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經洞發現的繪畫中,有一定數量的紙本繪畫,這些畫相對藏經洞的大幅絹畫而言,尺寸較小。唐代時,造紙技術有了很大提高,紙的產地廣、種類多,質量也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歷史背景
敦煌藏經洞發現的繪畫中,有一定數量的紙本繪畫,這些畫相對藏經洞的大幅絹畫而言,尺寸較小。唐代時,造紙技術有了很大提高,紙的產地廣、種類多,質量也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皮紙、藤紙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麻紙生產則更加興旺,其中有白麻紙、黃麻紙和五色麻紙等多種,以適應不同的用途。當時的官方用紙,凡是詔令一類,多用白麻紙書寫,所以當時宣布詔書又被稱作“宣麻”。官府抄書也用這類麻紙,唐玄宗時,僅洛陽、長安兩地用麻紙抄寫四部庫書就達十二萬餘卷。而寫經則用黃麻紙,敦煌藏經洞裡的經卷,大部分都是用麻紙抄寫,新疆出土的唐紙,也大部分是麻紙。皮紙的原料主要是楮皮、桑皮,工藝要求高但皮紙厚而堅韌,具有麻紙所沒有的優點,更適用於書寫和繪畫。唐代馮承素的《蘭亭序》摹本和韓晃的《五牛圖》用的都是皮紙。這一時期四川成都所產的薛濤箋,就是用當地所產木芙蓉為原料所造的小皮紙。紙張相比絹、布而言,經濟便宜,套用範圍也較絹帛廣泛。
觀世音菩薩像 唐
這幅觀音菩薩像,具有女性的形態,雙手持蓮花,坐於黃色蓮台上。頭髮捲成數縷,垂在肩上,胸部繞著半透明的絲帶。項上、臂上戴著瓔珞、腕釧、臂釧以及腳釧等裝飾品,頭上華蓋部分已殘損,但從殘存穗的細節來看,應該與下兩圖的華蓋非常相似。這幅觀世音菩薩像和下面的兩幅,線條流暢,畫法非常近似,在已知的敦煌藏經洞繪畫中,是極為特殊的作品。畫面右下角橫線下殘存了一筆字母,完整時應該和後面兩件一樣寫著吐蕃文。
藏經洞的這些紙本畫,兼有皮紙與麻紙兩類,大多紙質較厚,都經過後期加工,質地結實而緊密。畫上多為佛教題材,計有各類佛像、供養人像、佛傳故事、經變畫、藻井及其他裝飾圖案等。此外還有一些世俗題材,如醫書、相書的插圖、動物、山水、花卉。這些畫卷都出自唐、五代及北宋時期的民間畫工之手。畫工們除了用紙本作正式的畫以外,還用來製作畫稿。
在這些畫稿中,有一類比較特殊的稿子,紙面依所繪圖形,密密地用針刺出小孔,即所謂“刺孔”。製作粉本刺孔的紙,均為較好的紙張,紙張厚硬度高,這樣便於製作並方便在特殊角度的牆壁上使用。它們是在壁畫創作中,用來施粉上色,圖形複製的一種畫稿。這種技法在敦煌壁畫中,比較常用。即元代夏文彥《圖繪寶鑑》中所謂的“古人畫稿謂之粉本”。具體的方法分為兩種:一是用針按畫稿墨線(輪廓線)密刺小孔,將白堊粉或高嶺土粉之類扑打入紙,或者用透墨法印製,使白土粉或墨點透印在紙、絹和壁上,然後依壁上的粉點或墨點勾設色。二是在畫稿反面以白堊、高嶺土之類,用釵、竹針等沿正面造型輪廓線輕輕描印在紙、絹或壁上,然後依粉落墨或勾線著色。這種方法與今日所用的複寫紙,很有幾分相似處。
北方神星、計都星像護符 五代
敦煌壁畫,規模宏大,歷時數百年,在這些壁畫創作中,稿本是少不了的。關於稿本,盛唐的吳道子,曾於大同殿畫嘉陵江三百里風光,自稱“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魏晉時期至唐代,不少名畫家曾參與壁畫的繪製,民間畫師也在長期創作實踐中,總結製作方法和經驗,形成口訣,師徒代代相傳,利用粉本繪製大幅壁畫。粉本後來成了泛指一般畫稿的稱謂。清・方薰《山靜居畫論》云:“畫稿謂粉本者,古人於墨稿上加粉筆,用時撲入縑素,依粉痕落墨,故名之也。”鄒一桂《小山畫譜》云:“古人畫稿,謂之粉本,前輩多寶蓄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也。宣和紹興所粉本多有神妙。”可見這類包括刺孔“粉本”在內的壁畫稿本,在古代畫師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淨土圖段片 唐
藏經洞的這些紙本除了繪畫作品外,還有一類雕版印製的早期捺印版畫。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就發現在藏經洞的經卷中。還有一些小型彩色版畫,在套印了墨線的畫面,再用毛筆設色。通過這批原件,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印刷術,在當時已經很成熟,在佛教信仰中被廣泛套用。
藏經洞紙本繪畫中還有一類特別的“寫真”繪本。如《高僧像》便是代表。所謂“寫真”像,從敦煌文書和大量的畫史記載來看,又被稱作“真儀”、 “邈影” “彩真”等,即真人肖像畫。這類的人物肖像畫,嚴格地按照人物本身形象,多為高級的畫師所為。正如獨孤及《尚書右丞徐公寫真圖贊並序》(見《全唐文》卷三百八十九)中所記載:“嘗以暇日,列素灑翰,畫徐公之容,陳於公之座隅。而眉目言口,和氣秀骨,毫釐無差,若分開於鏡。人自外者,或欲擎(足忌)曲拳,俯僂拜謁,不知其畫也。”
高僧像 唐 紙本墨畫
再有見於敦煌遺書S.3929《節度押衙董保德建造蘭若功德頌》中所說董保德之流:“厥有節度押衙知畫行都料董保德等,謙和作志,溫雅為懷,守君子之清風,蘊淑人之勵節,故得丹青增妙,粉墨希奇。手跡及於僧繇,筆勢鄰於曹氏。畫蠅如活,佛鋪妙越於前賢;邈影如生,聖會雅超於後哲。而又經文粗曉,禮樂兼精,實佐代之良工,乃明時之膺世。”從記載上看,董保德當時不僅身居“節度押衙”、“知畫行都料”的職位,更是“經文粗曉,禮樂兼精”,品行、畫技在當地均屬一流。他在人物肖像畫上達到了“邈影如生”的高度。董氏無疑是敦煌“曹氏畫院”中高級畫師的代表。
這幅紙本白描高僧像,在敦煌藏經洞的繪畫中,是一件很特殊的作品。畫中高僧跏趺坐於老樹邊的毯子上,樹上掛著革袋、念珠,身前放著雙履,身後放著水瓶。畫中的人物表情安詳沉靜,嫻靜安逸,雙目炯炯,眉目清秀,刻畫入微,墨線筆力勁健,瀟灑自在,衣紋也非常精美。我們從這張不具名款的《高僧像》來看,雖無從考證其作者何人,但就藝術水平而言,無疑是現存唐代白描寫真人物畫中的傑作。
紙張上作畫,很有別於在粉壁和絲綢上。它的暈染效果和勾勒筆觸自有它的表現力,經過歷代畫師們的不斷實踐與總結,得到了極大的豐富,以至於進入宋元後,漸漸替代了絲絹,成為了我國繪畫的主要媒材。敦煌藏經洞保存下來的這批紙本繪畫,無疑是我們能見到的我國最早的一批紙本繪畫原跡。這些畫在構圖、造型、用線、設色等很多方面,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是繪畫史研究中,繞不開的重要資料。
維摩經變相圖 五代
《維摩經》是大乘佛教最重要的經典之一。
本圖的作品繪在紙上,僅剩踞床的文殊菩薩,在相對的左幅位置,通常是手持扇子,橫臥床上的維摩。維摩是古印度一位有錢的居士,有辯才,對佛學造詣很深。此刻應正在和文殊辯論。文殊菩薩被畫得很大,他通常是乘坐的獅子,台座上因此畫了很多小獅子作為替代。文殊背後的護法神等隨從被畫得很小。前景中有前來聽講的國王,國王身著繡有龍和日月紋樣的華麗衣服神態安詳,氣度非凡。國王也比眾多隨從畫得大,突出。反襯的手法使主角很突出,也使畫面有了重心。從五代一直到北宋時期的敦煌供養畫中,有很多類似衣裳華麗的供養人。這幅畫中還有表現經中描述的故事場景兩處,一是左上方菩薩所持缽中香飯溢出的樣子。另一處是在華蓋下面,三個童子在雲端上奏樂。文殊菩薩的衣裳以及髮型沿襲了9世紀的風格,神情端凝,作沉思狀。畫上人物衣褶略顯單調,和下一幅《水月觀音圖》非常相似,從細節上看,華蓋、雲彩等繪畫手法大致相同,似出自一人之手。
局部 雲上的樂師
局部 王及隨從
水月觀音圖 五代
此觀世音菩薩像坐在背面有很大滿月的岩石上,手持淨瓶與柳條左腳踏在水面的蓮花上,背後是一片竹叢,竹叢里還有新生的竹筍。這幅畫與藏在法國集美美術館中的《千手乾眼觀世音菩薩圖》下段所見的水月觀音像比較,姿勢相同。兩圖中,蓮花兩邊的小葉子、觀音旁的竹叢中繪有筍等方面,都非常類似。但踏蓮華的左腳,在本圖中完全繪向側面,而在集美美術館繪畫的構圖中,卻與身體的方向斜向一致。此畫風格和色彩及華蓋的形狀、乘小雲彩降下的男子和兩側侍女等細部的描寫,都與前一幅《維摩經變相圖》極其相似。畫中水紋行筆輕快流動很好地表現了粼粼波紋,和坡岸的粗筆觸,形成強烈對比。
局部 雲上合掌的官人及侍女
獅子圖 唐
中國本無獅子,獅子原產地是非洲和南美洲,約在漢武帝時才經西域傳入。古印度人崇拜獅子。在佛經中經常出現這樣的比喻,如《大智度論》:“又如師子四足獸中獨步無畏,能伏一切。佛亦如是,於九十六種外道中一切降伏,故名人師子。”《觀無量壽經》卷上:“人雄師子,神德無量。”故佛所坐的寶座稱“師子座”,佛陀的面頰飽滿,稱“師子頰”(師子即獅子);文殊菩薩主智慧,他的坐騎也是獅子。至今,我們在古建築和佛教寺院的建築里,在民間依然流行著舞龍舞獅的節目裡,隨處都能見到獅子的形象。可見獅子在佛教中的地位,在中國民間的影響。
這幅紙本畫,是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動物畫中,給人印象最深刻的作品之一。造型健壯飽滿,氣度非凡,線條渾厚勁韌,中鋒用筆,富有彈性,讓人想起西安郊外的唐代石獅。這種唐人筆下才有的強健氣魄,在一千多年後,依然令人震撼。
馬、駱駝圖(文書紙背) 唐
這幅畫中的馬和駱駝,旁邊各有一位牽引的人,人物緊靠在駝馬旁邊站著。殘損的右端還可見到馭者的鞭子,據此推測,它應該是一個長卷式的畫面。畫裡表現的不是商隊,而是朝貢一類的場景,隊伍像是正在接受檢閱。雖然它僅是簡單的線描,但生動傳神,和傳世李公麟的《五馬圖》,是一類形式。這類的形式畫卷,在唐代就已經有了雛形,進入宋以後,漸漸成熟。
畫中駝馬都是由一張單獨的紙畫成,然後將它們粘接起來,拼出一個連續的畫面。畫中有倒書的“大宋乾德四年(966年)....”題記,以及關於敦煌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修繕寺院的記錄。淡墨書寫的文字,覆蓋在給駝馬添加的顏色之上。從這些文字的多處刪改的書寫狀況看,只是一個草稿,畫的時間,應該是在此之前,最遲也不會晚於公元966年。
烏樞沙摩明王像 唐
烏樞沙摩明王像在敦煌的繪畫中,多出現在圍繞著千手千眼觀音的群像里,以火頭金剛的形象,放在與青面金剛相對的位置上。這幅畫在被發現時,上部有竹芯,下部裝有木棒,看來曾被懸掛過一個時期。
從繪畫風格和手法來看,這畫很接近9世紀末的幡畫。
那羅廷天像 唐
行腳僧圖 唐
禹受洛書傳說圖 唐
畫的前景是一串錢幣,右方站著一個人。傾聽著龍說話,並用筆記在笏上。龍爪似馬蹄,跪著,人的腳雖然現在只殘留了前面的一點,但也仍可看出是馬蹄的形狀。畫面的中央部位有紙的接縫。畫的兩側應該是被切掉了部分。龍的背向左上方隆起,左下角還可以略微窺見後腳的蹄在敦煌藏經洞發現的繪畫中,這是最具神秘感的作品之一。
此圖中的人物形象與通常的《伏羲女媧圖》不同。通常伏羲是“人首蛇身,或至少也應是半獸身”。而此圖中伏羲的下半身,卻是一隻腳的腳尖。此畫中用繩索串起來的銅錢,應該具有驅惡壓邪的力量。這種錢在宋代被稱為龍馬錢,因為漢代使用的這種硬幣上繪有龍和馬。
地藏十王圖斷簡(部分) 五代
地藏十王圖卷·右 五代
地藏十王圖卷·左
地藏十王圖·中
地藏,義為萬物藏育於大地。地藏十王信仰,源於佛教地獄患想的傳入中國,經過長時間儒、釋、道等各類宗教元素的交融,在唐代形成股信仰潮流,可與其時的觀音信仰媲美。
地藏菩薩信仰開始於北涼,現存最早的地藏圖像出現在公元7世紀中期如河北隆饒縣宣務山造像中的《地藏菩薩像》。敦煌的地酸圖像始見初唐,至盛唐驟增,唐後繼續流行,五代時出現地藏與十王像的組合像。這幅敦煌藏經潤里發現的《地藏十王圖》,從右到左,從地蔬普薩到十王,用各自獨立的畫面描繪出連續畫卷。地藏出現在卷末,眾多的亡靈為脫離地獄之苦,必然會來到地藏面前。
這幅畫上現存有五王。他們坐在蓋有桌布的桌子前面,旁邊有善惡童子(人間善惡事的記錄者)。前面有驅趕亡靈的獄更。有罪的亡靈戰著頸棚、手咖,有的還被獄吏摁坐在地,用橡沒打。男子腰上纏著布,女子穿著長衣褲。生前行善積德的亡靈,則穿著陽向貴人的衣衫,男的捧著經卷包,女的捧著佛像,對比出善惡的不同待遇。亡靈在六道輪迴中,會進人其中哪一道,決定權在十王的最後一位--轉輪王。在這裡,經卷被展開,用黑色的雲,表現了亡靈在六道輪迴里的不同方向。畫面最後部分是用黑色牆壁圍起來的地獄,被火焰包圍的角樓上各蹲有一隻小大。牆內的床上綁著亡靈,外面的亡靈正被牛頭馬面押解。地藏營薩身披袈裟,手持錫杖和鐵缽,為前來的亡靈們做最後的超度。本卷畫面脫落部分還有五王(包括第五王閻魔王)都缺失了,此地藏圖中所見的十王表現手法,是作為一個整體表現的,尚沒有具備各自的特徵。
局部 十王之一及亡者
局部 十王之一及亡者
十王經畫卷 北宋
局部 冥使
局部 初江王
局部 閻魔王及地藏菩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