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歷史有個約會:入江昭治史心得》是2013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原作者為入江昭 (Akira Iriye)，由楊博雅譯著。
基本介紹
- 書名：我與歷史有個約會:入江昭治史心得
- 作者：入江昭 (Akira Iriye)
- 譯者：楊博雅
- ISBN：9787301222355
- 頁數：176頁
-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3年3月15日
- 開本：32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該書講述了作者在其自身成長過程中如何認識歷史、怎樣培養觀察歷史能力、怎樣看待當今世界。作者著重講述了自己與歷史的緣分，學習歷史、面對歷史意味著什麼？為什麼在認識現代世界時，歷史視野能給我們提供一把重要的鑰匙？突出強調了人與人之間跨越國界的連帶關係，對於創造一個和平的世界的重要性。
編輯推薦：從軍國少年到史學大家，大師是怎樣煉成的？看大師的成長經歷，聽大師的治學心得，悟大師的人生感言。
作者簡介
入江昭（Akira Iriye，1934- ），當代美國傑出歷史學家，曾任哈佛大學歷史系主任，美國國家人文與科學院院士，1988年當選美國歷史協會主席，2000年榮獲日本天皇頒發的榮譽勳章。
入江昭以其卓越的學術創新能力被費正清譽為“非同尋常的天才史學家”，其學術貢獻不僅僅在於提出了關於美國外交史，特別是美國與東亞關係史諸多新解釋，更在於他領導推動了美國外交史研究的範式轉變。
圖書目錄
中譯本序
第一部分 與歷史相遇
一 1945年8月
二 1930年代與戰爭年代中的經歷
三 戰後的歷史教育
四 留美四年
五 在研究生院的學習
六 與學生的相遇
七 歷史學者的世界
第二部分 歷史研究的軌跡
一 相遇積累的歷史
二 我的歷史研究
第三部分 過去與現在的關係
一 學問與政治
二 隱藏在歷史認識問題根底的東西
三 地區共同體的去向
四 “9·11”後世界發生變化了嗎？
五 結論：文明之間的對話
附 錄 學習歷史的參考書
後 記
第一部分 與歷史相遇
一 1945年8月
二 1930年代與戰爭年代中的經歷
三 戰後的歷史教育
四 留美四年
五 在研究生院的學習
六 與學生的相遇
七 歷史學者的世界
第二部分 歷史研究的軌跡
一 相遇積累的歷史
二 我的歷史研究
第三部分 過去與現在的關係
一 學問與政治
二 隱藏在歷史認識問題根底的東西
三 地區共同體的去向
四 “9·11”後世界發生變化了嗎？
五 結論：文明之間的對話
附 錄 學習歷史的參考書
後 記
文摘
戰後的歷史教育
作為歷史學者的信念出發點
那樣的一個軍國少年，在戰爭結束後不久，就開始接受起全新的歷史教育。對這一問題當時自己是怎么看的，就是查看日記也不清楚。日記里每天寫著有關算數的問題，對其他學科的記述幾乎沒有。因為，就連發下來的新歷史課本（（國家的發展歷程》都沒有記載，所以，當時是一種什麼感想，自然也就無從知曉。
新歷史課本已不是以天皇為中心的日本史了，而是以庶民史也就是現在所說的社會史為主記述的，對五年級學生來講，也應該學到了對過去歷史的新看法。由於班主任不是專教歷史的，我在學校並沒有學到新歷史觀。但有一點可以明確，那就是自己親身感受到了，所謂的“歷史事實”，是可以根據戰爭的勝敗結果進行改寫的。正是因為國家權力及政治意圖可以改寫歷史，所以，歷史學者必須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努力去追求歷史事實，這也是我的信念出發點。
不過，在我的記憶中，我比學新課本更熱心地閱讀了當時在時事通信社（在占領軍命令下同盟通信社被拆分為共同通信社和時事通信社）工作的父親每天拿回家的內外新聞電報。那時父親總說：日本戰敗正是不了解世界的結果，今後的世代必須更要了解世界。也許正是出於這種想法，父親才會讓我每天閱讀那些電報。
國民學校在1947年改名為國小校。那年3月我們六年級畢業，4月開始成為新制中學的一年級。從舊制到新制的教育制度改革要花費很多時間，父母認為那樣就不如進入私立中學，便建議我報考成溪中學。我也是那樣準備和學習的，可就在入學考試前幾天，我從校內櫻花樹上摔了下來，肩膀脫臼，住院手術。結果，放棄了成溪，進了附近一所新制中學：杉並區的西田中學，這是一所全新的學校。
這時，新的教學計畫也已落實，歷史及地理開始在社會科這樣的新科目里講授。可我依然還是對算數、英語興趣濃厚，沒有迷上學習歷史。離開提供的課本
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學歷史的快樂，是1949年轉入成溪中學三年級後。在區立的新制中學，老師們拚命地教我們，而在經濟和社會混亂的氛圍中，當時根本無法集中精力學習。教室里整天吵吵鬧鬧，變成所謂的“民主主義”社會；從前線復員回來的老師中，也有很多都不知道該如何去接觸學生。父母擔心這種狀態，便和我的同學有馬龍夫（後來成為駐德大使、政府代表）的父母協商，決定讓我倆一起參加成溪插班考試。幸虧考上了，從初三開始到高三畢業為止，我在成溪接受了四年教育。
成溪學園創建於明治末期，是為數不多採用初高中七年一貫制教育的私立學校之一；另外還有六年制國小校，戰後還設立了大學，在吉祥寺校區從國小到大學都有。1949年到1953年，教我們的老師（優秀的後來也在成溪大學任教），沒有使用配發的課本，讓我們體會到了閱讀專業書的興致。
讓我深受激勵的是安藤英治老師的社會課，高一時他給我們講了亞當·斯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馬克斯-韋伯等人的思想。究竟吸收了多少，很難講，但卻告訴我們：除了課本之外，知識的寶庫多如山，那寶庫的門扉不是讓誰來打開的，而是要由自己來打開。安藤老師的專業領域是社會思想史，並不是歷史學，和老師崇拜的政治學者丸山真男教授一樣，對教條特別是國家強加的“歷史事實”常持批判眼光。
但同時應特別提到的是，儘管成溪有優良的教育課程，可是關於近代亞洲，關於中國，尤其是日中戰爭，我們卻幾乎什麼也沒學到，這一點有必要特筆記下。我的父親熱愛中國古典文化，每天用中文發音朗讀原文，並有很多中國朋友。而我則是對英文、德文感興趣，中文只是將古典漢語加點注閱讀而已。我對中國近代史也是知之甚少，關於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0年爆發的韓戰，基本上也沒有什麼預備性知識。這些歷史，過了很長時間，才開始學了一點兒。與對歐美基礎知識的了解相比，年青一代對東亞的了解幾乎可以說是什麼都不懂這一事實，看來也不是始於昨天和今天。
無論怎樣，我的高中三年時間，從1950年爆發的韓戰，到1951年的舊金山講和會議，又經過（（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締結，想一下亞洲、太平洋被納入冷戰框架內的時代，應該可以說，對亞洲的無知，大大妨礙了我們對國際形勢的理解。
我的父親和丸山教授們一起，站在維護和平憲法、反對單獨媾和等的立場上，批判美國的冷戰戰略。我當時是心情上的和平主義者，對國際政治沒有什麼興趣。在我看來，父親批判美國但不等於是反美主義，正是因為尊重美國的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才對核武裝和麥卡錫主義不得不帶有疑問。就這樣，我上高三時，父親極力勸我到美國留學，我的想法變成和父親一樣，也就不足為奇了。意想不到的美國留學
那時，我和其他同學一樣，無論在家還是在校，一天到晚都在忙著準備高考。祖父在預備校講授國語、漢文，我也希望應屆畢業考入東大，便一心一意備考。就這樣，有一天，意想不到的美國留學的可能性出現了。1950年秋，原駐日大使約瑟夫·格魯提出，要把《使日十年》日文版的印花稅捐贈出來成立基金，旨在讓日本的年輕學生（高中畢業生）到美國的大學留學，成為美日和解的骨幹力量。後來這一計畫得到有實力的實業家、教育家等的支持，創立了格魯基金。父親在報上看到要在全國高三學生中選拔四名留學美國的招考新聞報導，也勸我報一下試試，這就是我留學美國的第一步。
在格魯基金出現之前已有一個先例。為了紀念1920年代美國駐日大使埃德加·班克羅夫特（在任中客死在輕井澤）的業績，在他死後設立了班克羅夫特獎學基金，在1930年代選派日本中學畢業生去美國大學留學四年。與其稍有不同的是，格魯基金選拔是在高中畢業生中進行，它所選送的大學，不是規模大的州立大學或研究生院大學，而是有四年制基礎文理學部的大學，即文理學院，這一方針和班克羅夫特基金一樣。
格魯基金申請的都是什麼樣的學院，無從知曉。我的家裡對美國一無所知，父親有幾位遠親是美籍日裔二代，曾作為美國陸軍學校將官偶然來過日本，我們家對美國的了解也就是這個程度。我對美國教育制度僅有的一些信息，也是從1951年到美國高中留學的有馬龍夫那裡得到的。他在成溪高一就退學去了新罕布夏州的聖保羅學校（即預備校）。從他那裡傳來的信息非常新鮮，我也很羨慕美國的教育制度（主要是以新英格蘭精英子弟為對象的教育）。但我做夢也沒想到自己也能去美國留學。
不管怎樣，在父母的規勸下，我報考了格魯基金，通過了書面材料審核，1952年秋天又參加了口試。英文作文題目是：為何要到美國留學。圍繞著這篇作文，面試委員提了很多問題，但這部分用的都是日文。過了幾周，我意外地接到了錄取通知。當時沒有電話，記得母親特意跑到學校告訴我的。錄取的是男生兩名，女生兩名，他們將分別進入格魯基金代為選擇的不同學院學習。P11-16
作為歷史學者的信念出發點
那樣的一個軍國少年，在戰爭結束後不久，就開始接受起全新的歷史教育。對這一問題當時自己是怎么看的，就是查看日記也不清楚。日記里每天寫著有關算數的問題，對其他學科的記述幾乎沒有。因為，就連發下來的新歷史課本（（國家的發展歷程》都沒有記載，所以，當時是一種什麼感想，自然也就無從知曉。
新歷史課本已不是以天皇為中心的日本史了，而是以庶民史也就是現在所說的社會史為主記述的，對五年級學生來講，也應該學到了對過去歷史的新看法。由於班主任不是專教歷史的，我在學校並沒有學到新歷史觀。但有一點可以明確，那就是自己親身感受到了，所謂的“歷史事實”，是可以根據戰爭的勝敗結果進行改寫的。正是因為國家權力及政治意圖可以改寫歷史，所以，歷史學者必須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努力去追求歷史事實，這也是我的信念出發點。
不過，在我的記憶中，我比學新課本更熱心地閱讀了當時在時事通信社（在占領軍命令下同盟通信社被拆分為共同通信社和時事通信社）工作的父親每天拿回家的內外新聞電報。那時父親總說：日本戰敗正是不了解世界的結果，今後的世代必須更要了解世界。也許正是出於這種想法，父親才會讓我每天閱讀那些電報。
國民學校在1947年改名為國小校。那年3月我們六年級畢業，4月開始成為新制中學的一年級。從舊制到新制的教育制度改革要花費很多時間，父母認為那樣就不如進入私立中學，便建議我報考成溪中學。我也是那樣準備和學習的，可就在入學考試前幾天，我從校內櫻花樹上摔了下來，肩膀脫臼，住院手術。結果，放棄了成溪，進了附近一所新制中學：杉並區的西田中學，這是一所全新的學校。
這時，新的教學計畫也已落實，歷史及地理開始在社會科這樣的新科目里講授。可我依然還是對算數、英語興趣濃厚，沒有迷上學習歷史。離開提供的課本
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學歷史的快樂，是1949年轉入成溪中學三年級後。在區立的新制中學，老師們拚命地教我們，而在經濟和社會混亂的氛圍中，當時根本無法集中精力學習。教室里整天吵吵鬧鬧，變成所謂的“民主主義”社會；從前線復員回來的老師中，也有很多都不知道該如何去接觸學生。父母擔心這種狀態，便和我的同學有馬龍夫（後來成為駐德大使、政府代表）的父母協商，決定讓我倆一起參加成溪插班考試。幸虧考上了，從初三開始到高三畢業為止，我在成溪接受了四年教育。
成溪學園創建於明治末期，是為數不多採用初高中七年一貫制教育的私立學校之一；另外還有六年制國小校，戰後還設立了大學，在吉祥寺校區從國小到大學都有。1949年到1953年，教我們的老師（優秀的後來也在成溪大學任教），沒有使用配發的課本，讓我們體會到了閱讀專業書的興致。
讓我深受激勵的是安藤英治老師的社會課，高一時他給我們講了亞當·斯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馬克斯-韋伯等人的思想。究竟吸收了多少，很難講，但卻告訴我們：除了課本之外，知識的寶庫多如山，那寶庫的門扉不是讓誰來打開的，而是要由自己來打開。安藤老師的專業領域是社會思想史，並不是歷史學，和老師崇拜的政治學者丸山真男教授一樣，對教條特別是國家強加的“歷史事實”常持批判眼光。
但同時應特別提到的是，儘管成溪有優良的教育課程，可是關於近代亞洲，關於中國，尤其是日中戰爭，我們卻幾乎什麼也沒學到，這一點有必要特筆記下。我的父親熱愛中國古典文化，每天用中文發音朗讀原文，並有很多中國朋友。而我則是對英文、德文感興趣，中文只是將古典漢語加點注閱讀而已。我對中國近代史也是知之甚少，關於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0年爆發的韓戰，基本上也沒有什麼預備性知識。這些歷史，過了很長時間，才開始學了一點兒。與對歐美基礎知識的了解相比，年青一代對東亞的了解幾乎可以說是什麼都不懂這一事實，看來也不是始於昨天和今天。
無論怎樣，我的高中三年時間，從1950年爆發的韓戰，到1951年的舊金山講和會議，又經過（（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締結，想一下亞洲、太平洋被納入冷戰框架內的時代，應該可以說，對亞洲的無知，大大妨礙了我們對國際形勢的理解。
我的父親和丸山教授們一起，站在維護和平憲法、反對單獨媾和等的立場上，批判美國的冷戰戰略。我當時是心情上的和平主義者，對國際政治沒有什麼興趣。在我看來，父親批判美國但不等於是反美主義，正是因為尊重美國的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才對核武裝和麥卡錫主義不得不帶有疑問。就這樣，我上高三時，父親極力勸我到美國留學，我的想法變成和父親一樣，也就不足為奇了。意想不到的美國留學
那時，我和其他同學一樣，無論在家還是在校，一天到晚都在忙著準備高考。祖父在預備校講授國語、漢文，我也希望應屆畢業考入東大，便一心一意備考。就這樣，有一天，意想不到的美國留學的可能性出現了。1950年秋，原駐日大使約瑟夫·格魯提出，要把《使日十年》日文版的印花稅捐贈出來成立基金，旨在讓日本的年輕學生（高中畢業生）到美國的大學留學，成為美日和解的骨幹力量。後來這一計畫得到有實力的實業家、教育家等的支持，創立了格魯基金。父親在報上看到要在全國高三學生中選拔四名留學美國的招考新聞報導，也勸我報一下試試，這就是我留學美國的第一步。
在格魯基金出現之前已有一個先例。為了紀念1920年代美國駐日大使埃德加·班克羅夫特（在任中客死在輕井澤）的業績，在他死後設立了班克羅夫特獎學基金，在1930年代選派日本中學畢業生去美國大學留學四年。與其稍有不同的是，格魯基金選拔是在高中畢業生中進行，它所選送的大學，不是規模大的州立大學或研究生院大學，而是有四年制基礎文理學部的大學，即文理學院，這一方針和班克羅夫特基金一樣。
格魯基金申請的都是什麼樣的學院，無從知曉。我的家裡對美國一無所知，父親有幾位遠親是美籍日裔二代，曾作為美國陸軍學校將官偶然來過日本，我們家對美國的了解也就是這個程度。我對美國教育制度僅有的一些信息，也是從1951年到美國高中留學的有馬龍夫那裡得到的。他在成溪高一就退學去了新罕布夏州的聖保羅學校（即預備校）。從他那裡傳來的信息非常新鮮，我也很羨慕美國的教育制度（主要是以新英格蘭精英子弟為對象的教育）。但我做夢也沒想到自己也能去美國留學。
不管怎樣，在父母的規勸下，我報考了格魯基金，通過了書面材料審核，1952年秋天又參加了口試。英文作文題目是：為何要到美國留學。圍繞著這篇作文，面試委員提了很多問題，但這部分用的都是日文。過了幾周，我意外地接到了錄取通知。當時沒有電話，記得母親特意跑到學校告訴我的。錄取的是男生兩名，女生兩名，他們將分別進入格魯基金代為選擇的不同學院學習。P11-16
後記
後記
一年前，我迎來了在哈佛做老師的最後一年，收到了講談社川治豐成先生的來信，想請我寫一部面向年輕人的有關我如何認識歷史、怎樣來培養歷史觀察能力的書。
我在此之前沒有寫過諸如回想錄這樣的書，對詳述自己的經歷有些猶豫。但同時，我是研究近代史和現代史的，記錄一下自己的歷史觀和世界觀的形成，感覺也是對讀者的一個義務。
我在日本和美國接受的教育、長期在美國大學任教的氛圍、我對學術的態度、我在專業研究中所形成的歷史認識等，一邊論述這些內容，一邊特意向年青一代人講述我對當代世界是如何認識的，也不是沒有意義的。在短時間內寫完的著作就是擺在大家面前的這本書。
因此，這本書不是一部詳細的自傳，也不是一部時事問題的解說書。學習歷史、面對歷史意味著什麼呢？為什麼在認識現代世界時，歷史視野能為我們提供一把重要的鑰匙呢？在這本書中，我總結了一下自己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對歷史學者來說，所謂“第一手資料”是必不可少的。這本書的記述，全憑記憶寫成，個人的記憶是會有不準確的地方，任何人在論述自己的過去時，都難免會有自我辯護的傾向。我為了儘量保持客觀性，在很多地方都參照了當年的日記；也就是說，在寫這本書時使用了唯一可以參考的“第一手資料”。但是，即使日記也不能說記載的都是正確的。我所記載的東西，讀者也可能會有不同的記憶。如果關於我的老師、學生、友人、學界同仁，在本書的自傳式記錄中有不足或不正確之處，還請批評指正。
本書所要強調的一個問題是，與歷史的相遇絕不是抽象的，而是與個人和社會相遇的積累。我所認識的歷史，即我的歷史觀，也是通過和很多人的相遇及交流培養成的。我不僅從教我學習歷史的老師那裡，還從很多友人、學者、學生那裡，學到了很多東西。但是，這本書不是詳細記述這些交流的，因此，書中僅僅提到了很少一部分人的名字。這裡我願通過這篇後記來表達我對所有人的謝意。
以這種形式敘述到我的家庭歷史，這還是第一次。我的成長記憶可以追溯到祖父母時代，而現在我自己也到了和兩個孫女面向歷史的年齡了。就像本書所述，面向歷史就是在現在這一時間裡，將過去和未來連線在一起。也希望現在的年輕人在思考自己的未來時，同時也能直面過去。就像王爾德在戲劇《溫德密爾夫人的扇子》中借劇中人物之口所說的那樣，“面向未來要活下去的人，也必須面向過去活著”。
2005年8月
入江昭
一年前，我迎來了在哈佛做老師的最後一年，收到了講談社川治豐成先生的來信，想請我寫一部面向年輕人的有關我如何認識歷史、怎樣來培養歷史觀察能力的書。
我在此之前沒有寫過諸如回想錄這樣的書，對詳述自己的經歷有些猶豫。但同時，我是研究近代史和現代史的，記錄一下自己的歷史觀和世界觀的形成，感覺也是對讀者的一個義務。
我在日本和美國接受的教育、長期在美國大學任教的氛圍、我對學術的態度、我在專業研究中所形成的歷史認識等，一邊論述這些內容，一邊特意向年青一代人講述我對當代世界是如何認識的，也不是沒有意義的。在短時間內寫完的著作就是擺在大家面前的這本書。
因此，這本書不是一部詳細的自傳，也不是一部時事問題的解說書。學習歷史、面對歷史意味著什麼呢？為什麼在認識現代世界時，歷史視野能為我們提供一把重要的鑰匙呢？在這本書中，我總結了一下自己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對歷史學者來說，所謂“第一手資料”是必不可少的。這本書的記述，全憑記憶寫成，個人的記憶是會有不準確的地方，任何人在論述自己的過去時，都難免會有自我辯護的傾向。我為了儘量保持客觀性，在很多地方都參照了當年的日記；也就是說，在寫這本書時使用了唯一可以參考的“第一手資料”。但是，即使日記也不能說記載的都是正確的。我所記載的東西，讀者也可能會有不同的記憶。如果關於我的老師、學生、友人、學界同仁，在本書的自傳式記錄中有不足或不正確之處，還請批評指正。
本書所要強調的一個問題是，與歷史的相遇絕不是抽象的，而是與個人和社會相遇的積累。我所認識的歷史，即我的歷史觀，也是通過和很多人的相遇及交流培養成的。我不僅從教我學習歷史的老師那裡，還從很多友人、學者、學生那裡，學到了很多東西。但是，這本書不是詳細記述這些交流的，因此，書中僅僅提到了很少一部分人的名字。這裡我願通過這篇後記來表達我對所有人的謝意。
以這種形式敘述到我的家庭歷史，這還是第一次。我的成長記憶可以追溯到祖父母時代，而現在我自己也到了和兩個孫女面向歷史的年齡了。就像本書所述，面向歷史就是在現在這一時間裡，將過去和未來連線在一起。也希望現在的年輕人在思考自己的未來時，同時也能直面過去。就像王爾德在戲劇《溫德密爾夫人的扇子》中借劇中人物之口所說的那樣，“面向未來要活下去的人，也必須面向過去活著”。
2005年8月
入江昭
序言
中譯本序
七年前（2005年）用日文撰寫的這本書，這次能在中國出版，真是一個出人意料的驚喜，我深感榮幸。首先應該感謝從中文的出版策劃到翻譯發行給予大力支持的北大培文公司總經理高秀芹女士、不辭辛苦的編輯張善鵬先生的鼎立協助，以及全面負責協調和翻譯的楊博雅先生。
我的著作在中國出版了三冊，如果能以翻譯出版這種形式加強中國和日本、中國和我長年工作的美國之間的知性文化聯結的話，我也會感到格外高興。
我深信，人與人之間超越了國界的關係，是現代世界中值得關注的現象之一。這種關係的進一步加深，對今後人類相互和平共處是不可缺少的。我一直在想：作為人們之間超國界關係的一部分，能否使更多的人以同樣的視點回顧過去，即共享歷史呢？本書即是這方面的一種嘗試性記錄。
我們這一代，即1930年代出生成長的一代，現在已經步入了七十歲到八十歲的高齡。這代人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正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現代世界度過餘生。對於開創21世紀的一代，特別是年青一代，我們有義務把我們所生活過的時代的歷史傳承給他們。因此，本書也是世代之間的一種對話嘗試。生長在全球化時代世界各地的年青一代和各國的高齡世代之間，如果沒有可以共享的歷史，那將是一個很大的悲劇。歷史孕育年青一代，同時，年青一代創造歷史。在這樣一代又一代不斷轉變的世界中，該如何去理解人類的過往？人類是怎樣變化來的？今後世界又會走向何方？為了思考這些問題，也需要超越國界和世代的知性聯結。
正如本書中所提到的，我和歷史的接觸是在1945年，可以追溯到日本戰敗。長時間的戰爭及戰敗經驗所帶來的，是以開放的心態正視歷史，這一點尤為重要！在那之前，我們這一代人對歷史了解得是何等之少！某種程度上說，戰敗，也是從無知中的解放。之後，我學習歷史，然後把學到的知識儘可能地傳授給更多的人，並與不同的人交換意見。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所寫和所講的，從根底來說都是自己理解的過去，這些到底能為多少世界上的人們所共享呢？我一直儘可能地迴避個人獨見，期望論述和傳承歷史，而這無論是對歷史專家來說，還是對各國“有修養的讀者”來說，都是有意義的。
這本拙著能否實現上述目標，還有待讀者判定。不過，如果多多少少能夠得到讀者認同的話，作為筆者來說，便已深感至高無上的喜悅了。
2012年5月
入江昭於美國
七年前（2005年）用日文撰寫的這本書，這次能在中國出版，真是一個出人意料的驚喜，我深感榮幸。首先應該感謝從中文的出版策劃到翻譯發行給予大力支持的北大培文公司總經理高秀芹女士、不辭辛苦的編輯張善鵬先生的鼎立協助，以及全面負責協調和翻譯的楊博雅先生。
我的著作在中國出版了三冊，如果能以翻譯出版這種形式加強中國和日本、中國和我長年工作的美國之間的知性文化聯結的話，我也會感到格外高興。
我深信，人與人之間超越了國界的關係，是現代世界中值得關注的現象之一。這種關係的進一步加深，對今後人類相互和平共處是不可缺少的。我一直在想：作為人們之間超國界關係的一部分，能否使更多的人以同樣的視點回顧過去，即共享歷史呢？本書即是這方面的一種嘗試性記錄。
我們這一代，即1930年代出生成長的一代，現在已經步入了七十歲到八十歲的高齡。這代人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正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現代世界度過餘生。對於開創21世紀的一代，特別是年青一代，我們有義務把我們所生活過的時代的歷史傳承給他們。因此，本書也是世代之間的一種對話嘗試。生長在全球化時代世界各地的年青一代和各國的高齡世代之間，如果沒有可以共享的歷史，那將是一個很大的悲劇。歷史孕育年青一代，同時，年青一代創造歷史。在這樣一代又一代不斷轉變的世界中，該如何去理解人類的過往？人類是怎樣變化來的？今後世界又會走向何方？為了思考這些問題，也需要超越國界和世代的知性聯結。
正如本書中所提到的，我和歷史的接觸是在1945年，可以追溯到日本戰敗。長時間的戰爭及戰敗經驗所帶來的，是以開放的心態正視歷史，這一點尤為重要！在那之前，我們這一代人對歷史了解得是何等之少！某種程度上說，戰敗，也是從無知中的解放。之後，我學習歷史，然後把學到的知識儘可能地傳授給更多的人，並與不同的人交換意見。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所寫和所講的，從根底來說都是自己理解的過去，這些到底能為多少世界上的人們所共享呢？我一直儘可能地迴避個人獨見，期望論述和傳承歷史，而這無論是對歷史專家來說，還是對各國“有修養的讀者”來說，都是有意義的。
這本拙著能否實現上述目標，還有待讀者判定。不過，如果多多少少能夠得到讀者認同的話，作為筆者來說，便已深感至高無上的喜悅了。
2012年5月
入江昭於美國
