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背景,主要人物,杜審言,李 嶠,蘇味道,崔 融,總體評價,影響意義,
文學背景
唐高宗、武后時期，以主文詞為特點的進士科的勃興，為一般士人中有文才的升遷創造了條件。與“四傑”同時或稍後的一批初唐著名詩人，如杜審言、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等，都是由進士科及第而先後受到朝廷重用的士人作家。他們入朝做官時寫的那些分題賦詠和寓直酬唱之類的“台閣體”詩，雖在內容上與以前的宮廷詩人的作品無太大差別，但在詩律和詩藝的研練方面卻有很大進展，為唐代近體詩的定型做出了貢獻。
主要人物
杜審言
（約654-約708年），字必簡，原籍襄陽，是杜甫的祖父，為人恃才傲物。胡應麟《詩藪》說：“初唐無七言詩律，五言亦未超然。二體之妙，杜審言實為首倡。”杜審言現存的28首五言律，除一首失黏外，其餘的完全符合近體詩的黏式律。他在五律方面的成就已超過了楊炯，使五言律的創作首先達到了較高的藝術水準。杜審言最有名的五律，是他早年在江陰任職時寫的《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苹。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
李 嶠
(644～713) ，唐代詩人。字巨山。趙州贊皇（今屬河北）人。少有才名。和蘇味道又以“蘇李”並稱。詩歌創作，因重技巧而乏情思，藻麗有餘而雄渾不足，總的說來不如杜審言。這與他一生仕宦顯達而較少挫折不無關係。李嶠有詠物詩百二十首，是第一個大量創作詠物詩的詩人，所詠為自然景物、動物、植物、樂器、建築、用具等。刻畫雖然工細，然猶如紙花，了無生氣。其七言古詩《汾陰行》為後人稱道。
蘇味道
（648—705），初唐政治家、文學家，唐代趙州欒城（今河北石家莊市欒城縣）人。蘇味道死後葬今欒城蘇邱村，其一子留四川眉山，宋代“三蘇”為其後裔。詩風清正挺秀，綺而不艷。多詠物詩。他的名篇《正月十五日夜》（一作《上元》），詠長安元宵夜花燈盛況，“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鏤金錯采，韻致流溢，歷來為人傳誦。
崔 融
（653～706） 字安成。唐代齊州全節（今章丘）人。初應八科制舉，皆及第，累補宮門丞、崇文館學士。崔融為文華美，當時無出其上者。凡朝廷大手筆，多由皇帝手敕，付其完成。其《洛出寶圖頌》、《則天哀冊文》尤見工力。作《則天哀冊文》時，苦思過甚，遂發病而卒。中宗以其有侍讀之恩，追贈為衛州刺史，諡號“文”。
總體評價
四人中，以杜審言最有詩才。胡應麟《詩藪》說：“初唐無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體之妙，杜審言實為首倡。”杜審言現存的28首五言律，除一首失粘外，其餘的完全符合近體詩的粘式律。他在五律方面的成就已超過了楊炯，使五言律的創作首先達到了較高的藝術水準。杜審言最有名的五律，是他早年在江陰任職時寫的《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
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
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萍。
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
把江南早春清新秀美的景色寫得極為真切，由此引起的濃厚的思鄉之情，全融入明秀的詩境中，顯得極為高華雄渾。尤其是頸聯的“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生動地寫出了春的氣息，給人以華妙超然之感。
李嶠的詩歌創作，因重技巧而乏情思，藻麗有餘而雄渾不足，總的說來不如杜審言。這與他一生仕宦顯達而較少挫折不無關係。李嶠的詩，以工整的五言律為主，在這方面下過很深的工夫。他的一百二十多首五言詠物詩，多為奉命或應制之作，故缺乏生意，無多少可取之處；但這些詩大都是合律的，且十分講究修辭技巧，在當時五言律的發展過程中起到推動作用。
影響意義
五律的定型，是由宋之問和沈佺期最後完成的。他們的生年晚於李嶠和杜審言，因文才受到賞識而選入朝中做官，是武后時期有代表性的台閣詩人。置身宮禁而優遊卒歲的館閣生活，使他們的詩歌創作多限於應制酬唱和詠物、贈別，點綴昇平，標榜風雅，難免以辭藻文飾內容貧乏之弊。同時，也使他們有較為充裕的時間琢磨詩藝，在詩律方面精益求精，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具體作法是，除了一聯之中輕重愁異之外，還要求上一聯的對句與下一聯的出句平仄相粘，並把這種粘對規律貫穿全篇，從而使一首詩的聯與聯之間平仄相關，通篇聲律和諧。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序》說：“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疏，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這是最早有關 “律詩”定名的記載，故沈、宋之稱，也就成為律詩定型的標誌。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以遵守粘對規則為聲律格式的五言律的定型，在唐代近體詩的演變過程中實具有關鍵性的意義。它不僅完成了由永明體的四聲律到唐詩平仄律的過渡，有易於識記和掌握運用之便；而且具有推導和連類而及的作用，是一種可以推而廣之的聲律法則。如在五言近體的範圍內，即可由五言律，推導出五言排律和五言絕句的體式。更為重要的是，可以在五言律的基礎上，推導出一個近體七言詩的聲律格式，如七律、七絕等。所以，在五言律趨於定型後，杜、李、沈、宋等人即成功地把這種律詩的粘對法則套用於七言體詩歌，於中宗景龍年間完成了七言律詩體式的定型。
各種律詩體式的定型，為詩歌藝術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儘管沈、宋等人在任職館閣期間所寫的應制五律和七律鮮有可觀者，但磨練出了一套律詩的聲律技巧，一旦他們因政治變故而遭謫貶，有了不吐不快的真情實感之後，就容易寫出情韻俱佳的優秀作品。杜審言寫得最好的五律，是在中宗復位時，他因曾依附武后男寵二張（張昌宗、張易之）而被流放峰州後創作的。與此同時，宋之問和沈佺期也因相同的緣由而被流放嶺南，他們同樣也寫出了較好的作品。如宋之問的五律《度大庾嶺》：
度嶺方辭國，停軺一望家。
魂隨南翥鳥，淚盡北枝花。
山雨初含霽，江雲欲變霞。
但令歸有日，不敢恨長沙。
未到貶所而先想歸期，一種含淚吞聲的感愴情思表現得真切細膩，見不到任何著意文飾的痕跡，而詩律和對仗卻十分的工整。他的《渡漢江》亦復如此：
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
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這是一首寫得十分精彩的五絕，具有聲情並茂、意在言外的藝術感染力，與後來盛唐詩人的作品已相去不遠了。
天長地闊嶺頭分，去國離家見白雲。
洛浦風光何所似，崇山瘴疣不堪聞。
南浮漲海人何處，北望衡陽雁幾群。
兩地江山萬餘里，何時重謁聖明君。
與他流放嶺南所作的五言律相同，此詩表達一種無可奈何的傷感心境，無意修飾，卻寫得有情有景，聲律調諧流暢而蘊含深厚，是早期七言律的成熟之作，被後人稱為初唐七律的樣板。
總之，經過杜、李、宋、沈等人的不懈努力，從武后至中宗景龍年間，唐代近體詩的各種聲律體式已定型，並出現了一批較為成功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