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文葆（1922-2008），曾用名戴文寶，筆名慕松、郁進、丁聞葆。江蘇阜寧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戴文葆
- 別名：戴文寶，慕松、郁進、丁聞葆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性別：男
人物簡介,人物經歷,
人物簡介
中國民主同盟盟員，著名編輯家、出版家、著作家，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首屆“韜奮出版獎”獲得者、“新中國60年百名優秀出版人物”。人民出版社司局級離休幹部、資深編審。2008年9月7日在京逝世，享年86歲。
人物經歷
戴文葆，1922年出生於黃海之濱的阜寧縣城。在他小時候，識字不多的父親曾熱望把他造就成一個壽人濟世的醫生。後來戴文葆讀了一些自然科學書籍，喜歡上了套用化學；他想在實驗室和試驗棚里從事科學工作，作為獻身於人類社會的一種途徑。“九·一八”事變的發生，親人的不幸遭遇，民族的悲慘厄運，牽動了少年戴文葆的心，他渴望早日投身於民族解放的偉大鬥爭。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無意中竟促使他和編輯這種行業結了緣，從而決定了他的人生選擇。
1938年，日寇入侵蘇北，戴文葆就讀的鹽城中學解散，遂停學閒居於故園。彼時阜寧有份報紙叫《醒阜日報》，原有的一位內勤編輯不久前隨著從上海來的抗敵演劇隊北去淮海了，戴文葆便去暫時頂替了那編輯的空缺。
1942年春起從事黨的地下革命工作，在重慶廣益中學任教。戴文葆在重慶復旦大學法學院就讀時，曾任幾所高校進步報刊的主編。1944年夏，在革命前輩與師友的啟發教育下，戴文葆和西南20多所學校的進步學生在一起，又得到社會先進人士的幫助，共同創辦了一份學生報紙《中國學生導報》。這是皖南事變後在國民黨統治區第一個以公開合法的面貌出版的學生報紙。戴文葆被推定為這份報紙的主編。1945年8月復旦大學畢業。1946年，戴文葆出任上海《大公報》評審、副編輯主任、管委會委員。
解放後，戴文葆先後在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中華書局、文物出版社、三聯書店工作，編寫了大量哲學社會科學書籍。早年就為《理論與現實》、《民主》等進步報刊撰稿，著有《中國走在前面》、《劊子手麥克阿瑟》、《壓不碎的民心》、《聯合國是美帝國主義的工具》、《歐洲社會黨真相》、《亞洲和平與安全問題大事紀要》、《鑒真》等。他擅長編輯難度大、涉及範圍廣的書稿。曾參加過《世界知識年鑑》的設計與定稿，組織翻譯了尼赫魯的《印度的發現》，並協助范長江編輯了《韜奮文集》。他為吳晗整理了《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改編與校勘了《譚嗣同全集》，編輯了中英文對照的《長城》文物圖集，並親自審定了中日合作出版的《中國古代體育文物圖集》等等。後又全力選編《宋慶齡文集》。
80年代以後，他結合自己幾十年的編輯工作體會，先後出版了《新穎的課題》和《尋覓與審視》兩部論著。正是讀書讀稿，博涉中外群書，使他在文史哲諸領域均有獨到的學術見解，閃爍出思想火花。世紀末，戴文葆主編了一套《書海浮槎文叢》。這是一套包括巴金、冰心、季羨林、蕭乾、余光中、林海音、施蟄存、張中行等十六位名家有關讀書的系列文集。其中，戴文葆把自己的一本定名為《月是故鄉明》，寄託了對故鄉的無限懷念之情。
戴文葆密切關注編輯出版事業的未來，關心編輯出版人才的培養，熱心支持1985年開始設定的編輯專業教育，親自到北京大學中文系編輯專業講授中國編輯史課，幫助籌劃課程設定、教學內容，還應聘擔任南開大學中文系編輯專業的兼職教授，經常奔波於京津之間。他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更遠者，則走出國門，遠涉重洋，到夏威夷、東京、漢城，應邀去講學、參加學術交流。一位南開大學的編輯稱他是天下最忙的人之一。熱心出版公益事業，參與制定多項國家級出版規劃，熱情扶持青年編輯同志。他主編的《編輯工作基礎教程》，是我國編輯學的首批教材之一。他倡議成立中國編輯學會，並擔任中國編輯學會第一、二、三、四屆顧問。
為推動編輯學學科建設，戴文葆從歷史和現實兩個方面對編輯學進行了深入的探索。他認為：有書籍就有編輯，有編輯才有編輯思想和編輯事業。孔子編訂六經，劉向父子校理群書，以後歷代治亂盛衰，編輯工作都有程度不等的發展，編輯理論也隨之發展進步。編輯學理論體系的形成，編輯工作的體制和現況，都是歷史發展的結果。他還在《出版工作》上撰寫了30多萬字的《編輯家列傳》，從總結編輯工作的角度，在搜羅八方材料的基礎上，分別為從孔子到章學誠等30多位著名編輯家立傳，揭示他們在學術事業上和編輯工作中的成就和局限。
新聞出版總署原副署長、中國書刊發行協會會長楊牧之認為戴老對革命事業，對編輯事業兢兢業業、追求卓越、甘於奉獻、鞠躬盡瘁的品德，永遠值得後代人尊敬。戴文葆為人謙虛謹慎，敢于堅持真理，堅持原則。戴老復旦老校友回憶說：印象最深的是他是個書痴，也是一個書迷，他一生清白，除了書以外他什麼也沒有。
戴文葆是一位生命不息、奮鬥不止的編輯出版家。當他回首往事時，深為自己在“艱難的時世、微妙的人生”中選擇和走過的編輯之路感到自豪。他一生命運坎坷，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遭遇不幸。在那樣一個動盪的時代，他和所有知識分子一樣，所承受的壓力和挫折，在今天是難以想像的。儘管歷經苦難，但他卻始終對黨、對國家、對人民忠心耿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