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數風流人物:中華先哲修身之道
- 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
- 頁數：259頁
- 開本：16
- 品牌：浙江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
- 作者：陳生璽
- 出版日期：2012年8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807159124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數風流人物:中華先哲修身之道》選擇了古代極少數傑出人物，通過敘述先賢的生平事跡，以體現他們的道德修養。意在傳承孔子思想的精髓，以天下一統的國家觀，兼容並蓄的文化觀，和而不同的交往觀，克勤克儉的生活觀，仁、義、禮、智，信的道德觀，慰藉人們的心靈。
作者簡介
陳生璽，漢族，1932年生，陝西乾縣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秋霞圃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1956年南開大學歷史系畢業，師從鄭天挺教授攻讀明清史。著有《明清易代史獨見》、《滄桑艷（箋釋）》、《清史研究概論》（合著），纂輯叢書《政書集成》（十卷本），主編《（帝鑒圖說）評註》、《張居正講評（資治通鑑）皇家讀本》、《張居正講評（大學·中庸）皇家讀本》、《張居正講評（論語）皇家讀本》、《張居正講評（孟子）皇家讀本》、《張居正講評（尚書）皇家讀本》、《張居正講評（詩經）皇家讀本》等。發表論文《清兵入關與吳三桂降清問題》、《陳圓圓事跡考》、《明清之際的歷史選擇》等數十篇。
圖書目錄
運籌帷幄、功成弗居的張良
政稱畫一、居乃非泰的蕭何
忍辱負重、發憤著作的司馬遷
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的龔遂
不棄糟糠、拒娶公主的宋弘
窮且益堅、老當益壯的馬援
愛人及物、德及禽獸的成湯、魯恭、法雄
敬畏四知、恪守三不惑的楊震父子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亮
克盡孝道、不阿權貴的王祥
改過自新、建立功勳的周處
聞雞起舞、志復中原的祖逖
愛惜分陰、憂勞興國的陶侃
剛明清肅、善惡尤分的王猛
嫜直之節、決不賣論取官的范縝
清簡守法、直道守常的房彥謙與善建嘉謀的房玄齡
《顏氏家訓》——塑造民族脊樑和家族靈魂
在理致治、為人所思的韋景駿
精忠報國、不愛不惜的岳飛
丹心履善、正氣浩然的文天祥
以“獨行不愧影”訓誡諸子的蔡元定
本之以德政、輔之以威刑的劉伯溫
好學不倦、倡修“太平製作”的解縉
敏而好學、守死善道的方孝孺
以社稷為重君為輕、保衛京師的于謙
大義斥奸、殺身益國的楊繼盛
明斷是非、反對鄉愿、敢於犯上的海瑞
道、德、仁、藝，俱兼群美的劉天和
求精責實、致力於富國強兵的徐光啟
管、鮑，灌、竇及顧炎武論“朋友之交”
師生傳承、經天緯地的思想家黃宗羲
強調修身、專為治事的唐甄
政稱畫一、居乃非泰的蕭何
忍辱負重、發憤著作的司馬遷
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的龔遂
不棄糟糠、拒娶公主的宋弘
窮且益堅、老當益壯的馬援
愛人及物、德及禽獸的成湯、魯恭、法雄
敬畏四知、恪守三不惑的楊震父子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亮
克盡孝道、不阿權貴的王祥
改過自新、建立功勳的周處
聞雞起舞、志復中原的祖逖
愛惜分陰、憂勞興國的陶侃
剛明清肅、善惡尤分的王猛
嫜直之節、決不賣論取官的范縝
清簡守法、直道守常的房彥謙與善建嘉謀的房玄齡
《顏氏家訓》——塑造民族脊樑和家族靈魂
在理致治、為人所思的韋景駿
精忠報國、不愛不惜的岳飛
丹心履善、正氣浩然的文天祥
以“獨行不愧影”訓誡諸子的蔡元定
本之以德政、輔之以威刑的劉伯溫
好學不倦、倡修“太平製作”的解縉
敏而好學、守死善道的方孝孺
以社稷為重君為輕、保衛京師的于謙
大義斥奸、殺身益國的楊繼盛
明斷是非、反對鄉愿、敢於犯上的海瑞
道、德、仁、藝，俱兼群美的劉天和
求精責實、致力於富國強兵的徐光啟
管、鮑，灌、竇及顧炎武論“朋友之交”
師生傳承、經天緯地的思想家黃宗羲
強調修身、專為治事的唐甄
序言
中國古代修身理論的實踐及其現代意義
我國歷史悠久，有著極為豐富的思想文化，其優秀部分幾千年來一直起著鑄造民族靈魂的作用，至今雖時過境遷，但仍能吸納來為我們建設現代社會服務。例如，關於提高人們道德品質的修身理論就很具有現代意義。所謂修身，就是要求人們自覺地通過學習和反省，培植自己的良好品德，以適應社會的需要。由此推己及人，則需先整齊好自己的家庭，然後再去從政治理國家，使天下達到太平，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古時所謂的國家，最早是指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的封國；天下，是指周天子統領的全中國。對此，先哲曾參在《大學》一書中，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論：三綱、八目。其中三綱是指“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是說人有一種天賦善良的德性，即“明德”，我們應該自覺地去彰明它，也就是“明明德”。這種“明德”可能因在社會生活中受到各種不正當思想或物慾的誘惑而受到污染，所以應不斷地自我更新，即“在親民”，親民也就是新民。由此而推及他人，達到最好的境地，就叫“止於至善”。他說：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大學當時是指十五歲以上的大人之學。此即大學的宗旨，在於』灰復光明的德性，成就道德更新的民眾，以達到最完善的境地。
八目是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中格物是指推究事物的道理；致知是指求得知識，包括對人天賦道德的認知；誠意是指思想意念真誠，沒有虛假；正心是指心志端正，沒有邪念；修身是指修養自身的道德；齊家是指整齊好自己的家庭；治國是指治理國家；平天下是指平定天下。其具體次序是：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也就是說要彰明自己善良的德性於天下，必先治理好自己的國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國家，必先整齊自己的家庭；要想整齊自己的家庭，必先修養自己本身；要想修養自己本身，必先端正自己的心志；要想端正自己的心志，必先意念真誠；要想意念真誠，必先獲得知識；獲得知識，在於能推究事物的道理。這八目中，誠意、正心、致知、格物屬於思想認知方面，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屬於實踐方面，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修身。他說修身是一切人立身處世的根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即從天子到老百姓，一律都要以修身作為根本。
儒家之所以提出修身這一原則，是緣於以人為本，他們認為人是社會的根本，社會上一切事情都要先從自身做起，然後推己及人。孔子提出“仁人”思想即是如此。他說“仁者，愛人”，人與人應該互相關心愛護。他又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情，就不要施加於別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自己要立身於社會，也要使別人立身於社會，自己要通達於社會，也要使別人通達於社會，能以自身理解別人，這就是實行仁的方法了。人們的天賦本性是相同或相近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對於從政治國者來說，無論做什麼事，都應該先從自身做起，自己率先做到了，才能要求別人。因此儒家所倡導的德治思想即是指自己要以身作則，作為人們行為的楷模，發揮思想道德的教育功能，如此必能令行禁止。當然，德治並不是不要法律，而是以道德教化為主，輔之以法律，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頗。在《大學》中，他們把這種主張稱為“絮矩之道”。絮，是指衡量；矩，是指衡量東西的方形尺子，也就是說以自身為尺度去衡量別人，用這種道理去理解別人。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絮矩之道。
對於一個當政者來說，若厭惡在上者的無禮，就不能以此態度對待在下者；若厭惡在下者的某些行為，就不能以此對待在上者；若厭惡前面人的某些行為，就不能以此施加於後面的人；若厭惡後面人的某些行為，就不能以此對待前面的人；若厭惡右邊人的某些行為，就不該以此施加於左邊的人；若厭惡左邊人的某些行為，就不能以此施加於右邊的人，這就是以己度人的絮矩之道。也就是說不論你的地位在上還是在下，在前還是在後，在左還是在右，凡是自己不願意或厭惡的行為，都不要施加給別人。
人們雖具有天賦的良好本性，但在後天的現實生活中，會產生各種不正當的思想和欲望，從而做出許多錯誤或罪惡的事情，修身就是要人認識這種錯誤思想的根源和行為的危害性，自覺地去克服，以恢復人自身的天性。那如何去克服呢？用“誠”。什麼叫“誠”？真實無妄之謂，即真真實實，沒有虛假。先哲子思在《中庸》一書中賦予“誠”以普遍的意義。他認為人們生活的社會和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是真真實實的，也就是誠。所謂“不誠無物”，是指沒有真誠就沒有事物，所以人也應該真誠，一個人只有真誠了，才能明白道理。“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由誠實而達到明白道理，這是人的天性，由明白道理而達到誠，這是由於教化。誠實了，也就明白道理了，明白道理了，也就誠實了。因此誠的功用就是能夠“盡性”，即能充分發揮人的本性。能發揮人的本性，也就能發揮事物的本性；能發揮事物的本性，也就能參加到贊助天地萬物發育成長的行列中去，與天地並列而為三了。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這是說能發揮人的本性，並用發揮人本性的方法去治理人，用發揮事物本性的方法去治理事物，使萬物各得其宜。
誠，對客觀事物來說，是個自在的東西，在於人們怎么去認識。人是有思想的，所以對人來說，要做到誠，並不容易。一是對人要誠實，不說假話，不做假事；二是對自己要誠實，不自欺，只有不自欺，對人才能誠。而要做到不自欺，必須謹慎地對待自己獨處時的思想，叫做“慎獨”。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意念真誠，不要自欺，好像厭惡污穢的惡臭、喜好美色那樣，是發自內心的真誠，所以有道德的人，必須審慎地對待自己獨處時的思想。一個人獨處時，自己想什麼，總以為只有自己知道，事實上別人看自己“如見肺肝然”，就如同看到了你的五臟六腑，清清楚楚。舉例說，小人在沒有人看見的地方做了許多壞事，見到君子便遮遮掩掩，把壞事情隱藏起來，把好事顯露出來給人看，可是在別人看來，已經一目了然，掩蓋是沒有用的。因為“誠於中形於外”，你心中的意念，必然要表現出來，所以君子修身必須重視自己獨處時的意念是否真誠，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懈怠。若有不善之念，就應立即克服，不要以為別人不知道而隱瞞下來，欺騙自己。實際“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是很嚴厲的！要自我警惕，自覺地消除那些不善的念頭，不要存有半點苟且和僥倖的心理，這樣才能保證自己心地真誠無偽，行為事事皆善。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於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有道德的人要達到真誠，即使在人們沒有看見時，也要謹慎戒懼；在人們沒有聽到時，也要恐慌畏懼。因為人們的意念沒有比在幽暗時更為明顯、沒有在比細微時更為顯著的了，所以君子應該謹慎地對待自己的獨處。
這就是“慎獨”的觀念，它強調人不要自欺。人在面對眾人時還有幾分畏懼，但在對待自己時，往往得過且過，明知自己不對，卻自己原諒自己，所以克服自欺比克服欺人更難。許多人正是由於自欺，才開始一步一步走向錯誤的道路。
人們通過慎獨，思想意念完全達到真誠無偽時，在家對父母孝順，對兄長尊敬，對子女慈愛，這樣就能整齊自己的家庭。把自己的家庭整齊好了，才會用同樣的道理去治理國家，用孝敬父母的態度侍奉君主，用尊敬兄長的態度侍奉上級，用慈愛子女的態度對待老百姓。對老百姓如同對待嬰兒，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只要誠心去為他著想，雖然不能完全符合嬰兒的要求，也會相差不遠。沒有女子是先學會撫養孩子然後再嫁人的，其實只要有這種愛心，任何事情自然都會做好。
除了誠之外，還要有智、仁、勇。根據當時的社會情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主要體現在如何對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五種關係上。君臣就廣義而言，乃是個人與國家的關係，朋友乃是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兄弟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稱“五達道”，即五種通行的道理。要很好地實踐這五種關係，要依賴於智、仁、勇三種德性，稱“三達德”。因為人的資質不同，若不明白這五種道理，就需要學習，即智；學習了並認真體會去除私念，即仁；發憤去實踐，不肯落後、自暴自棄，即勇。孔子說：“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喜歡學習就接近知了，用力去實踐就接近仁了，知道恥辱就接近勇了。他還特彆強調了學習，“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乾之”。別人用一倍的工夫能學會，我就用百倍的工夫，別人用十倍的工夫，我就用乾倍的工夫。“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只要能用這樣的毅力，即使愚笨的人，也能明白道理，柔弱的人，也會變成堅強的人。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總之，只要知道怎樣修身，就會知道怎樣治理別人，知道怎樣治理別人，也就知道怎樣治理國家了。
儒家這一套修身理論，用現代話來講就是人如何提高自身的素質，以適應社會的需要，包括道德、文化、知識技能等。道德需要修養，知識技能需要學習。它的積極意義是認識到人是社會生活中的一員，個人不能脫離社會而存在，所以個人的一切生活行為必須考慮到社會。要把個人與社會看作一體，自己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要符合社會公認的行為準則，才能立身於社會。從高處講，人應該自覺地遵守各種社會道德規範，並以自身的模範行為積極地為社會做出貢獻；從低處講，人應該有一條自身的道德底線，知道什麼事可以做，什麼事絕不能做，由此樹立一個人生的理念。這樣便可做到“達可兼濟天下”，事業顯達時可以服務於社會；“窮則獨善其身”，處境困苦時可以潔身自好，保持自己的獨立品格而不隨波逐流。
人在社會生活中，會遇到各種問題，首先遇到的便是誠信問題，即誠實，講信用，不欺詐，說到做到。在社會生活中，人們都承認這是一條人際交往的共同準則，但相當多的人是在對自己有利或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遵守這一原則的，也就是說部分地遵守這一原則，所以完完全全、自覺地遵守這一原則，並非易事。有些人要求別人對自己講誠信，自己卻有意或無意地欺騙別人。欺騙別人時，還總以為設計精巧，只有自己知道而別人不知道，結果被拆穿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所以誠信，首先要不自欺，對自己要誠實，對自己誠實了，對他人自然而然也就誠實了。故而人是否以誠對己，以誠待人，乃是立身處世的一大原則。
還有，人們遇到困難時，是否有勇氣克服；做了錯事，是否有勇氣承認，做到知過必改；在公義和私利發生矛盾時能否去除私心，做到堅持公義；面對財利的誘惑，是否可以不動心；在可取與不可取之間，能否廉潔自律而不取；面對罪惡勢力的危害能否敢於鬥爭，做到不懼犧牲，凡此種種，有道德修養的人與沒有道德修養的人，大有不同。有道德修養的人，他在精神上已經築起了一道堅固的道德防線，能夠應付各種艱難險阻；沒有道德修養的人，可能在某些困難面前畏縮退卻，在某些眼前利益的誘惑下上當受騙，同流合污，甚至導致身敗名裂。
正是基於以上原因，我們選擇了歷史上一些傑出人物予以介紹，他們注重修身，具有高尚的品德，從而在各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或立言，或立德，或立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成為中華民族的中流砥柱；也正因其擁有的光輝業績和典範行為，他們成為千萬人學習的楷模，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人。
例如漢代的張良，助劉邦反秦建立漢朝，立有大功，劉邦大封功臣時要他自擇封地三萬戶，他謝絕了，只請將他當初參加起義時的留地封給自己，為留侯，食一萬戶；在劉邦為了加強君主專制而誅殺功臣時，他不願意助紂為虐，便主動提出了“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退出政局。這反映了他淡於名利，能拿得起，也能放得下，功成身退的道德情操。這在熱衷於名利的人，是絕難做到的。
又如司馬遷，因替李陵說了幾句公道話，被漢武帝處以腐刑，他之所以忍辱苟活，並不是懦弱，而是鼓起勇氣迎接這一命運的挑戰。他說：“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他以發憤著《史記》的成就，名垂青史，洗雪了自己的恥辱，這乃是道德修養上的“知恥近乎勇”。
又如東漢時期的宋弘，隨劉秀起兵，官至大司空，劉秀想把寡居的姐姐嫁給他，劉秀說：“貴易交，富易妻，此人之常情。”宋弘則回答，“臣聽說，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婉言拒絕了劉秀的美意。這說明富貴並不能改變他的心志。
又如東漢時的楊震，到東萊任太守時，過去提拔的昌邑令王密夜半懷十斤金送他，他不收。王密說：“暮夜無知者。”楊震則很嚴肅地說：“天知、地知、我知、你知，何謂無知？”王密只得慚愧地懷金而去。在楊震看來，凡是自己知道的事情，別人也會知道，說別人不知道那是自欺欺人，這說明楊震在修身方面能夠慎獨，誠實而不欺騙自己。
從這些簡單的例證我們可以看出，古代這些傑出人物，在特定的時代，他們能夠衝出當時的人情世俗觀念，卓然獨立，沒有堅定的人生理念和道德修養是做不到的，我們應該從他們的生平和事跡中得到一些啟發，借鑑和吸取那些有益的成分，以補充我們在道德修養方面的缺失。雖然現在我們強調以法治國，但並不是不要道德，道德和法律是各有不同作用的。法律是人行為的底線，有強制性，違反了就要受到懲處；道德則要求人們自覺遵守社會行為，它能起法律起不到的作用。可以說，法律只是禁止人們為惡，道德則是勸導人們為善，防患於未然，它是治本的。所以一個良好的社會，必定既是一個法治的社會，也是一個德治的社會。對於個人來說，做一個有道德的人，才是真正獲得了思想自由的人，因為他自覺遵守社會法律，自覺遵守社會道德規範，完全是出於他自覺的認識，而不是受到別人的強迫命令。社會愈發展，人的認識能力越強，人們的自由程度也就越來越大。所以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在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的過程中，應該不斷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中國古代提倡修身的那一套辦法很有實際意義，值得我們學習，並在學習的過程中進行反思。
由於自身水平有限，我們只選擇了古代極少數傑出人物，通過敘述先賢的生平事跡，以體現他們的道德修養。敘述不當和理解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批評指正。有興趣的讀者，則可根據我們引證的資料作進一步的探索，以便了解這些傑出人物的歷史原貌。
陳生璽
於天津南開大學寓所
我國歷史悠久，有著極為豐富的思想文化，其優秀部分幾千年來一直起著鑄造民族靈魂的作用，至今雖時過境遷，但仍能吸納來為我們建設現代社會服務。例如，關於提高人們道德品質的修身理論就很具有現代意義。所謂修身，就是要求人們自覺地通過學習和反省，培植自己的良好品德，以適應社會的需要。由此推己及人，則需先整齊好自己的家庭，然後再去從政治理國家，使天下達到太平，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古時所謂的國家，最早是指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的封國；天下，是指周天子統領的全中國。對此，先哲曾參在《大學》一書中，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論：三綱、八目。其中三綱是指“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是說人有一種天賦善良的德性，即“明德”，我們應該自覺地去彰明它，也就是“明明德”。這種“明德”可能因在社會生活中受到各種不正當思想或物慾的誘惑而受到污染，所以應不斷地自我更新，即“在親民”，親民也就是新民。由此而推及他人，達到最好的境地，就叫“止於至善”。他說：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大學當時是指十五歲以上的大人之學。此即大學的宗旨，在於』灰復光明的德性，成就道德更新的民眾，以達到最完善的境地。
八目是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中格物是指推究事物的道理；致知是指求得知識，包括對人天賦道德的認知；誠意是指思想意念真誠，沒有虛假；正心是指心志端正，沒有邪念；修身是指修養自身的道德；齊家是指整齊好自己的家庭；治國是指治理國家；平天下是指平定天下。其具體次序是：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也就是說要彰明自己善良的德性於天下，必先治理好自己的國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國家，必先整齊自己的家庭；要想整齊自己的家庭，必先修養自己本身；要想修養自己本身，必先端正自己的心志；要想端正自己的心志，必先意念真誠；要想意念真誠，必先獲得知識；獲得知識，在於能推究事物的道理。這八目中，誠意、正心、致知、格物屬於思想認知方面，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屬於實踐方面，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修身。他說修身是一切人立身處世的根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即從天子到老百姓，一律都要以修身作為根本。
儒家之所以提出修身這一原則，是緣於以人為本，他們認為人是社會的根本，社會上一切事情都要先從自身做起，然後推己及人。孔子提出“仁人”思想即是如此。他說“仁者，愛人”，人與人應該互相關心愛護。他又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情，就不要施加於別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自己要立身於社會，也要使別人立身於社會，自己要通達於社會，也要使別人通達於社會，能以自身理解別人，這就是實行仁的方法了。人們的天賦本性是相同或相近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對於從政治國者來說，無論做什麼事，都應該先從自身做起，自己率先做到了，才能要求別人。因此儒家所倡導的德治思想即是指自己要以身作則，作為人們行為的楷模，發揮思想道德的教育功能，如此必能令行禁止。當然，德治並不是不要法律，而是以道德教化為主，輔之以法律，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頗。在《大學》中，他們把這種主張稱為“絮矩之道”。絮，是指衡量；矩，是指衡量東西的方形尺子，也就是說以自身為尺度去衡量別人，用這種道理去理解別人。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絮矩之道。
對於一個當政者來說，若厭惡在上者的無禮，就不能以此態度對待在下者；若厭惡在下者的某些行為，就不能以此對待在上者；若厭惡前面人的某些行為，就不能以此施加於後面的人；若厭惡後面人的某些行為，就不能以此對待前面的人；若厭惡右邊人的某些行為，就不該以此施加於左邊的人；若厭惡左邊人的某些行為，就不能以此施加於右邊的人，這就是以己度人的絮矩之道。也就是說不論你的地位在上還是在下，在前還是在後，在左還是在右，凡是自己不願意或厭惡的行為，都不要施加給別人。
人們雖具有天賦的良好本性，但在後天的現實生活中，會產生各種不正當的思想和欲望，從而做出許多錯誤或罪惡的事情，修身就是要人認識這種錯誤思想的根源和行為的危害性，自覺地去克服，以恢復人自身的天性。那如何去克服呢？用“誠”。什麼叫“誠”？真實無妄之謂，即真真實實，沒有虛假。先哲子思在《中庸》一書中賦予“誠”以普遍的意義。他認為人們生活的社會和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是真真實實的，也就是誠。所謂“不誠無物”，是指沒有真誠就沒有事物，所以人也應該真誠，一個人只有真誠了，才能明白道理。“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由誠實而達到明白道理，這是人的天性，由明白道理而達到誠，這是由於教化。誠實了，也就明白道理了，明白道理了，也就誠實了。因此誠的功用就是能夠“盡性”，即能充分發揮人的本性。能發揮人的本性，也就能發揮事物的本性；能發揮事物的本性，也就能參加到贊助天地萬物發育成長的行列中去，與天地並列而為三了。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這是說能發揮人的本性，並用發揮人本性的方法去治理人，用發揮事物本性的方法去治理事物，使萬物各得其宜。
誠，對客觀事物來說，是個自在的東西，在於人們怎么去認識。人是有思想的，所以對人來說，要做到誠，並不容易。一是對人要誠實，不說假話，不做假事；二是對自己要誠實，不自欺，只有不自欺，對人才能誠。而要做到不自欺，必須謹慎地對待自己獨處時的思想，叫做“慎獨”。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意念真誠，不要自欺，好像厭惡污穢的惡臭、喜好美色那樣，是發自內心的真誠，所以有道德的人，必須審慎地對待自己獨處時的思想。一個人獨處時，自己想什麼，總以為只有自己知道，事實上別人看自己“如見肺肝然”，就如同看到了你的五臟六腑，清清楚楚。舉例說，小人在沒有人看見的地方做了許多壞事，見到君子便遮遮掩掩，把壞事情隱藏起來，把好事顯露出來給人看，可是在別人看來，已經一目了然，掩蓋是沒有用的。因為“誠於中形於外”，你心中的意念，必然要表現出來，所以君子修身必須重視自己獨處時的意念是否真誠，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懈怠。若有不善之念，就應立即克服，不要以為別人不知道而隱瞞下來，欺騙自己。實際“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是很嚴厲的！要自我警惕，自覺地消除那些不善的念頭，不要存有半點苟且和僥倖的心理，這樣才能保證自己心地真誠無偽，行為事事皆善。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於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有道德的人要達到真誠，即使在人們沒有看見時，也要謹慎戒懼；在人們沒有聽到時，也要恐慌畏懼。因為人們的意念沒有比在幽暗時更為明顯、沒有在比細微時更為顯著的了，所以君子應該謹慎地對待自己的獨處。
這就是“慎獨”的觀念，它強調人不要自欺。人在面對眾人時還有幾分畏懼，但在對待自己時，往往得過且過，明知自己不對，卻自己原諒自己，所以克服自欺比克服欺人更難。許多人正是由於自欺，才開始一步一步走向錯誤的道路。
人們通過慎獨，思想意念完全達到真誠無偽時，在家對父母孝順，對兄長尊敬，對子女慈愛，這樣就能整齊自己的家庭。把自己的家庭整齊好了，才會用同樣的道理去治理國家，用孝敬父母的態度侍奉君主，用尊敬兄長的態度侍奉上級，用慈愛子女的態度對待老百姓。對老百姓如同對待嬰兒，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只要誠心去為他著想，雖然不能完全符合嬰兒的要求，也會相差不遠。沒有女子是先學會撫養孩子然後再嫁人的，其實只要有這種愛心，任何事情自然都會做好。
除了誠之外，還要有智、仁、勇。根據當時的社會情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主要體現在如何對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五種關係上。君臣就廣義而言，乃是個人與國家的關係，朋友乃是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兄弟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稱“五達道”，即五種通行的道理。要很好地實踐這五種關係，要依賴於智、仁、勇三種德性，稱“三達德”。因為人的資質不同，若不明白這五種道理，就需要學習，即智；學習了並認真體會去除私念，即仁；發憤去實踐，不肯落後、自暴自棄，即勇。孔子說：“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喜歡學習就接近知了，用力去實踐就接近仁了，知道恥辱就接近勇了。他還特彆強調了學習，“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乾之”。別人用一倍的工夫能學會，我就用百倍的工夫，別人用十倍的工夫，我就用乾倍的工夫。“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只要能用這樣的毅力，即使愚笨的人，也能明白道理，柔弱的人，也會變成堅強的人。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總之，只要知道怎樣修身，就會知道怎樣治理別人，知道怎樣治理別人，也就知道怎樣治理國家了。
儒家這一套修身理論，用現代話來講就是人如何提高自身的素質，以適應社會的需要，包括道德、文化、知識技能等。道德需要修養，知識技能需要學習。它的積極意義是認識到人是社會生活中的一員，個人不能脫離社會而存在，所以個人的一切生活行為必須考慮到社會。要把個人與社會看作一體，自己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要符合社會公認的行為準則，才能立身於社會。從高處講，人應該自覺地遵守各種社會道德規範，並以自身的模範行為積極地為社會做出貢獻；從低處講，人應該有一條自身的道德底線，知道什麼事可以做，什麼事絕不能做，由此樹立一個人生的理念。這樣便可做到“達可兼濟天下”，事業顯達時可以服務於社會；“窮則獨善其身”，處境困苦時可以潔身自好，保持自己的獨立品格而不隨波逐流。
人在社會生活中，會遇到各種問題，首先遇到的便是誠信問題，即誠實，講信用，不欺詐，說到做到。在社會生活中，人們都承認這是一條人際交往的共同準則，但相當多的人是在對自己有利或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遵守這一原則的，也就是說部分地遵守這一原則，所以完完全全、自覺地遵守這一原則，並非易事。有些人要求別人對自己講誠信，自己卻有意或無意地欺騙別人。欺騙別人時，還總以為設計精巧，只有自己知道而別人不知道，結果被拆穿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所以誠信，首先要不自欺，對自己要誠實，對自己誠實了，對他人自然而然也就誠實了。故而人是否以誠對己，以誠待人，乃是立身處世的一大原則。
還有，人們遇到困難時，是否有勇氣克服；做了錯事，是否有勇氣承認，做到知過必改；在公義和私利發生矛盾時能否去除私心，做到堅持公義；面對財利的誘惑，是否可以不動心；在可取與不可取之間，能否廉潔自律而不取；面對罪惡勢力的危害能否敢於鬥爭，做到不懼犧牲，凡此種種，有道德修養的人與沒有道德修養的人，大有不同。有道德修養的人，他在精神上已經築起了一道堅固的道德防線，能夠應付各種艱難險阻；沒有道德修養的人，可能在某些困難面前畏縮退卻，在某些眼前利益的誘惑下上當受騙，同流合污，甚至導致身敗名裂。
正是基於以上原因，我們選擇了歷史上一些傑出人物予以介紹，他們注重修身，具有高尚的品德，從而在各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或立言，或立德，或立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成為中華民族的中流砥柱；也正因其擁有的光輝業績和典範行為，他們成為千萬人學習的楷模，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人。
例如漢代的張良，助劉邦反秦建立漢朝，立有大功，劉邦大封功臣時要他自擇封地三萬戶，他謝絕了，只請將他當初參加起義時的留地封給自己，為留侯，食一萬戶；在劉邦為了加強君主專制而誅殺功臣時，他不願意助紂為虐，便主動提出了“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退出政局。這反映了他淡於名利，能拿得起，也能放得下，功成身退的道德情操。這在熱衷於名利的人，是絕難做到的。
又如司馬遷，因替李陵說了幾句公道話，被漢武帝處以腐刑，他之所以忍辱苟活，並不是懦弱，而是鼓起勇氣迎接這一命運的挑戰。他說：“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他以發憤著《史記》的成就，名垂青史，洗雪了自己的恥辱，這乃是道德修養上的“知恥近乎勇”。
又如東漢時期的宋弘，隨劉秀起兵，官至大司空，劉秀想把寡居的姐姐嫁給他，劉秀說：“貴易交，富易妻，此人之常情。”宋弘則回答，“臣聽說，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婉言拒絕了劉秀的美意。這說明富貴並不能改變他的心志。
又如東漢時的楊震，到東萊任太守時，過去提拔的昌邑令王密夜半懷十斤金送他，他不收。王密說：“暮夜無知者。”楊震則很嚴肅地說：“天知、地知、我知、你知，何謂無知？”王密只得慚愧地懷金而去。在楊震看來，凡是自己知道的事情，別人也會知道，說別人不知道那是自欺欺人，這說明楊震在修身方面能夠慎獨，誠實而不欺騙自己。
從這些簡單的例證我們可以看出，古代這些傑出人物，在特定的時代，他們能夠衝出當時的人情世俗觀念，卓然獨立，沒有堅定的人生理念和道德修養是做不到的，我們應該從他們的生平和事跡中得到一些啟發，借鑑和吸取那些有益的成分，以補充我們在道德修養方面的缺失。雖然現在我們強調以法治國，但並不是不要道德，道德和法律是各有不同作用的。法律是人行為的底線，有強制性，違反了就要受到懲處；道德則要求人們自覺遵守社會行為，它能起法律起不到的作用。可以說，法律只是禁止人們為惡，道德則是勸導人們為善，防患於未然，它是治本的。所以一個良好的社會，必定既是一個法治的社會，也是一個德治的社會。對於個人來說，做一個有道德的人，才是真正獲得了思想自由的人，因為他自覺遵守社會法律，自覺遵守社會道德規範，完全是出於他自覺的認識，而不是受到別人的強迫命令。社會愈發展，人的認識能力越強，人們的自由程度也就越來越大。所以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在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的過程中，應該不斷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中國古代提倡修身的那一套辦法很有實際意義，值得我們學習，並在學習的過程中進行反思。
由於自身水平有限，我們只選擇了古代極少數傑出人物，通過敘述先賢的生平事跡，以體現他們的道德修養。敘述不當和理解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批評指正。有興趣的讀者，則可根據我們引證的資料作進一步的探索，以便了解這些傑出人物的歷史原貌。
陳生璽
於天津南開大學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