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子言，男，1897年生於河南省陝縣城內後營巷（今三門峽市開發區向陽村），1922年1月參加革命，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一名革命烈士。
基本介紹
個人簡介,人物生平,軼事典故,
個人簡介
戚子言，男，1897年生於河南省陝縣城內後營巷（今三門峽市開發區向陽村）。1922年1月參加革命，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後參加紅軍游擊隊（洪湖赤衛隊），後奉組織指示，轉入隱蔽狀態。1931年被黨組織派往國民黨軍隊新編34師以掩護身份開展兵運工作。1932年6月19日遭所在部隊軍官舉報被敵逮捕，次日在湖北沔陽縣仙桃鎮脈旺嘴被殺害，時年35歲。
人物生平
戚子言是陝縣後營巷（今三門峽經濟開發區向陽村）人，是三門峽市最早參加革命、最早入黨、最早參加賀龍紅軍的革命烈士，也是當時唯一被派入洪湖赤衛隊擔任偵查員的三門峽籍共產黨員，被叛徒出賣犧牲時年僅35歲。由於敵人用刑殘酷，戚子言烈士的遺體一直沒有下落，直到2013年，其後代得知戚子言曾經在湖北仙桃和陝西藍田工作過，便通過這兩個地方的黨史部門，找到一些有關戚子言的資料和照片，才將其中一張照片和一封家書以及一些珍貴資料帶回，埋葬在陝縣烈士陵園，以示紀念。
軼事典故
一、投身革命
民國初期，因軍閥混戰，兵燹匪患肆虐陝縣，民不聊生。戚子言在青少年時代就飽嘗了人生苦難。其父戚象昌面對荒年亂日，不辭勞苦，艱難求生，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他讓戚子言一邊上學，練習書法，間或習武；一邊務農，特別教他學習染布的技藝，以便家業後繼有人。
1919年，五四運動的浪潮席捲陝州城鄉。熱血沸騰的戚子言被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喚醒，常常違背父親的指派，和一些有志青年在一起談論時事，謀劃前途。他經常到設在陝州城內南街的豫芳照相館和郭子剛（陝州城內人，大革命時期在陝州城南大街開設照相館作掩護，從事共產黨交辦的秘密活動）會面。久而久之，一些人傳言戚子言：“不守業，不正乾，肯在外邊瞎折騰”。家人聽到風言風語後，父母親朋曾分別和他談話，想方設法勸他“改邪歸正”。然而，他們沒有從戚子言口中得到一點信息，戚子言在外的一切活動家人仍不得而知。
戚子言行事謹慎，守口如瓶，從事革命活動隱蔽性很強。有時深夜回到家裡，飢腸轆轆，自己總要吃點饃飯才能入睡，第二天照常勞作或學習。對家人的勸說教育，他不反駁，不作答，對自己的事業從不懈怠，從不退縮。
1922年元月，已臨近春節，家家開始置辦年貨，戚子言仍像往常一樣忙個不停。除夕前的一天夜裡，他把置辦的年貨帶回家中，之後，不聲不響乘著夜幕離開了家。他奔赴湖北漢口，投身了革命隊伍。
二、紅心向黨
1922年2月，經過長途跋涉的戚子言到達湖北漢口。當時的武漢，正處於共產黨領導工人運動的前沿，粵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的舉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的成立，《勞動周刊》等進步報刊的發行，共產黨組織的發展等轟轟烈烈的氣氛，促使戚子言義無反顧地將全部身心投入到黨所領導的革命洪流之中。1923年，戚子言在漢口法租界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會議決定，共產黨員可以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不久國民政府開始北伐，大革命的序幕拉開。戚子言雖是個新黨員，但他步入社會投身革命已積累了不少經驗，思想認識能夠緊跟形勢，與時俱進。在大革命迅速發展的進程中，他認真學習領會黨的方針和指示，不折不扣按黨的要求執行。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歸於失敗，國內的政治局勢發生了根本變化，形成了國共合作的武漢國民政府、蔣介石的南京反革命政府、以張作霖為首的北京軍閥政府三個政權對峙的局面。當時，武漢國民政府管轄的地區只有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不久，江西的朱培德和湖南的許克祥相繼叛變革命，武漢政府掌權的汪精衛也由動搖到叛變。許多共產黨員和革命志士被敵人逮捕、殺害，革命形勢急轉直下。戚子言沒有被困難和失敗嚇倒，他變得成熟起來，振作精神，踏實做好組織分配的工作，嚴格按照黨的指示辦事，執行組織紀律，努力減輕革命的損失。
由於他在革命活動中嚴於律已，沒有暴露身份，參加了武漢地區的組織營救和穩定局面工作。這時，他目睹一批又一批革命者大義凜然走上刑場。也是在這時，戚子言才深深懂得，只有繼續奮鬥，被壓迫的奴隸才能挺起自己的胸膛。他帶著烈士們的無言囑託，帶著黨的使命，踏上新的征程，投入到土地革命的紅色風暴之中。
三、虎穴殉難
反革命的大屠殺使全國陷入腥風血雨之中。從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敵人殺害的革命者達31萬多人，其中共產黨員26000餘人，黨員人數從大革命高潮時期的6萬多人驟減到1萬多人。戚子言所在武漢地區的革命形勢更加嚴峻。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召開“八七會議”，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新的出路。戚子言堅決跟黨走，革命意志更加旺盛。
1928年春，周逸群、賀龍在湖北洪湖地區發動民眾，建立紅軍游擊隊，開展游擊戰爭，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戚子言受黨組織指示，加入賀龍紅軍游擊隊，任洪湖赤衛隊偵察員。經過艱苦鬥爭，根據地逐步擴大。
1930年至1931年初，湘鄂西黨組織傳達上級指示，布置黨的各級組織設法收買敵人槍枝彈藥，開展兵運工作，解決紅軍游擊隊的武器困難。1931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要求“加強在國民黨軍隊中的工作，組織他們中的士兵暴動（就是兵變），進行破壞與擾亂敵人後方的工作”。同時還特彆強調：“要用紅軍的全部人員與政治機關去做瓦解國民黨軍隊的工作……派遣紅軍專門工作人員到敵人軍隊中去，組織兵變與煽動倒戈，偵探、擾亂與破壞敵人的後方等”。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黨組織決定選派有鬥爭經驗的戚子言到敵軍中去做“臥底”，具體實施中共中央下達的任務。
1931年春天，戚子言肩負黨組織交給的重任，身著便衣，以探家為掩護，回到陝縣城內家中，這是他參加革命九年多第一次回到家鄉，也是唯一的一次。他來去匆匆，時間緊迫，在家鄉只停留了4天，且多數時間在豫芳照相館和郭子剛一起為黨所交給的任務而奔忙。夜間很晚才回到家裡，妻子王樓見他日夜操勞，不便多問，又為他擔驚受怕，囑他注意身體。他只說：“啥事沒有，只管放心，你把一雙兒女照顧好就行了。”幾天相處，戚子言沒有透露一點情況。離別那天晚上已是深夜，戚子言趁著月光出門上路。初次奔赴漢口參加革命時只有2歲多的女兒現已12歲，見父親匆匆離家，戀戀不捨，便和堂妹為伴，一同跟在父親身後，連聲求告他不要走，一直跟到南大街，見父親仍不停步，女兒就牽衣頓足不讓走。戚子言掏出兩張錢票塞到女兒手裡，哄女兒快回家，說：我有要緊事，不能耽誤，聽話。他含淚望著女兒回家的身影，毅然轉身離去。
1931年10月，黨組織為戚子言辦好了進入國民黨軍隊的一切手續和服裝，派他到時駐湖北省石首縣（今湖北省石首市）藕池口的國民黨陸軍新編34師2營任文書上士。戚子言深知在敵營工作的艱難和危險，稍有不慎就會危及生命，更重要的是禍及黨和紅軍的安危。所以，他從探家到打入敵營，時刻考慮的事就是一定要慎之又慎，既要完成任務，又要保證安全。他在敵營投入工作後就細心觀察，選擇突破點。經過兩個多月的考察，他選準了自己的工作對象——同在34師輜重營2連任少尉排長的荊維藩。荊維藩是陝西藍田縣人，時年29歲，世代為農。經多次接觸，兩人情投意合。1932年2月，部隊移駐湖北沔陽縣仙桃鎮（今湖北省仙桃市），兩人關係更為親密。戚子言把自己的便衣相片贈送荊維藩作為紀念，經常與荊談心交流，形影不離。戚子言在隱蔽戰線開展工作的情況，通過地下渠道不斷向組織匯報，也不斷接到組織的指示。1932年4月2日，中央內發《白區工作大綱》，批判不願到白區工作的右傾畏難情緒，提出不容許每個革命戰士再做“縮頭烏龜”，要大步猛進，奪取中心城市，誰有半點畏縮猶豫，誰就是革命的罪人！中央指示下達以後，戚子言加緊做荊維藩的工作，他約請荊維藩到飯館吃飯，飯後兩人到漢江河岸散步，戚子言利用當時34師官兵3個月未發餉之事啟發說：“我們幹這事（指給國民黨當兵）幹啥哩！”他見荊表示同意，心情急切，就向荊說：“我是‘人在曹營心在漢’，我是給賀龍的紅軍游擊隊做工作的，你如同意，咱倆看機會行事。”荊維藩當即說：“好！我同意，以後看形勢見機行事”。此後兩人常在一起，無話不談，互相深信不疑。
同年6月中旬的一天，師部軍需處長石錦堂奉命到漢口去領餉和槍枝彈藥，令荊維藩帶兵25名前往押運。6月15日（或16日）下午6時，荊維藩約戚子言外出見面，告知將於次日去漢口押運槍枝彈藥之事。戚子言詢問槍彈品種、數量，荊說不清楚，只說“一切由軍需處長石錦堂親自負責。”兩人說罷，各自分開。戚子言心急火燎，急忙換了便衣，連夜奔向100餘里以外的荊州，向賀龍紅軍游擊隊報信。次日，荊維藩率部隨石錦堂到漢口碼頭，把500支步槍、200箱子彈裝在船上，沿漢江逆水而上，行至仙桃鎮脈旺嘴下游八九里處，突遭賀龍紅軍游擊隊在漢江東岸截擊，石錦堂與荊維藩帶隊在船上迎擊，激戰約半小時，敵不支。駐在脈旺嘴的敵34師2營部隊急速趕來支援，紅軍游擊隊見岸上有敵人援軍趕到，即向荊州方向轉移，撤出戰鬥。下午6時，荊維藩將押運的武器運到仙桃鎮軍需處後回到連隊。
第二天（約6月17日）下午，戚子言趕回敵營，路過駐在脈旺嘴的34師2營哨卡，被營長李蔚嵐扣押審問，戚子言以去荊州看望老鄉為由，據理申述。李蔚嵐則以不穿軍服、無出入證、無路條等事嚴加斥責，並追問與連隊哪些人有聯繫？戚子言答：“認識人不少，都是同事關係。”李又問：“認識那個當官的？”戚子言和荊維藩關係師內皆知，便回答：“輜重連的荊維藩”。次日，李蔚嵐即向師長張萬信報告，又找荊維藩和其營長核查。荊維藩見上司追查，為保全自己，向張師長報告說：“戚子言是為紅軍做工作的，此次我部由漢口押運武器經脈旺嘴時受到紅軍游擊隊截擊，目的就是搶截我槍枝彈藥。如果不是李營長及時率部趕來救援，將紅軍游擊隊擊退，恐怕咱們一船槍械物資都被紅軍截走了。”張萬信當即命令李蔚嵐：“將戚子言在脈旺嘴就地槍決！”
隨著敵人的一聲令下，紅軍戰士、共產黨員戚子言被押上刑場，地點就在漢江東岸脈旺嘴的荒灘上。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戚子言沒有沉默，他高呼革命口號，英勇就義，把鮮血灑在他戰鬥過的土地上，把革命精神留給了後人！荊維藩因舉報戚子言被國民黨陸軍新編34師師部傳令嘉獎，記大功一次，隨後被晉升為中尉連長、中隊長、團部上尉副官。1955年，被人民法院判刑10年，後死於獄中。
新中國成立後，戚子言被民政部追認為革命烈士。1962年，三門峽市民政局為其家屬頒發了革命烈士證書。
1919年，五四運動的浪潮席捲陝州城鄉。熱血沸騰的戚子言被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喚醒，常常違背父親的指派，和一些有志青年在一起談論時事，謀劃前途。他經常到設在陝州城內南街的豫芳照相館和郭子剛（陝州城內人，大革命時期在陝州城南大街開設照相館作掩護，從事共產黨交辦的秘密活動）會面。久而久之，一些人傳言戚子言：“不守業，不正乾，肯在外邊瞎折騰”。家人聽到風言風語後，父母親朋曾分別和他談話，想方設法勸他“改邪歸正”。然而，他們沒有從戚子言口中得到一點信息，戚子言在外的一切活動家人仍不得而知。
戚子言行事謹慎，守口如瓶，從事革命活動隱蔽性很強。有時深夜回到家裡，飢腸轆轆，自己總要吃點饃飯才能入睡，第二天照常勞作或學習。對家人的勸說教育，他不反駁，不作答，對自己的事業從不懈怠，從不退縮。
1922年元月，已臨近春節，家家開始置辦年貨，戚子言仍像往常一樣忙個不停。除夕前的一天夜裡，他把置辦的年貨帶回家中，之後，不聲不響乘著夜幕離開了家。他奔赴湖北漢口，投身了革命隊伍。
二、紅心向黨
1922年2月，經過長途跋涉的戚子言到達湖北漢口。當時的武漢，正處於共產黨領導工人運動的前沿，粵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的舉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的成立，《勞動周刊》等進步報刊的發行，共產黨組織的發展等轟轟烈烈的氣氛，促使戚子言義無反顧地將全部身心投入到黨所領導的革命洪流之中。1923年，戚子言在漢口法租界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會議決定，共產黨員可以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不久國民政府開始北伐，大革命的序幕拉開。戚子言雖是個新黨員，但他步入社會投身革命已積累了不少經驗，思想認識能夠緊跟形勢，與時俱進。在大革命迅速發展的進程中，他認真學習領會黨的方針和指示，不折不扣按黨的要求執行。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歸於失敗，國內的政治局勢發生了根本變化，形成了國共合作的武漢國民政府、蔣介石的南京反革命政府、以張作霖為首的北京軍閥政府三個政權對峙的局面。當時，武漢國民政府管轄的地區只有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不久，江西的朱培德和湖南的許克祥相繼叛變革命，武漢政府掌權的汪精衛也由動搖到叛變。許多共產黨員和革命志士被敵人逮捕、殺害，革命形勢急轉直下。戚子言沒有被困難和失敗嚇倒，他變得成熟起來，振作精神，踏實做好組織分配的工作，嚴格按照黨的指示辦事，執行組織紀律，努力減輕革命的損失。
由於他在革命活動中嚴於律已，沒有暴露身份，參加了武漢地區的組織營救和穩定局面工作。這時，他目睹一批又一批革命者大義凜然走上刑場。也是在這時，戚子言才深深懂得，只有繼續奮鬥，被壓迫的奴隸才能挺起自己的胸膛。他帶著烈士們的無言囑託，帶著黨的使命，踏上新的征程，投入到土地革命的紅色風暴之中。
三、虎穴殉難
反革命的大屠殺使全國陷入腥風血雨之中。從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敵人殺害的革命者達31萬多人，其中共產黨員26000餘人，黨員人數從大革命高潮時期的6萬多人驟減到1萬多人。戚子言所在武漢地區的革命形勢更加嚴峻。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召開“八七會議”，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新的出路。戚子言堅決跟黨走，革命意志更加旺盛。
1928年春，周逸群、賀龍在湖北洪湖地區發動民眾，建立紅軍游擊隊，開展游擊戰爭，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戚子言受黨組織指示，加入賀龍紅軍游擊隊，任洪湖赤衛隊偵察員。經過艱苦鬥爭，根據地逐步擴大。
1930年至1931年初，湘鄂西黨組織傳達上級指示，布置黨的各級組織設法收買敵人槍枝彈藥，開展兵運工作，解決紅軍游擊隊的武器困難。1931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要求“加強在國民黨軍隊中的工作，組織他們中的士兵暴動（就是兵變），進行破壞與擾亂敵人後方的工作”。同時還特彆強調：“要用紅軍的全部人員與政治機關去做瓦解國民黨軍隊的工作……派遣紅軍專門工作人員到敵人軍隊中去，組織兵變與煽動倒戈，偵探、擾亂與破壞敵人的後方等”。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黨組織決定選派有鬥爭經驗的戚子言到敵軍中去做“臥底”，具體實施中共中央下達的任務。
1931年春天，戚子言肩負黨組織交給的重任，身著便衣，以探家為掩護，回到陝縣城內家中，這是他參加革命九年多第一次回到家鄉，也是唯一的一次。他來去匆匆，時間緊迫，在家鄉只停留了4天，且多數時間在豫芳照相館和郭子剛一起為黨所交給的任務而奔忙。夜間很晚才回到家裡，妻子王樓見他日夜操勞，不便多問，又為他擔驚受怕，囑他注意身體。他只說：“啥事沒有，只管放心，你把一雙兒女照顧好就行了。”幾天相處，戚子言沒有透露一點情況。離別那天晚上已是深夜，戚子言趁著月光出門上路。初次奔赴漢口參加革命時只有2歲多的女兒現已12歲，見父親匆匆離家，戀戀不捨，便和堂妹為伴，一同跟在父親身後，連聲求告他不要走，一直跟到南大街，見父親仍不停步，女兒就牽衣頓足不讓走。戚子言掏出兩張錢票塞到女兒手裡，哄女兒快回家，說：我有要緊事，不能耽誤，聽話。他含淚望著女兒回家的身影，毅然轉身離去。
1931年10月，黨組織為戚子言辦好了進入國民黨軍隊的一切手續和服裝，派他到時駐湖北省石首縣（今湖北省石首市）藕池口的國民黨陸軍新編34師2營任文書上士。戚子言深知在敵營工作的艱難和危險，稍有不慎就會危及生命，更重要的是禍及黨和紅軍的安危。所以，他從探家到打入敵營，時刻考慮的事就是一定要慎之又慎，既要完成任務，又要保證安全。他在敵營投入工作後就細心觀察，選擇突破點。經過兩個多月的考察，他選準了自己的工作對象——同在34師輜重營2連任少尉排長的荊維藩。荊維藩是陝西藍田縣人，時年29歲，世代為農。經多次接觸，兩人情投意合。1932年2月，部隊移駐湖北沔陽縣仙桃鎮（今湖北省仙桃市），兩人關係更為親密。戚子言把自己的便衣相片贈送荊維藩作為紀念，經常與荊談心交流，形影不離。戚子言在隱蔽戰線開展工作的情況，通過地下渠道不斷向組織匯報，也不斷接到組織的指示。1932年4月2日，中央內發《白區工作大綱》，批判不願到白區工作的右傾畏難情緒，提出不容許每個革命戰士再做“縮頭烏龜”，要大步猛進，奪取中心城市，誰有半點畏縮猶豫，誰就是革命的罪人！中央指示下達以後，戚子言加緊做荊維藩的工作，他約請荊維藩到飯館吃飯，飯後兩人到漢江河岸散步，戚子言利用當時34師官兵3個月未發餉之事啟發說：“我們幹這事（指給國民黨當兵）幹啥哩！”他見荊表示同意，心情急切，就向荊說：“我是‘人在曹營心在漢’，我是給賀龍的紅軍游擊隊做工作的，你如同意，咱倆看機會行事。”荊維藩當即說：“好！我同意，以後看形勢見機行事”。此後兩人常在一起，無話不談，互相深信不疑。
同年6月中旬的一天，師部軍需處長石錦堂奉命到漢口去領餉和槍枝彈藥，令荊維藩帶兵25名前往押運。6月15日（或16日）下午6時，荊維藩約戚子言外出見面，告知將於次日去漢口押運槍枝彈藥之事。戚子言詢問槍彈品種、數量，荊說不清楚，只說“一切由軍需處長石錦堂親自負責。”兩人說罷，各自分開。戚子言心急火燎，急忙換了便衣，連夜奔向100餘里以外的荊州，向賀龍紅軍游擊隊報信。次日，荊維藩率部隨石錦堂到漢口碼頭，把500支步槍、200箱子彈裝在船上，沿漢江逆水而上，行至仙桃鎮脈旺嘴下游八九里處，突遭賀龍紅軍游擊隊在漢江東岸截擊，石錦堂與荊維藩帶隊在船上迎擊，激戰約半小時，敵不支。駐在脈旺嘴的敵34師2營部隊急速趕來支援，紅軍游擊隊見岸上有敵人援軍趕到，即向荊州方向轉移，撤出戰鬥。下午6時，荊維藩將押運的武器運到仙桃鎮軍需處後回到連隊。
第二天（約6月17日）下午，戚子言趕回敵營，路過駐在脈旺嘴的34師2營哨卡，被營長李蔚嵐扣押審問，戚子言以去荊州看望老鄉為由，據理申述。李蔚嵐則以不穿軍服、無出入證、無路條等事嚴加斥責，並追問與連隊哪些人有聯繫？戚子言答：“認識人不少，都是同事關係。”李又問：“認識那個當官的？”戚子言和荊維藩關係師內皆知，便回答：“輜重連的荊維藩”。次日，李蔚嵐即向師長張萬信報告，又找荊維藩和其營長核查。荊維藩見上司追查，為保全自己，向張師長報告說：“戚子言是為紅軍做工作的，此次我部由漢口押運武器經脈旺嘴時受到紅軍游擊隊截擊，目的就是搶截我槍枝彈藥。如果不是李營長及時率部趕來救援，將紅軍游擊隊擊退，恐怕咱們一船槍械物資都被紅軍截走了。”張萬信當即命令李蔚嵐：“將戚子言在脈旺嘴就地槍決！”
隨著敵人的一聲令下，紅軍戰士、共產黨員戚子言被押上刑場，地點就在漢江東岸脈旺嘴的荒灘上。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戚子言沒有沉默，他高呼革命口號，英勇就義，把鮮血灑在他戰鬥過的土地上，把革命精神留給了後人！荊維藩因舉報戚子言被國民黨陸軍新編34師師部傳令嘉獎，記大功一次，隨後被晉升為中尉連長、中隊長、團部上尉副官。1955年，被人民法院判刑10年，後死於獄中。
新中國成立後，戚子言被民政部追認為革命烈士。1962年，三門峽市民政局為其家屬頒發了革命烈士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