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訴運動

控訴運動是1950年代國中國大陸在三大運動(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背景下,基督教內發生的一個重要事件,可視為中國基督教發展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控訴運動
  • 時間:1951年4月16日-21日
  • 背景:中國大陸在三大運動
  • 地點:基督教內
控訴運動簡介,18名控訴人,人民日報相關報導,控訴運動簡評,

控訴運動簡介

1951年4月16日-21日,中央政府宗教事務處在北京舉行“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有31個教派的154名教會領袖參加會議。4月18日下午吳耀宗主持小組討論時,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總幹事崔憲詳首先起來,控訴美國傳教士畢范宇(Frank W. Price)。隨後2天中,共有18人登台控訴自己的同工是“披著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外籍)或“基督教的敗類”、“走狗特務”(本國籍)。
而被指名控訴的還有駱愛華(美國)、陳文淵(當時已被捕)、梁小初(當時已在香港)、朱友漁、顧仁恩(自由傳道人,當時已被捕)等人。事後吳耀宗發表《中國基督教的新生》,為控訴運動辯護:雖然“耶穌叫我們不要論斷人,”但是“控訴卻是完全符合耶穌的教訓的。”
5月8日,吳耀宗以“中國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籌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在《天風周刊》上,發表在全國推動控訴會的通知。5月19日,劉良模在“天風”周刊上發表《怎樣開好控訴會》,批判“超政治”的“落後思想”,鼓動一向強調愛心的基督徒要站穩自己“人民的立場”,破除情面,徹底、痛痛快快和盤托出,“精彩的控訴應記下來交給當地報紙發表”。
6月1日,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在上海西藏路慕爾堂,由副會長崔憲詳帶頭,舉行1200人的控訴大會,控訴協進會是30年來“美帝”侵略中國的代理人。此後,協進會這個全國教會的聯合機構基本宣告死亡。
6月10日,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籌備會,借逸園跑狗場舉行全上海基督教的萬人控訴大會。吳耀宗帶頭,然後各教派的教會領袖,包括江長川(衛理公會)、鄧裕志(女青年會)、胡祖蔭(廣學會義務總幹事)、徐華(安息日會會長)、吳永泉(基督徒學聯會)、賈玉銘(長老會)、楊紹唐(內地會)、竺規身(靈工團監督)、崔憲詳(中華基督教會)、吳高梓(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等人,一一上台控訴。而被控訴的對象,包括安迪生(美)、黃安素(美)、畢范宇(美)、陳文淵、梁小初、黃仁霖(已逃離大陸)等中外人士。大會的政治氣氛極其濃郁。
控訴運動甚至波及到一些以屬靈著稱的團體,如靈糧堂和地方教會(基督徒聚會處)。這些團體中長期受屬靈薰陶的基督徒在這期間自有其獨特的痛苦經歷。
通過控訴運動,“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得以控制全國大部分教會,首先是那些原來與海外教會聯繫密切的各大公會。而認為自己原本就“自治、自養、自傳”的耶穌家庭、真耶穌教會、地方教會(基督徒聚會處)以及王明道負責的北京史家胡同基督徒會堂後來面臨更強大的壓力,在主要負責人敬奠瀛、魏以撒、倪柝聲、王明道被捕後,有些加入三自,有些轉入地下狀態。

18名控訴人

這18個人是:
崔憲詳(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總幹事)
邵鏡三(南京中華基督會總幹事)
沈德溶(《天風周刊》主編)
施中一(江浙基督教鄉村服務聯合會幹事)
施如璋(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學生部主任)
江長川(衛理公會華北年議會會督)
李牧群(重慶中華路德會牧師)
王重生(青島基督教聯合會書記)
王志堃(天津)
謝頌三(中華監理公會)
鈕志芳(杭州基督教協進會副會長)
陳見真(中華聖公會主教院主席主教)
胡翼雲(廣東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
胡祖蔭(廣學會義務總幹事)
王梓仲(華北公理會布道牧師)
陳崇桂(重慶神學院院長)
江文漢(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副總幹事)
喬維熊(天津基督教革新推進委員會)

人民日報相關報導

【開展基督教徒對美帝國主義的控訴運動】
【1951.04.24《人民日報》社論】
在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宗教事務處召集的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的會議上,到會代表經過小組會和大會,集中控訴了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畢范宇、駱愛華、朱友漁、陳文淵、顧仁恩等基督教的敗類,控訴了美國戰爭販子杜勒斯所操縱的世界基督教協進會的罪惡活動,激起了到會代表對美帝國主義的仇恨情緒,大大提高了基督教徒愛國熱忱和肅清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實行三自革新的決心,因而使會議得到圓滿的收穫。這一經驗,值得推廣到全國基督教團體中去,在全國基督教徒中普遍展開控訴美帝國主義的運動,以提高廣大教徒的政治覺悟,顯明地劃清與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的界線。
基督教徒的控訴運動,乃是基督教徒以親身經受與耳聞目見的美帝國主義迫害中國人民的罪惡事實,進行自我教育的運動,這是在廣大教徒中普及與深入開展三自革新運動的最重要的方法,也是廣大教徒的迫切要求。中國的基督教徒,如同其他各界人民一樣,百年來曾深受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壓迫與侮辱,悲憤滿懷,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他們無處伸訴;現在,在人民政府領導之下,他們迫切要求吐訴壓抑了多年的心中積憤和苦痛,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美帝國主義在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國的過程中,不僅利用了教會團體和部分教會人士,而且對教義也橫加曲解,作為反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工具,極力灌輸奴化思想;同時,又利用所謂“慈善”和“文化”機關,掩蓋這些醜惡活動,使它們對中國教徒的壓迫與侮辱,裹上了薄薄的一層糖衣,致有不少教徒受了這種蒙蔽與欺騙,還不認識美帝國主義的真實面目。因而有些教徒不自覺地把敵人當作了朋友,把惡狼當作了綿羊。有些人雖然已經了解到美帝國主義確實利用基督教作了侵略工具;但因受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的威嚇,還不敢大膽地揭露它們的陰謀。這就成為開展三自革新運動的障礙,成為發動廣大教徒積極勇敢地同帝國主義分子進行鬥爭的障礙。掃除這種障礙的最有效的辦法,是開展對美帝國主義的控訴運動,從各方面揭露美帝國主義的陰謀活動,從而使廣大教徒認識美帝國主義的卑鄙與兇狠,以及它外強中乾的紙老虎本質,激發他們對偉大祖國的熱愛,激發他們對危害偉大祖國的美帝國主義的仇恨和反帝國主義鬥爭的熱情。
美帝國主義曾經長期利用基督教進行文化侵略,使許多教徒中了很深的毒害,有些教徒甚至直接或間接地被美帝國主義所利用。因此,當他們在控訴過程中提高了政治覺悟以後,他們就會痛心於過去中毒太深,就會揭露這種文化侵略的影響,就會檢舉隱藏在教會中的帝國主義分子,檢舉美帝國主義訓練和布置潛伏的走狗,協助人民政府清除這些反動分子。
全國各地的基督教徒,都應該積極參加對美帝國主義的控訴運動。每一個基督教徒都應該認識,作為一個中國人,應該愛護自己的祖國,控訴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利用教會侵略中國的罪行,保衛偉大祖國;作為一個善良而虔誠的教徒,應該愛護自己的教會,控訴美帝國主義玷辱教會,把教會當作侵略工具的罪行,以保護中國人自己的宗教不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利用。

控訴運動簡評

188萬國民黨起義投誠部隊經歷了怎樣的改造?
控訴運動開始後,該兵團的士兵一個個哭得撕心裂肺、驚天慟地。控訴會上,有的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來。第472團2營召開訴苦大會,第一次大會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會又昏倒了35人。
控訴大會下來後,起義士兵有的哭得兩三天吃不下去飯,還有的甚至哭得一時精神失常。一位叫何思勤的士兵訴苦後,哭得精神失常,耳朵聽不見了,也不吃飯了,誰勸他,他都不理睬。後來人們發現,何思勤訴苦以後特別敬重毛主席,於是,到吃飯的時候,就給他寫了個條子:“毛主席叫你吃飯!”到晚上睡覺的時候,他如果大吵大鬧,就再給他寫個條子:“毛主席叫你睡覺。”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聽話。後來,何思勤在上級批准他參加人民解放軍時,喜出望外,逐漸恢復了正常。
從“算細賬”“挖苦根” 到“思想還家”
起義官兵轟轟烈烈的控訴運動,徹底撕開了改造舊軍隊的“突破口”。隨後,便是思想改造的“縱深戰鬥”。
控訴運動的第一步,是“倒苦水”。接下來,就是“算細賬”,結合駐地附近的土地改革運動,先算“剝削賬”,再算“政治賬”。第三步是“挖苦根”:雲南地主老財剝削人,四川的地主老財剝削人,東北的地主老財也剝削人,為什麼?萬惡的剝削制度是勞動人民的“苦根”!
開展控訴運動之前,起義官兵在“國民黨消極抗戰”“國民黨反動派必然滅亡”等一系列問題上常常爭論不休,莫衷一是,爭論中甚至有人揚言要殺掉學習積極分子。一經涕泗滂沱的淚血大控訴,從前的爭論戛然而止,幾乎是瞬間,廣大起義官兵與國民黨反動派不共戴天!
覺悟了的起義官兵,只聽共產黨的話,起義部隊除了共產黨,誰都拖不走了!
一位起義團長曾感慨地說:“要講改造思想,共產黨的辦法太多了,上下五千年,中外八萬里,沒有誰能比得上!”
據當年集中到東北軍政大學學習的原國民黨第60軍的起義軍官說:開展思想鬥爭最激烈的,是坦白運動,當時叫“思想還家”運動。
與舊我的決裂,是心路歷程上一個異常痛苦的過程。每一位起義學員都要寫一份自傳,交代自己的全部歷史,尤其是要坦白在反共內戰期間做過哪些對不起人民的事情,哪怕是摘了老百姓一個西瓜,都必須一件不落寫上去。不僅如此,對別人的罪惡也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揭發。
“思想還家”運動的政策相當明確:在思想領域,共產黨不搞“既往不咎”,不管是誰,歷史上的罪惡,以往的醜事陋習,必須從思想認識上做徹底清算。在此基礎上,不管有多大歷史罪惡,只要自己主動坦白了,就不再追究。
“思想還家”運動在起義部隊中名稱不同,改造海城起義國民黨第184師時,叫“坦白運動”;改造長春起義的國民黨第60軍時,叫“階級自覺運動”;改造在四川起義的國民黨第7兵團時,叫“揭發與批判舊思想的民主運動”;改造在四川彭縣起義的劉文輝部、鄧錫侯部、潘文華部時,叫“反對不良風氣運動”。
民眾發動起來了,人間的什麼醜事、惡事都遮蓋不住。
在昔日蔣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隊里:
第473團軍官馬××坦白:1949年該部從寶雞撤退下來時,胡宗南下令向寶雞縣政府要100輛大車。縣長受命後,支派警察到街上、路口,見到老百姓的大車就抓,然後交給馬××。一些車主為了要回大車,就把馬××請去下館子、打麻將、洗澡、玩妓女。結果,錢大把大把地花了出去,不但大車一輛都沒有要回來,車夫也全被編入部隊當了二等兵。
第27師情報參謀傅××交代:他直接、間接槍斃、刀砍、活埋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員、解放軍官兵和老百姓共101人,在山東作戰時,還殺了4名農會幹部。
運動之初,一些官兵滿不在乎,個別老兵油子講述自己調戲姦污婦女、嫖宿娼妓的時候,津津有味,參加討論的士兵鬨笑一堂。
壓住這種苗頭的辦法還是訴苦:在舊社會,你的家人,包括你的母親、姐妹是怎么受苦的?在舊軍隊,你自己又是如何給人民民眾帶來災難的?這不是忘本是什麼?所做的壞事,全推給舊社會、舊軍隊行嗎?自己就一點責任沒有嗎?花街柳巷的那些妓女是真正“自願”嗎?不,那是一群被金錢和權勢摧殘的階級姐妹!
果然,經過訴苦、評議,沒人再笑了。有的起義官兵甚至邊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邊嚎啕大哭,當場咬破手指,寫下血書,表示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靈魂裂變的巨大能量
科學家用中子轟擊鈾原子核,能使其一分為二,發生鏈式反應,並釋放巨大的能量。起義官兵經歷的“淚血大控訴”,則是一次百萬起義官兵於歷史瞬間的靈魂裂變。
改造起義部隊的具體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第2工作團組織國民黨第7兵團起義官兵開展控訴運動的後期,還開創了一個轟轟烈烈的“公祭宣誓”活動,公祭全體起義官兵在階級壓迫制度下慘死的父母、兄弟和姐妹等親人,宣誓將革命進行到底。
“公祭宣誓”大會事先做了精心和充分的準備:設定靈堂,安放花圈,製作血債圖表,撰寫祭文、輓聯、誓詞,張貼標語,準備全體官兵佩戴的孝花等等。公祭的內容和形式提交士兵民眾討論,並讓士兵民眾參與布置靈堂。一些士兵專門為自己死去的父母製作了靈牌和花圈。
經過隆重的“公祭宣誓”後,起義士兵紛紛反映:“這次‘公祭宣誓’活動對我們教育太大了。過去在舊社會裡,窮人死了誰理睬?連副棺材板都裝不上!如今,共產黨來了,給我們死去的父母兄弟姐妹搞這樣隆重的祭奠活動,這是我們做夢也不敢想的!”
“公祭宣誓”活動後,廣大起義官兵紛紛要求參加人民解放軍,“立功贖罪”。全兵團10239名士兵,有9519人遞交了請求早日加入人民解放軍的申請書,其中又有752人的申請書是用自己的鮮血寫的,有4546人在申請書上按上了血手印或用鮮血簽名。
破舊,是為了立新。一邊改造,一邊建設。控訴運動和思想還家運動之後,起義部隊又進行了官兵團結教育,化解矛盾,把由控訴運動中激發出來的階級仇恨,引導到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解放鬥爭中去,還開展了戰爭觀念教育、政策紀律教育等。起義部隊建立了全新的民主制度——士兵委員會制度。在提高思想覺悟的基礎上,起義部隊由上而下地建立黨的各級組織,黨員隊伍迅速發展壯大,軍隊的各項政治工作也熱火朝天地開展了起來,並極大地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
多少年後,不少起義官兵回憶,當年的指導員、教導員、政委們不僅平易近人,還給他們留下了讀書多、見識廣、思想深刻的印象。其實,這些政治工作幹部多數文化程度並不高,只不過他們宣傳官兵平等、軍民一致的啟蒙道理,給了那些奴化意識根深蒂固的起義官兵以耳目一新、沒齒難忘的人權啟迪,進而實現了麻木靈魂的徹底覺醒。
用控訴運動改造舊軍隊的經驗,在解放戰爭後期得到了普遍推廣。渡江戰役後,毛澤東主席就起義部隊的改造工作,曾親擬電報指示中共華中局:“按照改造曾澤生、吳化文部的方法加以改造。”
尤其要提到的是,在百萬國民黨起義部隊中,成建制改編並長期保留下來的野戰軍,只有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50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該軍首批出國,先後參加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戰役,渡海攻島等戰役戰鬥,以及朝鮮北部西海岸防禦。其中,在第三次戰役中,其所屬第149師創造了兩個步兵營用爆破筒、炸藥包、手榴彈,全殲英軍第29旅一個坦克營的戰爭奇蹟,其所屬第442團1營率先攻占漢城;隨後的第四次戰役,該軍以極為簡陋的武器裝備,在彈藥補給極為困難等惡劣條件下,於漢江南北兩岸頑強堅守50晝夜,勝利完成了掩護我軍主力在中線集結並實施反擊的戰役任務,獲得了毛澤東主席和彭德懷司令員的交口讚譽。彭總曾說:“有我彭德懷在,50軍不但不會編散,而且優先換新裝備!”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我軍團以上單位被志願軍總部批准授予稱號的,只有“白雲山團”,即中國人民志願軍第50軍149師447團。
百萬倒戈官兵於歷史瞬間的靈魂裂變,不僅是5000年戰爭史上空前絕後的戰爭奇觀、歷史奇觀,也是根植於華夏大地無與倫比的人文奇觀!
在筆者採訪過的起義官兵中:
——長春起義的少校營長楊協中,起義之初看毛主席像曾越看越不順眼,經過脫胎換骨刻骨銘心的教育,1953年5月28日在抗美援朝戰場上加入中國共產黨。晚年,在擔任雲南省黃埔同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期間,當聽到曾在昆明某中學任教的某“黃埔同學”宣稱“中國最好的時期是抗日初期”時,他當即理直氣壯地批駁:“好壞要看全國人民,而不是看少數人。抗日初期你是地主家庭,當然生活好,貧僱農在過困難日子,你不了解,你立場還沒有轉到廣大民眾立場!……建議你加強學習,改造思想,要與人民大眾在一起。”
——海城起義少尉趙霖芝患癌症臨終時,在其散發的《告戰友書》中,述說了其畢生追求的理想天國:“我去的地方,風景秀麗鳥語花香;我去的地方,沒有階級,更沒有壓迫;我去的地方,沒有富人,也沒有窮人,所有的人一律平等;我去的地方,每周開一次民主生活會,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
也正是在這靈魂裂變後營建的精神家園裡,廣大起義官兵實現了重樹人生目標的心靈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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