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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見學士院集議修河，未有定論。豈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言故道可復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謬。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已開，而恩冀之患，何為尚告奔騰之急?此則減水未見其利也。又開六塔者雲，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為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顧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
且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
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台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曆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
昨議者度京東故道功料，但云銅城已上乃特高爾，其東比銅城以上則稍低，比商胡以上則實高也，若雲銅城以東地勢陡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以上，何緣而頓淤橫隴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愈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
又商胡初決之時，欲議修塞，計用稍芟一千八百萬，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則必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甚大，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為勞苦。雲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
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因國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便幸而暫塞，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隴之比，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
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皆智者之不為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無決溢散漫之虞。
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為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從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擇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