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當尊 語出王充《論衡·夫文》：“蹂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先秦時期，文、史、哲只是經學的附庸。到王充所處的東漢，文、史、哲才得到各自獨立的發展。但文人的地位相對來說還是很低。即使如司馬相如之流的大辭賦家，也不過被“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司馬遷《報任安書》)而通經的儒生和博士以及作官的文吏，其地位卻受到尊重。王充則一反流俗，把人物分為四類加以品評：“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超奇》)在他看來，文吏“無經藝之本，有筆墨之末，大道未足而小伎過多”，只能入俗人之列。通一經的儒生和通諸經的通人，雖然“讀詩諷術，千篇以上”，也不過是鸚鵡學舌，比不上文人和鴻儒能“精思著文，連線篇章。”他一反孔子“述而不作”的保守觀念，首先提出“夫通覽者，世間比(多)有；著文者，歷世希然。”而且只有文人的作品能夠“勸善懲惡”、“流傳乾載”，因此可貴。貴文學，就應當尊文人。他認為文人輩出是國家興旺發達的象徵：“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煥炳。……方今文人並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超奇》)這可以說是中國文學理論史上最早、最完整的作家論。王充第一個真正肯定了文學和文學家的社會地位，這是有遠見卓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