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部長訪談
國家的遠見-省部長系列訪談
在文麗主持
高端訪談欄目十幾年的職業生涯中,以睿智溫婉的思想性對話,與多位國家領導人、部委及地方領導、行業領袖進行面對面的交流。用文麗自己的話說,“通過洞悉這些風流人物,了解他們的生理心理屬性、教育背景、人生觀世界觀、價值取捨、思想思維邏輯,和他們進行思想性的對話,可以深度剖析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變化的深層次原因、性質、意義、問題,預測發展方向,努力讓社會了解,讓社會更透明、潔靜、理解、包容、多元、厚重,形成直面問題,共同擔當,群策解決,做到和而不同,和諧發展。這也是這份職業應盡的責任。”2010年08月,文麗擔任新華社《財經國家周刊》總編室副主任、國家的遠見-省部長系列訪談欄目主編,瞭望智庫戰略研究室主任。
高端訪談列表
採訪對象 | 採訪單位 | 採訪主題 | 採訪時間 |
邱學強 | 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 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重在抓三點 | 2004年4月 |
王振川 | 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 提高黨的執政能力要從源頭治理腐敗 | 2004年4月 |
吳振均 | 中紀委副部級巡視專員 | 提高黨的執政能力要強化權力監督 | 2004年5月 |
吳振均 | 中紀委副部級巡視專員 | 提高執政能力要強化權力監督 | 2004年5月 |
樊士晉 | 中央辦公廳副主任 | 黨校學習心得體會 | 2004年5月 |
王雲坤 | 吉林省委書記 | 把吉林打造成新型國家工業基地 | 2005年4月 |
桂世鏞 | 國務院研究室主任 | 經濟發展趨勢探究 | 2005年5月 |
陳清泰 |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 中國巨觀經濟戰略 | 2005年5月 |
陳元 | 國家開發銀行行長 | 建設世界級銀行 | 2005年9月 |
李肇星 | 外交部部長 | 重點監督落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 2010年4月 |
蔡冠深 |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 | 愛港愛國為祖國發展建言獻策 | 2010年4月 |
李盛霖 | 交通運輸部部長 | 加快綜合運輸體系建設刻不容緩 | 2010年10月 |
蔡武 | 文化部部長 | 文化產業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切入點 | 2010年11月 |
陳德銘 | 商務部部長 | 商務發展轉型 | 2011年1月 |
張雲 | 中國農業銀行行長 | 農行的後上市時代 | 2011年1月 |
姜建清 | 中國工商銀行董事長 | 利率市場化衝擊銀行業 | 2011年1月 |
陳剛 | 北京市副市長 | 十二五期間保障房占比將達70% | 2011年2月 |
陳剛 | 北京市副市長 | 政府要掌握70%的住房市場 | 2011年2月 |
吳敬璉 | 著名經濟學家 | 產業轉型要靠市場力量 | 2011年3月 |
吳敬璉 | 著名經濟學家 | 改革必須要有框架性設計 | 2011年3月 |
黃華華 | 廣東省省長 | 提升金融戰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 2011年3月 |
李立國 | 民政部部長 | 關注養老和慈善踐行好“民生”新內容 | 2011年4月 |
李立國 | 民政部部長 | 應對十二五民生課題 | 2011年4月 |
徐紹史 | 國土資源部部長 | 違法違規用地總量大比例高 | 2011年5月 |
徐紹史 | 國土資源部部長 | 善治國土資源 | 2011年5月 |
袁貴仁 | 教育部部長 | 推進教改須從教育系統和教育部入手 | 2011年6月 |
王國強 | 衛生部副部長 | 新醫改手術刀 | 2011年6月 |
王國強 | 衛生部副部長 | 現代中藥已成為狠抓方面 | 2011年6月 |
袁貴仁 | 教育部部長 | 新教改挑戰 | 2011年6月 |
宋麗萍 | 深交所總經理 | 建議創業板實行直接退市制度 | 2011年7月 |
郭樹清 | 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 | 中國經濟硬著陸可能性很小 | 2011年8月 |
郭樹清 | 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 | 美國政府許諾百姓都有房子導致金融危機 | 2011年8月 |
杜家毫 | 黑龍江省省委副書記、省醫改領導小組組長 | 醫改新動力 | 2011年9月 |
李斌 | 國家人口和計畫生育委員會主任 | 中國人口經濟賬 | 2011年10月 |
李斌 | 國家人口和計畫生育委員會主任 | 人口再生產不能一放了之 | 2011年10月 |
李斌 | 國家人口和計畫生育委員會主任 | 要堅持和完善現行生育政策 | 2011年10月 |
張少春 | 財政部副部長 | 財政投入新試驗 | 2011年9月 |
馬建堂 | 國家統計局局長 | 國家統計局要把統計工作透明化公開化 | 2011年11月 |
馬建堂 | 國家統計局局長 | 統計直報將使GDP核算更準確 | 2011年11月 |
馬建堂 | 國家統計局局長 | 不能對物價後期走勢掉以輕心 | 2011年11月 |
宋海 | 廣東省副省長 | 實業強則國家強:2012,中國回歸實業 | 2011年11月 |
陳錫文 |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 中國農業並不適合公司化經營 | 2011年12月 |
陳錫文 |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 不要陶醉在城鎮化的數字中 | 2011年12月 |
陳錫文 |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 | 詳解新扶貧標準 | 2011年12月 |
陳錫文 |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 | 中國不缺乏刺激增長的動力 | 2011年12月 |
莊心一 | 中國證監會副主席 | 以差異化監管推動市場發展 | 2012年1月 |
邵琪偉 | 國家旅遊局局長 | 旅遊業怎樣成為支柱產業 | 2012年3月 |
程國平 | 外交部副部長 | 外交也是經濟生產力 | 2012年3月 |
邵琪偉 | 國家旅遊局局長 | 將旅遊業培育成戰略性支柱產業 | 2012年3月 |
蔡武 | 文化部部長 | 確保“文化大國”戰略目標落地 | 2012年4月 |
汪民 | 國土資源部副部長、中國地質調查局局長 | 找礦突破新方略 | 2012年7月 |
王軍 | 財政部副部長 | 公共財政的民生情結 | 2012年8月 |
徐紹史 | 國土資源部部長 | 國土破局六年三大步 | 2012年12月 |
陳雲賢 | 廣東省副省長 | 金改創新先行一步 | 2012年12月 |
郭樹清 | 中國證監會主席 | 維護市場效率與公平正義 | 2013年1月 |
郭樹清 | 中國證監會主席 | 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才能取信於市場 | 2013年1月 |
陳雲賢 | 廣東省副省長 | 廣東試破金改“小門” | 2013年2月 |
姚剛 | 中國證監會副主席 | 不能靠停發新股救市 | 2012年7月 |
黃奇帆 | 重慶市市長 | 黃奇帆再談重慶發展與改革 | 2012年4月 |
許勤 | 深圳市市長 | 對話深圳市市長許勤:“綜合創新城市體”的深圳試驗 | 2013年5月 |
高端訪談案例一
國土部長徐紹史:堅守好18億畝耕地紅線
記者 文麗
2007年4月履新國土資源部部長、黨組書記、國家土地總督察的徐紹史,執政軌跡迄今已跨越十六大後期、十七大全程和十八大序期。
前後近6年間,恰值中國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發展,又逢房地產市場持續單邊上揚、及至調控震盪。在科學發展觀的統領下,國土資源部門被賦予的新歷史使命,是節約集約利用土地,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增強制度創新與供給。
徐紹史對歷史賦予其自身的角色和使命有清醒認知。在《關於2012年深化國土資源管理改革創新重點工作的意見》中,徐紹史曾對他任期內的任務總結道:“深化改革創新,加快新的制度供給,逐步健全有利於保障和促進科學發展的新型的國土資源管理制度框架體系,是全系統的一項重大任務”。
近6年的執政期內,徐紹史的施政被業內人士普遍評價為做了三件大事,即:大設計、大調查和大破局。
具體來說,一是開展國家可持續發展國土資源戰略研究,對全國國土資源規劃和管理進行定向、定位式的頂層設計;二是打基礎、摸家底。著手推動《土地管理法》、《礦產資源法》等基礎法律的修訂工作,推動開展國土資源大調查;三是在政策落實層面解放思想、改革創新,構建保障和促進科學發展的新機制,諸如深化資源有償使用制度改革、全面推進農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深化國土資源管理體制改革和建立資源出讓收益全民共享機制,等等。是為“大破局”。
當前,土地資源日漸稀缺,一些先行步入後工業化、後城市化時代的城市,土地紅利漸漸消失。在“兩難”和“雙保”矛盾日益突出的社會經濟背景下,如何做好國土資源規劃和管理工作,考驗著決策者的智慧。
業界專家學者屢有呼籲,要想推進中國新型城鎮化,要想解決高房價、土地財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等眾多熱點難題,必須依靠土地制度改革。在推進土地制度改革上,專家學者提了很多建議,國土部也做了很多土地改革試點。觀念之變、機制之變、制度之變,開啟了國土資源管理改革發展的新思路,各項重大制度成果,成為推動科學發展的新動力。
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專訪時,徐紹史對未來國土資源管理工作充滿信心,他表示:“保障發展和保護資源是辯證的統一,關鍵在於要有變革的勇氣,要有創新的思路,要探索走出一條新路子,使有限的國土資源更好地承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繁榮。”
大設計:加快推進職能轉變
《
財經國家周刊》:
國土資源部最近在一部總結性出版物中指出,“十一五”規劃目標已全面實現。請你具體介紹一下,在土地資源管理及土地制度改革方面,迄今已完成了哪些規劃目標?
徐紹史:“十一五”期間,涉及土地管理和制度的改革,主要有幾個方面。
一是嚴格耕地保護,保障了國家糧食安全。守住了我國18億畝耕地紅線,基本農田面積穩定在15.6億畝以上,農村土地整治面積達6000多萬畝,經整治的農田產出率提高10%〜20%,“十一五”耕地保護目標全面實現,為糧食連續7年增產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是提升資源保障能力,有力支撐了經濟社會發展的資源需求。“十一五”期間,國土資源部門共批准新增建設用地3300多萬畝,保障了城鄉建設、基礎設施、民生改善等對土地的合理需求。
三是積極參與巨觀調控,促進了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國土資源部積極主動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深入開展“保經濟發展保耕地紅線工程”,實施差別化管理,優先保障國家重點項目和民生項目用地,有力支撐了經濟回升向好;落實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出台用地支持政策,促進了區域協調發展。
此外,在拓展國土資源管理服務領域,國土資源部還積極推進了征地制度改革試點,提高了征地補償標準,努力探索並建立征地補償安置長效機制。同時加快國土資源管理法制建設,推進《土地管理法》等一系列基礎法律的修改工作,使國土資源法制體系更加健全。
《財經國家周刊》:我們在職能轉變過程中喊出了“要革思想的命、削手中的權、去部門的利”,應該說拿出了壯士斷腕的勇氣。你如何看待主管部門的職能轉變?
徐紹史:的確如你們所說,這些年來我們和地方、部門密切配合,共同破解“兩難”局面,在路徑上做了大量的改革探索。我們覺得,改革要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關鍵是轉變職能和制度創新。“十七大”以來,通過學習科學發展觀活動,我們提出,國土資源系統從部機關到各省廳,一定要革思想的命,削手中的權、去部門的利,如果沒有這種精神,就不可能衝破思維定式、行為慣性和路徑依賴,也不可能處理好保障發展與保護資源的關係,不可能破解“兩難”局面。
第一是轉變管理理念。要樹立新型的資源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從單純的資源管理走向資源、資產、資本三位一體的綜合管理,尤其是發揮資源的資產、資本功能。
第二是轉變管理職能。這些年我們持續的推動微觀管理走向巨觀管理,從重審批走向重監管,從項目安排走向制度設計,把權力和責任放下去,把服務和監管抓起來,政府不與市場爭利,不與企業爭利。
第三是轉變管理方式。綜合運用經濟、法律、行政、技術手段,大力推進信息化,追求公開透明,接受方方面面的監督。
調查:夯實管理基礎
《財經國家周刊》:2007年〜2009年,由國務院部署開展的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成為我國土地管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事件。這次歷時三年的重大國情國力調查取得了哪些突破性成果?
徐紹史: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首先實現了“三個第一”的突破——第一次由國務院組織和國務院領導親自部署,多部門密切配合;第一次實現土地分類標準在國家層面的統一;第一次實現了遙感影像全覆蓋,國家對全國土地利用狀況可以直接掌控並實施數位化管理。
其次,二次調查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如:實地調查了1.5億個地塊,查清了每一塊土地的地類、位置、範圍、面積、分布等,掌握了各類土地的利用現狀。按照國家統一標準和規範,建立了2859個縣級土地調查資料庫,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容量75TB的超大型國家級資料庫,建立了數據管理信息系統,國家可以跟蹤、查詢、監管全國每一塊土地的利用情況。
同時,二次調查形成了各類相關制度標準。2007年出台的《土地利用現狀分類》國家標準,首次統一了全國土地利用現狀分類標準。
此外,藉助二次調查,我國還探索出了一條土地調查成果快速更新、國家數據共享的新路子。按照“邊調查邊套用”的原則,二次調查成果不僅在國土資源管理領域廣泛套用,還提供給城鄉建設、水利、民政、國防、人口、文物保護、抗震救災等多個領域使用,取得良好效果。
《財經國家周刊》:土地產權是土地管理的核心。近年來,在持續推進土地產權的法制化、制度化建設過程中,國土資源部配合國務院做了哪些具體工作?
徐紹史:近年來,國土資源部一方面以深化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為目標,持續開展了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研究,摸清了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現狀,認真查找了存在的突出問題,研究提出了有關顯化主體、細化權利、明確權能的政策建議,並先後在湖北武漢、廣東東莞、海南三亞及四川成都等地啟動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與建設試點,努力推動形成產權明晰、權能明確、權益保障、流轉順暢、分配合理的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
另一方面,國土資源部積極配合做好國家《土地管理法》修訂,貫徹落實《物權法》,切實加強土地產權登記制度建設,出台了《土地登記辦法》和《土地登記資料公開查詢辦法》等部門規章和規範性檔案,建立了土地資料公開查詢制度,截至2010年底,全國已開展地籍資料公開查詢的單位逾3000個,累計查詢次數1600多萬次。
與此同時,國土資源部大張旗鼓推進土地確權登記發證和土地權屬爭議調處工作,努力擴大土地登記覆蓋面。第一季度末,全國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發證率達到73%,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發證率達到84%,宅基地使用權發證率達到80%。全國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發證工作進入衝刺階段,有望於年底基本完成集體土地所有權登記發證工作。
《財經國家周刊》:我們注意到,我們這些年更加加強了土地管理的手段和工具建設,在系統內的信息化建設方面有很大推動,你能否介紹下這方面的考慮?
徐紹史:確實,我們兩年多以來,著重推動了信息化這項工作,從而來助力我們土地管理工作。
第一,信息化建設成果豐碩。主要體現四個方面,一是以國土資源遙感監測的“一張圖”和“三大平台”—也就是綜合監管平台、電子政務平台、共享服務平台—已經基本建成並不斷深化套用。二是信息化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硬體設備大量普及,網路設施日益完善,互聯互通快速推進。三是信息資源不斷夯實。數據加快向資料庫充實集中,各種操作軟體和套用系統等資源不斷積累。四是隊伍不斷壯大,人才的培育和成長受到了各級國土資源部門的廣泛重視。
我感覺到我們兩年多的工作既有廣度,又有深度,還有融合度。所謂廣度,就是網路的覆蓋面以及套用的範圍不斷地擴展。所謂深度,主要是數據系統以及套用在不斷的深化。融合度主要是信息化技術和管理業務的融合程度越來越高。
第二,信息化工作成效明顯。信息化本身是一種技術手段,目的就是要促進政府管理的轉型,本質上是利用信息技術辦事,在政府管理中推行推廣和套用,是管理理念、方式、結構、制度、文化、行政與網路環境的一種內嵌和融合,是政府管理的創新和改革。工作成效主要體現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促進了管理方式的重大轉變,網上辦公、網上審批、網上交易的快速、便捷、透明,促進了管理方式的重大轉變。二是帶動了行政質量和效率的極大提升,國土資源遙感監測的“一張圖”和綜合監管平台的套用,使國土資源的監管工作有了質的提升、質的飛躍。三是促使社會服務和監督大大強化,以國土資源入口網站為載體的共享服務平台不斷改版升級,另外一些專用網,比如全國土地市場網、全國礦業權市場網等,也都是服務社會公眾、接受社會監督的共享平台的一部分。2009年以來,中央領導到部里檢查指導工作,都看過“一張圖”和監管平台的匯報演示,都給予了充分肯定。
大破局:制度供給釋放改革活力
《財經國家周刊》:在各地方的試點上,各地在國土資源領域進行了大量的改革探索。這方面已經取得了哪些規律性的認識,可以總結到下一步整體改革推進的規劃中來?
徐紹史:大量的改革探索表明,立足於改革創新,加大新制度供給,才能推動國土資源管理事業不斷發展。
從改革實踐中總結出來的規律性認識,一是要從國土資源發展戰略、規劃體系、綜合改革和制度建設四方面開展頂層設計,為國土資源管理工作定位、定向、定思路;從規劃編制、法律修改、資源調查、遙感監測全國“一張圖”和綜合監管平台建設等方面摸清家底、打牢基礎。
二是要以發展的觀點和開放的理念,在實踐中持續豐富和完善新機制。在促進國家區域發展戰略落地、服務產業升級、節能減排和房地產調控等方面,及時出台相關政策,完善巨觀調控和市場配置機制;在開展農村土地整治、保護耕地、健全執法監管體系等方面,深化國土資源“大家管、大家用”的共同責任機制;在總結推廣安徽泥河、河南嵩縣找礦模式和廣東“三舊改造”集約用地試點經驗的基礎上,拓展開源節流機制;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大力推動“走出去”的過程中,探索礦產資源勘查開發國際合作機制。
當前國土資源管理對經濟社會發展、人民民眾利益的影響越來越大,關聯度越來越高。我們不僅要看到國土資源管理工作服務經濟發展的功能,還應該看到它創新和加強社會管理的功能。比如說土地和礦產的產權制度改革創新,就是社會管理的一項最基礎性工作。我國農村改革實際上是從承包經營責任制為主要形式的產權制度改革入手的,我們推進的農村集體土地的確權、登記、頒證以及宗地統一編碼,土地使用權的出讓,採礦權、探礦權的出讓,都是產權制度改革創新的重要基礎,是社會管理的基礎性工作。這就要求我們始終要把國土資源工作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大局中來謀劃和推動。
下一步,我們將以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為突破口,促進改革全面深化。持續推進審批制度改革,開展政策制度立改廢。推進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和征地制度改革;深化國土資源有償使用制度改革,推進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和礦業權有形市場建設;參與國家綜合試驗區改革,通過簽訂備忘錄或協定,與地方配合共同探索;強化自身管理方式改革,推進政務公開、陽光行政和國土資源信息化建設,提高國土資源配置的質量和效率。
制度改革釋放出了巨大能量,觀念之變、機制之變、制度之變,開啟了國土資源管理改革發展的新思路。各項重大制度成果,成為推動科學發展的新動力。
接下來,我們將按照中央的要求,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引,以節約集約為統領,完善體制機制,深化改革創新,加大政策儲備,加快制度供給,著力最佳化國土綜合開發利用空間格局,著力提高資源的支撐和保障能力,真正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利用相協調,切實實現以資源的可持續利用促進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高端訪談案例二
北京副市長陳剛:十二五期間保障房占比將達70%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文麗
北京市“十二五”期間,保障房占比預期達到70%。陳剛認為,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住房體系”
2010年,房地產調控大年。北京市推出了包括限購、稅收、信貸、供地、加大住房保障等一系列調控政策組合拳,彰顯遏制房價的決心。政策累積效果已逐漸顯現:數據顯示,北京新建住房價格指數同比漲幅連續7個月回落,由5月份的22%降至12月的9.9%。但從全年看,同比漲幅仍然達到18%,房價上調的衝動依然強烈。土地出讓金也刷新歷史,總額突破1600億元。
飆升的數字背後,是否意味著調控政策再度失效?綜觀2010年一年來北京市住房生態結構的變化,此結論又難以立足:2010年,北京全面完成年初制定的“政策性住房用地占全市住宅用地的50%以上、新開工建設政策性住房占全市住宅新開工數量的50%以上”兩個“50%”目標,完成保障房用地供應約1332公頃,新開工各類保障性住房22.5萬套,超額完成全年新開工13.6萬套的任務。
2010年,北京土地市場“地王”的聲音在調控中漸趨微弱。國土部門採取“多招標、少拍賣”、“綜合評標”、“限房價、競地價”等土地出讓新規則,有力地防控了多起可能出現的“地王”事件。
2011年1月中旬,正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北京市副市長陳剛接受了《財經國家周刊》的專訪。陳剛不但暢談了北京住房和城鄉建設的現狀與未來,更透露出諸多北京“房改”細節。譬如對保障房政策的前瞻設計,對集體建設用地建設公租房的試點探索,以及“十二五”期間北京市對房地產業的重新定位。
高端訪談案例三
專訪國土資源部長:違法違規用地總量大比例高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文麗
土地執法形勢總體向好,但違法違規用地依然總量大、比例高,形勢更為複雜
土地和信貸是巨觀調控的兩大閘門。國土資源部肩負著土地調控的艱巨職能。
未來10年,土地及其相關問題是影響中國經濟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就最直接的影響來說,包括了地價與房價的關係、耕地與中國糧食安全的關係及土地財政等問題。
但就長期性而言,土地制度尤其是農地制度的市場化改革,不僅影響中國城鎮化和工業化,也影響幾億中國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
如何著眼於全球範圍配置資源,實施資源全球戰略,積極參與國際競爭,推進資源戰略合作,保障能源資源安全和經濟安全,也已經成為國土資源管理“十二五”期間重要的戰略任務。
就這些現實和長期性重大問題,《財經國家周刊》於近期專訪了國土資源部部長、國家土地總督察徐紹史。
“雙保”化解“兩難”
《財經國家周刊》:“十一五”期間,國土資源部在參與巨觀調控過程中,做了哪些重要的工作?
徐紹史:在“十一五”國土資源改革發展實踐中,我們堅持以構建保障和促進科學發展新機制為主線,既抓頂層設計、又抓業務基礎,統籌工作布局,為國土資源事業長遠發展奠定堅實基礎。同時,堅持統籌保障發展和保護資源,有效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大局。
具體來說,“十一五”期間,國土資源系統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抗擊汶川地震等特大自然災害、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等方面工作成效顯著。
一是國土資源保障能力和服務水平不斷提升。全國共批准新增建設用地3300多萬畝。單位GDP建設用地消耗下降29%。全國土地出讓收入近7萬億元。新增石油、天然氣地質儲量56億噸和3萬億方,新增煤炭資源儲量3380億噸、鐵71億噸、銅1656萬噸、鉛鋅3345萬噸、鋁土礦5.1億噸、金2226噸。主要礦產品產量持續增加,石油近10億噸、天然氣超過3800億立方、煤炭140億噸、鐵礦40億噸。
二是國土資源保護和監管秩序持續向好。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基本農田面積穩定在15.6億畝以上。全國農村土地整治面積6000多萬畝,新增耕地2000多萬畝,農業生產能力提高10%-20%。完成了125萬平方公里農用地分等定級評估和165萬平方公里54種土壤微量元素測評分析。整合礦區6574個,減少礦業權2.6萬多個。土地礦產違法違規形勢逐步好轉,尤其是近三年來,違法建設用地宗數、面積和占用耕地面積平均分別下降25%、24%和26%,無證勘查開採礦產資源案件發生率下降32%。
三是國土資源維護民生力度不斷加大。征地補償標準提高30%以上,2500多萬被征地農民納入社會保障。保障性住房供地超過68萬畝。應對重大自然災害的能力不斷提高,在全國30個省(區、市)1000多個縣開展了地質災害氣象預警預報,成功避讓地質災害3000多起,避免人員傷亡近19萬人,避免直接經濟損失20多億元。幫助缺水地區解決了1000多萬人飲水問題。
四是國土資源發展後勁日益增強。國土資源規劃體系逐步完善,土地、礦產、地質勘查和地災防治四項基礎規劃全面完成。依法行政不斷加強,土地、礦產“兩法”修改穩步推進。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成果的重要作用日益顯現,礦產資源三項調查取得積極成果,利用科技手段創新國土資源管理工作力度不斷加大。全國1∶5萬區調和航磁工作程度分別達到23%和39%。全系統隊伍建設不斷加強,執行力、戰鬥力不斷增強,部門公信力不斷提升。
《財經國家周刊》:從國內形勢來看,“十二五”期間,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快速推進,土地和礦產資源需求將持續上升,國土資源管理形勢依然嚴峻。您如何看待土地管理的兩難局面?
徐紹史:土地管理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焦點,也是我們工作中的重點難點。由於多因素疊加,土地管理的“兩難”局面和“雙重”壓力日益突出。
2010年土地市場總體運行平穩,全年實際建設用地642萬畝,同比增長34.2%。四季度來,全國105個重點城市地價總水平2882元/平方米,同比增長8.6%,住宅用地價格同比上漲11%,房地產用地調控面臨較大壓力。2010年全國土地出讓成交總價款突破2萬億元,城市發展對土地的依賴有增無減,利益分配不合理,社會矛盾突出,土地出讓制度亟待進一步改革完善。2011年,雖然中央要求在“十二五”開局之年要防止盲目鋪攤子、上項目,但各地加快發展的勢頭依然強勁,土地需求十分旺盛。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快速推進、16個國家級區域發展規劃的實施,以及基礎設施建設、戰略性新興產業、社會民生項目、旅遊業和現代服務業等用地需求將明顯增加。與此同時,土地供給相對不足與土地利用粗放浪費並存,節約集約用地的難度很大。
從土地管理來看,農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城市低效利用土地的二次開發、征地制度改革等,需要進一步探索推進。審批制度、管理方式的改革,還需要持續推進。改革創新,既不能等、要積極探索,又不能急、要穩妥有序,更不能亂、要依法依規。改革創新需要在協調配合中不斷凝聚共識,積極穩妥地推進。土地執法形勢總體向好,但違法違規用地依然總量大、比例高,從2009年度土地衛片執法檢查結果看,重點工程項目用地和部分行業用地違法問題嚴重,問責壓力大。土地管理“兩碰頭、一憂慮”的局面沒有根本改變,形勢更為複雜。
面對複雜的形勢,對照中央的要求,我們要準確把握國土資源工作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方位、承擔的職責和肩負的使命,更加準確地定向、定位、定思路,堅持改革創新,善治善為,變壓力為動力,化挑戰為機遇,切實有效推進國土資源管理各項工作。
總之,國土資源管理使命神聖、責任重大。我們一定要保持昂揚奮發的精神狀態、攻堅克難的充沛激情、銳意改革的堅定決心,振奮精神、開拓進取、善治善為,努力開創國土資源管理工作新局面,為保障和促進科學發展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高端訪談案例四
郭樹清: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才能取信於市場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文麗
專訪中國證監會主席
郭樹清。每一項改革措施的推出,都關係股市賬戶持有者的切身利益,關注資本市場實際上是關注經濟社會的未來,也可以體現出每個投資者的“幸福期待”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奮鬥目標。而民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也投射到了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
經過20多年的發展,股市變得與民眾休戚相關。滬深兩市的股票賬戶數已經近1.67億。可以說,每一項改革措施的推出,都關係著這些賬戶持有者的切身利益,都牽引著他們的目光。因此,關注資本市場實際上是關注經濟社會的未來,也體現著每個投資者的“幸福期待”。
證監會是資本市場發展和改革的領航者,是與社會各行各業、各個階層的發展和利益都休戚相關的市場監管部門。作為這樣一個部門,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裡密集推出的多項改革措施,引發了廣大投資者和社會公眾的廣泛關注。
更為重要的是,透過關注股市,這一龐大的投資者群體對國民經濟及社會發展的關切日甚。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資本市場在國家發展和國民福祉之間架起了一座牢固的橋樑。鑒於此,《財經國家周刊》在十八大結束後這樣一個承前啟後的時點,採訪了中國證監會主席郭樹清。
《財經國家周刊》:具體到證券監管領域,你認為應該如何領會十八大的部署?同時,對於中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你又是如何認識的?
郭樹清: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健全促進巨觀經濟穩定、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現代金融體系”、“加快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完善金融監管,推進金融創新,維護金融穩定”。證券期貨監管系統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中,緊緊圍繞這些任務和要求,堅持培育市場機制、依法治市、公開透明的原則,堅持維護市場效率和公平正義,著力夯實市場規範發展的基礎,不斷開創改革創新的新局面,加快建設一個更加成熟、公平、高效的資本市場。
《財經國家周刊》:你認為資本市場的建設和發展在下一步的中國經濟轉型中,將起到怎樣的作用?
郭樹清:對於我們前進路途上的困難與障礙,十八大報告已經給予了全面深刻的分析,提出了清晰明確的解決方略。在落實十八大任務部署的過程中,資本市場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無論是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還是落實依法治國、形成誠信社會、改善發展民生、建設文化強國、推進生態文明,都需要大力推進資本市場的改革發展。
一是有利於促進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我國的結構調整和轉變發展方式,能否根本性突破,關鍵在於落實好十八大報告“在更大程度更廣範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的要求。這就需要完善市場競爭規則和秩序,強化企業治理結構,減少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參與。在技術、資本、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市場體系中,資本市場有著基礎性作用。過去20多年,資本市場始終處於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最前沿,推動了現代企業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今後,加快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豐富股票、債券、期貨產品,可以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做出更大貢獻。
二是有利於促進“四化一體”的統籌推進。當前,中國仍然有絕對數量巨大的農村剩餘勞動力人口,迫切需要靠新型工業化來進一步消化;改造傳統工業和農業,迫切需要靠信息化來提高效率;挖掘經濟成長潛力,迫切需要靠新型城鎮化來拉動投資與消費;解決好“三農”這個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迫切需要提升農業農村的現代化水平。十八大報告提出“四化同步發展”,是保障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最具實踐意義的戰略決策。實現“新四化”需要進一步發揮資本市場作用,拓寬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來源,滿足農業生產的風險管理需求,促進企業的併購重組和轉型升級,為推進新型工業化和信息化提供不竭動力。
三是有利於促進民生問題的改善與發展。十八大報告在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增加居民收入等方面提出了許多新要求。即使在經濟增速合理回落過程中,居民收入也是可以顯著提高的。國際經驗表明,資本市場和民生事業的發展互為條件、相互促進。從我國現實需要看,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可以促進城鄉統籌和區域協調發展,可以增加住房、教育、醫療、文化等民生領域的資金籌集渠道,可以增加居民的投資手段和途徑。更為關鍵的是,建設一個較為成熟和發達的資本市場,有利於促進養老金和住房公積金的投資運營和保值增值。
四是有利於促進全社會的創新創業。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是十八大提出的戰略任務。世界的趨勢是,傳統生產要素分配比例不斷下降,新型生產要素分配比例逐漸提高。在鼓勵創新創業方面,資本市場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資本市場提供了一整套“風險共擔、收益共享”機制,能夠以市場化的方式,不斷發掘、篩選和培育新興產業。藉助
資本市場,勞動、技術、管理、品牌、創意等各類生產要素都可以實現貨幣化、價值化和證券化,實現對資本、勞動等傳統分配方式的補充和調節,最佳化全社會的創新創業環境。 《財經國家周刊》:回顧過去的2012年,證監會為推進資本市場穩定健康發展,重點做了哪些工作?
高端訪談案例五
交通部部長李盛霖:加快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建設
《財經國家周刊》 作者: 文麗
作為中國交通部門的執掌者,李盛霖面前最大的命題是,如何推動中國交通運輸業由傳統向現代轉型——在各種運輸手段都已取得較為充分的發展後,推動不同運輸方式間的聯合協作,建設綜合交通運輸體系
10月20日,交通運輸部一樓貴賓室。剛參加完十七屆五中全會的交通運輸部部長李盛霖,談及此次重要會議,興奮點之一,是“公報中提到要‘加快綜合運輸體系建設’。”
2個小時的專訪里,李盛霖對《財經國家周刊》談得最多也最富激情的,即是建設中國未來的綜合運輸體系。
所謂建設綜合運輸體系,是指統籌規劃公路、水路、航空、鐵路等運輸方式,並加以綜合利用,以提高交通運輸的總體效率。
在李盛霖看來,與以往不同,中國已經進入了建設綜合運輸體系的歷史機遇期。事實上,這並非一個全新概念,中國政府和交通行業內專家很早便誕生了建立綜合運輸體系的構想。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陸續有業內人士向國務院等機構建議,將多種運輸方式的管理職能整合在一起,組建交通運輸部或交通委員會,並打造中國的綜合運輸體系,但這些建議都因時機不成熟而最終擱淺。
“如果各種運輸手段都還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建設綜合運輸體系只能是空談,而中國各種運輸手段都已經取得了較為充分的發展,無論是社會進步還是經濟發展都需要綜合使用各種運輸手段,建設綜合運輸體系已經成為時代的必然要求。”李盛霖說。
另一方面,2008年國務院進行了大部制改革,雖然在交通運輸領域,這種改革進行得並不徹底,但已搭建起的大交通運輸部的平台,為各種運輸方式最終實現協調發展,打下了基礎。
李盛霖強調,“如果不抓住時機,適時推進綜合運輸體系建設,以及建設以綜合運輸體系為主要特徵的現代交通運輸業,就會犯歷史性錯誤,交通運輸就很有可能會再次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
高端訪談案例六
專訪財政部副部長張少春:財政投入新試驗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文麗
“轉方式”這場轉型革命,首先孕育的是公共財政領域的一場全新試驗。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經成為了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任務。如何在“加快”上下功夫,“轉變”上出實招,是擺在財政主管部門面前的緊迫性命題。
當前,財政部門正在圍繞消費升級、節能減排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崛起等方面,加快推進有利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財政制度創新。政策效果已日益顯現,財政槓桿對“調結構、轉方式”的撬動作用越來越突出。
財政對轉型的意義已漸次凸顯。比如,每年光伏發電國內套用規模已接近1000兆瓦,光電在清潔能源與能源替代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新能源汽車示範推廣已在25個城市全面鋪開,駛入快速發展軌道;現代服務業試點在北京中關村、遼寧沿海經濟帶等地率先展開,聚集發展勢頭更加明顯;北京、重慶等八個城市開展節能減排財政政策綜合示範,爭取率先走出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的科學發展之路
財政部副部長
張少春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專訪時說,財政促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一方面,要重視改革的頂層設計與總體規劃,著力形成有利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財稅體制、運行機制和管理制度;另一方面,要集中財政政策資金要素,力爭在關鍵領域與重點環節實現突破,取得實質性進展。
眼下,下一階段財政政策促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思路及重點已經明確:完善擴大消費的財稅政策,增強消費對經濟成長的拉動作用;繼續加大對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服務業發展的支持力度,推進產業結構調整;促進資源能源節約與生態環境保護,加快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調節收入分配關係,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高端訪談案例七
對話深圳市市長許勤:“綜合創新城市體”的深圳試驗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文麗
作為首個國家創新型城市,構建綜合創新生態體系成為“深圳試驗”的新坐標,它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科技創新,為建設創新型國家摸索創造性經驗。
在新一輪創新驅動發展中,著力打造綜合創新生態體系,成為國家創新型城市“深圳試驗”的新目標。自2008年作為國家創新型城市首個試點以來,深圳毫無爭議地成為“創新驅動發展”最典型城市。
“一般意義上的創新,指的是科技創新,深圳在多年的實踐過程中體會到了綜合創新的優勢。”在許勤看來,經過多年發展,深圳的自主創新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創新活動不僅是科技創新,正在向“綜合創新”方向發展。“金融創新、產業創新、管理創新、商務模式創新等各方面相結合,形成綜合創新體系。”
黨的“十八大”提出了2020年我國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的目標,深圳作為首個國家創新型城市的這一探索,將為建設創新型國家提供又一種創造性的經驗。
“創建國家創新型城市,不僅僅是深圳城市自身的追求,更是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步驟。”在許勤看來,城市之間的競爭不再是簡單的發展速度之比,也不是單個指標上的你追我趕,而是在正確競賽規則下的全面競爭,綜合創新生態體系建設將為深圳發展提供持續的正能量,推動實現新一輪跨越式發展。
許勤表示2008年6月,國家發改委正式批准將深圳作為全國第一個創建國家創新型城市試點,深圳用3個月的時間編制了《深圳國家創新型城市總體規劃(2008-2015年)》,這是國內第一部國家創新型城市規劃。這個規劃超越了單純的科技創新,是對建立創新型城市的全面規劃,包括科技創新、產業創新、城市規劃創新,也涉及文化等方面,與之同步出台的還有33條自主創新政策。這些政策在當年9月召開的深圳第一次自主創新大會上公布,標誌著深圳全面啟動了國家創新城市建設工作。
綜合創新城市本質上是一個綜合創新生態體系,是“一內一外”兩方面的問題。從內講,它應該是可持續、生生不息的生態鏈;從外講,是資源的集聚和資源的開放式利用,就是通過對創新環境、創新載體的建設和創新政策的打造,吸引創新資源更多地集聚到某個地區。
深圳構建綜合創新生態體系將更加突出開放性,加強創新國際合作和競爭,努力打造國際創新中心。要著力最佳化創新資源配置,積極爭取國家支持,把更多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國家級創新載體和科研機構等創新資源向創新能力強、效益好的區域配置,鼓勵支持創新企業和新型科研機構更多參與國家重大科技專項,率先在創新前沿領域和核心技術上實現突破。
高端訪談案例八
對話廣東省副省長陳雲賢:金改創新先行一步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文麗
在加快金融改革創新的新形勢下,國家對廣東寄予厚望,希望能夠在金融改革創新方面探索出一條新路。
國際金融危機正產生持續影響,全球經濟金融結構和布局深刻調整。在這場金融大變局中,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依然持續穩健發展,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內部與外部條件正逐步具備,人民幣隨之迎來新的機遇與挑戰。
作為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省敏銳捕捉到人民幣國際化的歷史機遇,利用毗鄰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和人民幣離岸中心的獨特地緣優勢,開展了人民幣國際化的實踐。這也正是國務院批准《廣東省建設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創新綜合試驗區總體方案》(以下簡稱《總體方案》)的重要原因。
《總體方案》內容涵蓋了國際金融、科技金融、產業金融、農村金融、民生金融多個領域。廣東以《總體方案》的批准為契機,先行在廣州南沙、深圳前海、佛山千燈湖等地進行金融改革創新布局,力推“橫琴島人民幣離岸業務在岸結算”等創新試驗。
發展創新農村金融對東西北地區發展有特別重要的作用,農村金融改革還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比如,創新和完善為“三農”服務的金融產品和服務,重點完善金融支農的擔保、保險機制,提高金融機構服務“三農”的積極性;用金融手段積極促進農業園區建設和農業產業化發展,促進農業企業改制上市做強做大。
陳雲賢表示廣東發揮經濟大省、金融大省優勢,利用試驗區先行先試政策優勢,率先落實好國家金融工作部署,並在推動金融進一步開放、建設現代金融體系、解決中小微型企業融資難、融資貴、解決農村金融發展問題等方面率先開展探索,推動金融業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產業。
高端訪談案例九
證監會副主席姚剛:不能靠停發新股“救市”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文麗
中國證監會先後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在改善我國資本市場環境的同時,著力創造條件培育壯大機構投資者,這些都被公認為政策利好。
證監會對於發行節奏“管還是不管”、新股發行“停還是不停”,成為投資者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
姚剛表示,市場有它自己的運行規律,證監會並不能左右股票指數的變化。“證監會主要負責維護良好的競爭秩序,保護市場參與者的合法權益。近期證監會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是著眼於資本市場長期健康發展的,而非急功近利地去調節短期漲跌,不能用“政策救市”的眼光去看待制度建設。
對於市場期待的社保基金、住房公積金等長期資金何時入市,資本市場需要配套的管理制度,需要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不可能一步到位。
我們要重視投資者的意見和市場的聲音,維護市場供求的動態平衡,更加注重保護投資者的工作,主要推進兩方面基礎制度建設:一是深入推進新股發行制度改革,創造條件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這樣發行人就會自主衡量發行的成本,選擇發行的時機,市場的內在機制就會自動調節新股發行;二是大力培育機構投資者,主動做好長期資金進入資本市場的銜接和服務工作。這些工作已經取得了積極成效。
證監會一直高度重視培育機構投資者。改變個人投資者為主的市場局面,必須要大力發展專業投資,鼓勵和引導個人投資者主動改變投資理財方式,從自己理財轉向通過機構投資者的集合理財、專業理財。這樣才是保護投資者的根本之道,也是奠定資本市場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基礎。
證監會加大了工作力度,主動做好長期資金進入資本市場的銜接和服務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進展。
退市制度改革是資本市場的一項重要工作,市場和社會各方面要求改革的呼聲一直很高。新的創業板退市制度已於5月1日起正式實施。關於主機板和中小板退市制度改革,滬深交易所已經完成對社會的徵求意見,正在著手研究和吸收各方意見,對退市制度方案進行修改和完善。
新的退市制度在著力樹立市場價值投資理念、引導投資者通過理性投資的同時,在退市工作具體實施的過程中,做出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以全面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經濟調研
牽頭單位 | 調研課題 | 調研對象 | 調研媒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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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部 | 綜合運輸體系建設評價研究 | 政府及交通系統 | 新華社《財經國家周刊》 |
國家海事局 | 海洋強國服務創新研究 | 全國海事系統 | 新華社《財經國家周刊》 |
財政部 | 營業稅改增值稅研究 | 地方政府及企業 | 新華社《財經國家周刊》 |
廣東省政府 | 廣東金融創新實證研究 | 政府及金融機構 | 新華社《財經國家周刊》 |
廣東省政府 | 金融支撐經濟轉型升級 | 政府金融機構及企業 | 經濟日報社《經濟》 |
福建省交通運輸管理局 | 交通運輸體系建設 | 交通運輸管理局 | 新華社《財經國家周刊》 |
廣東海事局 | 海洋強國服務創新 | 廣東海事系統 | 新華社《財經國家周刊》 |
上海海事局 | 海洋強國服務創新 | 上海海事系統 | 新華社《財經國家周刊》 |
天津海事局 | 海洋強國服務創新 | 天津海事系統 | 新華社《財經國家周刊》 |
江蘇省交通廳 | 綜合運輸體系建設 | 江蘇交通系統 | 新華社《財經國家周刊》 |
深圳市交管局 | 綜合運輸體系建設 | 深圳交通系統 | 新華社《財經國家周刊》 |
經濟調研案例一
甩掛運輸試點調研:探索道路貨運轉型升級突破口
——深圳、福建、浙江、江蘇試點情況調研
文/調研小組 文麗 熊學慧 周澤天 尹紹平張之
構築現代物流新格局是中國物流實現新一輪發展的關鍵。其中,道路貨運零散、粗放的運輸組織模式已成為制約我國道路貨運市場高效運行最為突出的矛盾。那么,突破該從哪裡切入?
當前,國家大力推進經濟結構調整、轉變經濟成長方式讓中國貨運業的轉型升級變得更為現實和迫切。同時,隨著近年來針對運輸行業在治超、安全、環保等方面整治力度的加大,帶來了以運輸效率提升為主的發展模式之變,取代了過去投資拉動下的運力快速增加的運輸方式,開始呈現集約化、效率化、專業化、智慧型化趨勢。
甩掛運輸,以提高貨物運達時效、降低平均運輸成本、降低勞動強度、降低平均油耗而成為當前最先進、最科學的貨運組織方式,自誕生以來迅速為貨運物流企業所接受。實現我國道路貨運業轉型升級的最主要途徑就是提高運輸生產組織化程度,而甩掛運輸最大的優勢就是組織化程度高。2009年國務院發布《物流業調整和振興規劃》,明確提出要大力發展甩掛運輸組織方式。就道路運輸業自身發展而言,發展甩掛運輸恰恰就是促進傳統道路貨運業向現代物流業轉型的重要切入點。
調研數據顯示,甩掛運輸模式較傳統運輸模式平均單位運輸成本下降10%-20%,單位運輸周轉量能耗下降了15%-20%。首批26個試點項目實施以來共節約燃油消耗超過12.66萬噸,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超過49.7萬噸。實際投入補助資金2.3億元,帶動企業完成投資額25.88億元,投資拉動比為1:11.25。
小結:市場共識是對甩掛運輸發展的一種強大推動力,各級政府如何充分利用好這一“社會認知”,把政府和市場的結合作用運用好,是促進甩掛運輸和現代物流發展的另一種職能創新。而企業尤其是骨幹型企業,要做的是在實踐中不斷適應甩掛運輸發展的要求,形成與市場的持續對接。
經濟調研案例二
外交部副部長程國平:外交也是生產力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文麗
程國平認為,2012年中國外交工作要處理好大國關係,同時就自己分管領域而言,他認為周邊外交應該先行。
程國平曾任中國駐俄羅斯使館公使、外交部歐亞司司長以及中國駐哈薩克斯坦大使,如今是外交部副部長,分管歐亞事務和涉外安全事務。他認為,中國外交工作要處理好大國關係,同時就自己分管領域而言,他認為周邊外交應該先行。將於6月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將是我國一項重大的外交活動。
而在大國關係方面,他認為,美國總統歐巴馬提出“出口立國”,將使全球加工業中心發生轉移,這也給中國調整經濟結構帶來挑戰。在當前世界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中國經濟要保持強勁發展勢頭,調整經濟結構刻不容緩。
在整個2011年,國際局勢充滿了複雜與多變,美債以及歐債危機持續蔓延,造成了整個世界的經濟浮動,政治與經濟形勢振動加劇。中國外交是如何走過這一年的?而邁入2012年,國際形勢之嚴峻,較之剛剛過去的一年,並無遜色。面對紛繁複雜、諸多不確定因素的國際環境,應對未來可能的挑戰,中國外交該有怎樣的作為?《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近日專訪了外交部副部長程國平。
智庫決策參考
智庫決策參考案例一
吳敬璉:改革必須要有框架性設計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文麗
中國的巨觀經濟政策,目前面臨緊不得、松不得的“兩難”困境。
中國人民銀行自2月24日起將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上調50個基點。此次上調後,大型銀行和中小型銀行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將分別達到19.5%和17.5%。央行仍認為通脹風險在加大並有意繼續收緊政策。
“中國採取緊縮政策後,要謹防經濟下滑的風險,並且防止‘半拉子工程’的大量出現。”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吳敬璉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專訪時說,要避免貨幣超發和資產負債表再槓桿化問題再次突出,與此同時,巨觀經濟政策也松不得。
吳敬璉認為,“十二五”期間,解決“兩難”困境的辦法是通過改革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從“九五”時期提出轉變經濟成長方式到“十二五”強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個口號已經喊了多年。吳敬璉說,多年成效不明顯的癥結還是在於體制。
“‘十二五’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要的動力來自改革,改變經濟體制的改革。”吳敬璉表示,由政府來主持建立新的體制,這個設計並不是像指令性計畫那樣非常具體,但是框架性的設計是必須要有的。
已經81歲、滿頭銀髮卻仍精神矍鑠的吳敬璉談到改革,語氣堅定。他說,當前舊的體制還有很多遺留問題,用舊體制來推進轉型,會出現類似“洋躍進”的局面,從而導致一些消極後果。
作為中國比較制度分析學科的創建人之一,吳敬璉始終鮮明地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主張。上世紀80年代初,吳敬璉等經濟學家運用比較制度分析學科的研究成果,分析和比較計畫和市場兩種資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論證了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合理性與必然性,並提出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理論框架。
吳敬璉認為中國需要明白通過改革建立什麼樣的經濟體系。他說,根據過去的經驗,制訂一個好的規劃並沒有解決所有問題,怎么執行好更重要。
經過30多年改革,中國已經從窮國變成一個經濟大國,證明以往採取漸進的、先易後難的改革方式是正確的。但這種改革方式並非永遠正確。
繼續推進改革,並不是短期就能順利完成的。當前,由於阻礙改革的利益集團已經固化,吳敬璉說,改革需要做很多努力。
智庫決策參考案例二
把脈中國經濟轉型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文麗
郭樹清認為,中國經濟發展主要有兩個方面問題:一是產業結構能不能持續升級;另一個是如何改變城市和農村之間的二元體制
“失衡”、“風險”與“改革”,是郭樹清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兩個小時交談中多次提及的概念。
由於銀行即將向市場公布上半年業績,目前正處在規定的“靜默期”,他笑著說,“關於銀行經營情況的問題一律不能問”。
作為全球市值第二大銀行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郭樹清更願意超越銀行業本身,探尋中國中長期轉型命題。他認為,中國經濟發展主要有兩個方面問題。一是產業結構能不能持續升級;另一個是如何改變城市和農村之間的二元體制。
回顧郭樹清的履歷,其早年曾就職於國家計委和國家體改委,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參與者和設計者之一,並在貴州省擔任了三年副省長,對於當前中國存在的不平衡性、不協調性、不可持續性頗為了解。
針對當前市場化改革面臨種種困境問題時,郭樹清告訴記者,市場化改革,特別是涉及到生產要素,如勞動、土地、資金,和商品市場化不一樣,信息不對稱問題更突出、監管難度更大、可能的衝擊和波動更強,國家也比較謹慎。他認為,一方面,既得利益,對改革形成了阻礙;另一方面,存在認識障礙,怎么權衡利弊得失,有時比較困難。
郭樹清兼具銀行家、官員、學者三種身份。在學者和行政官員之外,郭樹清在中國金融體系內的歷練也異常豐富。先是出任央行副行長、外管局局長,併兼任中央匯金公司董事長,2005年空降建行擔任董事長,並推動建行上市。
銀行業是中國巨觀調控的晴雨表。透過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調整,以新的視角重新審視中國轉型,將目光拉向整個巨觀經濟的縱深,才能理解其運轉邏輯。郭樹清長期就職的兩類部門——銀行與政府,也正是對中國經濟短期增長與長期發展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機構。
政府部門既是短期巨觀經濟政策的決策者,也是經濟改革的操盤手,為中國經濟實現長期發展提供制度紅利。政府部門推動一系列深層次經濟改革的決心與力度,對中國經濟能否真正實現轉型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我們與郭樹清的對話,沿著中國巨觀經濟的短期預判、長期改革,以及由此帶來的銀行業聯動這條脈絡,一一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