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哲月刊

《文哲月刊》1935年10月10日（該刊創刊號亦寫1935年10月15日出版）在北平創刊，1937年1月第10期停刊。由張東蓀、胡石青等任編輯，為北平清華園文哲月刊社主辦。月刊，文史哲學綜合性刊物。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文哲月刊
• 語種：中文
• 創刊時間：1935年
• 出版周期：月刊

人員編制

該刊主要撰稿人有馮友蘭、朱光潛、聞一多、張東蓀、胡石青、熊十力、牟宗三等。

欄目方向

該刊撰稿人多為中國各大學文學教授，在第一卷第五期中，聞一多先生髮表有《全唐詩校讀法舉例》一文。

該刊在編纂上不拘泥文言文或者白話文，標點希望採用新式為佳。刊內有哲學論著兼及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學史、文學批評、史學史、美學、詩詞等，還刊載西洋哲學等方面內容。介紹中西方文學史，講述哲學中西哲學的形成，談論文學起源，譯著優秀國外論文。

其中《唐詩分期問題》論述有人將唐詩分為初盛中晚四階段，也有分為以李白為代表的浪漫主義時代、以杜甫為代表的寫實主義時代二種分法。此外還刊有《中國文學史講話》、《關於宋明理學之性質》、《晚唐五代的文學論》、《大學與顏學的關係》等文哲類文章，基本反映了當時學術界的研究情況。

文化傳統

附：發刊詞

《文哲月刊》的發起不是由於我個人，而我卻被推來作發刊詞。我以為當現在的中國最好是大家集中精力於救亡。至於高談文化與批評文學，從表面上看，已似不為當務之急了。我們今天還要討論文哲以與天下相見，則必有說。

我個人始終以為一個民族能夠卓然自立，絕非專靠那一方面，而必是於各個方面都有些相當的配合方見其長處。即把各方面配合起來方成為一個民族之所長，所以無論那一種文化而無不是“有機的”（Organic）。歐洲人的飛機大炮固然長於我們，但他們的哲理文學亦未嘗不比我們高明。現在只崇拜西方物質文明的議論固然已成過去了；然而以見各種文化都是一個集合體，這種見地依然未見信於目前的中國。我們以為無論那一種文明，從其具體的表現來看，有形可查，自然是所謂物質文明；然而從其背後的概念與原理來看，便是所謂精神文明。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只是一物之兩方面。譬如飛機大炮，從這些東西來說，自是有形之物；然而其所以造成，卻又不能不有科學原理於其背後。從有形的來著眼，自是物質。若從其原則原理來看，則又涉擴思想的範圍。一旦涉及思想，便不能不追問到思想中最根本的若干概念。所以無論那一種文化總有其哲學。天下斷沒有無哲學的文化。因此我們以為哲學在文化的全體上是去不掉的。

但我們卻並不主張哲學可以救亡。換言之，即創造一種新哲學便可以把垂死的中華民族改於復興。我們仍本上述的主思，只主張在整個兒的民族復興運動中。哲學亦是其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罷了。好像一碗菜，固然不可缺少鹽，然亦不可缺少水，更不可缺少油。無味的調和就在於各種要素皆不可缺少。一個文化亦然。只可以在比例上有些高低一下而已。我們現在來講哲學，就是根據這個意義。並不是以為哲學上萬應的如意膏藥。

須知現在有一班人以為哲學值得尊重，就是因為哲學能夠告訴我們以將來的世運。我們以為不然。研究哲學僅能對於某一種文化的基本概念有所了解。明白某種文化的基本概念亦未嘗不可據以推測某種文化的發展情形。然而這樣對於基本概念的分析依然好像化學一樣。其主要目的依然只在於知道過去與現在，而不專在於知道將來。把知道將來的任務加於哲學不免把哲學視為神奇了：好像哲學醫病，哲學預言一類的東西。與其說這是重視哲學，不如認為侮辱哲學。一班科學家所以對於哲學有輕視之心的緣故亦未嘗不是因為這種情形。

我們的談哲學是把哲學置於相當高的地位。既不視之過高，亦不看做太低。即既不把它當作唯一的靈藥；亦不看做一文不值的過時貨。這是我們在談哲學時首先要承認，同時亦須向讀者聲明的。

至於說到討論哲學，在本刊出世以前，固然已有很多的出版品了。則本刊年應有的特別目的似乎還得另求。

我個人以為中國之有西洋哲學，由來已久，然從今天來看，至少可算有三個時代。第一個時代是用蔡元培先生所翻譯的井上圓了的《妖怪學》為代表。原來井上圓了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第一個哲學系畢業生。那時候日本帝國大學的哲學系只有一個教員一個學生。學生就是井上圓了。教員是一個德國人。井上畢業了以後把他所領會的西方哲學拿了出來作成這部妖怪學。這是以代表日本人初期接受西洋哲學的態度與反應。而蔡先生把他翻譯到中國來卻亦是以代表那個時候中國人對於哲學有態度。這乃是西方哲學初到東方來的應有的現象。

第二個時代要算哲學評論的產生，哲學評論是尚志學會所辦。在哲學討論以疥是否尚有相同的刊物，我不敢說。但我敢說《哲學評論》這個雜誌，至少可以代表中國人對於西洋哲學的一個劃期的認識。因為他有兩點是很可注意的：第一其中的文字大體上側重於“問題”的評論，不純是某派某種學術的介紹。第二是其中文字有些所用的方法是很嚴格的分析法，不是人云亦云的轉錄歐人著述。所以我們可以說自《哲學評論》出世，中國人對於西洋哲學的認識已入了正軌。因此我拿他來作此劃期的代表者。平心而論，《哲學評論》上有些文字即移在外國出版的哲學雜誌上，亦可以不相上下。換言之，即中國人在這一點上亦可以說稍稍趕得上先進國的水準了。

第三個時代可以說是辯證的唯物論的盛行。須知在第一個時代是中國人不知西洋哲學為何物，作了許多的誤解；在第二個時代是中國人居然對於西洋哲學有了真正的認識，有了同等的研究。但很不幸，乃忽然便無端來了一個第三個時代。在這個時代乃是中國人因為外國有些人對於西洋哲學有所搖撼而亦隨之生了懷疑。要明白其故，必先一述西洋哲學本身的危機。西洋哲學本以玄學（即形上學）與名學為主幹。在哲學本身上，第一發生問題的就是玄學。其問題是：玄學研竟[究]能不能成立？這個問題久在爭論了的。但名學卻始終未成問題。換言之，即名學究竟能不能成立卻迄今尚未有人提出這個疑問。不幸的很，自從馬克思主義侵入了哲學界以來，不屑說玄學成了問題，即名學亦成了問題。於是整個兒的哲學都成了問題。詳言之，即在以前哲學上自足的。雖則科學從哲學分出來，搶了大部分哲學的題材，然而終承認科學有及不到的地方。這個及不到的地方便是哲學的領土。科學出來，即自然科學發達了，我們可以說哲學的領域漸漸縮小，卻不可以說因此把哲學的性質變化了。因為哲學雖縮小了，卻未嘗改易其性質。於是哲學與科學依然是對等的。但是馬克思主義出來則不然。他不是把哲學縮小，從另一方面看，反可以說他把哲學擴大了。但他所擴大的卻不就是我們所謂的哲學。因為他把哲學的性質從根本上改變了。雖則名稱未改，而實質卻與以前大不相同。這一點是一班講馬氏思想的人們所忽視的。馬氏的前提是社會組織決定人們思想。即人們的意識形態完全上社會的經濟結構之反映。這樣的唯物史觀不但對於人們的具體意見從社會的階級分野求其所以然之故，並且對於人們思維時所用的範疇亦從經濟史來求其解釋。最顯著又最可笑的一個例如陶希聖君說在人類沒有貨幣以前，只是物與物交換的時期沒有抽象的思想。好像是說抽象概念的名辭是由貨幣而生。陶君是不是嚴格的馬派，我不管。我於此不過因為此例太顯明，所以舉了出來而已。總之在以前哲學無論如何變化，而哲學自身終只是哲學。迨馬派一出，哲學卻變為社會思想的產物了。變為代表社會上階級利益的呼聲了。變為經濟的結構中自然而然所發出來的東西，好像膀胱分泌小便一樣了。我們對於一個人的哲學思想不必看他的學歷，不必問他的傳受，但只須一查他在社會上居於何種階級便可推定其為何種主張。這便是以社會的“關係”決定哲學的內容。所以這樣所謂哲學卻與我們普通所謂哲學不同，即名同而實不同。因此我以為這乃是把哲學的性質大改變了。在以前哲學好像裁判官，不論他管轄的地方大小，它總可以坐在堂上對於其下的人們宣判。現在卻一轉為當事人，須得聽從裁判官的判決。這個裁判官就是所謂社會學（或為馬克思式的社會學更較得當）。所以以前哲學是自己至高無上，換言之，即是自主的，自己可以當家。現在哲學變了留聲機器，人家唱甚么它方得收進甚么去。這個不同完全起於哲學本身。我實在不懂現在中國一班馬迷還要高唱哲學，把哲學捧得高高兒的，而一班研究哲學的朋友亦因為他們重視哲學乃色然而喜。我自信我近來有一個發見：就是我發見馬克思派所用的名辭都與我們相同，而其意義都與我們不同。他們所謂哲學不是我們所謂哲學（亦許兒正是打倒我們的哲學）。他們所謂唯物論不是我們所謂的唯物論他們所謂辯證法。決不是我們所謂辯證法。他們所謂邏輯不是我們的邏輯。他們所謂認識論亦不是我們所說的認識論。我們來駁他們，他們來罵我，實在都是無的放失，非常可笑。

因此我個人以為馬克思主義之突起於人類思想界是一件絕應注意的事。質言之，即等於一個關。此關若是不能渡過，則不僅哲學從此葬送，即其他高深思想（如高等數學一類）亦同受影響。所以哲學到了今天卻是遇著了一個難關。

對於這個難關，先不談如何渡過，而先談一談有些人對於他的態度。在歐美哲學界中對於這樣的難關，是否存在，有無感覺，很難一概而論。或則可以說大部分的哲學家尚不甚感覺到有這樣的難關，或則已感覺到，但卻不以為嚴重。不過我近來看見英國的哲學（Philosophy）季刊有好幾期通信討論哲學於實踐生活之需。我即認為他們已經於暗中受了這個難關的刺激了。又如喬特（C.E.M.joad）近著有《復返於哲學》（Reture to philosophy）以書，主張重振理性與重樹價值，在我看來，都可算對於這樣難關的威赫有所對付。所以我們不能說歐美的哲學界對於這個問題是不理會的。

至於我們，說起太可憐了。大約一部分人並沒有看到這個問題的重要；而凡看到這個問題之為重要的人們立刻即無條件地投降了。這個情形似乎和日本相同。我近幾年對於日本哲學的情形不甚清楚。不過有人從那裡來告訴我說：除了翻譯俄國的辯證法唯物論的書籍層出不窮以外實在沒有甚么有創見的著述。果然如此，我們亦可以說日本思想界亦是無條件地征服了。所以辯證法的唯物論能在中國如者盛行原來就是因為日文界此類書籍太多而翻譯日文比較容易，並且日本留學生又容易受日本學術界空氣所支配。合這三個原因遂使中國作了他們的尾閭了。我說這句話是講實際情形不含有褒貶的意思。

但我個人始終以為哲學的任務第一是“通”第二是“辨”。“辨”與“通”不可分離。在求通的工作中就有辨；在辨的進行中就有通。愈求通則必須愈辨得精微。愈辨得明則通乃見。所以既講到通則斷乎不可偏蔽，既講到辨則斷乎不可固執。從哲學本身以講哲學，這是傳統的辦法，是一種。從社會與階級的見地來看哲學思想，這是馬克思派的辦法，又是一種。但倘若立在求通的立場上則不可不取其一而廢其他。乃必須於此說得其融通。既然通是離不了辨，則又必於此二說加以分析。這樣便是真正哲學所應做的工作了。這樣做去乃真正是哲學。

我所以說哲學在今天必須經過這第三個時代就是指此而言。換言之，即我們必須闖過這個第三時期而另開闢一個新的時期。我願意把這個使命獻於《文哲月刊》。

本刊所載不限於哲學作品，而我這篇發刊辭卻只說了關於哲學方面的話。這乃是因為我對於哲學以外為皆系外行之故。不過有一句話可以說的：就是關於文學批評，我們亦很願意有一些新貢獻，不落人云亦云的窠臼。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三十日。寫於廣州東山郇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