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論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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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世紀前後的幾百年間(即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所稱“軸心時代 ”)，南亞的印度人、西亞的希伯萊人、南歐的希臘人和東亞的中國人，在各自歷經長時段的文明積澱之後，不約而同地達到文化史的一個臨界點—— 人們已不滿足於對現實的直觀反映，而致力於對世界的本質和運動規律的探索，並思考作為實踐與思維主體的人類在茫茫時空中的地位，開始形成深刻的而不是膚淺的、辯證的而不刻板的關於宇宙、社會和人生的學說，並首次用完整的典籍將其記載下來，從而使得此前處於萌芽狀態的、散漫的宗教、科學、文學、史學、哲學成就得以凝集、綜匯和升華。這些第一次強有力地歌詠出諸文明民族“元精神”的為數有限的典籍，可以稱為“文化元典”。

如果說，《吠陀文獻》和《佛典》是印度元典，《古聖書》是波斯元典，《理想國》、《形上學》等先哲論著是希臘元典，《聖經》是猶太及基督教元典，那么，在中華文化系統中，堪稱“元典”的，首推《詩》、《書》、《禮》、《易》、《舂秋》等“五經”。被儒家尊為經典的《論語》、《孟子》、《荀子》，被道家及道教奉為經典的《老子》、《莊子》，被墨家視作圭臬的《墨子》，法家的集大成《韓非子》，都享有“元典”之尊。此外，一些專科創始之作，如軍事家鼻祖《孫子兵法》、醫學寶典《黃帝內經》也可排人“元典”行列。

元典率先系統薈萃先民智慧，其思想富於原創性，其主題具有恆久性，因而元典有著立足於現實基礎上的超越性，它們的思考指向宇宙、社會、人生等普遍性問題，在回答這些普遍性問題時，所提供的並非實證性結論，而是哲理式原型；並非僵固式的教條，而是開放性的框架，有著廣闊的“不確定域”，從而為歷代閱讀者和解釋者保留了“具體化”和“重建”的無限空間，使之可以縱橫馳騁，這便是所謂“《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春秋繁露·精華》)，以至在兩千餘年間，元典常釋常新。一部中華元典詮釋史與整箇中國文化史的進程相伴相依。互為表里。

歷史的辯證法反覆昭示：發展不是簡單的生長和增進，它往往不一定呈直線式進步，而是通過一系列螺旋式圈層實現的。這樣“回復”便不總是重複往昔，而可能是一種上升的形式，是“喚醒”事物在其開端時即已蘊蓄著的可能性的一種形式。作為由具有自覺意識的人類創造的文化，也生動地展現著螺旋式的發展軌跡，如歐洲“文藝復興”的崇尚古希臘、“宗教改革” 的服膺《聖經》，便是對“元典精神”的發展和再造，而歐洲文化正是在這種“回復”中贏得歷史性進步的。這種向“文化元典”汲取靈感，獲得前進基點的現象在中國也多次出現，著名的“古文運動”便是典型事例。考之以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這種“返本開新”、“以復古為解放”，即回歸元典精神以求新變的情形也俯拾即是。當然，現代化是一個文化轉軌過程，充滿變異與新生，現代生活好比一台巨大過濾器，對往昔文化傳統或放行，或阻遏，於棄取間行揚抑之道。近世中國人立足於文明轉型和挽救民族危亡的社會實踐，選擇中華元典精神里的變通哲學、憂患意識、華夷之辨、革命觀念和民本思想，並與外來西學的相關部分彼此激盪交融，從而鍛造出在近世中國發揮巨大作用的社會變易論、社會救亡論、民族國家論、社會革命論和民主主義。可見，元典精神的選擇性發揚和創造性轉換，是近現代文化的題中應有之義。這一題旨，也是今人和後人所要反覆探討和力加實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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