損益說

中國傳統儒學關於自然運動、社會變化、文化發展、質能變易關係及其規律，以及人生道德修養方式及其境界的綜合性理論學說。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損益說
• 定義：中國傳統儒學關於自然運動、社會變化、文化發展、質能變易關係及其規律，以及人生道德修養方式及其境界的綜合性理論學說

概念溯源

“損”、“益”二字的對偶運用，始見《論語·為政》：“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易卦有實際套用，其六十四卦中第四十一、四十二兩個既相鄰近又相反對的卦分別以損、益為名，而對偶發揮。就卦爻辭而言，“損”有減少、喪失、有害等含義，“益”有增加、增長、有利等含義。它們只是涵義相反的普遍概念。但就卦象而論，損與益卻是兩組對反性的符號類型，其中蘊涵著陰陽消長、剛柔遞變、仁義互濟等多元化的義理詮釋，滲透著物極必反、質量互變、上下異道等無限性的形式推演；它們已經成為對偶化的結構性範疇。損益二卦語辭含義與結構形式的這種矛盾，引發出損益學說源遠流長的歷史發展和日趨縝密的邏輯演變。

形式解析

根據傳統象數學原理，損卦由兩個三畫卦兌與艮按下上序列組合形成。從靜態，兌為澤。艮為山，損卦有“澤山”相蝕的意象結構。從動態看，下卦兌由乾的九三爻按陽變陰、剛變柔的法則變易而來，上卦艮由坤的六三爻按相反的法則變來。陽剛變陰柔為“損”，反之為“益”。這樣，損卦具有“損下益上”的變易態勢。整體分析，損卦是由泰卦的九三爻漸次上行到第六爻位而成，具有“其道上行”的符號運動。

益卦是損卦的結構性反演，其組合程式是上巽下震，有“風雷”交加的意象結構；其變易法則是，上卦損乾之初九爻得巽，下卦益坤之初六爻得震，形成“損上益下”的變易態勢；其整體符號運動是，否卦的九四爻漸次下行到第一爻位而為益卦，即“自上下下”。

損益卦象的符號變易運動，有其深刻的哲學意蘊。它們符號化地揭示出物質結構系統里兩種方向相反的質能變化。

內容述要

損益說的基本觀點約有3個層面。

陰陽損益觀

主要揭示自然界陰陽氣化運動中的質能損益關係及其協調規律。損益的對象與條件是，過分亢進或萎退的陰陽運動狀況或剛柔質態變化；其原理與方式是，依據“中道”（或“太極”、“太和”）原理，對過度與不及的陰陽剛柔質能狀態進行“瀉有餘、補不足”的系統協調；其目的與規律為維持陰陽聚散消長，剛柔分合盈虛的動態平衡，實現陰陽互補，剛柔相濟的整體有序。

這種損益觀點，最先由《易傳》提出。在以《黃帝內經》為代表的中醫學術典籍里，陰陽損益觀得到了廣泛的理論普及和有效的技術運用。

文質損益觀

主要表述人類社會及其文化制度變化發展中的文質損益關係及其因革規律。適於粗野和敦樸的人性素質（“質勝文”）與過度奢靡浮華的文化儀式（“文勝質”），是損益實踐的主要對象。既無過又無不及的“中庸”原則，是損益行為的文明標準。對人類的樸野天質“文之以禮樂”，對社會的浮華習氣正之以“仁義智信”。是損益的基本方式。損益實踐的價值目標在於透過“人文化成”，使人道在損益中不斷因繼，在革故鼎新中不斷發揚光大。

孔子最早提倡文質損益原理，並做了比較系統的闡述。在其後的儒學發展史上，文質損益觀是損益說的學術主流，對整箇中國古代哲學文化產生了全面、深入和持續的歷史影響。

情智損益現

主要規範個體人生道德修養中的情智損益活動以及達到盡善盡美精神境界的方法和途徑。損的對象多為過分的憤怒、畏懼、哀慟、憂傷等情緒，過度的愛好、憎惡、愉樂、思慮等情慾；益的項目主要包括知識、學問、才智、能力等方面。損情慾、益智慧型的指導原則是“中和”、“中行”或“中正”。“志道”與“寡慾”、“尊德性”與“道問學”、“懲忿窒欲”與“遷善改過”、“涵養省察”與“格物致知”等，都是損益相輔相成的修養方法。實現“內聖外王之道”，進入至誠至樂的人生佳境，是情智損益的終極歸宿。

情智損益觀點由孔子首倡，經孟荀、《易傳》、《大學》、《中庸》的闡發，初具理論規模。到宋明理學時期，又融合了佛道二教的性命修養理論與方法，趨於全面成熟。情智損益觀是中國傳統修養理論的核心。

學說流變

可按歷史分為4個階段。

先秦

損益說開創與奠基階段。

《易經》以“損”、“益”為卦名，簡單而互反的符號結構與古奧而直朴的語辭，奇妙結合，為損益說的整個歷史發展準備了信息源泉。

孔子以發揚“仁且智”的人道為己任，首先從禮樂文化發展、人際道德交往和自我學問修養等方面系統闡述了《易經》中的損益思想，得出了禮樂因繼損益、百世可知，“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中庸至德，損益三友、三樂等重要思想命題，為儒學損益說開創了廣闊的學術局面。

其後，孟子從心性本善出發，荀子從情知趨惡人手，對孔子的損益說做了正反兩方面的發揮，提出了“存心寡慾”、“增益其所不能”，“化性起偽”、“積善成德”等思想觀點。與此相應，《易傳》中損益兩卦《彖傳》、《象傳》的作者，綜合易學與孔學，從自然、社會、人生等方面全面拓展了損益概念的學術意義，初步奠定了先秦儒學損益說的理論基礎。其提出的“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等辯證命題，對損益說後來的發展影響極大。

此外，墨家、道家等先秦學派，也從各自的學術立場上進行了損益之辨。墨家學派“以自苦為樂”，試想藉助“非樂”、“節用”等過分減損的行為方式，達到“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功利目的。老莊學派為了實現“長生久視之道”，主張“絕聖棄智”和“為道日損”，提出了“玄覽”、“坐忘”等一系列“損之又損”的修道方法。他們都割裂了損益的內在聯繫，有違傳統文化人道中庸的一貫精神，因而均未發生廣泛持久的社會影響。

漢唐

損益說延伸與分化階段。

西漢初期編輯成書的《禮記》，其中的《大學》與《中庸》兩篇，分別從修身程式和修德境界及其原理方面，將先秦儒學損益說操作化、思辨化。董仲舒從“大一統”政治需要著眼，嚴格區分了綱常倫理的不可損益性與文質制度的損益必要性。魏晉玄學思想家王弼，嘗試融通孔學、易學與老莊之學，在其《周易注》里對損益說也做了一定的發揮。但是，從總體上看，損益說在漢唐之間進展平緩，沒有突破性的學術刨見。

隋唐兩代，以“空”為宗的佛學與以“無”為本的道教得到長足發展，學術上出現了三教鼎立局面。釋老多用“為道日損”的心性修持方法，儒學經師則死守章句註疏，繁衍六經文字，走上了“益之又益”的學術歧途。損益說趨於分化。

宋明

損益說融合與集成階段。

理學思潮倡明儒學道統，融合三教思想，在更高的學術水平上發揮了先秦儒學。與此相應，損益說也得到了哲理融合與學術集成。程頤、張載、朱熹、王夫之等著名理學家，都用極大的精力解析《周易》的損益之道，提出了更多新穎的理論學說和思想命題。從總體上講，宋明理學對儒學損益說的主要學術貢獻有三點：①用理氣、理欲、性情、道器、體用等理學範疇詮釋損益關係，極大地提高了損益說的理論思維水平；②使本體的因繼守恆與末用的損益流行相互補充，矛盾耦合，消除了損益自身的偏差，達到了損益平衡；③在政治事功、學問知識上突出增益方法的優勢，在道德自律、性情修養上誇大減損方法的效用，為損益說的終結準備了條件。

近代

損益說變異與轉型階段。

明清之際，隨著理學的自我批判，以“損人慾以復天理”為標誌的理學情慾損益說，受到了日益猛烈的抨擊。但因缺少新的思想方法，理學損益說涉及到的矛盾問題未能得到實質性的解決。

近代啟蒙思潮的興起和西學進化理論的傳人，傳統的漸進損益說日趨衰落。康有為視損益因革為“進化之理”，開啟了損益說向進化論的變異和向因革說的轉型。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以進化為宇宙公理，以革命為實踐手段，傳統損益說至此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