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揚州雕版印刷
- 外文名：無
- 始於：唐代
- 發展於：宋元時期
- 文化遺產：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概述,悠久歷史,輝煌業績,傳承流派,官刻,坊刻,家刻,出色保護,
概述
雕版印刷是運用刀具在木板上雕刻文字或圖案，再用墨、紙、絹等材料刷印、裝訂成冊頁或書籍的一種特殊技藝。它肇始於一千三百年前的中國，開創了人類複印技術的先河，承載了難以計量的歷史文化信息。它與在此基礎上發明的活字印刷統稱為古代中國“四大發明”之一，在世界文化傳播史上起著無與倫比的作用。該技藝至今仍保存著完整的形態，其中餖版印刷等經典技藝，造化神奇，為現代印刷技術也無法仿效。
2006年，揚州的“雕版印刷技藝”項目經申報被列入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2009年，以揚州為代表的“中國雕版印刷技藝”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從某種意義上說，雕版印刷技藝亦被稱為揚州雕版印刷技藝，中國雕版印刷技藝以揚州為代表，是有深刻原因的。
悠久歷史
揚州學者王澄先生著《揚州刻書考》，其開篇就有一段關於揚州雕版印刷起源的論述：
揚州雕版印刷始於唐代。唐穆宗長慶四年（824），詩人元稹為好友白居易詩集《白氏長慶集》作序，注云：“揚越間多作書模勒天（即白居易）及余雜詩賣於市肆之中也。”此處所說“模勒”即刻印。與元稹同時為官的馮宿所上《請禁印時憲疏》云：“劍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板印曆日鬻於市，每歲司天台未奏頒下新曆，期印歷已滿天下。”（《全唐文》卷六百二十四）揚州其時為淮南道治所，是刻印曆書風氣很盛的地區之一。宋王明清《揮麈錄》記述：“《大業幸江都記》自有十二卷，明清家有之，永平時揚州印本也。”永平為五代初期前蜀年號，時值公元911-915年。以上都為揚州早有雕版印刷的史證。至於史籍對揚州雕版印刷史實的直接記載，則始於宋代。
明代學者胡應麟著《少寶山房筆叢》云：“雕本肇始於隋，行於唐世，擴於五代，精於宋人。”他沒有籠統地用“出現於隋唐時期”來概括，而用“始”、“擴”、“精”分別描述出不同年代雕版印刷產生與發展的標誌性特徵，令人信服。他能夠作出如此細緻的分析和判斷，或許是因為考證了隋、唐、五代的雕版印刷實物。
事實上，揚州具備在隋代出現雕版印刷技藝的條件。當時揚州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作為陪都，其繁榮程度不亞於洛陽。尤其是隋煬帝開鑿大運河後，揚州交通更加便利，地位也得到進一步提升，為雕版印刷的產生髮展提供了較好的物質基礎。隋唐之際，雕版印刷術循兩條不同的途徑發展起來。一條是適應佛教傳播，需要複製大量的佛像與佛經；另一條是民間坊刻雕印年曆、經咒等民間生活用品。從某種意義上說，雕版印刷術的發展是佛教信徒為傳播教義進行探索和實踐的結果。而隋朝時，揚州佛教興盛。開皇十一年（591年），隋煬帝在揚州城內設“千僧會”，拜天台宗創始人智顗為師，授菩薩戒，被奉為“總持菩薩”。這一年，揚州寺觀猛增了十三座，為中國佛教史上少有之事，也使揚州佛經和佛像的需求量增大，單純的手抄已經不能滿足需要，雕版印刷應運而生和乘勢迅猛發展，揚州雕版印刷史發展成為中國雕版印刷史的縮影。
輝煌業績
雕版印刷為揚州歷史文化重要特色之一。清代揚州雕版印刷空前發展，刻印之書不可勝計，最值得一提的要數《全唐詩》，世稱“中國雕版印刷第一書”。康熙年間皇帝命兩淮鹽政曹寅於揚州天寧寺內設揚州詩局，召集全國各地雕版印刷的能工巧匠前來效力，集中寫刻印製，用將近兩年的時間刻印完畢。《全唐詩》分裝一百二十冊，十二函。版式為半頁十一行，每行二十一個字，白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全書寫、刻、校、印皆精。工楷寫刻，字型秀潤，墨色均勻，用開花紙印刷，紙張堅韌潔白。康熙皇帝閱覽進呈的樣書後，大為讚賞，御筆朱批道：“刻的書甚好！”
清代揚州雕版刻印的書質量高，精品多，有學者認為金農刻本（1733雍正十一年）《冬心先生集》較《全唐書》更精美。或許從刻印的質量來看，《冬心先生集》的確較《全唐詩》更勝一籌，但筆者認為其歷史文化意義遠不可與《全唐詩》相比。因為《全唐詩》的刻印乃“欽定”，規模大，影響深遠；《全唐詩》刻印較《冬心先生集》早近三十年，代表了當時雕版印刷最高成就，堪稱雕版印刷史上劃時代的作品。
揚州雕版印刷技藝精湛、獨特，在雕版印刷術基礎上發明的活字印刷術也與揚州有著密切的聯繫。活字印刷由畢升在宋代慶曆年間（1040—1048）發明，由沈括的《夢溪筆談》記載，《夢溪筆談》又以揚州州學刻本得以面世。由此可知，沒有畢升，就沒有活字印刷。沒有《夢溪筆談》，活字印刷就得不到流傳。而沒有揚州州學，
《夢溪筆談》就不能面世。活字印刷術出現後，揚州雕版印刷技藝由於它獨特的魅力和價值，沒有被活字印刷所取代。據《中國古籍版刻辭典》載錄，活字印刷《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刊行後，揚州淮南書局隨之影刻《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以利於其更好保存。期間，揚州雕版印刷以空前輝煌的業績躍居中國刻書名區之列。如今，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作為雕版印刷技藝的保護單位也積極致力於活字印刷技藝的傳承、保護。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開始，刻印社採用活字技術生產了大量線裝書，如《唐詩三百首》《毛澤東詩詞》《論語》《老子》《孫子兵法》《周易》等，受到了各界的好評。
傳承流派
雕版印刷技藝的傳承方式按組織形式可分為官刻、坊刻和家刻，傳承的特點各不相同。揚州雕版印刷技藝的傳承大體也分為這三種形式，但傳承更有序，表現更獨特。
官刻
揚州官刻的獨特之處主要表現為揚州官刻規格高，規模大，持續時間久，影響深遠，成果豐碩。正如前文所述，從官刻《全唐詩》時，揚州就聚集了全國各地雕版印刷的能工巧匠。但是《全唐詩》刻印後，這些優秀的編校、書寫、鐫刻、印刷人才，並沒有離開揚州。因為從揚州詩局到揚州書局、淮南書局，歷時百年以上，揚州官刻的書籍不計其數，那些全國雕版印刷的頂尖“高手”在揚州定居生活下來，在刻印書籍的同時，將他們掌握的技藝在揚州傳承、發展。
坊刻
坊刻以營利為主要目的，由坊主聘請相對穩定的雕版印刷藝人，集中於書坊內刻印圖書，逐步形成某個書坊獨特的刻印風格或在某個地區形成坊刻的流派。民國中期，揚州的陳恆和父子創辦了“陳恆和書林”，從事刻版修版校印古籍，他們悉心蒐集鄉邦文獻遺稿，輯刊《揚州叢刻》，尤為世人稱道，被譽為揚州坊刻後起之秀。
家刻
清代揚州所刻書，家刻本占了大多數，令人讚美的精品也最多。經濟富庶，文人大家輩出，是揚州家刻圖書快速發展的主要原因。揚州家刻圖書主要有三類：一是揚州鹽商刻本。揚州鹽商中有一部分為商人兼文人，他們或為“博雅”之譽，或為益人濟世，不惜重金收藏圖書，招收名士，精心刻書，以雍正、乾隆間馬曰琯、馬曰璐兄弟最為有名，他們的刻本時稱“馬版”；二是“集著作家、藏書家、校勘家”於一身的刻書家刻本，這部分刻書是揚州家刻的主流。康熙間曹寅，在奉旨刊刻《全唐詩》等內府書籍的同時，又選刻家藏圖書及自撰詩、詞、文、傳奇著作共二百八十二卷；三是寫刻本。清代，揚州地區的文化藝術空前繁榮,出現了一批“書畫皆佳”的文人，如“揚州八怪”，他們親自寫樣上板精刻，將書法運用到雕版印刷中，因而備受世人珍愛。康熙間，石濤刻印所著的《畫譜》，就親自手書上板付刻。這些由書畫名家寫樣的精刻本，被收藏家奉為上品。
官刻、坊刻、家刻這三種傳承方式對傳播和傳承揚州雕版印刷技藝，都曾起到重要作用，也為雕版印刷技藝提供了博大的傳承空間。但清末以後，隨時代變遷，這些傳承方式走向了衰敗，於是杭集揚幫成為揚州雕版印刷技藝傳承的主力軍。杭集鎮位於揚州南郊，清代以來這一帶雕版藝人眾多，以陳開良、陳正春、陳禮環、陳開華、王義龍、劉文潔、陳興榮等為代表的“杭集揚幫”，寫工、刻工、印工、裝訂工齊全，世代相承，在雕版印刷技藝日趨式微時，他們成為該傳統技藝具有突出代表性而為數不多的現存者，在傳承與保護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維繫該項絕技保持活態而不致湮滅的關鍵所在。杭集揚幫是一支擁有雕版印刷高精技藝的骨幹力量，在他們走南闖北承接刻書業務的同時，將技藝也傳播至各方，近代揚州刊刻印行的大部分雕版印刷作品，凝聚了杭集揚幫傳人的心血和才華。
出色保護
新中國建立以來的半個多世紀，揚州為雕版印刷技藝的傳承與保護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驕人的成績。
早在1960年春，揚州市政府有關部門批准成立“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召集雕版印刷藝人六十餘人，從事古版修版及刷印工作。為此，省有關領導部門專門發文徵集省內藏版，又從浙江借調部份藏版，交廣陵刻印社整理、修補、重印。幾年內，徵集到古版近二十萬片，印行圖書十餘萬冊。“文化大革命”期間，保護工作曾一度遭到破壞，刻印社也被迫撤銷。1978年，廣陵古籍刻印社在各級黨和政府的關心下，得以恢復，於揚州鳳凰街重建社址。召回部分專業人員，培養了一批新人，使雕版印刷工藝流程全面恢復，修補、印行了大量古版圖書，還新刊刻了《里堂道聽錄》等一批新版古籍，為揚州雕版印刷史譜寫了新的光輝篇章，被海內外譽為“江蘇一寶”，乃至“全國一寶”。
2002年，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准，在刻印社的基礎上建立了廣陵書社，使其能利用古代雕版工藝，出版雕版、影印古籍及仿真複製書畫作品。
2005年，市政府投資1.28億元，新建揚州中國雕版印刷博物館，全面展示了雕版印刷的歷史淵源、工藝流程和傑出成果，有力地推動了傳承與保護工作。除此之外，廣陵古籍刻印社、廣陵書社、邗江古籍印刷廠等單位相繼成立了雕版印刷傳習所。
揚州還整理、出版了一批雕版印刷技藝的理論專著，將雕版印刷技法用文字、圖片等多種方式記錄下來，有利於雕版印刷技藝的廣泛傳播。
揚州雕版印刷技藝保護工作出色，成果突出，集傳承、保護、展示、傳播為一體，建立精品傳承、著述傳承、教學傳承等多種渠道，形成了全面、完整的保護體系，堪稱“非遺”保護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