成，德希達顯然是海德格爾式的懷疑論者，斯坦納卻走回古典，語言思想都沿著德國新教（Protestant Church）傳人施萊爾馬赫的路數而行，努力想由詮釋學的角度闡釋翻譯的行為。對他而言，讀者乃原作的解釋者，而譯者亦然，也是在翻譯或閱讀的過程中解釋原作。兩者身份既然等同，也就意味著人稱“譯家”的身份實屬多餘。這種詮釋學觀念，終於迫使斯坦納在《巴別塔之後》第五章攤牌，把翻譯活動視同理解的過程，而且指陳其中必然包括“信任”、“攻占”、“吸納”與“補償”四個進程。我們所以為的意義穩定其實是種假象或假設，要越過這道關卡，譯家或讀者方可產生理解，而且還是“強行”理解，所以斯坦納採用軍事術語“攻占”以隱喻之。唯有如此，語言方能為另外一種文化或語言所“吸納”，而這種行為也不必然純潔如處子，應該是在既有的語義場中為人“挪為己用”，經過改造了。由於翻譯會產生這些“不符原意”的過程，譯者的道德感勢必順勢出現，逼使自己“努力彌過”，終而“撥亂反正”，而這種行為斯坦納無以名之，乃稱“補償”。翻譯是不可能的語言活動或現象，但譯者意識下蠢動的道德感會把這種“不可能”解辯成為“可能”。
上述觀點，斯坦納不僅在《巴別塔之後》深入說明，也在本書中摘要重述。從某個觀點來看，本書因此忘非“勘誤”，反而有點“當年勇”的舊事重提的味道。這是壞處。然而我們若換個角度再看，這何嘗也不是好處，因為這本書簡扼而且恰如其分地將斯坦納一生思想匯為一編，精萃盡收其中。弱冠以後，斯氏所從皆名師，所入皆名校。師友相互切磋，激盪出他強烈的人文主義精神。我出身芝加哥大學，書內提到的芝大——甚至是斯氏繼之就讀的哈佛與牛津等校——的名師，我多半熟稔其人或所作，從麥克基恩到泰特等20世紀60年代前所謂“新亞里士多德學派”的大將，多半也是我的師祖輩。精神人格與成就耳聞目睹，我已熟而且爛矣！坦白說，這派人的見解如今多成明日黃花，但繼起的學者專家並未讓前人專美，斯坦納本人時而便重返母校講學，保羅·利科等人也帶來一股新潮，而比較文學系的幾位大將如我的博士論文指導委員會裡的詹森（W.R.Johnson）、穆林（Michael Murrin）與余國藩諸教授也已重新定義了傳統所稱文學上的“芝加哥學派”。《斯坦納回憶錄》所審到底無誤，斯坦納時代的芝加哥大學仍然是今天的芝加哥大學。
本書的副題作“審視後的生命”（An Examined Life），可見斯坦納頗有自我批判的立傳之意。雖然他常岔開，暢談音樂、文學與其他藝術存有的模式，但畢生畢竟已微縮其中。書一開篇，斯坦納就回顧法國故里，詳述自己所受父親的影響，繼而又側描舉家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移民美國，然後再談戰後重回歐洲任教，終使自：己成為自己最喜歡諷弄的文學理論的一代宗師。斯坦納的教育特別，迭經西方古典文學的陶冶、古典音樂的蒸熏和古典語言學的養成，因此型塑而出的作家、學者與思想家的形象，便絕對不同於結構主義的主帥或解構思潮的悍將，當然也有別於詹明信、伊格爾頓等新馬宗匠或霍米·巴巴（Homi K.Bhabha）及斯皮瓦克（Spiyak）等後殖民大師。斯坦納所代表的是那種文藝復興以來維繫歐洲於不墜的貴族文化：即使擺明了寫的是自傳，斯坦納也不願放棄宣揚自己的人文信仰。生命是什麼？《斯坦納回憶錄》所顯示者似乎是知識的積澱與組成心靈的巧思，甚或是兩者共流的歷史。
《斯坦納回憶錄》終於有了中譯本，譯者李根芳教授是我在師大翻譯研究所的同事。她出入斯坦納多年，動手移譯本書也非朝夕之思，而是浸假日久自然而為。斯坦納下筆高雅，歐美理論家每有不及，根芳的筆底春秋同樣教人激賞，落落大方而又細緻從容。自翻譯之為藝術的角度看，我想也唯有根芳才能在中文世界裡傳揚斯坦納“繼起的生命”（afterlife）。如今《斯坦納回憶錄》已成，下一步，我想根芳或許可以考慮《巴別塔之後：語言與翻譯問題面面觀》。
是為序。
李爽學
2007年7月於南港
我初識斯坦納的著作時，已經頗晚。1990年我人在台北，某天忽然收到業師余國藩教授由美國寄來一篇他寫的書評，所論正是斯坦納前一年發表的《真實臨在》（Real Presences）。我匆匆讀過，印象不深，但返美後在書店看到原著卻毫不猶豫就購而攜歸。我沒有馬上展卷閱讀，而是束諸高閣，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同為師長的李歐梵教授撰文對斯氏的文才大表佩服，才忽地想到我對斯坦納似不陌生，1990年前在某譯文中早已譯過一小段《巴別塔之後：語言與翻譯問題面面觀》（Af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的引文。我方才想到這點，飛快就把塵封的《真實臨在》從書架上請下，仔細閱讀。讀完猶未滿足，立即又衝到學校另一端的神學院合營書店買下《巴別塔之後》，同樣漏夜展讀。
當時那股衝動，如今回想，大抵因睽違人文主義式的書寫已久使然。斯坦納不是結構主義或精神分析這類“理論家”。對他而言，言之不文何止行之不遠，恐怕還要擔上一條性靈有闕的罪名。《真實臨在》一名典出天主教中“真實臨在”（real presence）這個名詞，指聖餐禮（Eucharist）的麵包與紅酒皆非象徵，也不是隱喻，而是耶穌或神如假包換的存在。斯坦納只是弄了個巧，把這個名詞改成複數形，使之喻說文學與音樂等創造力所促成的天地中，科學或其所內涵的力量都無法成就之，甚至連心理學也解釋不了，唯有人類對自身存亡的認識熱忱方才力可逮之。我們甚至得藉助某種柏拉圖式的超越力量才可體得上述創造力為何，所以斯坦納雖不言“神”，所謂“神來之筆”的“神”卻“真的無所不在”。這種類宗教式的體會，表明宗教感於斯氏似乎與生俱來。果然，這本回憶錄問世後，斯坦納一再強調自己的猶太背景。他不能自外於多數的猶太人，猶太教就是立身處世，盱衡宇宙的基礎。斯坦納嘲笑弗洛伊德的科學性自欺欺人，又調侃解構主義籠統，大力放送今天理論橫行之所原：面對科學時，人文學者自我產生的焦慮。此一看法，多少便和斯坦納自己的信仰有關。
童幼之年，斯坦納住在法國，家中成員的身世背景複雜，故此自己從小就講得一口流利的法、英和德文，而且分不清真正的母語為何。在歐洲人的觀點中，這種人幾乎天生就是比較文學家。斯坦納行文也有如在他之前這一行的大師如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等人一樣，總由作品片段隨口起興，拉雜就談。他雜學百家，像美國人形容威爾遜（Edmund Wilson）一樣下筆不拘一格，不泥一法，而且在行雲流水與繁花似錦中，總能超拔乎語言之上，進入任何論題的哲學與理論層次。斯坦納著作等身，迄今小說創作與文學評論或理論性著作恐怕逼近30種，可稱多產。其他不論，如果斯氏至今僅餘《巴別塔之後》傳世，我想他的成就也大可列人當代文苑，供奉在文學的太廟之中。這本書暢論語言的本質，由猶太人特重的《摩西五書》入手解剖，有點像在和同族的另兩位現代宗師本雅明與德希達抬槓。本雅明經新康德主義鑄成，德希達顯然是海德格爾式的懷疑論者，斯坦納卻走回古典，語言思想都沿著德國新教（Protestant Church）傳人施萊爾馬赫的路數而行，努力想由詮釋學的角度闡釋翻譯的行為。對他而言，讀者乃原作的解釋者，而譯者亦然，也是在翻譯或閱讀的過程中解釋原作。兩者身份既然等同，也就意味著人稱“譯家”的身份實屬多餘。這種詮釋學觀念，終於迫使斯坦納在《巴別塔之後》第五章攤牌，把翻譯活動視同理解的過程，而且指陳其中必然包括“信任”、“攻占”、“吸納”與“補償”四個進程。我們所以為的意義穩定其實是種假象或假設，要越過這道關卡，譯家或讀者方可產生理解，而且還是“強行”理解，所以斯坦納採用軍事術語“攻占”以隱喻之。唯有如此，語言方能為另外一種文化或語言所“吸納”，而這種行為也不必然純潔如處子，應該是在既有的語義場中為人“挪為己用”，經過改造了。由於翻譯會產生這些“不符原意”的過程，譯者的道德感勢必順勢出現，逼使自己“努力彌過”，終而“撥亂反正”，而這種行為斯坦納無以名之，乃稱“補償”。翻譯是不可能的語言活動或現象，但譯者意識下蠢動的道德感會把這種“不可能”解辯成為“可能”。
上述觀點，斯坦納不僅在《巴別塔之後》深入說明，也在本書中摘要重述。從某個觀點來看，本書因此忘非“勘誤”，反而有點“當年勇”的舊事重提的味道。這是壞處。然而我們若換個角度再看，這何嘗也不是好處，因為這本書簡扼而且恰如其分地將斯坦納一生思想匯為一編，精萃盡收其中。弱冠以後，斯氏所從皆名師，所入皆名校。師友相互切磋，激盪出他強烈的人文主義精神。我出身芝加哥大學，書內提到的芝大——甚至是斯氏繼之就讀的哈佛與牛津等校——的名師，我多半熟稔其人或所作，從麥克基恩到泰特等20世紀60年代前所謂“新亞里士多德學派”的大將，多半也是我的師祖輩。精神人格與成就耳聞目睹，我已熟而且爛矣！坦白說，這派人的見解如今多成明日黃花，但繼起的學者專家並未讓前人專美，斯坦納本人時而便重返母校講學，保羅·利科等人也帶來一股新潮，而比較文學系的幾位大將如我的博士論文指導委員會裡的詹森（W.R.Johnson）、穆林（Michael Murrin）與余國藩諸教授也已重新定義了傳統所稱文學上的“芝加哥學派”。《斯坦納回憶錄》所審到底無誤，斯坦納時代的芝加哥大學仍然是今天的芝加哥大學。
本書的副題作“審視後的生命”（An Examined Life），可見斯坦納頗有自我批判的立傳之意。雖然他常岔開，暢談音樂、文學與其他藝術存有的模式，但畢生畢竟已微縮其中。書一開篇，斯坦納就回顧法國故里，詳述自己所受父親的影響，繼而又側描舉家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移民美國，然後再談戰後重回歐洲任教，終使自：己成為自己最喜歡諷弄的文學理論的一代宗師。斯坦納的教育特別，迭經西方古典文學的陶冶、古典音樂的蒸熏和古典語言學的養成，因此型塑而出的作家、學者與思想家的形象，便絕對不同於結構主義的主帥或解構思潮的悍將，當然也有別於詹明信、伊格爾頓等新馬宗匠或霍米·巴巴（Homi K.Bhabha）及斯皮瓦克（Spiyak）等後殖民大師。斯坦納所代表的是那種文藝復興以來維繫歐洲於不墜的貴族文化：即使擺明了寫的是自傳，斯坦納也不願放棄宣揚自己的人文信仰。生命是什麼？《斯坦納回憶錄》所顯示者似乎是知識的積澱與組成心靈的巧思，甚或是兩者共流的歷史。
《斯坦納回憶錄》終於有了中譯本，譯者李根芳教授是我在師大翻譯研究所的同事。她出入斯坦納多年，動手移譯本書也非朝夕之思，而是浸假日久自然而為。斯坦納下筆高雅，歐美理論家每有不及，根芳的筆底春秋同樣教人激賞，落落大方而又細緻從容。自翻譯之為藝術的角度看，我想也唯有根芳才能在中文世界裡傳揚斯坦納“繼起的生命”（afterlife）。如今《斯坦納回憶錄》已成，下一步，我想根芳或許可以考慮《巴別塔之後：語言與翻譯問題面面觀》。
是為序。
李爽學
2007年7月於南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