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慶利，安徽臨泉人，1989年進入安徽大學學習英語，1993年進入外交學院學習，獲翻譯學碩士，1996年到外交部工作，曾多次為國家領導人擔任翻譯。曾隨朱鎔基總理（2001年5月）、胡錦濤副主席（2002年1月）、江澤民主席（2002年4月）、溫家寶總理（2003年7月）及李肇星部長（2003年7月）等出國訪問。
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翻譯司副司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戴慶利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安徽阜陽臨泉縣
- 職業：翻譯
- 畢業院校：外交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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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履歷
2016年10月，任外交部翻譯司副司長。
人物故事
臨危受命
近些年來，為記者招待會做翻譯成為外交部翻譯室富有挑戰性和倍受矚目的重要工作內容，“兩會”期間尤為如此。今年四月初到六月底非典期間，衛生部和北京市共舉行了十四場記者招待會，向公眾廣泛披露有關疫情的信息，每場都由電視台進行了現場直播。
戴慶利
戴慶利做非典題材的記者會和做其它記者會乃至和戴慶利所從事的外交翻譯的其它一些場合相比，有相通之處。要求的能力和技巧類似，都需要翻譯有良好的中英文基礎，過硬的理解、表達和翻譯能力，對翻譯主題的全面熟悉，自如的應對技巧及在壓力下的工作能力。
記得4月2號戴慶利在上班的時候，處長突然告訴戴慶利，明天有一場關於非典的記者招待會，你去做翻譯。而只有半天的準備時間了。記得那時候還把非典翻譯成atypical pneumonia。
所以，戴慶利所面對的第一個挑戰，就是怎樣在最短的時間內把有關非典的各方面辭彙和知識熟悉起來，形成理解力和“戰鬥力”。
學習
記得2號當天的下午，戴慶利和幾個同事就忙著從網上和各種資料里收集整理關於非典的辭彙，這個完全是從零開始的收集整理過程一直持續到非典後期。
隨著對非典認識的深化和媒體注意力的變化，又出現了很多其它的辭彙。比如非典中期，記者們感興趣的話題主要涉及診斷標準，發病人數，發病率，死亡率，治療方法，以及政府所採取的群防群控的措施等。到後期，中國和WHO的合作，北京何時從旅行警告和疫區名單中除名的問題，又成了媒體關注的焦點。
綜合的來說，非典辭彙有幾方面的內容，一是跟非典作為一種傳染病相關的醫學辭彙，即與非典病原學、病理學等有關的辭彙。再是有關流行病學的辭彙，尤其是發病人數，傳染源，傳播鏈，發病率等。
在為記者會準備的過程中，戴慶利一直努力地多掌握幾個詞和幾種表達方法，爭取不打無準備之仗，但不管我怎樣努力，總不能該知道的都知道。
舉例
當然，非典翻譯不象外交翻譯那么敏感，政策性也不算太強，在用詞和組織句子時，有很大靈活空間，這是非典翻譯的一個好處，但即便如此，非典辭彙的含義中也不乏敏感之處。
記得非典初期用過“有效控制”一詞。英文一般說(SARS has been put) under effective control。WHO的官員認為，非典還是一種新疾病，人們對它的認識水平很有限，即使是病例減少，也不要用“control”，他們建議用effective containment一詞，戴慶利聽說後很受啟發。當然非典後期，尤其是“雙解除”後，用effective control也問題不大了。
心理
除了掌握好專有詞之外，做非典記者會還需要經驗和技巧。這和其它的記者會是有共性的。首先是要心理上正確對待。
再就是要了解外國記者關心的問題和提問意向。可以通過上網了解他們報導的重點，並向記者會組織單位詢問等。這樣可以心中有數，知己知彼。三就是要技術熟練，手眼都要快。
還有就是要有很強的適應能力和抗干擾能力。
總結
總之，做好非典記者會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有良好的業務素質和水平，快速的學習能力，很強的適應性和一定的工作經驗和教訓的積累。好在非典時期已經過去，也許這些辭彙以後用的機會不是很多了，但對一個翻譯來說，這些工作沒有白做，對一個善於學習的人來說，每一段工作經歷都會留下寶貴的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