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鬱的絕望理論(Hopelessness Theory of Depression)(Abramson, Metalsky& Alloy,1989)認為某些個體具有抑鬱的認知易感性,當負性事件發生時,它能增大個體致患抑鬱的可能。
該理論將抑鬱的認知易感性(Cognitive Vulnerability)定義為個體在遭遇負性事件時:(1)將負性事件的發生歸因為普遍和持久原因的傾向;(2)推斷負性事件將引發其它不好結果的傾向;(3)將負性事件解釋為個體自身的無能或缺陷的傾向。這些負性的認知傾向將使個體陷入絕望,而絕望則被該理論假定為個體產生抑鬱的最接近和最直接的原因。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抑鬱的絕望理論
- 外文名：Hopelessness Theory
簡介,相關研究,
簡介
1989年，艾布拉姆森、梅塔斯基和阿伊洛修正了他們1978修正了他們1978年的習得性無助模型，並將其稱為抑鬱的絕望理論。這一更新的提出了對抑鬱的一種特殊的亞類型的解釋，他們稱這種抑鬱亞類型為絕望抑鬱。這一模型降低了歸因在理解抑鬱亞類型中的作用。他們相信，兩種基本期望代表了絕望抑鬱:（1）高價值結果是不可獲得的，或高厭惡結果不能避免；(2)個體不能改變情境。因此，該模型中，無助成了絕望的一種成份。
雖然這種新模型降低了歸因在無助和抑鬱形成中的作用，但也沒有將它們消除。而且，艾布拉姆森等人現在將因果歸因看作是導致無助及由此帶來的抑鬱的幾個重要因素之一。而且，雖然不再強調將歸因作為抑鬱的可能原因，但歸因的改變被認為是有價值的治療工具，可以用於治療抑鬱個體。尤其是對積極生活事件的內部、穩定和普遍的歸因與精神病人無助和抑鬱症狀的減少是相關的。有趣的是 ，詹森等人的結果似乎是獨立於抗抑鬱藥物而產生的。
相關研究
絕望理論在成人群體中得到了較多研究結果的支持(Haeffel et al.,2008)。而在兒童青少年中,多數的研究只檢驗了負性事件發生時,個體歸因方式對其抑鬱的影響,其結果對絕望理論的假設有完全支持的,有部分支持的,還有不支持的(Abela&Hankin,2008)。此外,在少數考察了負性事件結果推論與自我推論對抑鬱影響的研究中,同樣也有完全支持絕望理論(Hankin& Roesch,2005),部分支持(Abela,2001,2002;Abela& Seligman,2000),以及不支持(Abela& Sarin, 2002)的。Abela和Sarin(2002)認為這種不一致的一個可能原因是:大多數的研究者只是單獨考察了絕望理論中的三種認知方式,而沒有考慮三種認知方式之間可能的關係,因而對絕望理論的檢驗可能不準確,因為只具有某一抑鬱認知傾向的個體可能僅在某些分析中表現出負性事件發生後抑鬱症狀的增加,支持抑鬱的絕望理論,而在另一些分析中則可能會與絕望理論相牴觸。
鑒於此,Abela和Sarin提出了一種兼顧絕望理論中三種認知方式的假設———最弱聯結假設(WeakestLink),該假設將絕望理論三種認知方式中最具抑鬱傾向的認知方式作為個體對抑鬱易感的因素。按照最弱聯結假設,研究者在檢驗絕望理論時,應該:(1)評價所有三種認知方式;(2)使用兒童青少年最具抑鬱傾向的認知方式來確定每個被試抑鬱易感的程度。
Abela等人套用最弱聯結假設在兒童青少年中的研究得到了支持絕望理論的較為一致的結果(Abela& Hankin,2008),但其研究僅限於西方樣本。在一項加拿大和中國高中生抑鬱認知易感的研究中,Auerbach,Eberhart和Abela等人(2010)發現作為認知因素的知覺控制在加拿大被試中能顯著調節負性事件對抑鬱的影響,而在中國被試中則沒有這一顯著性。Auerbach等人認為這可能反映了加拿大與中國青少年在抑鬱病因上與文化相關的差異。鑒於Abela套用最弱聯結假設只在西方國家的兒童青少年中檢驗了抑鬱的絕望理論,因此,本項研究意在使用個人特質研究法的追蹤研究範式,依據最弱聯結假設檢驗絕望理論在國內兒童群體中的適用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