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鬥力生成模式轉變是人類社會形態、軍事形態和戰爭形態轉型的必然產物。安全問題是戰鬥力生成中的一個重大問題，也是世界各國軍事轉型過程中普遍關注的問題。實踐表明，轉型時期的安全工作存在特殊規律，無論你主動還是被動地認識以及認識深度如何，它都將直接影響轉型建設的進程、質量，乃至決定轉型的成敗。因此，準確把握轉型時期安全工作的特點規律，提高我軍體系戰鬥力生成的安全性水平，對於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加快轉變戰鬥力生成模式具有重大意義。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戰鬥力生成的安全性
- 外文名：Combat generated security
- 標籤：軍事
背景介紹,主要挑戰,特殊規律,安全對策,
背景介紹
轉型時期軍隊建設的基本特點。
戰鬥力生成模式轉變是人類社會形態、軍事形態和戰爭形態轉型的必然產物。安全問題是戰鬥力生成中的一個重大問題，也是世界各國軍事轉型過程中普遍關注的問題。實踐表明，轉型時期的安全工作存在特殊規律，無論你主動還是被動地認識以及認識深度如何，它都將直接影響轉型建設的進程、質量，乃至決定轉型的成敗。因此，準確把握轉型時期安全工作的特點規律，提高我軍體系戰鬥力生成的安全性水平，對於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加快轉變戰鬥力生成模式具有重大意義。
我軍此次戰略轉型始於20世紀90年代初，將於21世紀中葉基本完成。這次轉型是在國家構建和諧社會，軍隊以建設信息化軍隊、打贏信息化戰爭為戰略目標的大背景下進行的。這一時期的軍隊建設發展有其特殊性，從戰鬥力構成的基本要素來看，主要有以下特點：
首先，在武器裝備方面，主戰裝備快速更新並出現多代並存的格局。隨著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和反“台獨”軍事鬥爭準備的深入發展，我軍的信息化建設取得長足進步，主戰裝備得到了更新換代。通過聯合研發、國外引進、自主創新等途徑，已逐步形成新老並存、多代並存、試驗試用與正式列編並存、進口與國產兼有、機械化與信息化複合發展的格局，而且這一基本結構將長期存在。這從客觀上要求我們的指揮人員、作戰人員和各類保障人員，必須具有很寬的知識面，具備熟練操控多代武器裝備的技能，具有組織新老裝備進行試驗試用和作戰訓練的能力，具有敏銳捕捉軍事領域新思想、新理論、新戰法的眼光。
其次，在官兵素質方面，管理對象和管理者自身結構發生雙重變化。一方面，軍隊院校培養能力的提升，院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日益明顯，大多數軍官都經過院校培訓。特別是隨著依託國民教育體系培養人才路子的走開，大批地方大學生應徵入伍，幹部隊伍的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學生官”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兵員結構呈現多樣性，兵員素質在不斷提高，“學生兵”已擴散到班排骨幹隊伍之中，有的部隊出現了大學生士兵。這種雙重變化，改善了官兵的文化知識結構，為轉型建設打下一個好的基礎，同時對部隊建設特別是安全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戰。比如，獨生子女日益增多，有的嬌生慣養，吃苦精神、戰鬥精神比較差；文化程度相對提高，有的主張張揚個性，以自我為中心，紀律觀念相對薄弱；長期處於和平環境，面對軍事鬥爭準備，有的心理反應消極甚至異常，等等。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官兵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不同了，客觀上需要全新的安全理念和安全管理方式，這對各級幹部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再次，在體制編制方面，力量結構和指揮關係出現頻繁調整。部隊的組編方式發生變化，裝備變推動體制編制變。經常是為一個型號建一支部隊，為一種手段建一支力量，體制編制的調整變化非常快，新型部隊、新型指揮關係不斷湧現。轉型時期一切處於發展變化之中，人們的認識不可能一步到位，“改過去又改回來” 的情況時有發生。比如，軍隊院校體制編制的反覆調整，凸顯人們對新時期院校建設定位的嘗試與困惑。由於武器裝備看得見、摸得著，轉型過程中很容易關心裝備建設而忽視人才培養，關心裝備是否到位而忽視使用是否到位，關心單件裝備的使用是否到位而忽視體系建設是否到位，關心裝備技術人才準備而忽視領導管理人才準備。往往是，建立了新的指揮機構，但沒有形成有效的運行機制；組建了新裝備部隊，但沒有相應的人才培養和保障體系，這是裝備推動下的體制編制調整的另一個特點。
最後，在思想觀念方面，新老觀念、新舊理論和不同行為方式存在衝突。比如，我軍作戰飛機多代並存，就要求飛行員、機務人員和指揮員的思維快速轉換，能否做到此一時、彼一時，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考驗。特別是對一些新型武器裝備的使用管理、作戰運用認識有限，受傳統觀念、行為方式束縛的安全問題經常發生。比如，有些三代機飛行事故的發生，就集中反映了空地勤人員對裝備的使用、維修方式不適應三代機要求的問題，凸顯了不同思維模式、行為模式之間的衝突。轉型時期武器裝備、軍事理論的更新速度加快，但人們適應新形勢，接受新觀念、新思想、新方法的快慢程度不同，必然影響到部隊實踐的整體發展，行為方式趨於多元。不同行為方式之間的衝突，將成為制約安全水平提高的瓶頸。
主要挑戰
挑戰之一：轉型時期軍事活動的高風險與國家構建和諧社會需要高度安全穩定的要求之間存在矛盾，如何正確處理局部安全與全局安全的關係，是對各級黨委和軍政主官的巨大挑戰。
立足於國家、軍隊建設的大局和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理念，我軍轉型建設呼喚的是大安全觀，就是關注整個戰鬥力體系的安全、中長期安全和轉型建設的可持續發展。那種以此時此刻是否發生事故，作為評判安全形勢好壞唯一標準的安全觀是片面、短期的。但人們對此觀念根深蒂固，一旦發生事故，很難從轉型時期作戰、訓練活動的高風險去理解。許多新武器裝備價格昂貴，作戰使用對象明確，一旦出事影響很大。處理不好，技術問題可能變為政治問題，國內問題可能變為國際問題，造成外交被動。目前，我們的安全評估指標體系還不夠完善，評估手段還比較落後，安全工作指導也需要調整。但這種調整不是一蹴而就的，受到觀念、體制、手段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約，要處理好局部安全與全局安全的關係，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挑戰之二：加快實現轉型的主觀願望與保證轉型質量安全的客觀規律之間存在矛盾，如何科學把握轉型速度與保證安全的關係，是擺在各級、各個領域決策者面前不容迴避的重大現實問題。
轉型時期部隊建設任務重、時間緊、要求高，特別是在大規模軍事鬥爭準備的大背景下，很容易出現違背裝備、人才發展客觀規律的事，從而使安全發展的風險大大增加。比如，超越正常的科研程式，擴大領先使用的範圍和比例，把本應在試驗場所完成的試驗試飛試航轉移到部隊進行，或沒有達到應有的戰技性能就設計、生產定型；軍方裝備採購部門與地方工業部門關係倒掛，軍方直接指揮甚至越俎代庖，尤其是開發中國家，這方面的問題相對突出一些。更為嚴重的是，在轉型的特定時期，人們對這種現象常常視而不見。特別是一時一事的成功，會讓人對這種做法的正確性深信不疑，甚至當作規律誘導你採取更大膽的行動。這樣，使原本屬於實驗室、試驗場和工廠的風險“轉嫁”給了部隊，本來可以控制的事故變得無法避免，發生問題後又沒有相應的經濟等制裁手段。如何堅持科學態度，始終保持清醒頭腦，正確把握轉型速度與保證質量安全之間的平衡，對我軍各級領導和機關是個考驗。
挑戰之三：裝備更新的速度大大超過人員和思想觀念的更新速度，如何應對新型武器裝備與傳統管理模式之間存在的衝突，是全體指戰員在轉型軍事實踐中必須承擔的共同責任。
一方面，現行的安全管理缺少獨立的監管體系，管理方式以被動管理為主，就是發生事故緊一陣，沒有事故松一陣。在事故檢查前，還沒有設立有效的質量安全評估環節，缺乏有效的質量安全評估監管手段，安全管理和控制比較粗放。戰勤人員按操作規程辦事的意識不強，沒有足夠重視“細節”，喪失了很多中止事故的機會。比如，有些第三代飛機發動機出現 “SOS”告警時，本來要求收油門降低轉速，但有的飛行員卻按過去的習慣推油門，結果導致發動機空中停車。另一方面，由於受形象思維、類比思維的影響，轉型時期很容易把試驗試用當作正常使用，把以某個平台改裝的新型裝備當作原來的平台操控，實際上它們的操控、電磁和任務特性都變了；很容易把老裝備的使用方法沿用在新一代裝備上，比如有的飛行員把三代機當作二代機飛，無視三代機特有的告警語音、信號，“強行起飛”而導致事故。這種新型武器裝備與傳統安全管理模式之間的矛盾，涉及每個人、每個部門和每個環節，隨時隨地可見，但很多人意識不到，要在短期內徹底解決這一矛盾是有困難的。
挑戰之四：在作戰運用和建設發展上新情況、新問題不斷湧現，如何妥善解決安全要求高與部隊基礎差之間的矛盾，是全軍部隊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認真回答的重大課題。
轉型期間部隊建設將面臨前所未有的複雜情況，特別是轉型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照搬照抄，人們對機械化信息化複合發展的認識也十分有限，又缺少信息化條件下作戰的基本經驗，好多東西只能是“摸著石頭過河”。儘管如此，老百姓對軍隊的發展、安全和作戰能力的期望值很高。問題是，單純的武器裝備的更新，並不能代表部隊全面建設的完成。裝備可以在一夜之間更換，但部隊基礎並不能在旦夕之間打牢。很可能出現的情況是，武器裝備換了，但江山依舊，“山還是原來的山，水還是原來的水”。在這種情況下，高期望值的安全要求會使部隊在心理上承受巨大壓力，給正確決策帶來困難，一旦決策失誤就會增加風險，這是轉型時期安全工作必須面對的新課題。目前，我們還沒有將安全風險管理納入整個軍隊轉型建設的總體設計之中，如何在規劃計畫中體現安全水平與部隊建設基礎之間的協調發展，在頂層設計上規避風險，還有大量工作要做。
特殊規律
●規律一：事故的“事件鏈”變長。“事件鏈”理論認為，事故是由一連串有內在關聯的事件導致的。這些事件包括差錯、失誤和不可控因素等，它們構成一個彼此相連的鏈條，即“事件鏈”。只要切斷“事件鏈”，就可以避免事故的發生。我軍總結的“飛飛整整”安全工作經驗，實際上就是一種“斷鏈”的典型方法，實踐證明，這種方法在一定條件下是有效的。
通過對近年來國內外發生的三代機飛行事故的分析，發現從誘發事故的第一事件A1到直接導致事故發生的最後一個事件An之間的環節增多了，也就是說事故的“事件鏈”變長了，地面事故也有這一現象。這是由於轉型時期武器裝備趨於複雜化、自動化、信息化和體系化，在安全性提高的同時，不可控的事件和不確定因素增多，處理的環節大大增加。比如三代機，飛機、發動機、控制系統等的安全設計越來越完善，告警系統越來越龐大，大的問題在安全性設計時基本上都考慮到了，但裝備越來越複雜，系統的安全狀態數越來越多，“微小問題”可能不會導致事故，但多個不起眼的“微小問題”的累積或疊加就可能導致重大事故。事實證明，大事故只是諸多“小差錯”積累到一定程度的總爆發。
這一規律表明，一方面，安全管理趨於精細化，細節越來越重要，安全管理介入、干預的機會越來越多；另一方面，安全管理必須關注的環節越來越多，涉及面越來越廣，安全工作越來越複雜，僅靠粗放管理、人工管理不行了，安全水平的提高有賴於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的改進。
規律二：安全形勢滯後於安全措施更加明顯。安全工作是一項由多因素決定的長期性、基礎性工作。一個單位現在的安全態勢是過去一切工作的總和。當下所採取的安全措施的正確與否，需要時間來驗證。從巨觀上看，現在安全形勢好不等於現在的安全措施就正確；反之，現在出了事故或安全形勢不好，也不等於現在的安全措施就不正確。這就是所謂的安全形勢相對於安全措施的滯後效應。
在轉型時期，這種滯後效應將更加明顯，主要是由於這個時期的武器裝備、力量體系結構日趨多樣性，引發安全問題的原因十分複雜，一項安全措施要對所有情況都適用是很困難的，可能再也找不到包治百病的“猛藥”。我們發現，一些過去很有效的安全措施，現在的效果不理想甚至不管用了，比如停飛整頓，常常是越停問題越多，停的時間越長，開飛後事故越集中。事實上，一次停飛最多只是針對一種情況的一次“斷鏈”，而且頻繁停飛也可能會誘發新的問題。
這一規律提醒我們，轉型時期的安全工作，無論是在工作指導、形勢判斷、安全措施還是在管理方式和手段上，必須突出多樣性、針對性原則，確立區分情況、分類指導、對症下藥、動態管理的安全工作模式，不可以“一刀切”。而且“滯後效應”越明顯，越是對安全工作決策者的判斷力、意志力和耐力的考驗。
規律三：事故預防的工作點前移。按照墨菲定律的說法，存在發生差錯的可能，那么這個差錯遲早會發生。從這個意義上說，個人要做的就是儘可能地減少差錯，做到“零差錯”已是個人的極限。而事故是各種差錯和不可控因素的綜合體，特別是不可控環境因素的存在，個人要做到“零事故”是有困難的。
那么，事故預防的立足點應該設在哪裡？我們認為，在信息化轉型的進程中，安全的標尺應提前設定，事故預防的工作點應當前移，不應該設在“事故”這個末端。這是因為，轉型時期武器裝備、人員結構和作戰訓練方式的重大變化，很多東西人們都是第一次見到、聽到、摸到、嗅到，對事物本質的認識非常有限，高風險和不可控因素大量存在，很多事情的後果難以預料。客觀上要求把安全防範工作做在前面，從發現微小的苗頭入手，從預防小的差錯和疏忽開始。這是其一。其二，新一代武器裝備的安全性、可靠性、可維修性有質的改善，比如三代機有比較完善的飛行記錄系統、故障診斷系統和告警系統，關鍵部位大多採取多餘度設計，這為我們及時掌握徵候，前伸安全工作觸角創造了條件，只要正確處置，事故在早期是可以預防的。
這一規律表明，轉型時期的安全工作點應提前到“個人零差錯”或“個人零失誤”才會有效，這迫切需要建立低風險前端控制和高風險末端管理相結合的安全工作機制，切實把早期的安全工作做夠做足，不放過中止事故的每一個機會。
規律四：安全水平與訓練水平在高端互動。不同層次的武器裝備或不同建設水平的部隊，要發揮其應有的戰鬥力，與之對應的安全要求是不同的。高層次裝備、高水平部隊，只有組織高水平的訓練，其安全才能維持在高水平上。反之，讓高層次裝備、高水平部隊長期乾低層次的事，就不可能維持高水平的安全。以空中主戰平台為例，三代機的最大優勢之一是可用於體系作戰，相對於契約戰術、聯合作戰訓練而言，飛起落航線等單機科目則是初級的。這表明，要發揮三代機應有的戰鬥力，僅靠改善人—機關係是不夠的，因為體系作戰還有人與人、飛機與飛機、單機與體系等關係需要處理，這些訓練自然也有安全問題。儘管三代機相對比較安全，但這種維持性飛行的安全是低水平的，而且維持不了多久，一旦脫離這種狀態，事故就很難避免。因此從長遠看，只有達到三代機應有戰術技術水平的訓練，保持高水平的安全才有可能。
這一規律揭示，高層次裝備、高水平部隊，其訓練水平與安全水平之間，在高端存在相互促進的互動關係。隨著部隊建設水平的提高，特別是新型部隊、新裝備部隊，必須確立新的訓練框架和安全工作起點。只有組織了發揮裝備、部隊“極限戰鬥力”的訓練，其他層次訓練的安全才能得到根本保證。
安全對策
對策一：在吃透安全發展精神實質的基礎上，組織力量專題研究本領域、本系統、本單位安全發展問題。
安全發展問題研究既不是事故資料的簡單堆砌，也不是在一般意義上泛泛地談發展。安全發展中的安全是指發展中的內在安全需求，包括發展方向、途徑、體系的安全，是戰略層面的。安全發展中的發展是指安全中的系統發展，包括理論、裝備、訓練、體制編制的系統發展，是建立在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基礎上的。安全發展語境下的安全與發展是對立的統一，二者互為前提，是我軍履行新世紀新階段使命任務的客觀要求，在加快轉變戰鬥力生成模式的大背景下，研究回答有關安全發展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已刻不容緩。根據我軍新的使命任務，各級機關在加強對安全問題研究的同時，組織院校、科研院所和有關部隊從深化研究安全發展的基礎理論入手，探討各軍兵種、各領域、各系統安全發展的思路和途徑，並在院校開設安全管理課程，從幹部的“源頭”抓起。
對策二：確立大安全觀，在注意短期安全的同時高度關注中長期安全、整體安全問題。
信息化條件下作戰將在陸海空天信（息）心（理）“六維”空間展開，每一領域的勝負都關乎國家、軍隊和軍兵種自身的安全。因此，必須樹立大安全觀，真正以國家利益安全、戰鬥力體系安全和中長期空地安全為目標，堅持以作戰能力為中心而不是以安全指標為中心，更不能以局部、暫時或表面上的安全，犧牲整體、長遠和根本上的安全。一是把預防同類事故的重複發生放在事故調查的首位，採取技術防範措施，儘量消除發生各種差錯的可能性，阻斷各類事故“事件鏈”的形成。二是不僅要關注個體差錯的防範，而且要關注群體差錯與個體差錯之間的關係，擴大訓練面，努力提高從將軍到士兵的訓練水平，把安全建立在不斷提高部隊體系戰鬥力的基礎上。三是設立新的安全工作約束邊界，引入風險管理機制。比如，提出可接受的事故水平，突破單一事故的安全評價機制，建立與戰鬥力成長掛鈎的質量安全指標體系等，制定中長期安全工作的基本方案。
對策三：加強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問題研究，提高發展規劃、計畫的安全性水平。
常言道，研究五年十年以後的事好辦，難就難在研究明天的事。問題是，五年十年後回頭一看，我們幹的往往就是當年不經意提出的東西。規劃計畫的安全問題非常重要，直接關係到轉型的成功與否，關係到戰鬥力生成模式轉變的快與慢。應加強事關軍隊建設發展和作戰運用的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問題研究，建立和完善軍事戰略指導理論體系，為科學制定規劃計畫提供理論指導。高度重視規劃計畫的擬制工作，軍事理論研究要前伸到裝備技術論證階段，完善裝備預研理論。嚴格遵循部隊建設、裝備發展的客觀規律，把人才發展放在規劃計畫之首，堅持走科技興軍、人才為本的路子，制定中長期人才安全發展戰略。改革現行的規劃計畫論證、審核、批准機制，建立集提出、修正、調整於一體，動態發展的開放性計畫體系，提高規劃計畫的安全水平，為國防和軍隊建設科學發展、安全發展提供可靠保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