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石經（全30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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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石經由隋靜琬（即智苑）發起刻造。靜琬繼承其師慧思遺願，自隋大業（605-617）年間開始籌畫，至唐貞觀十三年（639），刻完《涅盤經》後即圓寂。據考證，靜琬除刻《涅盤經》外，還有貞觀八年所刻《華嚴經》，以及嵌於雷音洞四壁的《維摩經》、《勝鬘經》等經石146塊。繼承靜琬刻經事業的弟子可考者有所謂導公、儀公、暹公和法公等四人。唐開元年間，由於帝室的支持，靜琬的第四代弟子惠暹在雷音洞（石經堂）下辟新堂兩口（即今第一、二洞），鐫刻石經。中晚唐時期，由於當地官吏的支持和佛徒的施助，先後刻有石經100餘部，經石4000多塊，分藏於九個石洞。

唐末五代戰亂，石經的刻造陷於停頓。

至遼代繼續鐫刻。據清寧四年（1058）趙遵仁《續鐫成四大部經成就碑記》載，涿州刺史韓紹芳曾清點藏於石洞中的石經數量：自太平七年（1027）至清寧三年，有續鐫造《般若經》80卷，計碑240塊；刻《大寶積經》1部120卷，計碑360塊。此乃就所刻般若、寶積二大部經而言。實際上依石經拓片題記看，僅道宗自清寧二年至大安九年（1093）的30餘年間所刻石經，應是161部，656卷，經石（缺佚除外）約1084塊。此後有僧通理繼續刻有佛經44帙，小碑4080片。其門人善銳、善定在天慶八年（1118）於雲居寺西南隅，穿地為穴，將道宗和通理所刻石經埋藏其中，並造壓經塔以鎮之。其後通理弟子善伏等又有續刻。

金代續刻石經始於天會十年（1132）。後天會十四年有燕京圓福寺僧見嵩續刻《大都王經》1帙（10卷）；天眷元年至皇統九年（1138-1149）間，有奉聖州（今河北涿鹿）保寧寺僧玄英暨弟子史君慶、劉慶余等續刻密宗經典39帙；皇統九年至明昌（1149-1190）初年，有金章宗的皇伯漢王、劉丞相夫人、張宗仁等續刻阿含等20帙。此外不有不知名者所刻的《金剛摧碎陀羅尼經》、《大藏教諸佛菩薩名號集》、《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等。金刻石經，除《大教王經》藏於東峰第三洞外，余均埋於壓經塔下地穴內。

元代石經的鐫刻又告停頓。

明代朝廷修理了雲居寺和石經山，萬曆、天啟、崇禎年間，有吳興沙門真程勸募在京當官的居士葛一龍、董其昌等續刻石經。計畫中有《四十華嚴》、《法寶壇經》、《寶雲經》、《佛遺教經》、《四十二章經》、《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梵網經》、《阿彌陀經》等十餘種。因原有石洞均已藏滿封閉，故另在雷音洞左面新開一小洞，砌石為牆，將所刻經碑藏入，著名書法家董其昌為題「寶藏」二字，俗稱「寶藏洞」（第六洞）。雲居寺的石經刻造，至此結束。據近年統計，石經山九個洞內和洞外共得藏經碑1.4萬餘塊。

《房山石經》這部自隋唐以來綿續一千多年沿刻的佛教經典，在佛教研究、金石書法、政治歷史、社會經濟、文化藝術等各個方面都蘊藏著極為豐富的歷史資料，有著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文化價值。明清以來，已引起學者注意。明代周忱，清代查禮、石景芬、葉昌熾等的遊記和著述中，都曾介紹它的價值。但均從碑刻書法著眼，很少從佛教角度研究。 1956年起，中國佛教協會開始進行全面整理與拓印。

首先從《房山石經》的學術價值來說，它是校勘歷代木刻藏經字句脫誤的最好版本。據唐代開元二十八年（740）王守泰撰《山頂石浮圖後記》記載，開元十八年（730），唐玄宗第八妹金仙公主奏請玄宗賜大唐新譯經四千餘卷，送往石經山作為刻經底本之用，而且是由當時的佛教版本目錄學專家、長安崇福寺沙門智升親自護送的。這一年正是智升撰述開元大藏經的目錄《開元釋教錄》完成之年。所以這四千餘卷用作刻經底本的賜經，就是早已佚失不存的《欽定開元大藏經》，而《房山石經》的唐刻部分保留了這部唐代宮廷大藏經的原貌。

房山石經（全30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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