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春秋

內容涉及古代社會的藝術、歷史、經濟、文化、宗教、教學等領域，具有珍貴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是中華民族的歷史瑰寶，人類優秀的文化遺產。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敦煌
• 位置：甘肅西北部
• 氣候條件：暖溫帶氣候
• 著名景點：莫高窟、月牙泉、玉門關等

敦煌簡史

敦煌荒徼彈丸，蠻域孤城，既乏泉林之秀，非詡地勢之勝，而能匯東西文化，融四裔殊族，為控馭西域之重鎮，稱異族西國之首府，絲路由之而暢，佛教賴之以興，自漢迄今，垂兩千年，盛衰再替，踣而復起，終以異代絕寶，弛譽世界，垂名不朽，此誠千載之奇遇，萬國之殊聞也，而竟為事實。天意難測，史跡可追，撫卷回眸，秀士君子，或有所會焉。

從蠻荒異域到邊陲重鎮（遠古——兩漢）

敦煌自漢至清初亦作燉煌。新莽時一度改稱敦德。位於甘肅省西部偏南，河西走廊西端。北緯40'10'東經94°40'。始見於<史記·大宛列傳>，系張騫出使西域歸來後在向漢武帝介紹大月氏時提及。當為居住在當地的少數民族對本地區所取名字的音譯，其本來涵義與擇自何種語言之音莫考。從考古發現來看，當中原夏代時， 這一地區已有人類活動。文獻記載， 約在商周時代這裡居住著羌人、烏孫人和月氏人。戰國時， 月氏強大， 吞併了羌人。秦末，月氏又戰敗並逐走烏孫， 獨占了敦煌與整個河西走廊。漢初匈奴打敗月氏，並將其殘部逐出河西。匈奴單于命其下屬渾邪王駐牧敦煌一帶。

元狩二年（前121）漢武帝派霍去病率大軍擊敗河西匈奴，渾邪王率部降漢，河西走廊歸入中原王朝版圖。漢廷在河西置武威、酒泉二郡，敦煌地區隸屬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漢廷析酒泉郡地置敦煌郡，領敦煌、冥安等六縣。為防禦匈奴侵擾，漢廷在敦煌郡北部修築了長城，與酒泉郡的長城相接。郡西部則建有玉門關和陽關，出關可通西域。兩關之間也有長城和烽燧相連。敦煌成為中原通西域的門戶和邊防軍事重鎮。為充實敦煌郡，漢武帝幾次從內地移民於此，史載西漢未年敦煌郡已有戶一萬一千二百，口三萬八千三百三十五，來到敦煌的移民和戍卒多為漢人，其數量已超過原留居的少數民族，成為主體民族。他們不僅為保衛、開發敦煌提供了人力，還帶來了內地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漢王朝組織移民和戍卒進行屯田，大力興修水利工程，使敦煌從以遊牧為主的社會生活轉變為以農耕為主的社會生活，逐漸發展成為繁榮的農業區和糧食基地，在農業發展的同時，原有的畜牧業仍占重要地位。漢廷對敦煌的經營與開發，意義重大，影響深遠。敦煌與酒泉、張掖、武威連成一線，隔斷了匈奴與羌人的聯繫，起到了"斷匈奴右臂"的作用；對內保衛著隴右地區的安全，對外有力地支持了漢王朝打擊匈奴經營西域的一系列軍事活動。漢廷對匈奴、西域用兵常以敦煌、酒泉為大軍的集結地和出發地，這兩地還負責提供、轉運武器裝備和糧草。新莽末年，中原大亂，竇融從內地來到河西，擁兵自保。他"撫結雄傑，懷輯羌虜"，並加強邊塞防禦，使這一地區"上下相親，晏然富殖"，內地"流人避凶飢者，歸之不絕"。敦煌得以繼續發展。

東漢建立，竇融率河西歸服。此時，北匈奴控制了西域。敦煌郡既擔負著防禦匈奴進攻的重任，還要參與對西域的一些進攻性軍事活動。永初元年（107）漢廷罷西域都護。元初七年（120），又置護西域副校尉，代替西域都護主管西域事務，治所設在敦煌。敦煌遂成為中原王朝統轄西域的軍政中心。敦煌太守實際上代行了護西域副校尉"西撫諸國，總護南北道"的職責。西域許多地方作為政治人質的王子就居留在敦煌，經過兩百多年的經營，從中原遷來的大族在敦煌逐漸立穩了腳跟。同時，中原文化也在這個地區紮下了根，以儒家經典為主的許多漢文典籍開始在這裡傳播。曾在長安師從名儒朱寵的張奐，晚年隱居鄉里，傳授儒學，有門徒一千多人。推動了儒學在敦煌的傳播。東漢末年，軍閥割據混戰，敦煌雖有近二十年沒有太守，但在當地大族控制下，保持了相對平衡。

動盪的繁榮與佛教的漸盛（三國——北朝）

魏文帝曾丕即位以後，派兵消滅了河西的割據勢力，委派尹奉為敦煌太守，繼續推行西漢以來的屯田戍守政策。倉慈任敦煌太守時，"抑挫權右，撫恤貧羸"，限制豪強兼井上地；反對歧視境內的少數民族，鼓勵胡漢通婚；減免刑罰徭役，鼓勵百姓開荒墾田；保護來往商人，使敦煌成為胡漢交往的商業城市。其後任太守的皇甫隆教民製作和使用耬犁，並推廣"衍溉"法，既節省水源和勞力，又使產量大增。經過曹魏時期幾任太守的努力，敦煌發展成為絲綢之路上一處重要的商業城市和糧食基地。敦煌的這種繁榮景象一直保持到西晉。依據敦煌西北長城烽燧遺址出土的粟特文書信，西晉時居住在敦煌的以經商為業的粟特人即有百家之多，反映出當時敦煌商業的繁盛。這一時期，敦煌的中原文化也得到進一步發展。曹魏時，敦煌人周生烈以名儒身份參與了當時官府組織的注釋經傳工作。西晉時敦煌出現了索靖、索襲、宋纖、氾騰等一批名儒。他們或著書立說，或隱居講學，各逞其能。二十世紀初，在敦煌附近的一處遺址中還發現了晉代早期天師道的符籙，表明至遲在晉代，道教已開始在敦煌流行。1944年，西北科學考察團在敦煌佛爺廟發掘了魏晉時期的翟宗盈墓，發現在墓門樓上有浮雕門闕和彩飾的壁畫，其內容、形式、風格、技法與內地漢墓出土的壁畫一脈相承，表明中原藝術在這一時期也已傳到敦煌。與中原文化在敦煌紮根成長的同時發源於印度的佛教文化也通過絲綢之路傳到了敦煌。據<高僧傳>記載約公元244年前後，外國僧人竺高座在敦煌收世居敦煌的月氏人竺法護為徒。晉武帝時，竺法護隨師遊歷西域諸國，學會了三十六國語言和文字，攜大量胡本佛經東歸。以後在敦煌、長安、洛陽等地傳教譯經，成為中國佛教史上著名的譯經大師。法護的弟子竺法乘先隨師至長安，後又返回敦煌，建立寺院，廣收門徒，宣講佛法，加深了佛教對一般民眾的影響。

十六國時期，敦煌先後歸屬前涼、前秦、後涼、西涼、北涼等五個政權。十六國初期，中原大亂，唯有前涼占據的河西地區相對太平，故"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其中一些人來到了敦煌，這些流民既為進一步開發敦煌補充了勞動力，又帶來了中原的技術和文化。敦煌是前涼的西部重鎮，擔負著制御西域和溝通中西交通的重任。出於經營西域的需要，前涼統治者張駿把敦煌、晉昌、高昌等三郡，西域都護、戊己校尉、玉門大護軍等三營合併為沙州，任命西胡校尉楊宣為刺史，治所設在敦煌。敦煌的政治地位進一步提高。楊宣在任期間，組織興修了大規模的水利工程，有利於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前秦建元十二年（376），前秦滅前涼，仍以敦煌為經營西域的基地。建元十八年，苻堅派呂先進軍龜茲。建元二十一年徙江漢、中原百姓一萬七千餘戶以充實敦煌。同年，前秦瓦解，呂光率軍返回河西，建立了後涼。麟嘉七年（395），後涼內亂，"武威、張掖已東人西奔敦煌、晉昌者數乾戶"。其時敦煌的人口已達兩萬戶以上。隆安四年（400），李暠在敦煌稱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史稱西涼。西涼政權在敦煌健全縣鄉里各級行政機構，實行嚴密的編戶制度，派軍攻克玉門以西諸城，駐軍玉門關和陽關，重新控制了西域。其時北涼、南涼在河西東部不斷爭戰，敦煌在西涼統治下未發生大的戰亂，五穀豐登，百姓樂業，成為國內名邦大郡。建初元年（405），李暠遷都酒泉，將前秦時遷來的和後涼內亂時逃來的民戶全都挾往酒泉。永建二年（421），北涼滅西涼，進攻敦煌時以水灌城，城克後又"屠其城"。永和七年（439），北魏滅北涼。北涼沙州刺史沮渠無諱率殘部在敦煌、酒泉一帶繼續抗擊魏軍。直至太平真君三年（442），因寡不敵眾，又乏軍糧，才率萬餘家放棄敦煌逃往西域。這些動亂都使敦煌蒙受重大損失，漸趨衰微。這一時期，中原板蕩，禍亂迭生。敦煌雖亦受到影響，但在公元405年李暠遷都酒泉之前，卻保持了近百年的相對太平。在此期間，不少士人攜帶典籍隨流民逃到河西，其中一些人進入敦煌。而占據敦煌、河西的統治者都能注意起用儒士，提倡儒學，為當地的和逃來的土人著書上說，設館授徒提供便利。李暠還在敦煌設立官學，使敦煌產生了郭瑀、祈嘉、劉昞、索敞、闞駰、張湛、宋繇、陰興等一批著名學者。一些在中原因戰亂而失傳的典籍、學說在這裡得以保存、延續。後來，這些敦煌、河西學者的一些著作流傳到了南朝，有些學者如索敞、江強等由北涼入北魏任官，對北魏乃至隋唐時期的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儒家學說之外，道教也繼續在敦煌流傳，在敦煌三龜山下的十六國墓葬中出土的五穀罐上，發現了與道教有關的銘文。此期中原地區佛教發展迅速。西行求法、東來傳教的僧人不斷往來於敦煌，促進了敦煌佛教的發展。據S.797記載，公元406年在敦煌城南一次受具足戒的僧人即有十二人。至北原時，這裡已是"道俗變得，多有塔寺"了。受內地禪業盛行的影響，敦煌地區出現了單道開、竺曇猷、釋道法、曇摩蜜多等以修習禪定見著的高僧。修習禪定需要安靜的環境，因而禪僧經常離開城市選擇人跡罕至之處開窟建寺。前秦建元二年（366），禪僧樂僔在距敦煌二十五公里處的鳴沙山東麓斷岩上，開鑿了莫高窟第一個洞窟。稍後，又"有法良禪師，從東屆此"，在樂僔師窟側，又建一窟。此後，在莫高窟開窟造像的人逐漸增多

北魏控制敦煌以後，在此設鎮。仍把這裡作為經營西域的基地。太平真君六年（445）和九年，萬度歸兩次進軍西域，西域諸國紛紛歸附，絲路再度暢通。後來，遊牧於北魏北境的柔然逐漸強大。到獻文帝時，柔然控制了西域敦煌又成為北魏抗擊柔然的前沿陣地。敦煌鎮將尉多侯、樂洛生都曾擊退柔然對敦煌的騷擾。孝文帝時從一步加強對敦煌鎮的守備，在此置都大將。同時，居住在明山南北的遊牧民族高車日益強盛，與柔然為敵。柔然在北魏和高車的夾擊下逐漸衰落，敦煌的外部威脅得以解除。正光五年（524），敦煌鎮改為瓜州。次年，北魏宗室元榮任瓜州刺史。北魏分裂後，敦煌屬西魏，西魏仍以元榮為瓜州刺史。元榮死後，瓜州先後發生了鄧彥和張保叛亂，賴瓜州大族的力量，叛亂得以平息。西魏委派為民眾所信服的申徽為瓜州刺史。由於此時突厥、吐谷渾分別在河西走廊以北和東南興起，並控制了西域，申徽也只能做到保境安民而已。北周取代西魏後，仍在敦煌設瓜州，曾委任建平公於義為瓜州刺史。因北周的主要注意力在統一中原，未暇西顧，敦煌未能改變防守局面。北朝時期敦煌的佛教繼續發展。孝文帝時任敦煌鎮都大將的穆亮和後來任瓜州刺史的元榮、於義等幾位來自中原的敦煌地方長官，都尊奉佛教。元榮、於義不但大興佛事，還親自出資在莫高窟開窟造像，致使"合州黎庶，造作相仍"，莫高窟的開窟造像活動，漸趨興盛。這裡逐漸發展成為佛教徒傳授教義、舉行佛事活動的重要場所。在元榮時期開鑿的洞窟中，融入了他從中原帶來的文化藝術；北周時期，建平公於義再次帶來了中原的文化藝術。此時的敦煌石窟藝術已突破西域佛教藝術的規範，開始形成具有敦煌特色的中國式佛教藝術體系。

煌煌敦煌（隋——唐前期）

隋初，北方的遊牧民族突厥控制著西域的中部和北部，另一支遊牧民族吐谷渾則占據著青海和西域南部。敦煌兵民和隋廷派來的軍隊一起，不斷地抗擊上述少數民族政權的騷擾，保衛著河西和隴右的安全。隋煬帝即位以後，國勢日益強盛。於是出兵擊破吐谷渾，西突厥也被迫投降，使敦煌得到了安寧，絲綢之路再度被打通。據裴矩《西域圖記》序記載，當時中原通西域的道路共有三條，伊吾、高昌、鄯善分別是這三條道路西行的起點，而這三條道路在進入河西時就"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隨著使團和商隊的出入，西域的佛典和音樂等經由敦煌傳入內地，內地的絲綢、瓷器和文化典籍也經由敦煌傳入西域乃至更遠的地方。隋最高統治者文帝和煬帝均篤信佛教，使用行政手段大興佛事，促使敦煌佛教迅速發展。仁壽元年（601），文帝命各州建舍利塔，瓜州也住崇教寺（莫高窟）起塔。敦煌遺書中保存了一些由都城和其他地區送去敦煌"流通供養"的隋宗室成員寫經，反映出這一地區的佛教在全國已占有重要地位。受內地的影響，大乘佛教思想也開始在敦煌流行。從隋代寫經題記來看，此時出資寫經者多為戍卒、商人和普通百姓，表明敦煌對佛教的信仰已深入到一般民眾之中。與佛教的迅速發展相適應，莫高窟的修窟造像活動也十分興盛。隋代敦煌石窟藝術進一步接受中原佛教藝術的影響，為以後新的藝術繁榮時期的到來奠定了基礎。

隋末中原亂起群雄逐鹿、敦爆歸屬割據河西的李軌。武德二年（619），唐廷平定河西。仍在敦煌置瓜州。但中原戰亂末已，外部則有乘隋末戰亂重新崛起的突厥、吐谷渾的威脅。武德三年，瓜州刺史賀拔行威舉兵反唐。五年，瓜州土豪王乾斬賀拔行威歸唐，唐廷改瓜州為西沙州，州治設在敦煌。另在原瓜州屬下的常樂縣置瓜州，設總管府，轄瓜、西沙、肅三州。武德六年，西沙州張護、李通謀反，殺害正在西沙州巡視的瓜州總管賀若懷廓，擁州別駕竇伏明為主，並派兵進 逼瓜州，被瓜州長史趙學倫擊退。不久，竇伏明率眾降唐，西沙州終於最後穩定下來。貞觀七年（633），唐改西沙州為沙州。在此前後，唐廷北滅東突厥，西討吐谷渾，解除了敦煌的外部威脅。並開始進軍西域。滅高昌，攻焉耆，克龜茲，設安西都護和安西四鎮以鞏固戰果。最後，又在顯慶二年（657）滅掉西域最大的敵對勢力西突厥。於是西域諸國紛紛歸附，貢使通商，往來不絕。在此過程中，敦煌不僅是軍用物資的轉運、供應基地，還參與了一些重要的戰役。此後，唐廷與西突厥餘部和新興起的吐蕃的爭奪戰多在西域進行，敦煌與河西成了"中國之心腹"。出於經營西域的需要，唐前期加強了敦煌的軍事防衛力量。在玉門設立了玉門軍，在沙州城內設豆盧軍，並一度把西域南部的石城鎮（分若羌）和播仙鎮（今且末）劃歸沙州管轄，使其再度成為中原王朝的邊防重鎮。在敦煌和河西的其他地方，還設有赤水軍、建康軍、墨離軍、大斗軍、白亭軍和懸泉、常樂、張掖、交城等守捉。景雲二牛（711），唐廷從隴右道分出黃河以西地區設立了河西道，設河西節度、支度、營田等使，治所設在涼州。這是唐王朝所設的第一個節度使。軍事防衛力量的加強和安西四鎮的設定為敦煌、河西經濟、文化的穩步發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唐廷在沙州設有健全的縣、鄉、里各級行政機構，實行嚴密的編戶制度，推行均田制，並選擇比較有作為的官吏到敦煌任地方官，以加強對這一地區的治理和經營。據<沙州都督府圖經>記載，唐前期敦煌又進行了大規模的水利建設，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綠洲灌溉體系，使敦煌的耕地面積得到擴大，農業有進一步的發展。糧食生產自給有餘。唐廷在每年糧食收穫季節向百姓和糴糧食，存入糧倉，以供軍需。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天寶時沙州（下轄敦煌、壽昌二縣）有戶六千三百九十五，口三萬二千二百三十四，成為前涼、前秦以來敦煌戶口最多的時期。政局的穩定，經濟的繁榮，為中西友好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條件。在唐前期，西域諸國的使者，中原的戍卒和民夫，西行求法和東來弘道的僧侶，內地和西域、中亞的商人等不斷通過敦煌往來於中原與西域，中國與印度、西亞之間。中原的絲綢、瓷器、漢文典籍等繼續經過敦煌源源西去。同時，西域、中亞等地的珍寶和特產以及宗教、文化等也繼續經由敦煌傳往內地、絲綢之路的興盛使敦煌這個向曹魏以來形成的商業城市更加繁華。在敦煌，既有內地來的漢商也有西域、中亞各同的胡商。敦煌城東的沙州十三鄉之一的從化鄉，就是由以善於經商的粟特人組成的。《沙州都督府圖經》記述沙州西北一百一十里處有興胡泊，就是因胡商在經過故玉門關時常在這裡停駐而得名。各地來的行商坐賈在敦煌從事著中原的絲綢與瓷器，西域的珍寶、特產，北方的駝馬和當地的糧食等各種物品的交易。中西友好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的擴大，還給敦煌帶來了各種不同系統的文化。漢文化和佛教以外，當時在敦煌城東一里處有中亞粟特人信奉的襖教神祠。敦煌遺書中保存了景教和摩尼教的經典，反映了中亞、西亞宗教在敦煌流行的情況。在這個交匯著中國、希臘、印度、中亞、西亞等不同系統文化的都會中，漢文化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那些從內地來到敦煌或西行的人們不斷將中原文化帶到此地，使敦煌的文化始終保持與中原同步發展。當時沙州城內建有州縣兩級學校，設有經學、醫學、道學等不同科目，教授唐朝規定的儒道醫等漢文化典籍。此外還有不少私人學校，亦以教授儒家典籍為主。敦煌遺書中保存了不少當時官私學校或學生使用的各種寫本漢文化典籍。與李唐王朝奉老子為先祖、大力提倡道教相關，敦煌不僅在開元、天寶年間設立了道學，寫本道經也大量湧現，道觀增多，反映出道教曾盛極一時。佛教也有了進一步發展。從莫高窟供養人題記和敦煌遺書寫經題記來看，唐前期出資開窟、寫經的人既有僧官、僧尼，也有當地達官貴人、文武官僚、工匠、社人、行客、侍從、奴婢和一般善男信女。儘管唐統治者在這一的期不時抬高道教地位，貶抑佛教，敦煌佛教在民間廣泛信仰的基礎上，在佞佛的世家大族的倡導下，一直緩慢而平穩地向前發展。見於記載的佛寺比前代增多，莫高窟的開鑿活動也一直在持續。大量宮廷與經不斷從長安、洛陽傳入，不少高僧從內地前來弘法，使這座唐代著名的佛教城市繼續不斷受到內地佛教文化的影響。東來弘道和西行求法返迴路經敦煌僧人的增多，又使敦煌得以不斷汲取西域、印度佛教文化的營養。在這樣的背景下，敦煌的佛教和石窟藝術發展到了全盛時期。

制度的退化與佛教的發展（吐蕃統治時期）

天寶十四載（755），安祿山在河北發動叛亂，唐廷被迫調動包括敦煌在內的河西、隴右以及安西、北庭等西北各地精銳部隊入援。西北邊防驟然削弱，唐王朝由盛轉衰。吐蕃乘機向唐發起大規模攻勢，迅速占領了隴右地區，切斷了河西與中原的聯繫。隨後，又由東向西進攻河西。廣德二年（764），攻占涼州，唐河西節度使楊志烈西奔甘州；永泰二年（766），又連克甘、肅州，繼楊志烈為河西節度使的楊體明被迫移節沙州；大曆十一年（776），攻陷瓜州，並在當年八、九月間包圍了沙州城。直至貞元二年（786），敦煌城內矢盡糧絕，敦煌人才在得到吐蕃"母徙佗境"的承諾後，與其結盟而降（吐蕃陷沙州城時間，尚有貞元三年、建中二年等諸說）。自此，敦煌進入吐蕃管轄時期。吐蕃統治者廢除了沙州的縣鄉里等各級行政機構。在沙州之下設部落部落小設將，將為基層行政機構。將設將頭，部落發部落使，沙州的最高軍政長官稱節兒，隸屬於瓜州節度使。在經濟方面，推行計口授田制，改行新的賦稅制度，即按地畝徵收地子和按戶徵收突稅。這兩項負擔大大超過了以前唐政府對百姓的徵收數額。在交換領域，廢除唐幣，實行實物交換。還要求當地漢族改變原有習俗，實行"胡服辮髮"。廣泛推行吐蕃語，禁用唐年號，改用地支紀年。這些做法嚴重阻礙了沙州農業和商業的發展，敦煌失去了往日的殷富與繁華，不斷激起以漢族為主體的各族人民的反抗。吐蕃統治者除了依靠吐蕃軍和吐蕃化很深的通頰部落對當地居民各種形式的反抗予以堅決鎮壓以外，還任用一些投靠他們的漢族世家大族成員為各級官吏，以緩和民族矛盾。並大力扶持佛教，借用宗教的力量來穩定局勢。他們提高了僧人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一些高級僧侶可以參與政事。他們不斷向寺院布施財物、田產及依附人口等。在吐蕃統治者的倡導下，當地民眾信仰佛教者日益增多，使沙州佛教勢力迅速膨脹。寺院由十三所增加到十七所，僧尼由三百一十人增加到近千人。沙州的僧官，起初沿用唐制首領為僧統，後又改稱教授。寺院的經濟勢力日益強大，擁有田地、果園、糧倉、油坊、牲畜、車輛及依附人口--寺戶。並通過放高利貸盤剝普通百姓。譯經活動頻繁進行。他們不斷向唐廷求取佛經，進行翻譯。寫經和講經亦較過去興盛，每所寺院都有專事抄寫經書的"經坊"，開展大規模的寫經活動。各寺都定期計展講經活動向當地僧俗宣講佛法。寺院學校也有了很大發展，尤其是加強了世俗學問的內容，吸引了不少世俗子弟到寺院求學，成為兼收僧俗弟子，並授佛學和儒家典籍的新型專院學校。這對於延續中原文化在敦煌的流傳起到了重要作用。沙州佛教勢力的膨脹推動廣莫高窟的興建，在藝術上也取得了新的成就。總之，吐蕃時期沙州佛教勢力深入到了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敦煌的佛教文化對吐蕃佛教的發展產生了量要影響。漢族僧人摩河衍曾從敦煌到邏些（今拉薩）傳授頓悟禪法，高僧曇曠也曾撰<大乘二十二問>，回答贊普有關頓漸之爭的疑難問題。在吐蕃管轄敦煌石期，唐王朝統治的中原地區發生了被稱為"會昌法難"的唐武宗毀佛事件，中原佛教受到沉重打擊，敦煌躲過了這次法難，佛教繼續保持著獨尊的地位。這種情況對敦煌以後的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歸義軍時期

會昌二年（842）吐蕃王國發生內亂，勢力大衰，在河西的統治也開始動搖。大中二年（848）沙州大族張議潮乘機率領各族人民起義，逐走吐蕃統治者，占振沙州和瓜州，遣使歸降唐廷。以後，張議潮又陸續攻占了肅、甘、伊等州。大中五年，唐廷在沙州設歸義軍節度，授張議潮節度使、河西隴右十一州觀察使。當時正值西北地區發生民族大變動之際，在以沙州為中心的張氏漢人政權周圍活躍著吐蕃、回鶻、退渾、龍家、仲雲等許多少數民族政權，從東、南、西三面對歸義軍構成威脅。而唐廷此時內部危機嚴重，無力顧及河西，不能給歸義軍以實際的支持。在歸義軍已控制的地區，由於吐蕃半個多世紀的管轄，也遺留下一系列社會問題亟待解決。面對這種複雜而又嚴峻的形勢，張議潮及繼任者張淮深首先是通過派要員入朝和不斷進貢物品盡力求得唐王朝的承認和信任。同時在轄區內全面恢復唐制，廢部落制，重建縣鄉里；重新登記人口、土地，按照唐制編制新的戶籍，制定新的賦稅制度；恢復唐朝服裝，推行漢化。很快就使敦煌"人物風華，一同內地"。這兩項措施迎合了沙州等地漢人懷戀大唐故國的心理，得到了他們的擁護和支持。對轄區內的少數民族，歸義軍政權採取區別對待的政策。已漢化者編入鄉里，與漢人雜居。吐蕃化較深者部分繼承吐蕃制度，仍用部落的形式進行統治，尊重他們的習俗。同時吸收少數民族頭面人物參加政權。這些措施受到了少數民族的歡迎。對於具有強大政治、經濟、社會勢力的佛教，他們首先廢除了吐蕃時期的僧官制度，恢復唐制。並通過削減寺產限制其依附人口的發展，通過"分都司"削弱了都僧統的政治經濟權力，以後又通過控制僧官的任免權使沙州僧官逐漸依附於世俗政權。寺院依附人口的減少導致寺院經濟衰落，一些原由寺戶上役時從事的工作逐漸被各種租戶和僱工所代替，以沙彌為代表的下層僧徒承擔的勞務開始增多。高利貸收入在寺院收入構成中所占的比重明顯增大。上述幾方面措施的實行使歸義軍政權取得了內部的穩定，為其在河西站穩腳跟奠定了基礎。張議潮曾率蕃漢軍多次擊退周邊少數民族的侵擾，並不失時機地東征西討。鹹通二年（861）張議潮攻克吐蕃控制的河西重鎮涼州。敦煌寫本《敕河西節度兵部尚書張公德政之碑》稱歸義軍收復的地區"內盡伊吾，東接靈武，得地四千餘里，戶口百萬之眾"，勢力達於極盛。歸義軍的治所敦煌成為西北地區的政治中心。鹹通八年，張議潮破召入長安，行前命其侄張淮深主持歸義軍軍政事務。張淮深繼續抗擊回鶻的騷擾。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保持了歸義軍轄區的安定。大順元年（890）至乾寧三年（896），歸義軍內部接連發生政變。先是張淮深及其妻、子被殺，繼而是索勛篡權，兩年後嫁給李明振的張議期第十四女又與諸子合力除掉了索勛，最後是李氏家族傾覆，張議潮之孫張承奉重任歸義軍節度使。歸義軍的內亂給活動在其周邊和轄區內的少數民族提供了可乘之機，甘州被回鶻攻占，占據肅州的龍家也不再聽從歸義軍的號令。涼州因有甘、肅二州相隔，實際上亦脫離了歸義軍的控制。至九世紀末十世紀初時，歸義軍實際控制的已僅有瓜沙二州了。張承奉不甘坐守瓜沙，想用武力恢復歸義軍興盛時的舊疆，並於開平四年（910）建立了"西漢金山國"，自稱至文神武天子。連年的戰爭使瓜沙地區經濟凋零，不少百姓家破人亡，境內"號哭之聲不止，怨恨之氣沖天"。失去人民支持的張承奉政權終於在開平五年被甘州回鶻擊敗，被迫認回鶻可汗為父，成為甘州回鶻政權的附庸。張氏歸義軍時期，對佛教寺院利用各種方式繼續向社會各階層發展勢力，未加干預。歸義軍統治者還親自參加設齋、造窟等佛事活動，並公開宣布保護寺院的財產和依附人口。禁止"倚形恃勢之人，妄生侵奪"，致使僧尼人數進一步增加到一千一白人以上，在十七所寺院之外，又出現了不少蘭若和私家佛堂。由於佛教勢力在政治上已依附於歸義軍政權，所以其社會勢力的發展對歸義軍政權有利無害。在沙州僧富的倡導下，沙州寺院和當地居民在舉行佛教儀式、佛教活動時，大多要為歸義軍首領及其下屬祈福或歌功頌德，這種情況在莫高窟的壁畫中也有反映。由歸義軍節度使出資興建的洞窟，窟中的供養人像往往不是一人一家，甚於祖宗三代、姻親眷屬都依次排列在一起，簡直成了他們列序家譜、光耀門庭的家廟。在第156窟還出現了與佛教沒有直接關係的規模巨大的張議潮夫婦出行圖。

乾化四年（914），沙州的另一個大族曹氏家族中的曹仁貴（後更名議金）取代了張承奉，恢復了歸義軍稱號，此後歸義軍政權一直把持在曹氏家族手中。曹氏歸義軍政權吸取了張承奉失敗的教訓，他們努力改善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關係，通過聯姻等辦法與甘州回鶻、西州回鶻、于闐等少數民族政權建立了在平等基礎上友好往來的新關係，以圖共存。同時積極恢復與中原王朝的統屬關係，接受中原王朝的封號，奉中原正朔，利用舊日唐朝在各族人民心目中的聲威，以求在西北各民族中樹立自己的正統地位。對內則繼續吸收瓜沙望族和少數民族頭面人物參加歸義軍政權，以擴大政治基礎。這些措施使曹氏歸義軍政權既得到了中原王朝和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承認，也得到了境內兵民的支持，使其能在五代、宋初複雜的民族關係中得以生存、發展。而且，河西西部與西域各綠洲王國間的友好往來及由此帶來的相對安定的政治環境，還為密切中原王朝與這些地區的聯繫和中西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北宋建立以後，有很多僧人經由河西、敦煌前往天竺（印度）求法，他們在往返途中常在敦煌暫居。很多敦煌僧人或者隨同這些返回的內地僧人或者隨同東行的西域僧人，甚至混雜於西域各國商隊和使團中頻繁出入中原。敦煌與中原、西域聯繫的加強和各地僧人的頻繁往來，促進了各地間佛教文化的交流。一方面敦煌不斷向中原王朝乞求本地已欠損的佛經，那些往來於敦煌的僧人也不斷把中原僧人的佛教著述和從印度、西域帶來的佛典留在敦煌，同時也將一些敦煌獨有的佛教典籍帶到中原、西域。敦煌與中原、西域間的佛教文化交流為曹氏歸義軍時期佛教的繼續興盛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而曹氏歷任節度使對佛教的支持和尊崇則為保持其繁榮創造了良好的內部環境。他們不僅把發展佛教、爭取佛教勢力的支持作為穩定社會、鞏固政權的重要措施，還試圖憑藉高度發達的佛教文化來提高歸義軍政權在西北少數民族政權中的地位。在這樣的背景下，敦煌的佛教繼續保持著強大的勢力。在沙州十七所大寺名籍上仍有一千多名僧尼。僧尼受到人們的尊崇，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佛教在社會各階層中仍有巨大的影響。當然，曹氏歸義軍政權也不是聽憑佛教勢力自由發展，他們不僅繼續將沙州僧官牢牢控制在手中，而且還控制著佛教發展的導向。這一方面表現在幾乎一切佛教活動仍要為節度使及其親屬的文治武功大唱讚歌，並為他們祈福；另一方面表現在他們著重支持發展敦煌的佛教文化和佛教藝術，努力把敦煌建設成為西北地區漢化佛教的中心。在他們的支持卜，敦煌的佛教在當時無論在藏經方面還是在佛學研究方面都代表了西北地區漢化佛教的最高水平，對西州和于闐佛教的發展都產生了直接影響。在發展佛教藝術方面，他們也是不遺餘力，從曹議金到曹延祿，歷任節度使都在莫高窟或榆林窟從事過新建或重修活動。在他們的帶動下，歸義軍的各級官吏和很多百姓都參與了上述活動，從而把莫高窟建設成為西北地區佛教徒仰慕的聖地。受曹氏歸義軍政權控制佛教發展導向措施的影響，這一時期的專院經濟繼續衰落。寺院依附人口對寺院的依附關係日趨鬆弛。寺院的租佃制和出租加工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下層僧徒所承擔的勞務日益增多，高利貸收入成為寺院經濟的主要支柱。寺院經濟的進一步衰落迫使佛教勢力更加依賴世俗政權的扶持。

曹延祿執政晚期，歸義軍再度與甘州回鶻發生戰爭，引起瓜沙民眾的不滿。鹹平五年（1002），歸義軍內部發生兵變，曹延祿與其弟曹延瑞被迫自殺。延祿的族子曹宗壽在眾人推舉下掌握了歸義軍政權，宋廷遂任命曹宗壽為歸義軍節度使。戰爭和內亂使曹氏歸義軍政權迅速衰落，而沙州地區的回鶻勢力在這一時期卻得到了迅速發展，成為與歸義軍政權抗衡的重要力量。此時，歸義軍政權已不堪一擊，任何外來的攻擊和內部的騷亂都足以使其傾覆。這使得在歸義軍政權庇護下的沙州佛教勢力感到極度恐慌。景德三年（1006），信奉伊斯蘭教的黑韓王朝滅掉于闐佛教王國，這個訊息很可能被沙州寺院從東逃的于闐人那裡得知，在佛教像法滅盡思想的影響下，在穆斯林東進的威脅下，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將一些重要的經卷和佛像、幡畫等集中起來，收藏在原來存放各寺剔除的經卷、外典、過時文書、舊幡畫、佛像的洞窟中（今編號為第17窟），並將該窟洞口封閉起來，做了必要的掩飾。以後，由於當事人和知情者逐漸離開人世，藏經洞的情況也就不再為世人所知（關於藏經洞的封閉，學術界還有別的說法。參見"藏經洞"）。天禧四年（1020）和天聖元年（1023），曹賢順曾兩次向宋廷進貢物品。自天聖元年以後曹氏歸義軍政權從史籍中消失。根據相關材料推測，它可能是在天聖六年至景祐四年（1037）間被沙州回鶻所取代。

敦煌的衰落（西夏——蒙元）

景祐三年，党項族攻占肅、瓜、沙等州。沙州回鶻在抵抗失利後率眾撤離敦煌。寶元元年（1038），党項族建立西夏。康定二年（1041），沙州回鶻率眾進攻沙州；次年，攻克沙瓜二州。在沙州回鶻占據沙州時期，始終奉北宋為正統，使用宋朝年號，多次向宋廷入貢，不向西夏屈服。這一時期回鶻人雖為統治民族，但漢人仍占很大比例，再加上回鶻人民長期受漢族影響，故其政治制度、佛教藝術都是漢族和回鶻文化交融的結晶。

乾道元年（1068），西夏再克瓜沙，沙州回鶻政權滅亡。從此西夏加強了對沙州地區的控制。西夏的統治機構模仿北宋，故西夏統治時期敦煌的政治制度、生產方式沒有發生重大變化，只是將瓜沙二州的統治中心從沙州移到了瓜州，州以下仍設縣鄉里等行政機構。終夏之世，對外戰爭頻繁，沙州和西夏管轄的其他地區一樣，徭役、兵役均十分繁重。敦煌作為西夏的西大門和與西域聯繫的關口，還擔負著沉重的邊防任務。而且，這一時期敦煌還曾發生幾次嚴重的旱災和蝗災。長時期的動亂和嚴重的自然災害使敦煌地區的經濟迅速衰落。西夏長期與宋廷為敵，不準西域各國通過敦煌與河西向宋朝貢，對過境商人也課以重稅，迫使西域各國使者和商人避開西夏轄區，改由塔里木盆地的南沿經青海進入中原，而從事東西經商最活躍的回鶻人則較多使用從中亞到蒙古的草原之路。自南宋時起，海上絲綢之路也日趨活躍。敦煌逐漸失去中西交通咽喉和中西經濟、文化交流中轉站的重要地位，其商業和文化也漸趨衰落。西夏統治者既信奉巫術和多神教，也篤信佛教。作為佛教聖地的敦煌在西夏時期仍受到人們的重視，莫高窟以及榆林窟、西千佛洞都曾招致無數善男信文頂禮膜拜。在這些地方修建寺廟，新建重修石窟等活動也仍然盛行。

寶慶三年（1227），蒙古帝國攻占敦煌。同年西夏滅亡。成吉思汗將敦煌隸於八部大王。至元十三年（1276），忽必烈將敦煌收歸中央政府直接管轄，在此復置沙州。在蒙古帝國和元朝統治時期，敦煌在中西交通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經由敦煌、河西的交通路線再度成為聯結西域與中原的主要通道。蒙古帝國和元朝的版圖比漢、唐都大，和西域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聯繫也比以往更加密切。為了保證過往使團的需要，蒙古帝國統治者窩闊台在敦煌和河西的瓜州、肅州等地設定了驛站，敦煌是河西通道的一個重要補給站。元統治者曾採取招撫流民、設定屯田等措施來恢復敦煌地區的經濟。但此時敦煌的地位已遠不能與漢、唐時期相比。由於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和北方草原之路的繼續頻繁使用，敦煌未能恢復中西交通必經之地的地位。又由於自宋代以來，中原王朝的都城逐漸向東、向北遷移，距河西、敦煌愈來愈遠，使敦煌在全國的戰略地位逐漸下降。再加蒙古帝國和元朝疆域廣大，敦煌失去了經營西域的基地的作用。它不過是河西通道上的一個補給站，卻不像漢唐時期那樣是對整個西北地區甚至國都的安危都有重大影響的邊防軍事重鎮。這就決定了蒙元統治者對敦煌的重視程度必定是有限的。在很長時間內，沙州並不是專鎮邊防重地的蒙古軍的駐防地，只有部分漢軍且屯且戍。直至大德七年（1303），元統治者才在御史台的建議下派一萬蒙古軍分守沙、瓜等地的險要地方。王元二十九年（1292），元統治者從沙州、瓜州往甘州強制移民，人煙稀少的敦煌地區益顯荒涼。蒙古帝國和元統治者採取儒釋道並重的政策，十分注意扶持和利用佛教。莫高窟現存的蒙、漢、臧、梵、西夏、八思巴等六種文字的《八字真言碣》乃是鎮守沙州的西寧王速來變及其妃子、太子、公主、駙馬等出資於至正八年（1348）刻立的。至正十一年，繼速來蠻鎮守沙州的牙罕沙則對皇慶寺（莫高窟）進行了重修。在統治者的倡導和帶領下，佛教在這一時期仍然受到敦煌各族人民的信奉。莫高窟的開窟造像活動也仍在斷斷續續地進行。

邊陲荒城與佛教的式微（明——清）

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建立明朝，並在同年攻克元的都城大都，元朝滅亡。洪武五年（1372），明廷派馮勝率大軍經略河西，在瓜州、沙州一帶擊敗元河西守軍殘部。但此時自宋元以來日漸發達的海上絲綢之路已成為中西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經由河西的陸路通道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進一步下降。再加明代的邊防重點在北方，其都城先在南京，後在北京，敦煌的戰略地位和元代一樣，其得失對全國沒有多大影響。所以，明軍並未在沙州設防，很快收兵東還，在肅州西築嘉峪關以為國門。以後，嘉峪關通哈密之路成為中原與西域往來的幹線。敦煌失去了禁止河西和中西陸路交通中轉站的地位。洪武二十四年，重新占據沙州的元朝殘餘勢力派使節向明廷進貢，並表示願意歸服，明廷未予理睬。直至永樂二年（1404），沙州的蒙古族酋長困即來、買住再次"率眾來歸"，明成祖才下令在敦煌設沙州衛，任命困即來和買住為指揮使。此後，沙州衛不僅按時向明廷進貢物品，還經常保護路經敦煌的關外少數民族政權的朝貢使者，不時向明廷報告關外其他少數民族政權的情況。但當沙州衛遇到哈密等少數民族政權的侵擾時卻得不到明朝軍隊的實質性支持。正統十一年（1446），甘肅鎮將任禮率兵至沙州，將沙州衛屬下民眾全部強行遷入關內，沙州衛遂廢。成化十五年（1479），明廷又在沙州故城置罕東左衛，任命早已在沙州境內居留的蒙古部的只克為指揮使，以抵禦吐魯番的東進。此後，罕東左衛不斷抗擊吐魯番和蒙占族瓦刺部的進攻。正德十一年（1516），吐魯番向沙州發動大規模進攻，罕東左衛指揮使乞台力不能拒，率領一部分部眾逃入了嘉峪關，餘部則投降了吐魯番。嘉靖七年（1528），罕東左衛的餘部又在帖木哥和土巴的率領下逃離沙州，歸降了明朝。從此，敦煌遂為吐魯番占據。在沙州衛和罕東左衛管轄敦煌時期，敦煌成為以遊牧為主的蒙古族的活動區域，使這一地區早在漢代就已形成的以農耕為主、畜牧為輔的生產方式，又退回到漢以前的水平。由於在沙州衛和軍東左衛治下的軍民終日忙於抵禦各方面的侵擾，又地處交通不便的邊荒，所以在這一百多年中，敦煌在文化上沒有任何建樹。但蒙古族是信奉佛教的民族，他們雖未暇整修莫高窟，卻還不至於對它進行人為的破壞。信奉伊斯蘭教的吐魯番占據敦煌以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在敦煌流行了一千多年的佛教，終歸絕跡。被佛教徒視作聖地、曾盛極一時的莫高窟，此時是"佛像屢遭毀壞，龕亦為沙所埋"，呈現出滿目淒涼的景象。

清朝定都北京，敦煌仍和明代一樣，既非邊防要塞，又在甘肅通新疆通道之南，不過是一個處在邊遠偏僻之地的小城、所以在清初很長時間未將敦煌收入版圖，任由吐魯番占據。甚至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平定新疆以後，也未在敦煌設定軍政建制。直至雍正元年（1723），始在敦煌設沙州所，雍正三年，清廷採納川陝總督岳鐘琪的建議，升沙州所為衛，並從甘肅遷移二千四百餘戶百姓到敦煌屯田，還重修了衛城。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廷改沙州衛為敦煌縣。自清廷採取移民屯田的措施以後，敦煌的經濟開始復甦，農耕又成為當地的主要生產方式，水利設施得到恢復和發展，人口也迅速增長。移民中有不少人信奉佛教。使莫高窟的香火漸盛。在嘉慶和道光牛間，敦煌的佛教徒對莫高窟再次進行了大規模的整修。這次整修除新開了第11窟和第228窟以外，還重修了前代的二百多個洞窟。但由於此時內地的佛教和佛教藝術已經衰落，與敦煌接鄰的新疆地區居民又多信奉了伊斯蘭教，敦煌的佛教和佛教藝術已成無源之水。更由於此時敦煌的文化已遠遠落後於內地，使得清代新開和重修的洞窟的藝術水平無法和前代相比。同治年間，陝西甘肅、新疆等地先後爆發了回民起義，起義軍不斷與清軍交戰，敦煌一帶也曾成為戰場。經過這場戰亂，敦煌的人口又減少了很多。在戰亂中，由白彥虎率領的回民起義車在被清軍追趕逃至敦煌時，盡毀莫高窟聯結上下層窟的行廊。

藏經洞的發現與敦煌學的興起

十九世紀末，道士王圓籙來到莫高窟。此時莫高窟十分荒涼，崖間上的行廊多已不存，一些洞口已經崩塌，底層洞窟則已積起厚沙。這裡只有一些粗通漢語的藏傳佛教寧瑪派喇嘛居住。王道士在莫高窟定居後，香火漸盛，他把信徒們施捨的錢財節省下來，開始按照自己對道教的理解來重修和改造莫高窟。他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清除底層洞窟中的積沙。光緒二十六年（1900，一說二十五年）農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所雇的人在清除第16窟甬道的積沙時，偶然發現了藏經洞（今編號為第17窟）。但敦煌當地的富紳無人認識洞內這批占物的價值，腐敗的清政府也未能對其進行應有的保護。致使藏經洞中的大批敦煌遺書和文物先後被外國"探險隊"捆載而去，分散於世界各地。劫餘部分被清政府運至北京入藏京師圖書館。莫高窟的壁畫和塑像也遭到劫奪與破壞。1914年至1915年，俄國奧登堡率考察隊到敦煌和莫高窟，不僅收集到大批敦煌寫本，還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塊壁畫。1921年，在蘇俄國內戰爭中失敗的數百名白匪軍逃竄到莫高窟，他們在壁畫上任意塗抹、刻畫，並在洞窟內燒炕做飯，致使大批壁畫被火燎煙燻。1924年，美國華爾納曾到莫高窟盜剝了大面積的壁畫，並掠走彩塑。敦煌遺書和文物的散失對中國文化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但打客觀上卻推動了東西方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它們進行整理和研究，並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形成了一門新的學科--敦煌學。敦煌學的興起引起了學術界對敦煌莫高窟的重視。自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起，中國的歷史學、考古學和美術工作者到敦煌進行考察的人逐漸增多。經過他們的研究和宣傳，敦煌莫高窟在文化界的知名度逐漸提高。1944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擔負起了保護洞窟臨摹、研究敦煌壁畫的職責。1951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更名為敦煌義物研究所。1984年8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礎上，擴大建立了敦煌研究院。1986年12月，敦煌被國家列為歷史文化名城。1987年8月，敦煌縣改為縣級市。同年12月，敦煌莫高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敦煌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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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拍攝的藏經洞和從藏經洞中搬出的寫卷 斯坦因掠走的古代胡語文獻 壯美的萬佛峽石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