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的巨著《戰爭與和平》與《安娜·卡列尼娜》，當屬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小說。在托爾斯泰逝世100周年之際，本書以新穎的視角解讀了他非凡的人生歲月。 1910年11月，列夫·托爾斯泰伯爵客死在俄國一個偏遠的火車站。彌留之際，世界很多媒體的記者雲集於此。晚年托爾斯泰眼中的貴族家庭生活已腐朽不堪，他最終決心離家出走，卻在途中病倒不治。 無論是同時代人還是評論家，都將托爾斯泰奉為世界文學巨擘。蘇聯解體後，俄國挖掘出了有關托爾斯泰的眾多新資料。羅莎蒙德·巴特利特以它們為基礎著成這本獨具一格的傳記，重新解讀了這位迷人而又駭人、睿智而又乖戾的文學巨匠。 托爾斯泰身處19世紀至20世紀初期這個俄國歷史上最動盪不安而又令人著迷的時期。長壽的托爾斯泰畢生都在反抗，他背叛文學藝術成規，否定傳統教育，晚年甚至反對家庭。
基本介紹
- 書名：托爾斯泰大傳:一個俄國人的一生
- 譯者：朱建迅
- 出版日期：2014年5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14322644
- 作者：羅莎蒙德·巴特利特
- 出版社：現代出版社
- 頁數：523頁
- 開本：16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托爾斯泰逝世一百周年牛津學者獻禮之作！前蘇聯解體後俄國新解禁史料為依託!世界各大媒體讚譽無數! 迄今最有影響力且最為生動的托爾斯泰傳記!
作者簡介
（英）羅莎蒙德·巴特利特，牛津學者，俄國文化史專家，在托爾斯泰和契訶夫研究領域頗有建樹。她的《安娜·卡列尼娜》最新譯本被列為“牛津世界經典叢書”，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本書是其最新著作，因其深刻的見地和優雅的文筆，在英國、美國及歐洲收穫美譽無數。
主要著作：《華格納和俄羅斯》（1995）《俄羅斯文學導讀》（合作，1997）《契科夫傳》（2004） 《托爾斯泰大傳——一個俄國人的生活》（2010）
主要著作：《華格納和俄羅斯》（1995）《俄羅斯文學導讀》（合作，1997）《契科夫傳》（2004） 《托爾斯泰大傳——一個俄國人的生活》（2010）
媒體推薦
本書令人讚嘆，比傳記更傳記，比評論更評論……信息密集，超越傳統傳記體；見解深刻，比枯燥的文藝評論更深地抵達了他創作源泉的幽密之處。傳主一再觸及人類的靈魂，而本傳記則親密觸摸了傳主的靈魂。 ——《星期日電訊報》
巴特利特對這位文學巨匠非凡人格的刻畫之深已超越前人……她對托爾斯泰小說的闡釋非常到位，尤其在談及他的悲劇婚姻時仍能不偏不倚，客觀公正。實屬佳作。
—— 《旁觀者》
巴特利特對這位文學巨匠非凡人格的刻畫之深已超越前人……她對托爾斯泰小說的闡釋非常到位，尤其在談及他的悲劇婚姻時仍能不偏不倚，客觀公正。實屬佳作。
—— 《旁觀者》
圖書目錄
年表
引言
第一章 祖輩：托爾斯泰家族和沃爾康斯基家族
第二章 貴族的童年
第三章 淪為孤兒
第四章 青年時代
第五章 地主、賭徒、軍官和作家
第六章 文學的角鬥士和悔改的貴族
第七章 丈夫、養蜂人和史詩詩人
第八章 學生、教師和父親
第九章 小說家
第十章 朝聖者、虛無主義者和農夫
第十一章 教派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宗教聖愚
第十二章 長老、變節者和沙皇
後記 布爾什維克的元老
注釋
引言
第一章 祖輩：托爾斯泰家族和沃爾康斯基家族
第二章 貴族的童年
第三章 淪為孤兒
第四章 青年時代
第五章 地主、賭徒、軍官和作家
第六章 文學的角鬥士和悔改的貴族
第七章 丈夫、養蜂人和史詩詩人
第八章 學生、教師和父親
第九章 小說家
第十章 朝聖者、虛無主義者和農夫
第十一章 教派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宗教聖愚
第十二章 長老、變節者和沙皇
後記 布爾什維克的元老
注釋
後記
我相信他們的榜樣和他們的生平回答了我在早先幾部專著中向自己和讀者提出的問題：處在專制極權的統治下，有可能進行反抗並始終保持完好無損的正直操守嗎？托爾斯泰主義者用他們的生命悲壯地回答了這一問題。
馬克·波波夫斯基，1983
托爾斯泰下葬期間，雅斯納雅·波良納是全國民眾關注的中心，他的遺孀起初忙碌不停。12月17日，丈夫去世40天忌日，遵照東正教紀念逝者的傳統，索菲婭走到他的墓前，全村的男女老幼也都齊聚於此。人們把墳墓打掃乾淨，放上新鮮的冷杉枝。在場人員脫帽致敬，跪拜三次，吟唱《永生經》。托爾斯泰去世後的頭幾星期，來訪者絡繹不絕。索菲婭在當時的日記中對此均有簡單記載，包括各種報刊的記者、聖彼得堡某學校的52名女生，一位從高加索來的穆斯林送了花圈，還有在此逗留一個月的妹妹塔尼婭。家人和朋友離去後，只剩下索菲婭獨自一人悼念丈夫。雅斯納雅·波良納頓時處在冷落寂寥的氛圍中。
索菲婭必須得適應自己從66歲開始孀居的事實，她勢必感到極度的悲哀和歉疚：她在孤獨和自責中度過了餘生。她不無緣由地擔心有人撰文——有人的確正在撰文——對她評頭論足，同時，她又覺得大可不必為此擔心，因為由她擔任主角的戲劇已經落幕。一些人覺得，她似乎變得溫順謙和，好像她已如丈夫所願經歷了一番思想改造；另一些人則認為，大概只有她能在承受巨大的心理創傷之後，仍有超出以往的出色表現。自丈夫下葬至今，索菲婭一直愁緒滿懷。眼下只有冬季宜人的天氣，讓她感到寬慰。陰冷的11月份終於過去，氣溫零度以下，天空清澈湛藍，大雪盈野。1910年聖誕節前夕，她帶上自己的相機走出家門給托爾斯泰的墳墓拍攝了幾張照片，寄給遠在羅馬的女兒塔尼婭，儘管她在日記中坦承，看到寒凝大地天空碧藍的美景心裡更增添了幾分悲傷。此外同樣能使她聊以自慰的，是兒子們對她精神上的支持，他們仍然忠誠於她。她和女兒薩莎之間仍然互相疏遠，與大女兒塔尼婭的關係也相當緊張。
1911年1月，善良的馬克維奇醫生永遠離開了雅斯納雅·波良納，索菲婭覺得她因此失去了自己和丈夫之間另一種寶貴的聯繫。索菲婭很難不生出用心提防他人的感覺。薩莎仍和“令人憎惡”的切爾特科夫站在同一立場，儘管兩人之間正在漸生嫌隙。另一方面，三個兒子在放蕩不羈的舉止做派的驅使下，很不恰當地匆匆提出事關父親遺產和雅斯納雅·波良納未來的令人不悅的問題。自從萬涅奇卡·托爾斯泰夭折以後，莊園歸索菲婭、伊利亞、米沙、安德烈和列夫共有（謝爾蓋已放棄了自己應得的那份）。他們都希望把雅斯納雅·波良納作為文化遺產長久保存，只是缺少必要的資金——事實上，他們似乎一向手頭很緊，總是依賴母親的接濟。雖然索菲婭深感憂慮，伊里亞、米沙和安德烈還是共同密謀，準備向一位美國富翁出售一些土地（列夫此時遠在瑞典）。這可不是一個新主意，因為切爾特科夫早在1908年就曾留意物色一位願意購買雅斯納雅·波良納的美國慈善家。切爾特科夫後來又打算把這些土地分給當地農民，因為他認為這可能是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的80歲生日禮物，但是兩種想法都不了了之。索菲婭的外甥亞歷山大·庫茲敏斯基此時受託爾斯泰的幾個兒子之託代行其事。他於1911年1月1日準時抵達紐約，隨身攜帶了一份對文學和藝術感興趣的美國大富翁的名單。遺憾的是，他很快得知，猶太人至今仍被禁止在俄羅斯購買猶太人定居區以外的土地，因此，名單上的大多數人沒有買地的資格。托爾斯泰生前一直是記者熱衷於報導的對象，此時美國多家報紙竟相登出這項考慮不周的新提議引發各種爭議的訊息。索菲婭說服兒子們接受了一家俄羅斯報紙的採訪，解釋他們打算出售的只是土地，而不是房屋。
醜聞絕不僅止於此：記者們又利用托爾斯泰手稿爭奪之戰大做文章，這場爭奪之戰在兩個敵對陣營間展開，切爾特科夫和薩莎為一方，索菲婭為另一方。托爾斯泰遺囑的各項條款剛剛正式生效，一位律師便立即出現在歷史博物館，索菲婭曾將她擁有的托爾斯泰的手稿存放於此，這位律師下令將有關托爾斯泰的所有文獻資料悉數封存。索菲婭感到驚詫不已，因為她認為自己仍是這些手稿的合法擁有者。她利用自己在博物館的關係不讓切爾特科夫和薩莎接觸這些手稿。新版托爾斯泰作品選集的編輯工作正在進行，她已斥巨資將該選集的20冊全部排版：她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權利。這是一場公開的較量。1911年1月，切爾特科夫發表了一篇有明顯偏向的文章，記敘了托爾斯泰一生中最後幾天的情景。不久，他又和薩莎聯名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表達他們對於著作權問題的嚴重不滿。托爾斯泰的名字因而繼續頻頻出現在俄國報刊上。塔尼婭懇求母親讓步，以阻止薩莎和她之間發生一場有損尊嚴和體面的公開衝突。這一問題將拖到三年之後才算了結。
……
2006年——這一事件發生105年後，正教教會與托爾斯泰莊園首次舉行正式會談，這大概再清楚不過地表明，托爾斯泰被革除教籍對於俄國的國家生活產生了多么重大的影響。這次特別的會議於2006年3月在雅斯納雅·波良納召開，學者們與正教教會的代表圍繞革除教籍的意義展開了辯論。雙方代表重新探究了最初產生衝突的起因和聖主教公會頒布的決定的合法性，並就其涉及的道德、宗教和社會的範圍及結果進行了討論，包括由它引起並一直延續至今的公眾反響的問題。俄羅斯新聞界廣泛報導了此次會議，稱教會和文學界之間這場史無前例的辯論“至少可以說是激烈的”。作家阿列克謝·瓦拉莫夫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托爾斯泰和教會間的衝突是20世紀最令人痛苦的核心問題之一，對俄國革命事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另一位代表喬治·奧雷漢諾夫神父從宗教層面分析了托爾斯泰之死，為教會1901年採取的行動進行辯解，但他同時承認，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在俄國歷史的“重要時刻”為什麼有這么多人立即支持這位作家。由於共產主義的崩潰和隨後基督教義的再次興起，他補充道，俄國民眾和正教會之間的關係如今成了熱點問題。奧雷漢諾夫神父在2009年1月的一個討論正教歷史上的熱點問題的小組中給出了另一份關於托爾斯泰的會議檔案，但是討論不可能超出學術範圍。在今天的極權主義俄國，政、教之間再次建立密切關係，托爾斯泰學說必然看似和從前一樣存在問題，存在危險。
馬克·波波夫斯基，1983
托爾斯泰下葬期間，雅斯納雅·波良納是全國民眾關注的中心，他的遺孀起初忙碌不停。12月17日，丈夫去世40天忌日，遵照東正教紀念逝者的傳統，索菲婭走到他的墓前，全村的男女老幼也都齊聚於此。人們把墳墓打掃乾淨，放上新鮮的冷杉枝。在場人員脫帽致敬，跪拜三次，吟唱《永生經》。托爾斯泰去世後的頭幾星期，來訪者絡繹不絕。索菲婭在當時的日記中對此均有簡單記載，包括各種報刊的記者、聖彼得堡某學校的52名女生，一位從高加索來的穆斯林送了花圈，還有在此逗留一個月的妹妹塔尼婭。家人和朋友離去後，只剩下索菲婭獨自一人悼念丈夫。雅斯納雅·波良納頓時處在冷落寂寥的氛圍中。
索菲婭必須得適應自己從66歲開始孀居的事實，她勢必感到極度的悲哀和歉疚：她在孤獨和自責中度過了餘生。她不無緣由地擔心有人撰文——有人的確正在撰文——對她評頭論足，同時，她又覺得大可不必為此擔心，因為由她擔任主角的戲劇已經落幕。一些人覺得，她似乎變得溫順謙和，好像她已如丈夫所願經歷了一番思想改造；另一些人則認為，大概只有她能在承受巨大的心理創傷之後，仍有超出以往的出色表現。自丈夫下葬至今，索菲婭一直愁緒滿懷。眼下只有冬季宜人的天氣，讓她感到寬慰。陰冷的11月份終於過去，氣溫零度以下，天空清澈湛藍，大雪盈野。1910年聖誕節前夕，她帶上自己的相機走出家門給托爾斯泰的墳墓拍攝了幾張照片，寄給遠在羅馬的女兒塔尼婭，儘管她在日記中坦承，看到寒凝大地天空碧藍的美景心裡更增添了幾分悲傷。此外同樣能使她聊以自慰的，是兒子們對她精神上的支持，他們仍然忠誠於她。她和女兒薩莎之間仍然互相疏遠，與大女兒塔尼婭的關係也相當緊張。
1911年1月，善良的馬克維奇醫生永遠離開了雅斯納雅·波良納，索菲婭覺得她因此失去了自己和丈夫之間另一種寶貴的聯繫。索菲婭很難不生出用心提防他人的感覺。薩莎仍和“令人憎惡”的切爾特科夫站在同一立場，儘管兩人之間正在漸生嫌隙。另一方面，三個兒子在放蕩不羈的舉止做派的驅使下，很不恰當地匆匆提出事關父親遺產和雅斯納雅·波良納未來的令人不悅的問題。自從萬涅奇卡·托爾斯泰夭折以後，莊園歸索菲婭、伊利亞、米沙、安德烈和列夫共有（謝爾蓋已放棄了自己應得的那份）。他們都希望把雅斯納雅·波良納作為文化遺產長久保存，只是缺少必要的資金——事實上，他們似乎一向手頭很緊，總是依賴母親的接濟。雖然索菲婭深感憂慮，伊里亞、米沙和安德烈還是共同密謀，準備向一位美國富翁出售一些土地（列夫此時遠在瑞典）。這可不是一個新主意，因為切爾特科夫早在1908年就曾留意物色一位願意購買雅斯納雅·波良納的美國慈善家。切爾特科夫後來又打算把這些土地分給當地農民，因為他認為這可能是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的80歲生日禮物，但是兩種想法都不了了之。索菲婭的外甥亞歷山大·庫茲敏斯基此時受託爾斯泰的幾個兒子之託代行其事。他於1911年1月1日準時抵達紐約，隨身攜帶了一份對文學和藝術感興趣的美國大富翁的名單。遺憾的是，他很快得知，猶太人至今仍被禁止在俄羅斯購買猶太人定居區以外的土地，因此，名單上的大多數人沒有買地的資格。托爾斯泰生前一直是記者熱衷於報導的對象，此時美國多家報紙竟相登出這項考慮不周的新提議引發各種爭議的訊息。索菲婭說服兒子們接受了一家俄羅斯報紙的採訪，解釋他們打算出售的只是土地，而不是房屋。
醜聞絕不僅止於此：記者們又利用托爾斯泰手稿爭奪之戰大做文章，這場爭奪之戰在兩個敵對陣營間展開，切爾特科夫和薩莎為一方，索菲婭為另一方。托爾斯泰遺囑的各項條款剛剛正式生效，一位律師便立即出現在歷史博物館，索菲婭曾將她擁有的托爾斯泰的手稿存放於此，這位律師下令將有關托爾斯泰的所有文獻資料悉數封存。索菲婭感到驚詫不已，因為她認為自己仍是這些手稿的合法擁有者。她利用自己在博物館的關係不讓切爾特科夫和薩莎接觸這些手稿。新版托爾斯泰作品選集的編輯工作正在進行，她已斥巨資將該選集的20冊全部排版：她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權利。這是一場公開的較量。1911年1月，切爾特科夫發表了一篇有明顯偏向的文章，記敘了托爾斯泰一生中最後幾天的情景。不久，他又和薩莎聯名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表達他們對於著作權問題的嚴重不滿。托爾斯泰的名字因而繼續頻頻出現在俄國報刊上。塔尼婭懇求母親讓步，以阻止薩莎和她之間發生一場有損尊嚴和體面的公開衝突。這一問題將拖到三年之後才算了結。
……
2006年——這一事件發生105年後，正教教會與托爾斯泰莊園首次舉行正式會談，這大概再清楚不過地表明，托爾斯泰被革除教籍對於俄國的國家生活產生了多么重大的影響。這次特別的會議於2006年3月在雅斯納雅·波良納召開，學者們與正教教會的代表圍繞革除教籍的意義展開了辯論。雙方代表重新探究了最初產生衝突的起因和聖主教公會頒布的決定的合法性，並就其涉及的道德、宗教和社會的範圍及結果進行了討論，包括由它引起並一直延續至今的公眾反響的問題。俄羅斯新聞界廣泛報導了此次會議，稱教會和文學界之間這場史無前例的辯論“至少可以說是激烈的”。作家阿列克謝·瓦拉莫夫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托爾斯泰和教會間的衝突是20世紀最令人痛苦的核心問題之一，對俄國革命事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另一位代表喬治·奧雷漢諾夫神父從宗教層面分析了托爾斯泰之死，為教會1901年採取的行動進行辯解，但他同時承認，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在俄國歷史的“重要時刻”為什麼有這么多人立即支持這位作家。由於共產主義的崩潰和隨後基督教義的再次興起，他補充道，俄國民眾和正教會之間的關係如今成了熱點問題。奧雷漢諾夫神父在2009年1月的一個討論正教歷史上的熱點問題的小組中給出了另一份關於托爾斯泰的會議檔案，但是討論不可能超出學術範圍。在今天的極權主義俄國，政、教之間再次建立密切關係，托爾斯泰學說必然看似和從前一樣存在問題，存在危險。
序言
1895年1月，俄國的隆冬季節，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離開莫斯科，準備去幾個老朋友的鄉間莊園小住幾日。他剛剛又和妻子為一本小說的出版事宜吵了一架，城市讓他感到窒息。他想穿上舊皮衣戴上舊皮帽遠離人群和高大建築，在冷冽的空氣中遠距離地散幾次步，好讓自己的頭腦放鬆一下。幾位主人已將莊園內的幾條小路打掃乾淨，但是托爾斯泰並不喜歡走人工修建的道路。即便是在年近七旬的高齡，他仍然喜歡在荒野中漫步，他總是大膽地走出柵欄門，雙腳邁進深雪之中，朝著眼前的某個方向隨意而行。一天傍晚，家中幾個年輕的晚輩本想追隨他的足跡，但很快就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為他們發現他那雙裘皮靴在鬆軟雪地里留下的每對腳印的間距都是那樣大。
無法跟上托爾斯泰的步伐，這是與他同時代的許多人的共同感受，因為他在一生中的各個方面都邁出了別人無法超越的步伐。年輕時他有過宏偉的抱負，但未能實現，償清巨額賭債後，他轉而創作篇幅特長的幾部長篇小說，並生育了一大群孩子。每次和幾個兒子一起騎馬外出，他總是縱馬疾馳，令他們難以跟上。後來他成為國家的道德領袖，並且成為世界上最富盛名、最有影響力的偉人之一。自從伊凡大帝在16世紀相繼征服三位蒙古可汗並且創立了幅員遼闊、多民族聚居的俄羅斯帝國之後，凡事追求規模和等級便成為俄國人的顯著特徵。彼得大帝鞏固了這一傳統，他用創紀錄的時間在芬蘭沼澤區建起了聖彼得堡新都，使遼闊的空間成為聖彼得堡的典型特徵。18世紀末葉卡捷琳娜二世逝世時，俄國也已經成為世界上極其富有的國家。貴族們競相建造豪華宅邸，他們蒐集的藝術品，其奢華氣派的程度，遠甚於歐洲許多國家貴族的珍藏，生活上也是極為闊綽講究。然而，貧困在俄羅斯同樣普遍存在，造成貧困的是不人道的等級制度，全盤接受歐化、在全國總人口中占極少數的貴族憑藉這種制度統治失去自由的農奴，迫使他們在惡劣的環境下苟且度日。托爾斯泰既是這種文化的產物，同時也可能最生動地表現了這種文化。 很多了解托爾斯泰的人都注意到他那極其敏銳的感知能力。他敏於感受身體和情感的細微變化，其精確程度實不亞於一張石蕊試紙，他的作品之所以讀起來如此扣人心弦，正是因為他在創作過程中對人類行為不斷變化的這些細節發現與表達的能力均已發揮到極致。他筆下人物的思想觀念既獨特又具有共性。托爾斯泰的超強的敏感還體現在另一方面：他在一生中的不同時期代表了從“悔悟的貴族”至“聖愚”等無數種俄國人的典型形象。只有俄國才能產生托爾斯泰這樣的作家，也只有托爾斯泰才能幾乎同時被視為沙皇一般高貴和農民一般普通的人物。托爾斯泰家的祖宅坐落於風光優美的雅斯納雅·波良納，從他出生在長期居住於此的貴族家庭起，到82歲最後一次離家外出為止，都一直過著地地道道的俄國人的生活。他年方三十幾歲便出版了堪稱民族史詩的巨著《戰爭與和平》，不久人們便把他當作是國家的象徵。後來人們又將他視為最著名的俄國壯士伊利亞·穆羅梅茨——這位頗具神話色彩的中世紀勇士，直到33歲還睡在自家的磚爐上，然後又在保衛領土之戰中屢創佳績。伊利亞·穆羅梅茨是俄國傳統中體力和心力強大的象徵。在許多崇拜託爾斯泰的外國人看來，托爾斯泰又是俄國的同義語。“他是俄國的一部分，對於俄羅斯人的性格塑造意義非凡，對俄國的發展也有先見之明，就像克里姆林宮一樣”，英國自由黨官員亨利·諾曼爵士於1901年拜訪托爾斯泰不久後如是寫道。同時，對於奧地利作家史蒂芬·茨威格而言，托爾斯泰“代表的不是他自己；他代表的是所有俄國人民，因為他與整個俄國同呼吸、共命運”。
托爾斯泰過的是一個俄國人的生活，但其生活經歷遠比其他大多數俄國人豐富，既表現出“天生的享樂主義”，也表現出“基督徒的苦行主義”，哲學家尼古拉·貝德耶夫稱這是俄國人典型的特徵。起初他過著特權階層的優裕生活，在家裡接受外國教師的教育，還有農奴侍奉。19歲時成為富有的地主之後，很快表現出俄國“行為極端者”的派頭，將繼承的財產用於賭博和跟吉普賽女歌手鬼混。他賣掉幾個村莊以償還賭債，而且還搭上房子。他還占女奴的便宜，從而名副其實地成為一個品德敗壞的俄羅斯地主。後來他有了俄國貴族的另一個高級身份：他成了一名陸軍軍官。他的大部分戰友退役後回到鄉間莊園生活，但托爾斯泰卻成為一名作家——他那一代人中最有前途的年輕作家。正是在此時刻他身上的無政府主義傾向初露端倪：他不想屬於任何一家文學社團，也很快因為怪誕的觀點和好鬥的性格被同時代的大多數作家視為異己。他對屠格涅夫感到失望，因為屠格涅夫不像他那樣對寫作鄭重其事，同時因為他太容易受到西歐傳統的束縛。屠格涅夫的文學創作同托爾斯泰一樣深系俄國，但他畢竟住在巴黎。托爾斯泰生前曾兩度出國，但他的全副身心始終同俄羅斯緊密聯繫在一起。
托爾斯泰在一些作家與哲學家的影響下日趨成熟，思想觀念隨之逐漸成形，他也不可避免地躋身於俄羅斯的知識階層——那些因教育背景相似和通常對政府持批判性姿態的人們組成的俄羅斯特有的一個社會階層。此外，他在面對俄國農民階層時深感歉疚，因而為自己身為貴族心生悔意，覺得自己竟與不道德的農奴制同流合污，真是一種恥辱。托爾斯泰開始像民粹主義者一樣視農民為俄國最優秀的階層，認為農民是國家的未來，而且在農奴制終於被廢除時致力於鄉村基礎教育事業，教兒童讀書寫字。但反覆無常的他，一年後便放棄了規模正在擴大的若干所學校，轉而結婚成家。他與摯愛的妻子索菲婭（索尼婭）·別爾斯琴瑟和鳴，這使他在文學上取得了堪與荷馬媲美的巨大成就：《戰爭與和平》產生於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因為良心過度受責，托爾斯泰不願繼續走偉大小說家的人生之路。他在七十年代的頭五年再度投身於教育事業。這次為了輔導情況各異的俄國兒童讀書寫字，他設計出一套將《初級課本》和幾本輔導讀物合為一體的教育模式。他自學希臘語，而後相繼推出用簡單語言翻譯的《伊索寓言》、自己創作的許多故事，以及依照俄羅斯壯士傳奇和聖典片斷改編的若干故事。雅斯納雅·波良納學校後來重新開辦，托爾斯泰家族的幾個大孩子則充當該校的老師。托爾斯泰在這幾年最出色地履行了一個父親的職責。他曾帶領家人前往薩馬拉（俄羅斯伏爾加河中游城市，舊稱古比雪夫。——譯註）大草原上新買的莊園，在巴什基爾人和馬群的相伴下度過了一個不尋常的夏假。這種粗獷而質樸的生活方式令他陶醉，儘管他的妻子並不喜歡。
七十年代的後五年，事情開始遇到轉折。1873年，即托爾斯泰開始創作《安娜·卡列尼娜》的那一年，他首次代表瀕臨饑荒、身陷絕境的廣大農民呼籲全國民眾及時相助。以當時的俄國為背景的《安娜·卡列尼娜》，反映了托爾斯泰在遭遇挫折時對生命意義的求索和對死亡的思考。起初他從宗教信仰中找到人生的意義，並且像俄國各地幾百萬朝聖者一樣，是一些神聖的修道院的常客。和許多志同道合的知識分子一樣，托爾斯泰傾心迷戀奧普提納·普斯汀修道院的幾位長老——這些僧人恢復了早期教會的神父遁世苦行的傳統，超然於正統教會森嚴的等級制度之外，並因心靈的智慧而受人尊崇。不過在他看來，能有更多智慧與人分享的還是農民，於是他再次前往奧普提納·普斯汀，而且是一路步行，身穿農民的衣服，腳上是一雙粗布鞋，像是一個Strannik（雲遊四方的人）。Strannik是終生都在步行去一家家修道院朝聖、依靠旁人布施為生的一個群體。俄國人骨子裡有一種四處流浪的精神，隨著時間的推移，托爾斯泰越發渴望加入這些人的行列。很早以前他就開始穿得跟農民一樣樸素，但不久他又想散盡個人的所有財產。
托爾斯泰從對宗教的極度虔誠，走向極端的虛無。19世紀70年代末，他開始看到光芒，並將他的心靈之旅記錄在一部以《懺悔錄》之名漸為世人所知的作品中。他還對俄羅斯東正教神學理論進行了批判性研究，並且推出了福音書的一個“新的、質量較高的”譯本。他在80年代成為一名基督教傳教士，他宣傳的基督教義也已經過他一番追根溯源的徹底分析。同時，因為找到了新的信仰，他勢必要嚴厲抨擊他在所有的國家制度中發現的各種弊端，其中首當其衝的便是君主制。此時托爾斯泰的家庭生活已變得非常緊張，在他放棄自己所有新作的著作權並將全部個人財產交給家人後更是如此。他在廣泛傳播於俄國的民間教派信仰中找到了相似的精神，這些教派的信徒大部分是農夫，而他也漸漸變成一個新的教派信仰的領導者，儘管追隨他的人大多是像他一樣良心受責的貴族。這些托爾斯泰的信徒有時會競相踐行最道德無私的生活準則，放棄錢財，依靠自己的辛苦勞動維持生計，將所有人視為自己的“兄弟”。因此一個虔誠的托爾斯泰信徒甚至整個夏天都不會身穿腰部束帶的長袍、頭戴帽子，足登韌皮鞋，為自己不再是私有財產的奴隸而感到欣慰。
19世紀90年代，托爾斯泰已經成為俄國最負盛名的人，因為他被迫寫了一些極有爭議的文章，闡述他對基督教、傳統教會乃至俄國政府的看法，而這些文章因其曾經遭禁反而更加助長了人們的閱讀熱情：這些文章作為地下出版物暢銷一時。1892年饑荒到處蔓延，托爾斯泰率先投入賑災工作，從而確立了他作為俄國最偉大的道德有影響力的人物的牢固地位。結果不斷有人造訪他在莫斯科的住宅，許多人只是想和他握握手。其中有一位年僅23歲、名叫謝爾蓋·佳吉列夫的年輕人，有一天他帶著一股平素慣有的莽撞勁，和他的表弟一起出現在托爾斯泰家門口，很快注意到托爾斯泰一身農民的裝束，與他“紳士般的言行舉止”很不相稱。托爾斯泰此前一直在梁贊省參與賑災工作，眼下正在家裡休息，他與這兩位來自聖彼得堡的頗有審美眼光的年輕人一起談論施粥場。佳吉列夫對他的繼母說起自己當時的印象：
我們剛剛出門走到街上，便忍不住大聲驚嘆：“他是一位聖人，他真是一位聖人！”我們感動得幾乎流淚。這位偉人的身上有一種真誠、感人、神聖而又難以言傳的氣質。有趣的是，和他擁抱時我們碰到了他的鬍鬚，過後好一陣我們都能嗅到那股氣味……
托爾斯泰在一生中的最後二三十年里接待了數以乾計的來訪者，他也因很少將某個陌生來客擋在門外而受到稱讚。他很快開始被人們尊稱為“雅斯納雅·波良納的長老”。
托爾斯泰一生總共收到5萬餘封信件，其中有9乾封來自國外。托爾斯泰信仰運動的著名幕後推手弗拉基米爾·切爾特科夫曾先後為托爾斯泰物色數名秘書，協助托爾斯泰儘可能多地回復各種來信（《托爾斯泰作品全集》總共收入他的8,500封覆信，實際數量肯定遠遠不止於此）。身世顯赫的切爾特科夫不僅成為托爾斯泰生前的摯友，而且還是他生後主要作品的出版者。托爾斯泰的家人常常感到自己被他冷落。他的妻子索菲婭包攬了繁重的家務，幾乎獨自將8個子女帶大，其中幾個很難管教。另外她還承擔了出版丈夫舊作這項艱巨的工作，從而確保家庭能夠有一些收入進賬，儘管托爾斯泰曾為這項收益可觀的產業傷透腦筋。身為托爾斯泰家庭的一名成員殊非易事。索菲婭1892年在給丈夫的信中寫道：“塔尼婭在莫斯科跟某人說，‘我真不喜歡有一個出名的父親’。我也不喜歡有一個出名的丈夫，實話告訴你！”。
最後一部小說《復活》的出版進一步提高了托爾斯泰的聲譽。他出版這部小說，是為了資助杜霍博爾教派成員移居加拿大，他們在那裡可以享有宗教自由而不會遭到迫害。俄國東正教會終因托爾斯泰在書中某一章竭力嘲諷一場彌撒而被激怒，從而將其逐出教會，後來托爾斯泰加入了著名的俄國變節者的陣營——諸如史丹卡·拉辛和葉米里揚·普加喬夫等叛教者。托爾斯泰因其享有的盛名而能做其他俄國人很少能做的事情：直言不諱。當局無法阻撓他這樣做，因為他們深知，無論將他逮捕或是流放都會激起國際公憤。托爾斯泰便利用這種形勢，行為舉止儼若“聖愚”，以便直言不諱地指出沙皇是一個極不稱職的國家領導人。在托爾斯泰生命的最後十年里，俄國人普遍覺得托爾斯泰才是“真正的”沙皇。
托爾斯泰在他總共82年的一生中經歷過各種生活，雖然他集中體現了普通俄國人典型的生活方式，但其中還是有一些明顯的例外。比如他對造成俄國社會階級分化的商人一向抱有厭惡的心理，對代表帝俄官僚階層的chinovllic，對那些raznoChinets（“混雜階級”成員），即出身社會底層、經常以激進的‘歐化派’自居、急於推動社會改革的知識分子，托爾斯泰也同樣表現出一個貴族特有的鄙視。托爾斯泰也絕非“奧勃洛莫夫”——俄國作家岡察洛夫創造的最有名的小說人物，書中的他懶得出奇，一直躺在床上，過了好幾章才爬起來。托爾斯泰雖經多次努力，但始終未能養成最為俄國人看重的謙遜的美德，而奧勃洛莫夫卻能在不經意間表現這種美德。此外，我們不妨將托爾斯泰的另一種生活經歷作為補充，雖然它不是俄羅斯的生活：托爾斯泰幾乎被視為車臣的榮譽公民。斯塔羅格拉德科夫斯克是托爾斯泰在19世紀50年代隨軍駐紮過的軍事基地，此地的托爾斯泰博物館規模不大，是車臣領土上僅有的一座在近年車臣與俄羅斯交戰期間未遭關閉的博物館，而位於格羅茲尼的國家博物館卻遭到褻瀆。立於博物館前的托爾斯泰塑像也一直完好無損。
車臣國人敬重託爾斯泰，是因為他在高加索服役期間與他們交朋友（這在俄國軍官中確實極為罕見，因為他們普遍瞧不起當地人），並且從正面描寫他們。1994年成為雅斯納雅·波良納博物館館長的托爾斯泰後世嫡孫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說：“車臣人認為，托爾斯泰最真實地再現了當年發生的歷史事件和山里人的性格，真實地描寫了他們為爭取獨立和自由而奮鬥的情景，最真實地反映出他們的宗教、民族以及其他特徵。”薩萊夫迪·扎吉波夫於2008年接替其父親任斯塔羅格拉德科夫斯克托爾斯泰博物館的館長，他也指出托爾斯泰與19世紀車臣的一位牧師、蘇非派領袖謝克·昆塔·喀迪，兩人的反戰學說有一些相似之處。斯塔羅格拉德科夫斯克博物館經過修葺後於2009年12月重新開放，維修資金由車臣總統拉姆贊·卡德羅夫私人贊助。
雖然托爾斯泰被普遍認為是世界上的一位偉大作家，但又始終是一個充滿矛盾、頗有爭議的人物。當他遇到弗拉基米爾·切爾特科夫時，他的婚姻生活已經陷入低谷，正是因為他對這位摯友過於遷就，致使本已糟糕的婚姻狀況，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裡更是糟得不可收拾。切爾特科夫在處置托爾斯泰遺產一事上施加的影響，意味著他對有關事件的看法，一開始就壓倒了表示異議的聲音，主要是已故作家可憐的遺孀的聲音，他已取代了她在其丈夫感情生活中的地位。2006年為了紀念她而出版的一部學術作品集和2010年出版的索菲婭·托爾斯泰婭的第一部俄語傳記，見證了蘇聯解體後人們態度上發生的巨大變化。
索菲婭在丈夫去世前一年顯得病態多疑情緒失控，這倒是情有可原。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得到原諒，因為無論根據哪種說法，她的丈夫都待她很不好。他的強處也正是他的弱處，他對女性的態度總體而言無足稱道。索菲婭不像她幾個女兒一樣主張素食，她也不想放棄金錢和私人財產；她只想保持自己業已習慣的舒適的生活方式。索菲婭是一個天分很高的女人，但她無私地放棄了自己本來可以繼續培養的所有興趣愛好，為的是接連生育丈夫想要的一個個孩子，同時幫他謄抄手稿。多年來她傾力相助的這個男人自我意識極度膨脹，竟致完全忽略了家人的需求。況且，僅僅因為他自己一心思變，就指望妻子乖乖聽命於他，去過一種精神上超脫世俗的苦行者似的生活，這也未免有失公允。但是她也有過錯，她性格倔強，不明白她其實也可以像切爾科夫一樣控制別人。
托爾斯泰遭到不少人的詆毀和誹謗。其中一位名叫亞歷山大·布特，堪稱辯才出眾，言辭犀利，他敬佩身為藝術家的托爾斯泰，但也撰文對托爾斯泰思想家的身份進行了有力而惡毒的攻擊：
他希望超越小說家的身份，甚至想當一個天才。他希望自己不僅僅是一個先知或者預言家，儘管那可能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他想當上帝……他想糾正上帝聽任世界變得不完善和充滿罪惡的錯誤。他，托爾斯泰伯爵……奪取上帝的神職。但這一神職已由上帝擔任，而且被上帝牢牢抓住。於是托爾斯泰向上帝宣戰，用各種手段與上帝較量。唉，儘管他已經發動過多次攻擊，每次都用偽基督徒的言辭掩蓋自己的真實面目，但每次都敗下陣來。事實上，為了雪恥報復，他開始否認聖父，忽視聖子，摒棄聖靈。沒有人在挫敗托爾斯泰後還能一走了之。¨
布特承認托爾斯泰對當今時代的許多運動產生過重大影響，諸如素食運動、反資本主義運動和動物保護運動，他的論證也很有說服力，但是我們必須看到一個事實：托爾斯泰的非暴力哲學思想曾先後受到甘地、維根斯坦（1889—1951，生於奧地利的英國哲學家、數理邏輯學家，語言哲學的奠基人，20世紀最有影響的哲學家之一。——譯註）和馬丁·路德·金的推崇。再者，如果單純將托爾斯泰當作藝術家和思想家看待，就會忽略他在人道主義領域所做的重要工作。
除了卷帙浩繁的小說作品之外，托爾斯泰最偉大的遺產或許是他生前對俄國人生活產生的影響。別的撇開暫且不論，單單為了三件事他就應該廣受民眾擁戴。一是在一個文盲大量充斥的國度致力於提高民眾的文化水準；二是在國家瀕於饑荒時投入賑災工作；三是敢於向盲目自滿、腐敗透頂、慣於漠視民眾貧苦的政權大膽進言。無數的人接近托爾斯泰時心裡暗懷疑慮，但是離開他時，就像佳吉列夫一樣，已經對他的真誠信而不疑。雖然他的幾個兒子時時和他唱反調，但幾個女兒卻對他很忠誠。無論他的一些念頭有多荒唐，他對生活始終不懈的熱情還是有一些感染力的。
托爾斯泰的傳記作者面臨的最大困難，是如何理解一位真正高於生活的人。托爾斯泰在十六七歲開始寫日記時就帶著這一任務，而且從未放棄過，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尤其如此。托爾斯泰一直試圖通過他的創作了解自己，無論是利用小說人物這一公開途徑，還是藉助帶有幾分私密色彩的日記。的確，正如學者伊麗娜·帕佩諾猜測的那樣，他甚至想通過用日記將自己記錄下來的方式，延續他在描寫小說人物深淺不同的心理過程中取得的非凡成就。”如果說概括和描寫他的思想發展歷程是一項勢將歸於失敗的任務，就像許多俄國人的烏托邦之夢一樣，那么他思想的浩瀚深邃則讓我們深信他確實具有人道精神。
對於俄國從事托爾斯泰研究的一線學者而言，繪出托爾斯泰藝術和思想的發展軌跡也是一項令人生畏的艱巨任務。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托爾斯泰的前任秘書尼古拉·古謝夫在20世紀50年代著手撰寫的托爾斯泰傳記，雖然是一部多卷巨著，卻為何定下《傳記素材》這樣一個低調的書名。他在1967年以85歲的高齡逝世，其時這部傳記仍未告竣，由他的學生莉迪亞·格羅莫瓦一歐普爾斯卡婭接著寫。她在古謝夫的四卷的基礎上添加了兩卷，但她同樣沒等這項任務完成就溘然離世，托爾斯泰最後18年的人生經歷留待後人續寫（這位著名的學者在2003年離世前，出版了新的百卷選定版《托爾斯泰作品全集》）。雖然涉及托爾斯泰早年生活的資料極為有限，迫使傳記作者只得依靠他在晚年編纂的時有訛誤與殘缺的回憶錄，但有關他晚年生活的資料之豐富翔實讓傳記作者面臨著不同類型的諸多困難。列夫·托爾斯泰畢竟早已聞名遐邇，因此作者為給這位“聖人”立傳而記載許多事件時他不僅健在，且比較年輕：第一部傳記出版時他剛60歲出頭，而且遠在德國。托爾斯泰傳記中時常出現的許多俗濫的套語一“俄國的偉大作家”，“雅斯納雅·波良納的長老”——也可能會給人一種疏遠的感覺，亦如他的性格中的種種矛盾一樣。托爾斯泰的一生豐富而迷人，但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神化了，他本人在這一神化過程中起到了推動作用。
托爾斯泰在婚後生活的頭幾年寫《戰爭與和平》時，他往往執意讓妻子陪在身邊，因此索菲婭經常蜷縮在他書桌旁的一張熊皮毯上，緊挨著他的腳——這是他某次外出狩獵時繳獲的戰利品。後來他獨自潛心寫作，但在他們的整個婚姻生活中，托爾斯泰夫妻一直都在互看對方的日記，這意味著他們在日記中傾訴的隱衷，永遠不可能成為絕對的隱私。就拿索菲婭來說，她只有在寫給妹妹塔尼婭的信中才會直抒胸臆；她寫日記時經常有所克制和保留。至於托爾斯泰，他總是跟俄羅斯的土地和在土地上耕種的人們緊密相聯，從一開始他就渴望與這些人連為一體，最後，公眾與私人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他的一生就是一個俄國人的一生。
無法跟上托爾斯泰的步伐，這是與他同時代的許多人的共同感受，因為他在一生中的各個方面都邁出了別人無法超越的步伐。年輕時他有過宏偉的抱負，但未能實現，償清巨額賭債後，他轉而創作篇幅特長的幾部長篇小說，並生育了一大群孩子。每次和幾個兒子一起騎馬外出，他總是縱馬疾馳，令他們難以跟上。後來他成為國家的道德領袖，並且成為世界上最富盛名、最有影響力的偉人之一。自從伊凡大帝在16世紀相繼征服三位蒙古可汗並且創立了幅員遼闊、多民族聚居的俄羅斯帝國之後，凡事追求規模和等級便成為俄國人的顯著特徵。彼得大帝鞏固了這一傳統，他用創紀錄的時間在芬蘭沼澤區建起了聖彼得堡新都，使遼闊的空間成為聖彼得堡的典型特徵。18世紀末葉卡捷琳娜二世逝世時，俄國也已經成為世界上極其富有的國家。貴族們競相建造豪華宅邸，他們蒐集的藝術品，其奢華氣派的程度，遠甚於歐洲許多國家貴族的珍藏，生活上也是極為闊綽講究。然而，貧困在俄羅斯同樣普遍存在，造成貧困的是不人道的等級制度，全盤接受歐化、在全國總人口中占極少數的貴族憑藉這種制度統治失去自由的農奴，迫使他們在惡劣的環境下苟且度日。托爾斯泰既是這種文化的產物，同時也可能最生動地表現了這種文化。 很多了解托爾斯泰的人都注意到他那極其敏銳的感知能力。他敏於感受身體和情感的細微變化，其精確程度實不亞於一張石蕊試紙，他的作品之所以讀起來如此扣人心弦，正是因為他在創作過程中對人類行為不斷變化的這些細節發現與表達的能力均已發揮到極致。他筆下人物的思想觀念既獨特又具有共性。托爾斯泰的超強的敏感還體現在另一方面：他在一生中的不同時期代表了從“悔悟的貴族”至“聖愚”等無數種俄國人的典型形象。只有俄國才能產生托爾斯泰這樣的作家，也只有托爾斯泰才能幾乎同時被視為沙皇一般高貴和農民一般普通的人物。托爾斯泰家的祖宅坐落於風光優美的雅斯納雅·波良納，從他出生在長期居住於此的貴族家庭起，到82歲最後一次離家外出為止，都一直過著地地道道的俄國人的生活。他年方三十幾歲便出版了堪稱民族史詩的巨著《戰爭與和平》，不久人們便把他當作是國家的象徵。後來人們又將他視為最著名的俄國壯士伊利亞·穆羅梅茨——這位頗具神話色彩的中世紀勇士，直到33歲還睡在自家的磚爐上，然後又在保衛領土之戰中屢創佳績。伊利亞·穆羅梅茨是俄國傳統中體力和心力強大的象徵。在許多崇拜託爾斯泰的外國人看來，托爾斯泰又是俄國的同義語。“他是俄國的一部分，對於俄羅斯人的性格塑造意義非凡，對俄國的發展也有先見之明，就像克里姆林宮一樣”，英國自由黨官員亨利·諾曼爵士於1901年拜訪托爾斯泰不久後如是寫道。同時，對於奧地利作家史蒂芬·茨威格而言，托爾斯泰“代表的不是他自己；他代表的是所有俄國人民，因為他與整個俄國同呼吸、共命運”。
托爾斯泰過的是一個俄國人的生活，但其生活經歷遠比其他大多數俄國人豐富，既表現出“天生的享樂主義”，也表現出“基督徒的苦行主義”，哲學家尼古拉·貝德耶夫稱這是俄國人典型的特徵。起初他過著特權階層的優裕生活，在家裡接受外國教師的教育，還有農奴侍奉。19歲時成為富有的地主之後，很快表現出俄國“行為極端者”的派頭，將繼承的財產用於賭博和跟吉普賽女歌手鬼混。他賣掉幾個村莊以償還賭債，而且還搭上房子。他還占女奴的便宜，從而名副其實地成為一個品德敗壞的俄羅斯地主。後來他有了俄國貴族的另一個高級身份：他成了一名陸軍軍官。他的大部分戰友退役後回到鄉間莊園生活，但托爾斯泰卻成為一名作家——他那一代人中最有前途的年輕作家。正是在此時刻他身上的無政府主義傾向初露端倪：他不想屬於任何一家文學社團，也很快因為怪誕的觀點和好鬥的性格被同時代的大多數作家視為異己。他對屠格涅夫感到失望，因為屠格涅夫不像他那樣對寫作鄭重其事，同時因為他太容易受到西歐傳統的束縛。屠格涅夫的文學創作同托爾斯泰一樣深系俄國，但他畢竟住在巴黎。托爾斯泰生前曾兩度出國，但他的全副身心始終同俄羅斯緊密聯繫在一起。
托爾斯泰在一些作家與哲學家的影響下日趨成熟，思想觀念隨之逐漸成形，他也不可避免地躋身於俄羅斯的知識階層——那些因教育背景相似和通常對政府持批判性姿態的人們組成的俄羅斯特有的一個社會階層。此外，他在面對俄國農民階層時深感歉疚，因而為自己身為貴族心生悔意，覺得自己竟與不道德的農奴制同流合污，真是一種恥辱。托爾斯泰開始像民粹主義者一樣視農民為俄國最優秀的階層，認為農民是國家的未來，而且在農奴制終於被廢除時致力於鄉村基礎教育事業，教兒童讀書寫字。但反覆無常的他，一年後便放棄了規模正在擴大的若干所學校，轉而結婚成家。他與摯愛的妻子索菲婭（索尼婭）·別爾斯琴瑟和鳴，這使他在文學上取得了堪與荷馬媲美的巨大成就：《戰爭與和平》產生於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因為良心過度受責，托爾斯泰不願繼續走偉大小說家的人生之路。他在七十年代的頭五年再度投身於教育事業。這次為了輔導情況各異的俄國兒童讀書寫字，他設計出一套將《初級課本》和幾本輔導讀物合為一體的教育模式。他自學希臘語，而後相繼推出用簡單語言翻譯的《伊索寓言》、自己創作的許多故事，以及依照俄羅斯壯士傳奇和聖典片斷改編的若干故事。雅斯納雅·波良納學校後來重新開辦，托爾斯泰家族的幾個大孩子則充當該校的老師。托爾斯泰在這幾年最出色地履行了一個父親的職責。他曾帶領家人前往薩馬拉（俄羅斯伏爾加河中游城市，舊稱古比雪夫。——譯註）大草原上新買的莊園，在巴什基爾人和馬群的相伴下度過了一個不尋常的夏假。這種粗獷而質樸的生活方式令他陶醉，儘管他的妻子並不喜歡。
七十年代的後五年，事情開始遇到轉折。1873年，即托爾斯泰開始創作《安娜·卡列尼娜》的那一年，他首次代表瀕臨饑荒、身陷絕境的廣大農民呼籲全國民眾及時相助。以當時的俄國為背景的《安娜·卡列尼娜》，反映了托爾斯泰在遭遇挫折時對生命意義的求索和對死亡的思考。起初他從宗教信仰中找到人生的意義，並且像俄國各地幾百萬朝聖者一樣，是一些神聖的修道院的常客。和許多志同道合的知識分子一樣，托爾斯泰傾心迷戀奧普提納·普斯汀修道院的幾位長老——這些僧人恢復了早期教會的神父遁世苦行的傳統，超然於正統教會森嚴的等級制度之外，並因心靈的智慧而受人尊崇。不過在他看來，能有更多智慧與人分享的還是農民，於是他再次前往奧普提納·普斯汀，而且是一路步行，身穿農民的衣服，腳上是一雙粗布鞋，像是一個Strannik（雲遊四方的人）。Strannik是終生都在步行去一家家修道院朝聖、依靠旁人布施為生的一個群體。俄國人骨子裡有一種四處流浪的精神，隨著時間的推移，托爾斯泰越發渴望加入這些人的行列。很早以前他就開始穿得跟農民一樣樸素，但不久他又想散盡個人的所有財產。
托爾斯泰從對宗教的極度虔誠，走向極端的虛無。19世紀70年代末，他開始看到光芒，並將他的心靈之旅記錄在一部以《懺悔錄》之名漸為世人所知的作品中。他還對俄羅斯東正教神學理論進行了批判性研究，並且推出了福音書的一個“新的、質量較高的”譯本。他在80年代成為一名基督教傳教士，他宣傳的基督教義也已經過他一番追根溯源的徹底分析。同時，因為找到了新的信仰，他勢必要嚴厲抨擊他在所有的國家制度中發現的各種弊端，其中首當其衝的便是君主制。此時托爾斯泰的家庭生活已變得非常緊張，在他放棄自己所有新作的著作權並將全部個人財產交給家人後更是如此。他在廣泛傳播於俄國的民間教派信仰中找到了相似的精神，這些教派的信徒大部分是農夫，而他也漸漸變成一個新的教派信仰的領導者，儘管追隨他的人大多是像他一樣良心受責的貴族。這些托爾斯泰的信徒有時會競相踐行最道德無私的生活準則，放棄錢財，依靠自己的辛苦勞動維持生計，將所有人視為自己的“兄弟”。因此一個虔誠的托爾斯泰信徒甚至整個夏天都不會身穿腰部束帶的長袍、頭戴帽子，足登韌皮鞋，為自己不再是私有財產的奴隸而感到欣慰。
19世紀90年代，托爾斯泰已經成為俄國最負盛名的人，因為他被迫寫了一些極有爭議的文章，闡述他對基督教、傳統教會乃至俄國政府的看法，而這些文章因其曾經遭禁反而更加助長了人們的閱讀熱情：這些文章作為地下出版物暢銷一時。1892年饑荒到處蔓延，托爾斯泰率先投入賑災工作，從而確立了他作為俄國最偉大的道德有影響力的人物的牢固地位。結果不斷有人造訪他在莫斯科的住宅，許多人只是想和他握握手。其中有一位年僅23歲、名叫謝爾蓋·佳吉列夫的年輕人，有一天他帶著一股平素慣有的莽撞勁，和他的表弟一起出現在托爾斯泰家門口，很快注意到托爾斯泰一身農民的裝束，與他“紳士般的言行舉止”很不相稱。托爾斯泰此前一直在梁贊省參與賑災工作，眼下正在家裡休息，他與這兩位來自聖彼得堡的頗有審美眼光的年輕人一起談論施粥場。佳吉列夫對他的繼母說起自己當時的印象：
我們剛剛出門走到街上，便忍不住大聲驚嘆：“他是一位聖人，他真是一位聖人！”我們感動得幾乎流淚。這位偉人的身上有一種真誠、感人、神聖而又難以言傳的氣質。有趣的是，和他擁抱時我們碰到了他的鬍鬚，過後好一陣我們都能嗅到那股氣味……
托爾斯泰在一生中的最後二三十年里接待了數以乾計的來訪者，他也因很少將某個陌生來客擋在門外而受到稱讚。他很快開始被人們尊稱為“雅斯納雅·波良納的長老”。
托爾斯泰一生總共收到5萬餘封信件，其中有9乾封來自國外。托爾斯泰信仰運動的著名幕後推手弗拉基米爾·切爾特科夫曾先後為托爾斯泰物色數名秘書，協助托爾斯泰儘可能多地回復各種來信（《托爾斯泰作品全集》總共收入他的8,500封覆信，實際數量肯定遠遠不止於此）。身世顯赫的切爾特科夫不僅成為托爾斯泰生前的摯友，而且還是他生後主要作品的出版者。托爾斯泰的家人常常感到自己被他冷落。他的妻子索菲婭包攬了繁重的家務，幾乎獨自將8個子女帶大，其中幾個很難管教。另外她還承擔了出版丈夫舊作這項艱巨的工作，從而確保家庭能夠有一些收入進賬，儘管托爾斯泰曾為這項收益可觀的產業傷透腦筋。身為托爾斯泰家庭的一名成員殊非易事。索菲婭1892年在給丈夫的信中寫道：“塔尼婭在莫斯科跟某人說，‘我真不喜歡有一個出名的父親’。我也不喜歡有一個出名的丈夫，實話告訴你！”。
最後一部小說《復活》的出版進一步提高了托爾斯泰的聲譽。他出版這部小說，是為了資助杜霍博爾教派成員移居加拿大，他們在那裡可以享有宗教自由而不會遭到迫害。俄國東正教會終因托爾斯泰在書中某一章竭力嘲諷一場彌撒而被激怒，從而將其逐出教會，後來托爾斯泰加入了著名的俄國變節者的陣營——諸如史丹卡·拉辛和葉米里揚·普加喬夫等叛教者。托爾斯泰因其享有的盛名而能做其他俄國人很少能做的事情：直言不諱。當局無法阻撓他這樣做，因為他們深知，無論將他逮捕或是流放都會激起國際公憤。托爾斯泰便利用這種形勢，行為舉止儼若“聖愚”，以便直言不諱地指出沙皇是一個極不稱職的國家領導人。在托爾斯泰生命的最後十年里，俄國人普遍覺得托爾斯泰才是“真正的”沙皇。
托爾斯泰在他總共82年的一生中經歷過各種生活，雖然他集中體現了普通俄國人典型的生活方式，但其中還是有一些明顯的例外。比如他對造成俄國社會階級分化的商人一向抱有厭惡的心理，對代表帝俄官僚階層的chinovllic，對那些raznoChinets（“混雜階級”成員），即出身社會底層、經常以激進的‘歐化派’自居、急於推動社會改革的知識分子，托爾斯泰也同樣表現出一個貴族特有的鄙視。托爾斯泰也絕非“奧勃洛莫夫”——俄國作家岡察洛夫創造的最有名的小說人物，書中的他懶得出奇，一直躺在床上，過了好幾章才爬起來。托爾斯泰雖經多次努力，但始終未能養成最為俄國人看重的謙遜的美德，而奧勃洛莫夫卻能在不經意間表現這種美德。此外，我們不妨將托爾斯泰的另一種生活經歷作為補充，雖然它不是俄羅斯的生活：托爾斯泰幾乎被視為車臣的榮譽公民。斯塔羅格拉德科夫斯克是托爾斯泰在19世紀50年代隨軍駐紮過的軍事基地，此地的托爾斯泰博物館規模不大，是車臣領土上僅有的一座在近年車臣與俄羅斯交戰期間未遭關閉的博物館，而位於格羅茲尼的國家博物館卻遭到褻瀆。立於博物館前的托爾斯泰塑像也一直完好無損。
車臣國人敬重託爾斯泰，是因為他在高加索服役期間與他們交朋友（這在俄國軍官中確實極為罕見，因為他們普遍瞧不起當地人），並且從正面描寫他們。1994年成為雅斯納雅·波良納博物館館長的托爾斯泰後世嫡孫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說：“車臣人認為，托爾斯泰最真實地再現了當年發生的歷史事件和山里人的性格，真實地描寫了他們為爭取獨立和自由而奮鬥的情景，最真實地反映出他們的宗教、民族以及其他特徵。”薩萊夫迪·扎吉波夫於2008年接替其父親任斯塔羅格拉德科夫斯克托爾斯泰博物館的館長，他也指出托爾斯泰與19世紀車臣的一位牧師、蘇非派領袖謝克·昆塔·喀迪，兩人的反戰學說有一些相似之處。斯塔羅格拉德科夫斯克博物館經過修葺後於2009年12月重新開放，維修資金由車臣總統拉姆贊·卡德羅夫私人贊助。
雖然托爾斯泰被普遍認為是世界上的一位偉大作家，但又始終是一個充滿矛盾、頗有爭議的人物。當他遇到弗拉基米爾·切爾特科夫時，他的婚姻生活已經陷入低谷，正是因為他對這位摯友過於遷就，致使本已糟糕的婚姻狀況，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裡更是糟得不可收拾。切爾特科夫在處置托爾斯泰遺產一事上施加的影響，意味著他對有關事件的看法，一開始就壓倒了表示異議的聲音，主要是已故作家可憐的遺孀的聲音，他已取代了她在其丈夫感情生活中的地位。2006年為了紀念她而出版的一部學術作品集和2010年出版的索菲婭·托爾斯泰婭的第一部俄語傳記，見證了蘇聯解體後人們態度上發生的巨大變化。
索菲婭在丈夫去世前一年顯得病態多疑情緒失控，這倒是情有可原。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得到原諒，因為無論根據哪種說法，她的丈夫都待她很不好。他的強處也正是他的弱處，他對女性的態度總體而言無足稱道。索菲婭不像她幾個女兒一樣主張素食，她也不想放棄金錢和私人財產；她只想保持自己業已習慣的舒適的生活方式。索菲婭是一個天分很高的女人，但她無私地放棄了自己本來可以繼續培養的所有興趣愛好，為的是接連生育丈夫想要的一個個孩子，同時幫他謄抄手稿。多年來她傾力相助的這個男人自我意識極度膨脹，竟致完全忽略了家人的需求。況且，僅僅因為他自己一心思變，就指望妻子乖乖聽命於他，去過一種精神上超脫世俗的苦行者似的生活，這也未免有失公允。但是她也有過錯，她性格倔強，不明白她其實也可以像切爾科夫一樣控制別人。
托爾斯泰遭到不少人的詆毀和誹謗。其中一位名叫亞歷山大·布特，堪稱辯才出眾，言辭犀利，他敬佩身為藝術家的托爾斯泰，但也撰文對托爾斯泰思想家的身份進行了有力而惡毒的攻擊：
他希望超越小說家的身份，甚至想當一個天才。他希望自己不僅僅是一個先知或者預言家，儘管那可能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他想當上帝……他想糾正上帝聽任世界變得不完善和充滿罪惡的錯誤。他，托爾斯泰伯爵……奪取上帝的神職。但這一神職已由上帝擔任，而且被上帝牢牢抓住。於是托爾斯泰向上帝宣戰，用各種手段與上帝較量。唉，儘管他已經發動過多次攻擊，每次都用偽基督徒的言辭掩蓋自己的真實面目，但每次都敗下陣來。事實上，為了雪恥報復，他開始否認聖父，忽視聖子，摒棄聖靈。沒有人在挫敗托爾斯泰後還能一走了之。¨
布特承認托爾斯泰對當今時代的許多運動產生過重大影響，諸如素食運動、反資本主義運動和動物保護運動，他的論證也很有說服力，但是我們必須看到一個事實：托爾斯泰的非暴力哲學思想曾先後受到甘地、維根斯坦（1889—1951，生於奧地利的英國哲學家、數理邏輯學家，語言哲學的奠基人，20世紀最有影響的哲學家之一。——譯註）和馬丁·路德·金的推崇。再者，如果單純將托爾斯泰當作藝術家和思想家看待，就會忽略他在人道主義領域所做的重要工作。
除了卷帙浩繁的小說作品之外，托爾斯泰最偉大的遺產或許是他生前對俄國人生活產生的影響。別的撇開暫且不論，單單為了三件事他就應該廣受民眾擁戴。一是在一個文盲大量充斥的國度致力於提高民眾的文化水準；二是在國家瀕於饑荒時投入賑災工作；三是敢於向盲目自滿、腐敗透頂、慣於漠視民眾貧苦的政權大膽進言。無數的人接近托爾斯泰時心裡暗懷疑慮，但是離開他時，就像佳吉列夫一樣，已經對他的真誠信而不疑。雖然他的幾個兒子時時和他唱反調，但幾個女兒卻對他很忠誠。無論他的一些念頭有多荒唐，他對生活始終不懈的熱情還是有一些感染力的。
托爾斯泰的傳記作者面臨的最大困難，是如何理解一位真正高於生活的人。托爾斯泰在十六七歲開始寫日記時就帶著這一任務，而且從未放棄過，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尤其如此。托爾斯泰一直試圖通過他的創作了解自己，無論是利用小說人物這一公開途徑，還是藉助帶有幾分私密色彩的日記。的確，正如學者伊麗娜·帕佩諾猜測的那樣，他甚至想通過用日記將自己記錄下來的方式，延續他在描寫小說人物深淺不同的心理過程中取得的非凡成就。”如果說概括和描寫他的思想發展歷程是一項勢將歸於失敗的任務，就像許多俄國人的烏托邦之夢一樣，那么他思想的浩瀚深邃則讓我們深信他確實具有人道精神。
對於俄國從事托爾斯泰研究的一線學者而言，繪出托爾斯泰藝術和思想的發展軌跡也是一項令人生畏的艱巨任務。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托爾斯泰的前任秘書尼古拉·古謝夫在20世紀50年代著手撰寫的托爾斯泰傳記，雖然是一部多卷巨著，卻為何定下《傳記素材》這樣一個低調的書名。他在1967年以85歲的高齡逝世，其時這部傳記仍未告竣，由他的學生莉迪亞·格羅莫瓦一歐普爾斯卡婭接著寫。她在古謝夫的四卷的基礎上添加了兩卷，但她同樣沒等這項任務完成就溘然離世，托爾斯泰最後18年的人生經歷留待後人續寫（這位著名的學者在2003年離世前，出版了新的百卷選定版《托爾斯泰作品全集》）。雖然涉及托爾斯泰早年生活的資料極為有限，迫使傳記作者只得依靠他在晚年編纂的時有訛誤與殘缺的回憶錄，但有關他晚年生活的資料之豐富翔實讓傳記作者面臨著不同類型的諸多困難。列夫·托爾斯泰畢竟早已聞名遐邇，因此作者為給這位“聖人”立傳而記載許多事件時他不僅健在，且比較年輕：第一部傳記出版時他剛60歲出頭，而且遠在德國。托爾斯泰傳記中時常出現的許多俗濫的套語一“俄國的偉大作家”，“雅斯納雅·波良納的長老”——也可能會給人一種疏遠的感覺，亦如他的性格中的種種矛盾一樣。托爾斯泰的一生豐富而迷人，但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神化了，他本人在這一神化過程中起到了推動作用。
托爾斯泰在婚後生活的頭幾年寫《戰爭與和平》時，他往往執意讓妻子陪在身邊，因此索菲婭經常蜷縮在他書桌旁的一張熊皮毯上，緊挨著他的腳——這是他某次外出狩獵時繳獲的戰利品。後來他獨自潛心寫作，但在他們的整個婚姻生活中，托爾斯泰夫妻一直都在互看對方的日記，這意味著他們在日記中傾訴的隱衷，永遠不可能成為絕對的隱私。就拿索菲婭來說，她只有在寫給妹妹塔尼婭的信中才會直抒胸臆；她寫日記時經常有所克制和保留。至於托爾斯泰，他總是跟俄羅斯的土地和在土地上耕種的人們緊密相聯，從一開始他就渴望與這些人連為一體，最後，公眾與私人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他的一生就是一個俄國人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