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論爭主要是指20世紀30年代中國文壇上的突出現象。積極展開文藝思想鬥爭正是左翼革命文學活動的重要內容，除了語言上的文白論爭外，論爭基本上是在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與所謂自由主義者的人文主義文學派別之間展開。本時期的重要論爭有：①1928年革命文學派對魯迅、茅盾的批判。②“文學基於普遍人性”的論爭。③“文藝自由”的論爭。④“大眾語文論爭”。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文學論爭
- 產生時間：20世紀30年代
20年代,1928年,論爭,
20年代
1928年
魯迅、茅盾同創造社、太陽社的爭論。魯迅肯定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提倡，同時批評創造社作家的文藝思想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魯迅指出他們誇大文藝作用是"爬進唯心的城堡"；反對他們輕視生活和文學技巧；強調文藝特徵不可忽視；認為作家世界觀的轉換不可能突變。茅盾在肯定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同時，主張描寫小資產階級的生活和他們的苦悶，也批評了創造社的革命文學主張和創作實踐中的嚴重缺點。
由於創造社太陽社的成員基本上是一批激進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以及“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的認識還相當幼稚和膚淺，再加上國際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文藝運動中左傾思潮的影響，於是引發了一場錯誤地將矛頭指向魯迅的革命文學論爭。
最先向魯迅發動攻擊的是馮乃超。他在《藝術與社會生活》一文中批評了葉聖陶、郁達夫、魯迅、郭沫若、張資平五個有影響的作家，稱魯迅“是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摟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反映的只是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隱遁主義！”李初梨則攻擊魯迅搞“趣味文學”，並責問魯迅“是第幾階級的人”，寫的是“第幾階級的文學”，對此，魯迅寫了《“醉眼”中的朦朧》一文進行反駁，這標誌著論爭的開始。論爭開展之後，《太陽》，《我們》以及其他刊物都紛紛加入創造社這一邊，集中攻擊魯迅是“時代落伍者”，甚至是“封建餘孽”，“法西斯蒂”式的“二重反革命”。對這些無端攻擊，魯迅都義正詞嚴地給予了反擊，並從1928年起，大量購置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書籍並結合論爭認真攻讀，表現出實事求是、嚴於自我解剖並不斷追求真理與進步的崇高精神。對文藝的一些基本問題，魯迅有針對性地進行了答辯和論證，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批評者的錯誤。譬如，針對創造社太陽社只注重革命文學的宣傳作用，魯迅指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但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針對倡導者們誇大革命文學的社會功能的說法，魯迅則說，他是不相信文藝有旋轉乾坤的力量的。他認為文藝可以改變環境之說是唯心之談。還有關於文藝工作者的思想轉變問題，魯迅也認為倡導者們看的過於簡單化，階級根性的轉變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茅盾因為寫了《蝕》三部曲，描寫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大革命前後的幻滅、動搖、追求的過程，而遭到來自創造社、太陽社的批判，從而引發了無產階級文學能不能描寫小資產階級的問題。茅盾寫了《從牯嶺到東京》一方面肯定文學描寫勞苦大眾是對的，一方面也指出不應將小資產階級拋棄，他們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及鬥爭，他們的痛苦也是符合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方向的。
論爭
發生在左翼作家與新月派理論家梁實秋之間。
從1928年到“左聯”成立前後，正當左翼文學運動蓬勃興起時，新月派理論家梁實秋陸續發表《文學與革命》、《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論魯迅先生的硬譯》等十多篇文章，否定文學的階級性，兜售資產階級人性論，攻擊革命文學。左翼文學批評界對此也進行了有力的回擊。魯迅以一系列犀利的雜文，剖析了梁實秋理論的資產階級性質。他指出世界上並沒有完全相同、永久不變的人性。他形象地指出:“文學不借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裡，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無需加以‘束縛’，實乃出於必然。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 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撿煤渣婆子身受的酸辛，飢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象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魯迅認為，人性是人類社會文化、文學藝術活動的普遍存在，但是，在階級衝突激烈時代，人的階級性又異常明顯地表現出來。
梁實秋在《文學與革命》、《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等文章中，主張"文學乃是基於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提出"文學 是沒有階級性的"；主張"天才"創造文學，認為文學與"大多數"不發生關係。目的是否定無產階級文學存在的合理性。但他批評革命文學倡導者"把文學當做階 級鬥爭的工具而否認其本身的價值"，指出"人生現象有許多方面都是超於階級的"，又帶有一定的合理性。魯迅、馮乃超等予以反批評。魯迅指出，梁實秋提出文學就是表現喜、怒、哀、樂、愛等"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是"矛盾而空虛的"。文學只有通過人，才能表現"人性"；然而"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裡，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同時，魯迅也批評了把文學的階級性絕對化的傾向，指出文學與階級性的關係，是"都帶"，而非"只有"。
這些辯駁，既擊中了梁實秋論點的錯誤，也顯示出魯迅對馬克思主義人性與階級性的深刻理解。
“文藝自由”的論爭
論爭發生在胡秋原、蘇汶和左翼作家之間，爭論的焦點是文藝與政治的關係。
從1931年10月到1932年10月，以自由人自詡的胡秋原，連續發表《阿狗文藝論》，《勿侵略文藝》等一系列文章，鼓吹文藝“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叫嚷政治“勿侵略文藝”。反對“某一種文學把 持文壇”等等。正當“左聯”批評界開始同胡秋原論戰時，又有自稱為“第三種人”的蘇汶（杜衡）連續發表《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等多篇文章，指責“左聯”霸占文壇，“將藝術墮落到一種政治的留聲機”。“自由人”、“第三種人”的文藝觀，實質上體現出某些小資產階級作家的超階級文藝立場，它與“左 聯”所張揚的階級論觀點是相悖的。從1932年下半年開始，瞿秋白、魯迅、馮雪峰、周揚等紛紛撰文，全面展開了對“自由人”、“第三種人”的批判。瞿秋白尖銳地指出，“當無產階級公開地要求文藝的鬥爭工具的時候，誰要出來大叫‘勿侵略文藝’，誰就無意之中做了偽善的資產階級的藝術至上派的‘留聲機’。”魯迅認 為：“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裡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樣。”“自由人”、“第三種人”究其實質，是處於國共兩黨政治鬥爭縫隙地帶的“自由”文人作家，魯迅指出對他們要區別對待，“在這混雜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進、共鳴；有的也能乘機將革命中傷，軟化，曲解。左翼理論家是有著加以分析的任務的”。
蘇汶等反對政治"干涉"文學，態度偏激，文藝思想理論多有錯誤；但強調文學真實性的獨立地位，是正確和必要的。左翼作家於反批評中，對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有所闡發，但提出"文藝永遠是政治的留聲機"，理論上片面、錯誤。歌特（張聞天）維護 了文學真實性標準的獨立價值，對真實性與黨性、政治傾向性作了較為辯證的分析。
通過對“自由人”和“第三種人”的鬥爭，“左聯”的批評界對文學的階級性有了更深入的闡發，對團結“同路人”和暫時處於中間狀態的作家有了初步認識，這些都成為左翼批評界的重要成果和寶貴的歷史經驗。
“大眾語文論爭”
這場論爭是因為1934年5月汪懋祖、許夢因等發動“文言復興運動”引起的。6月，進步作家陳望道、胡愈之、夏丐尊、傅東華、黎烈文、陳子展、趙元任、沈雁冰等集會，決定掀起反對文言、保衛白話的運動，展開大眾語文的討論。
論爭的焦點集中於文學語言問題。它上承"左聯"內部兩次"文藝大眾化"討論，參加人員涉及整個文化界，發表文章數百篇。論爭總結了"五四""文白之爭"以後 文學語言發展的經驗教訓，批評了"歐化"與"半文半白"的傾向，糾正了一些"左聯"作家否定白話、提出語言有階級性等"左"的錯誤，探討了現代文學語言的 特點及其發展的方向。這是繼"文白之爭"後的又一次重大的文學語言論爭，對此後現代文學語言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